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随想之一/萧瀚

语言随想之一
萧瀚
奥威尔在《1984》的最后，有一个附录“新话辞典”，说大洋国为了规范人们的思维，将语言尽量减缩，最后只剩下一些钦定用语，编成辞典，叫新话辞典，所谓新话是相对于旧话而言的。使用新话的目的就是替代旧话，让人彻底失去思维的需求和能力。
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逐渐形成一套新话系统，直到1970年代后期，尤其是后来王朔先生的出现，这套语言系统才逐渐被打破，因此王朔先生对中国最近几十年的语言贡献居功至伟，以此贡献而论，授予他诺奖绝不过分（不过，王朔式语言导致了另外的问题，以后再谈它）。十四五年前，在我自觉意识到这些新话之后，就再不在那个意识形态的范畴里使用它们（我给媒体写稿，都有一个事先约定，不能随意动我的文字，要动的话，得事先沟通。有些报纸杂志发表拙作时未履行诺言，我一般会事后打电话“兴师问罪”，后来有些媒体知道我这臭脾气，便不屑再来约稿，我能理解），略举几例，罗列于下：
解放，这个词很常用，常用得完全不需要思考，脱口便是，我们到处可以听到诸如“解放前”、“解放后”之类的说法，报纸杂志网络触目皆是，它的含义是以1949年为界，之前为解放前，之后为解放后，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表述，而非事实表述，但是它取代了人们的事实表述需要，强行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灌入言说者的脑中，以此形成对大脑原有事实的替代，时间久了，脑子就只留下一个概念，解放前是奴役，解放后是人们翻身做主人。
建国，这个词从一定程度上比“解放”还要常用，尤其现在的报纸上，因为它比“解放”意识形态的内容并未减少多少，但价值评判的含义要少一些，更显得中性一些，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文章涉及1949年这个年份的时候，都用了这个概念。中华文明有5000年历史，如何1949年才建国？即使以近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作为时间分界，那也该以1912年为界，与1949年何干？1949年不是国家的新建，而是政权的更迭。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是“时间开始了”，以前的都不算，俺们——准确的说是某些人自以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可以俯瞰他们和我们的祖先，这是一种历史巅峰感的产物（有此“巅峰”，必有彼“癫疯”）。这个词让政权强奸了国家。
战线，这本来是战争用语，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人们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一般是表达某些社会生活的领域，例如“文艺战线”、“医疗战线”等等。这种战争术语对社会生活的侵凌，其所反映的是暴力统治的本质。读过大学的文科生都有体会，每到学期结束临考的时候，大家说话会经常使用刚刚背过的复习内容中的用语。“战线”这个词的广泛使用，就是军人政治的产物。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词，都是脱胎于战争术语，例如“岗位”、“大会战”、“先锋”、“后备军”、“队伍”。
这样的例子是可以举出很多的，恕不再罗列（我以前曾专文谈过“封建”概念，那也是个很典型的新话）。语言是与社会生活互动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人们依照常识使用语言，除了口语，书面语要做到尽量准确，这样的社会生活和语言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是最好的状态。一个畸形的社会，语言必然是混乱的，大量的讨论之无效，也是因为语言的混乱。在这样的状态下，社会生活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恶性的互动，畸形社会导致畸形语言，畸形语言促使社会生活更加畸形。例如“文革”时期便有这样的笑话：
例一．夫妻闹离婚，找到革委会主任处。
妻子咬牙切齿：“下定决心，坚决离婚！”
丈夫雄赳赳气昂昂：“排除万难，将就两年。”
主任表态：“抓革命，促生产，你俩闲事我不管。”
例二．“为人民服务，你哪里？”
“斗资批修，我三联书店。”
这样的笑话都是有生活基础的，也许现实本身可能比笑话还要可笑。这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荒谬，语言已经贫乏到了何等地步。
为巩固意识形态而制造的新话，正如奥威尔所敏锐觉察到的，它在最大程度上将人们的大脑格式化，使得人无法思维，其最初的做法是将一些重要概念污染，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自由”，毛泽东先生的一篇《反对自由主义》，借助政治力量的传播，将一个错误的负面的“自由主义”形象刻入几代人的脑际，人们一听到“自由”或者“自由主义”这些词，脑子里的本能反应就是它是洪水猛兽。于是自由概念的混乱便不可避免，如果没有近几十年许多学者的拨乱反正，这个概念和它的实质可能将远离人们，人们完全无法以“自由”这个概念思考问题。
这种情况到现在还很严重。我总是听到或者看到，甚至以前有时候自己就都写到这样一句话：“没有绝对的自由”，这句话是废话，自由从来就没有绝对过，自由就是自由，在说到自由的时候，准确的含义是它本身就包含了权利的边界，就好比说一个房子，没有人会把两公里外的旷野包括在房内。说“没有绝对的自由”，在语言潜意识层面上，这个“自由”已非自由，而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放纵意味，正是这样的潜意识才会产生“自由散漫”这样的词语联用。“自由散漫”本来是不能连在一起使用的，因为自由本身就是对散漫的否定，说“自由散漫”就好比说“崭新的旧书”一样，自相矛盾。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国人，一听到有人倡导自由，他们就会吓得花容失色，且不说倡导的人是否明确自由的含义，但听的人之所以吓得面如土色，就是因为没明白自由不包含放纵，他们脑子里的自由，还是毛先生那个丑陋的“自由”。
本文毕竟不是专门分析自由概念的，只是要借这个概念怎样被窜乱之事实，探讨语言的混乱对人思维的危害，它给交流制造障碍，以至于当新话对人思维格式化大功告成以后，一切交流都不可能，也不需要，如《1984》的结尾，“温斯顿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十数亿人如果以同一种思维方式思维，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愚昧力量！于是天下太平，统治者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为所欲为。语言的混乱及其格式化，对社会生活的危害，最终将摧毁我们生活的根本，将人非人化。
思维最重要的在于其方式、方法，而不在于思维的结果是什么。无论哪个时代，人永远需要语言，而语言是否能够实现它本来的功能，就要看使用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应该尽量准确地使用它，与准确相比，简洁和文采都是次要的，极端一点说，准确的语言必然是简洁的，甚至也必然是有文采的，只要有一颗纯净之心。这需要知识，更需要心灵——它意味着对常识的坚守。
常识是什么？常识就是永久不变的人性——对真善美恒久的向往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