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疗改革应当允许人们怀疑

作者：李志宁
东亚经济评论http://www.e-economic.com
由于我在李志宁个人网页（www.lizhining.net ）上写了一篇杂文《正是“医疗改革”狠狠阻击了中国经济》，谈谈我对医疗改革的看法，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不同反响。出乎我的意料，绝大部分老百姓读者相当认同，他们认为我起码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新的角度。但是，我没有想到，文章却使得一些医生大为气恼，有的人说我的文章是“垃圾”，有的人说我“可恨”，说我的文字功底太差、需要到学校去“回炉”。也可能，他们说得有道理，应当谢谢他们。但我想，即使“垃圾”也自有它的用处。起码我让人们知道，还有另外的一种声音，还有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我想，这也正是我的垃圾文章的价值所在。
我长期在一个学术单位，因此养成了习惯，在听到“不同意见”时，从来不会觉得生气，也绝不会对“不同观点者”恶语相加。因为我知道，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只会对自己有好处。大到国家也是如此，如果国家的高级干部们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即使那些意见错谬百出，也可以借鉴。古人都知道，兼听则明，可以避免片面性。我经常讲到：对于一个决策者，外界什么样的意见是有价值的？“不同意见”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果是相同意见，不过是自己思想的重复，有什么价值？如果我们只能听相同的意见，听见不同意见就骂人，实质上也就是只能听奉承，听赞美，听唱歌，听一些实际上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开展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那就无法得到真理，也说不定就快要出“大毛病”了。
但我得说明：无论何时，我都绝对没有任何要冒犯医生的意思。我从小时就很崇敬医生，觉得他们都是从圣洁的天宫里飞来的，他们来人间拯救众生的生命，因此他们叫白衣天使。至今我也知道，“医生”可以说是一个最崇高的名称，在全世界都是最受尊敬的职业。我曾在美国问一个大学生，美国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是医生。”我又曾陪一位秘鲁姑娘去一家美国医院看病，亲眼看到那里的医生。我当时深感到，大概医生的天性就是：同情和慈爱。医生对人们，大概天生就具有人文关怀。
但是，我可能错了，在中国，情况已经大大不同。正是十多年来的“医疗改革”，推倒了崇高和圣洁，把原本神圣的“救死扶伤”的医疗事业，变成了一桩桩买卖。而且有时简直成了黑市买卖。渐渐地，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许多普通老百姓由于钱少，越来越看不起病了；二是大量的医疗单位也由于钱少，“搞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没有钱，医疗单位无法生存，医护人员的工资也难以开支，设备需要更新，新技术需要引进，这一切都需要钱。因此，顺理成章的事发生了，没有钱，危急病人就可能死在医院挂号室门前。医院的人士们也逐渐变得冷酷了。
但我要说，这种事情是当代中国所特有的，并非全世界的普遍现象。
※ 改革，不一定天生有理　※
医疗改革，是在“改革”的旗帜下进行的。因此，对它的研究分析，也就充满了困难。因为若是怀疑和批评，就有反对“改革”之嫌，那是一顶政治帽子。自80年代直到当前，在中国，“改革”这两个字，可以说实在太酷了，谁也碰不得。改革二字，已经弥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广大的人群在言谈中也都说顺了嘴，不管碰到什么事，“改革”二字往往会顺口而出，就像咳嗽一声、或清一下嗓子那么容易。
在中国，“改革”二字，也是我们的学者很喜欢使用的。君不见，常有学者表态式地说，我们要“永远高举改革的旗帜”，要“永远坚持改革大业”……，语调是那么铿锵有力。但我不明白的是，改革不是呼吸喝水，怎么能够永无休止地做下去呢？显然，改革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们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改革，才说得通。改革之后，就要建立一个在一段时间里相对稳定的、较改革之前更好的制度。所以“改革”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业”。如果永远改革，永不停息，那个好的、改革后的“新制度”怎么能稳得下来呢？
