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司法部长史良：江青受审点名要她做律师

史良维护妇女权利 主持落实《婚姻法》

解说：1948年，史良从土改第一线归来，带回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有些地方在土改中不准妇女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主富农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出炉，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

孙彩霞：在这个《婚姻法》制定的阶段吧，讨论制定阶段，史良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通过自己对这个妇女案件吧，很多妇女案件她切身体会，她就主张在这个《婚姻法》中要写明就妇女一方有权提出离婚。

解说：《婚姻法》公布以后，史良亲自到外地去调查《婚姻法》的实施情况，还提议在某些法院设立婚姻庭，专门承担和处理离婚案件，在宣传婚姻法和解决婚姻问题时，她提出采取了“分片包乾制”，以做到家喻户晓。

60年来，再提起史良的名字，也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她是谁，但她主持落实的《婚姻法》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蒋树声（中国民盟中央主席）：跟中国共产党长期团结合作、风雨同舟、亲密战友。那么她在后期担任民盟中央的主要领导期间，曾经讲过一段话，她说我们民盟在历史上就是跟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是风雨同舟的战友，现在我们和中国共产党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我们要当好共产党的战友。这是她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她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充分体现在她这么多年参加这个多党合作，为我们国家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解说：史良生活考究，爱美，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史良会带领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出国访问。这位女部长端庄精致的穿着，文质彬彬的气质总给外宾留下深刻的印象。

刘硕：因为她很多次出访，到苏联，到印度，到东欧一些国家。她也有真首饰，但她戴的也有假首饰，很华贵的，到了印度据说她丢了一串项链，好像是翡翠的，结果是大家都很着急，说史团长的项链丢了，结果她告诉大家，不要着急，那是假的。

解说：当时，有些人对假首饰表示不理解。

刘硕：当时工资很高，五级干部400多块钱，但是呢，在她来说，她开支很大，因为她的亲友很多都需要她接济，就是说她非常大方的。服务员孩子上学，有的也靠她提供生活费。

解说：1959年春，司法部被撤销，原司法部主管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

刘硕：当时很茫然，也很迷惑，从她大学毕业开始，她就是想用法律来救国，用法律来维护人民的权利。但是轰轰烈烈的从1949年干到1959年，10年忽然就这么结束了。

解说：因为家人的陪伴，从司法部退下来的史良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落，这位被毛泽东赞为“女中豪杰”的奇女子拥有着巾帼英雄的气概与魄力，但是当你看到她与先生陆殿栋的照片时，你对史良这个女人就会有一种全新的领悟。

刘硕：陆殿栋是学国际法的，也是法律工作者，他是吴江大学毕业，后来又留学哈佛，当时他在上海法租界当译员。

解说：建国后，周恩来将陆殿栋安排在外交部条法司工作，遇到一些外事问题，经常请教陆殿栋。

刘硕：就是周恩来请陆先生去谈外交问题的时候，因为很近，谈得很晚了，陆先生也没坐车，就步行回家，结果周恩来的车出来以后，半路，看见陆先生怎么在这走着，就把车停下来了，结果就把他叫上车，一直送到他家门口，所以陆先生回家特别感动。

解说：性情像男子的史良，在生活上想的没有那么细致，陆殿栋的洋派生活对史良影响颇深。

刘硕：他们是每天下午要喝下午茶，切两片柠檬放进去，然后吃点小点心，这是在陆先生在世的时候，他们生活确实很丰富的，而且要喝咖啡，吃面包。

解说：那时，生活同样西化的宋庆龄经常请史良夫妇到家里做客，喝茶聊天，开一些家庭小聚会。

刘硕：有时候也请上一些马海德呀那些外国人什么的，所以他们经常用英文交谈，我就要说史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吃饭以后呢，有时候就在宋庆龄家的小电影厅里，看一看原版的美国电影，看的时候陆先生他日记里记呀，他在那儿观察。那几个就是外国人，然后宋庆龄和陆先生英语又很好，只有史一个人，人家都看的津津有味，说她看的很乏味，有时候陆先生很体会的，就说不知道她在那看的懂不懂，就有时候带着她早一点离开了。

解说：史良和陆殿栋没有孩子，史良的弟弟将自己的两个孩子，分别在四个月和八个月大的时候过继给的自己的妹妹作为儿女抚养，因为史良工作特别忙，两个孩子只有周末才能和她在一起生活。

史小红（史良养女）：人家都说让我叫她妈，她还是说叫她姑姑好。印象里，我小时候她带我到那个北海公园去玩，陪我们玩，然后给我们照相，挺怕她的，她挺严厉的，然后跟我们挺严肃的。

