新说革命者：揭开革命党的“盖头”来

作者：蔡信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曾经这样形容他与他的同志；凑巧的很，蒋介石也说过类似的话来评价他与他的国民党。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为政党，首先要有一个广大同志都认同的意识形态，其次再有一个广大同志赞同的革命目标。

而作为近代中国最原生态的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党恰好两者都没有，既没有一个大部分革命者都能接受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甚至连一个共同的革命领袖都没有。（光复会的革命者想来不太可能认同孙中山是他们的领袖。）可以这么说，在1911年前后，革命党其实就是一个框，里面什么东西有有。

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一直作为概念存在的“革命党”究竟由哪些人组成。

“革命组织”是怎样成立的？

自从清政府废除科举，同时大兴新学以后，并宣布新学各项学历与科举的功名挂钩的政策后留学日本就成了一帮高不成（去欧美留学没钱也不具备所需的专业知识），低不就（又不甘心留在国内，升迁太慢）的知识分子与有业浪荡子的第一选择。

这绝非笔者杜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协京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早期日本留学》一文中认真分析了中国留日学生素质低下的现象与原因：

清末留学兴盛时期留日学生质量的低下源自于当时日本留学生教育的特性。其特性之一就是它所教授的内容不是专门的学问，而只是普通的知识；另一特性就是它不是正规教育，而是速成教育。由于当时中国新式的近代学校还在创立之初，本应在国内受完初等和中等教育之后再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很多留学生，实际上在日本所接受的只是中等教育。

而且，对近代化起步较迟感到焦虑的中国方面也希望培养出速成人才，加上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士也极力鼓吹速成，因此掀起了速成教育的热潮。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纷纷开设了一年半、一年、甚至八个月、六个月的速成科。有的在数月之内，甚至还有的竟在数日之内，对连日语都听不懂的学生，通过翻译将教学科目的大致内容讲一下，就发给毕业证书。从下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像这样的速成教育曾经泛滥一时。

1902～06年，弘文学院设有3年的普通科和1年的速成科，而进入普通科的学生仅占6.6%，其余93.4%的学生全部进了速成科。⒁另据1907年清政府的奏折记载，当时留日学生的情况是：“学习速成的占百分之六十，学习普通的占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的占百分之五六，升入高中或专科学校的占百分之三四，而升入大学的仅占百分之一”。⒂速成教育的初衷并不坏，是要在短期内培养出人才，但是一旦走向极端，其巨大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尽管中国留日生素质相较留学欧美留学生较差，但是相比欧美，日本却有一个优势：留学生人数众多，“人数最多的1905年大约有8000人，另说有1万人、甚至呈现出超过2万人的空前盛况。”

对于急需发展成员的孙中山以及其他革命先行者来说，再也没有比日本更好的发展革命同志的地方了。于是他们开始大肆印刷《扬州十日》等刺激汉族留日学生情绪的小册子，而这些小册子也成了这些留日学生民族觉醒的第一读物。

很快，在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这三位革命先行者周围就聚满了对清政府各项政策极度不满的中国留学生。但一开始就奔着“驱逐鞑奴，恢复中华”去的中国留学生其实不占多数。举一个例子，在后来的历史里臭名卓著的国民党极右翼小团体“西山会议派”（被蒋介石评为反革命的国民党右翼组织就这一个，不容易）的谢持等人当年都是在日俄战争时希望政府反俄不成功，这才愤而反清的。

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在日本黑龙会的协调下，在黑龙会东京内田良平家中正式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大会，会上选举了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会长，黄兴与章太炎副之。

当然关于同盟会的成立，一直有两种说法：传统的说法是兴中会、光复会（章太炎为首脑）、华兴会（黄兴维首脑）合并而成。不过最近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同盟会就是中国的留日学生忧愤国事，进而共同推举孙中山为领袖的一个团体。郭汉民先生就主张：“同盟会不是，也不可能是各个革命小团体有组织的联合，确切地说，它是在革命思潮高涨的形势下，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志士拥戴孙中山为领袖，风云际会，乘时奋飞的历史壮举。”

桑兵先生亦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同盟会是由兴中、华兴、光复三个革命团体联合的通行说法“值得商榷”，“同盟会的建立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界中来自国内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结合的结果”；“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同盟会聚集了全国各地革命积极分子的精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其实不管同盟会究竟是怎样成立的，有一件事情大致是可以确定的，孙中山先生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同盟会的绝对领导权。黄兴与章太炎在同盟会内也有一批支持者。比如宋教仁与陶成章。