莫非“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我太笨拙，实在理解不了。
我认为，现在应当停止对“改革”两个字的神化。对“改革”中出了毛病的事情，例如像“医疗改革”这样的改革，不审慎对待，不否定其不合理的部分，是不行的。因为，医改是事关全国人民死生的大事，而不仅只事关“少数人”，也不仅是只影响到医生们的事情。所以，医生当然有权讨论医疗改革，他们也更应当参加这种讨论；但同时，人民也有权讨论医疗改革。因为“医疗改革”，不是医界业内人士的专用品。因此，我这个普通老百姓，虽然是“业外”的门外汉，为一些“业内人士”所不齿、甚至所切齿，但也有权利和义务谈论一下“医疗改革”。
当然，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水平，我有自知。我并没有要抢医界“业内人士”的发言权，所以，还请网上的医生们不要生气。生我这样一个人的气，是不值得的。
※　医疗改革，应保障医生的高收入　※
毫无疑问，我认为医生应当是“高收入群体”，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国不应当例外。而问题恰恰是，医疗改革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的确，不否认，现在有些医生得到了“高收入”。但多数是通过“红包”、或者“开检查”、“开药”的回扣。这是一种阴暗的高收入，不是理直气壮的、清白的高收入。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会给医生以心理负担，使他们良心不安。这不是医生们所应当得到的、光明正大的高收入。
我认为，医生应当得到的，应当是“工资性”的高收入。前几天，我与一位医学博士李天天医生探讨医改问题。我说，目前条件下，如果我们的医生能有1-2万元月工资，我认为是合理的，而且医患情况会有很大改观。因为，这一方面体现了医生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使得医生珍惜自己的工作。我认为，包括主治医师，医生平均月工资起码应达到同级“公务员”的一倍以上。当医生获得了高工资之后，他们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对患者就会在心理平和的情况下、悉心照顾。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患者多是贫困老百姓，他们付出多而收入低，对不公平的世界充满气愤，生了病又没钱医治，更是气上加气。而医生不是神仙，不可能都治好，患者就更气愤，会出现不理智的举动，甚至伤害医生。二是，医生方面也是成天一肚子气，工作的时候就容易烦躁，即使有点“红包”，还得偷偷摸摸，心里总是别扭。所以，医生常常对患者态度生硬，有时有别的烦心事也可能引起对患者心不在焉。
我认为，这种情况所以发生，是与医生的工资过低是有很大关系的。
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学者一直反对“高薪养廉”，中国也一直坚决实行“低工资制度”。中国人的工资低得有些离谱，据我以前估算，目前的“全国工资总额”在GDP中只占12%左右，而1980年则比现在要高5个百分点（那时尚还有公费医疗、低学费和低房租等社会保障）；如果按“工业总产值”算，大约只占5-7%；如果按“平价购买力”（PPP）算，仅只占3%左右。我曾向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了解，美国这项比例如何？他说大约占50%左右。当然，这应当是指“税前”的。
关于中国的“低工资”状况，与国外比较，我以前曾写过多篇文章，这里就不重复了。
中国工资虽然低，但不少人手中的钱并不少。近年来每年仅“消费品零售总额”，就能超过“全国工资总额”2万亿元以上，每年的“居民储蓄增加额”也会超过“全国工资总额”数千亿元。例如今年2月份，不得了，据公布该月“居民储蓄增加额”高达5654亿元，而“全国工资总额”呢？以我估计，2月间甚至不可能超过1500亿元。
那么，这“居民”的储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可以肯定的回答，绝大部分不可能来自“全国工资总额”。
正由于工资低，各种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甚至黄色收入，就成了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追来追去，人心也就越追越坏，社会风气就越来越邪。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当的挣钱“路径”，而这个“路径”甚至在腐蚀着每一个中国人。这是“制度”在腐蚀人。