解说：作为史良的养子、养女，这两个孩子一生中并没有受到什么优待，反而是在文革的时候，由于史良的原因养女史小红不得不回到家中，和她度过了一段朝夕相处的时光。

史小红：有时候民盟那些造反派拍桌子，对她很不尊重，然后让她坐在椅子上，实际上他把椅子给撤了，可是我姑姑对这很敏感，就是碰到那个椅子了，就没坐，就觉得就是那个他们侮辱她，就是觉得很接受不了。

史良躲过围追堵截 参加国庆庆典

解说：那段时间，史小红经常叫一个三轮车陪史良到民盟机关劳动改造，砸煤块，搞卫生。1967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史良得到了一张邀请登上城楼，参加国庆典礼的请柬。她喜出望外，她觉得自己能登上城楼，参加典礼是在政治上又被肯定了。

刘硕：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她家里汽车停开了，也没人给她开车，民盟还派了造反派，到各地去堵截她，不让她去。结果呢，她自己坐了一个三轮车，坐到南池子，然后一路就走去，躲过这些堵截，登上城楼。一上去她就碰到宋庆龄了，两个人就拉着手，都不说话，最后只说了两句话。史说你的事情我知道，宋庆龄说你的事情我也知道，两个人心照不宣，然后过了一个星期，宋庆龄托人送来一罐她亲自做的小菜，然后就纪念这次相会。

解说：文革中周恩来出面保护了史良，使她避免了更大的冲击。1976年周恩来逝世，这对史良夫妇而言，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刘硕：因为第二天政协和民盟都要举行周恩来追思会，陆先生写了半夜的发言稿，然后就是他有高血压，第二天两个人坐同一个车出来，一个去政协，一个去这个民盟。结果在那他就喊，这一边发言就特别激动，喊总理不能走，总理不能走，于是突然就晕倒了，送到医院当天晚上就去世了。

解说：在全国政协的追思会上，陆殿栋哀痛过度，突发脑溢血弃世而去。

刘硕：史良和邓颖超两个人，几乎在同一个月失去了亲人，以后两个人就来往，就是很近。因为邓颖超也写了很多信，我现在也在我们家里保存，有时候院里的海棠花开了，给史大姐送一束来欣赏，有时候从南方带来了什么岭南应子啊，一些小食品啊，送来请史大姐品尝。所以说她们俩这种友谊一直就是保持了终生，后来两个人都相继去世了，住院的时候她们也都在北京医院，挨的很近，经常互相地让秘书互相问一问。就说史良一直把周恩来夫妇作为她一生很重的挚友。

解说：这对史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她沉浸在悲痛和怀念中，经常眼泪无端垂落，那时她参加什么活动都戴着黑纱，要为丈夫守孝三年，自此身体大不如前，每况愈下。

刘硕：史良这么坚强的一个人，这么硬的一个人，在陆先生去世以后，她真的就不能自持了，整个就是说就是站不住了，然后她就整个非常地伤心，就是每天，那段时间每天在他的遗像下边就默坐那么一两个小时，而且她生活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解说：四人帮粉碎后，公审前江青要求自己要请律师，她第一个点名的人就是史良。

孙彩霞：要审判江青，可以让他们提出来请那个辩论的律师，然后她就说她请史良当律师。在30年代，史良在上海她是很有名的律师，当时史良，江青在上海，她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她觉得史良是敢说敢做的，所以她希望史良当律师。

解说：江青认为，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不久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盟也重新恢复活动，1979年10月，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史良继任主席。

蒋树声：一面要恢复组织，一面要把民主党派在她上任以后，根据当时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的形势，把民盟的主要工作方向，转移到四化的建设里边去。所以有一个工作重心来转移，作为民盟中央的主要领导，为当时的恢复组织，为了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共商国家的大政方针，反映群众的呼声，为我们盟内受到迫害的这些人平反昭雪，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讲她是从四大干了一届以后，五大她又带病连任联盟中央主席。

解说：史良晚年有些落寞，说话也不多，每次说一会话就该休息了。198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老人在自己的睡梦中离开了人世，这位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妇女运动领袖中的佼佼者，新中国司法工作的开拓者，用她慷慨而廉洁，豪迈而又温情勾画了自己的一生。

曾子墨：史良是个奇女子，不满20岁就投身五四运动，走上街头演讲示威，被当局逮捕。抗战时期，她多方奔走，设法营救爱国志士，呼吁抗日救国。新中国成立后，她仍然尽其所能的融入政治的主旋律，史良一生清贫自守，曾将自己在上海的十余幢房屋无偿献给国家，1985年去世时，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其所有首饰加在一起价值不过3000元。“生于民族忧患，死于祖国中兴”，史良的一生，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妇女的苦难与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