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领袖吗？

说完“革命党”的成立，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先生是不是“革命党”人心目中的革命领袖。在教科书里，孙中山是中国同盟会当然是领袖，而且自黄兴以下无不唯孙先生马首是瞻。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甚至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不恭，在同盟会成立筹备大会上就显露出来，根据同盟会与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回忆，“'逸仙（孙先生字）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修武（董）、家彦（邓）、锡麟（徐）等颇鄙之--大风半月刊五十、五十一期（1939年十二月，一月）”。

而徐锡麟在行刺安徽巡抚端方成功后的辩词也为冯自由的这段记载提供一个有力的注脚：“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而徐锡麟一直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可以说也是这种“不合”的表现。

其实不光徐锡麟，就连后来在教科书里与孙先生合作的亲密无间，俨然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宋教仁，其实在真实历史中对孙中山先生也颇有矛盾。

在1907年，孙中山与黄兴的国旗风波里，宋教仁同情黄兴。旗帜鲜明的站在黄兴一边，指责孙中山“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扈”；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又多离心离德，将来不一定会有所作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后来干脆辞去了同盟会干事长一职。

而真正表明孙中山绝非革命党领袖的事件，当属孙中山离日事件。

1907年6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并开除一批革命的中国留日学生。离日本时，孙中山接受日本赠款7千元，股票商铃木久五郎赠款一万元。孙中山急于用这笔钱发动南方边境的起义，所以，临行时，只交给章太炎两千元，作为《民报》的经费。章太炎嫌所给款额不堪支出，便径直要求铃木久五郎的全部赠款，孙中山没有满足他的要求。这时，也是同盟会员的日本浪人平山周等趁机挑唆，于是，章太炎头脑发热，意气用事，气愤地将报社内的孙中山的像取下，并提议革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

紧接着，孙中山为发动广东钦、廉起义，派人回日本购买枪械。章太炎等得知此事后，轻信他言，以为所购枪械，“属明治十八式，陈旧不堪作战”，竟以民报社的名义，发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将此事泄露出去。孙中山对此十分气愤，认为章太炎等“泄露机密，破坏戎机”，由此，他们的隔阂便日益加深。

最后，章太炎与陶成章等人干脆重新成立了光复会，以示从同盟会中独立。而经过此事后孙中山对东京同盟会本部一锅粥的局面也很不满意，从此不愿过问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事情，而是专心于南洋同盟会分会。此时，统一的革命党其实已经不存在了，虽然不少组织都打着同盟会的招牌。

“革命党”危机的真正原因

其实从孙中山离日事件不但表明了孙先生在1911年并不能算革命党真正意义的领袖，还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原生态的革命党在经济上的窘迫。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与后来几十年的情况很不相同。非但比不了北伐时苏联对后来的中国国民党的支援，就连以条件艰苦著称的中共都比不了。毕竟中共背后有整个共产国际作为支持，任弼时也能一次性从共产国际手中拿回30万美元。

而辛亥革命前无论是孙中山又或是章太炎、黄兴，在经费问题上都很头疼；除了日本黑龙会这样非政府组织杯水车薪的接济外，最重要的一笔财源就是海外华侨的捐款。这也是为什么同盟会与梁启超等人打笔仗，打着打着就直接派马君武等人砸梁启超报馆的重要原因。毕竟华侨在海外讨生活不容易，资金有限啊。

而为什么欧美列强与日本政府不满意如后来苏联支持北伐与国民党那样支持中国革命党呢？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这里有革命党的原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但其中有一条原因是很明白的，即当时无论日本还是欧美列强都倾向于保持当时中国的现状，中国政局不要出现大的波动是可以确定无疑的。这和后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急切希望改变周边外部环境有天壤之别。

革命党有统一纲领吗？

那么中国同盟会有共同的纲领吗？很遗憾，除了推翻满人统治这一条外，同盟会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的。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的纲领，然而具有喜剧色彩的是这个纲领从来没有被同盟会自己认同过。

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

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

章太炎本人是一个中国本位主义者，并不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

而还有一部分人，对孙中山所谓“平均地权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

而真正支持孙中山全套主张的只有廖仲恺等孙中山的广东同乡。由此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章太炎最后与同盟会决裂，而黄兴多次与孙中山起争执，孙中山最后干脆去东南亚另起炉灶了。

革命者值得尊敬

通过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革命党在辛亥革命之前完全处于一盘散沙的情况；属于无钱，无根据地，无领袖的三无状况。甚至可以说，革命党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除了向新军部分军官宣传民族主义以外，没有什么太实际的贡献。

但是辛亥革命前的革命者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也许有很多私心，他们也许有偏激（女侠秋瑾差点要拔刀砍鲁迅），但是他们对中国，对民族的爱是不打折扣的，是真挚的。

不管是孙中山、黄兴又或者与孙中山闹翻的章太炎、刘师培，他们能在经济窘迫，前途渺茫，清政府看似强大不可战胜的现实下坚持自己的理想，从没有想过放弃推翻清政府目标。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