过去，我们经济研究所不少老专家，是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工作过的。他们曾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写东西是没有稿费的。我们很诧异。他们说，因为做调查、写东西，这都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为什么大家都爱惜自己这份工作？因为工资很高，每月有200-300块光洋。当时一个体力劳动者每月不过挣七八块光洋，一个小学教师也才30来块光洋。再举现代的新加坡为例，一个高级公务员有非常高的待遇，例如享受高工资和5间套的住房、配备高级汽车、负担子女上学等高福利，所以，他们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决不贪污。因为如果一旦失足，涉嫌腐败，那么一切高待遇全部消失，而且身败名裂，一辈子就完了，甚至连孩子们的前途也跟着大受损失。这种情况，就是高薪养廉，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我曾听到一位专家讲故事，时间忘了，说某个游牧民族建成的小朝廷，听说原来的官员都是有“工资”的，很感奇怪，说当官还要朝廷发“工资”？没必要。当官可以向老百姓“捞”么！结果官员们“刮地皮”，个人收入大大增加，非常高兴，但“吏治”只能一团糟。不久只能走向倒台。汉唐制度又回来后，要恢复原来的官制，没想到那些官员已经“捞”出味道来了，反而都不愿意“发工资”了，还希望仍旧“刮地皮”。所以，腐败的力量也满大的呀。但是，朝廷哪能容得这这样腐败呢？要是这样腐败，新上台的皇帝还能呆几天呀？所以，又坚决地回到了原来的“工资制度”，腐败得以遏制，社会才最终安定下来。
所以我认为，腐败之下，社会决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关于医患关系的紧张，我认为最终也源于“医疗改革”。医改要有出路，就必须坚决地把医生变为“高工资群体”。我想，我国若要走出“低工资误区”，可以先从医生做起。要把是医生们都变成“崇高之士”和“清高之士”，必须有相应的、但是清白的高收入来支撑。如果没有高收入，医生的价值没有体现，他们“清高”不起来。所以，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医生也会去寻找“捞”和“刮地皮”的可能。这也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记得80年中期，著名作家冰心曾感叹，中小学教师收入太低，白天上课，夜晚则去给个体户扛包挣钱。文章大意是：教师们为人师表，自身就应当高尚，但由于穷，自己已经没有了“清高”，“孤芳自赏”都没有了条件，怎么能够教育出有高尚情怀的学生？但她的这篇小短文，据说当时连登上北京晚报都很困难。中国的环境就是这样，连这样的“不同声音”，当时都要几经曲折，简直都快发表不出来了，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悲剧”。一个不能听不同声音的民族，在“多样化”的世界里，怎么可能走到世界前列呢？
工资太低了，意味着“清白收入”的比重太低了，而其他颜色（灰色、黑色、黄色）的收入比例太高，带来一系列难解的社会问题。我们国家正做着这种傻事情，学者们还挺得意洋洋，好像劳动者工资低、就“给国家省了多少钱”似的，经济学家们还大讲这就是中国的“低工资竞争优势”。殊不知，因此，我们中华民族就为了这个，失去了太多的好东西。而更严重的是：失去了人心。
※　中国一年的“医疗风险”到底需要多少钱？　※
网上可以看出，医生们对李志宁最为气愤的是：李志宁拿了国家公布的一些“不可靠的数据”，来拼凑文章。
他们认为，全国“免费医疗”根本不可能。而且5000亿元根本不够，起码要1万亿元。固然，可能我的数据不可靠，但“可靠的数据”又在哪里呢？任何人都可以不相信国家公布的数据，但作为普通研究人员，自己又不可能办个“统计局”，又到哪里去找“可靠的数据”呢？脱离了国家统计局和卫生部的数据，不仅我找不到，医生们就能够找到了吗？
更何况，我只是要说明：医疗改革使得老百姓不敢花钱，大大降低了凯恩斯先生所说的“总需求”，使得“总供给”和“总需求”大大失去平衡，这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老百姓要攒钱对付可能发生的疾病，也就是医疗风险，特别是像我们老年人。只要有攒钱的可能，全国人民就是攒到200-300万亿元，也是不会罢手的。当然，老百姓不可能攒到那么多钱，这是另一回事。
这问题这么难以理解吗？
我为什么估计全国一年的医疗费用约在4000-5000亿元，这是因为国家2005年1月间公布的2003年全国医院总收入为3911亿元。这使我很吃惊，为什么这么少？在美国，全国的医疗支出约占GDP的15%；西欧约9-10%左右；但在日本，只占6-8%。假若中国也占GDP的6%，2003年的GDP为116603.2亿元，那么6%则为6996.2亿元。没有达到1万亿元，当然，即使达到1万亿元，国家财政再困难、也是责无旁贷的。何况起码在2004年，国家财政并不困难。另外，中国的医疗条件的硬件部分，与欧美日相比，还是很差的，中国医疗价格过于昂贵，也是没有道理。
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为什么我认为若是国家来承担“医疗风险”的话，4000-5000亿元就差不多了呢？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一）至2004年底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2386万人，全年医疗保险的基金收入为1089亿元，而其支出，据公布仅有847亿元！
（二）在中国，像样的医院，也就是属于“卫生部门”的医院，2003年全年收入不过是2686亿元。
（三）据媒体报道，目前存在着严重的“药品暴利”。当然，有一位医生对我说，药品的暴利大都到不了医院和医生的手里。这大概也是事实。但是，不管药品暴利落到那个环节上，“暴利”本身都是一个事实，需要老百姓来承担。如果药品暴利得以有效消除，国家即使承担全部医疗风险，都不会有现今这么高的医药费用。
（四）当然还有腐败问题，如果能克服的话，也能节省大量资金。前两年报载，北京有一家医院的收款员大量贪污，使人吃惊，因为她的“地位”并不高。如果类似的、事关腐败的各种事件都真能克服的话，国家变成了一个清廉、美丽、清洁、令人心中宁静恬然的地方，那么医疗费用还会因此下降。
当然，不管4000-5000亿元医疗规模够不够，我说的是一个道理。我以前就讲过，医疗改革是不会省钱的，如果省了“国家的钱”，那就换由老百姓来支付，就费了老百姓的钱。所以，如果不是由国家来承担医疗风险、而是由老百姓承担，花钱的总量仍不会有太大改变，只是“总需求”大大下降了，严重阻滞了经济，破坏了供求平衡。
我所以提出各4000-5000亿元规模，是因为我希望，将来在实行免费医疗的初期，国家能够大致有个医疗风险的支出规模的感觉。当然，我不仅不是业内人士，而且不是掌握国家经济情况的真正的“经济专家”，所以我只能说个大概。但就这么个“大概”，也已经惹恼了不少业内人士，我应当道歉。
※ “免费医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困难　※
我们总在向人们宣传：公费医疗，国家已经无力承担了；公费医疗，产生巨大的浪费；西方国家也在检讨“免费医疗”等福利政策，也迫不得已要进行改革云云。
每当我看到这些，总是为那些推卸责任的国家干部们感到脸红。第一条不用多说了，国家完全有财政力量承担医疗风险。第二条，公费医疗的浪费，正是由于没有实行免费医疗，才会发生“一人看病，全家吃药”的情况。第三，西方国家在检讨“福利”制度，首先说明它们有福利，人民有保障，安居乐业。而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照理说，应当福利世界第一，因为原始的“社会主义目标”就是为了人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结果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有了“全民福利”，而社会主义中国呢，却反而是“少数人先富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实际上，西方国家要改变“全民保障”和“全民福利”，是很困难的。这么重大的事情，肯定是要进行全民公决的。而若是涉及全民的福利，没有人民的同意，那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我感到，西方国家的某些福利改革、包括医疗改革的吆喝，都不会是真的把福利改掉。因为那将是历史的巨大退步。我想，如果让人民已经得到的“实惠”得而复失，那么人民就会有意见，就会使用手中的选票让这届政府下台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人类将会继续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就会走向免费医疗。所谓资金的问题、老年化的问题等，都不是不可解决的。老年化问题，也全不像学术界讲得那么可怕。只要延长退休年龄，就可以基本解决。因为所谓“老年社会”，不外是一部分人不工作了，60岁以下的人要“养活”60岁以上的人。中国人是将60岁看成一道坎，不能逾越，自然会困难重重。中国刚刚10%的人口过了60岁，日本已经10%的人口过了70岁，依然是世界一支可怕的经济力量。我想，如果延长了退休年龄，65、67，甚至70岁，只要想工作、有能力工作，就可以工作，那么养活人口数比起60岁退休、将大为减少。而且，现在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下，现代人到60岁时，常常还是工作精力很旺盛的时候，他们还有宝贵的阅历和体验。他们的活力不如青年，但他们的经验，却是青年所无法取代的。
在文章结束的时候，我还特别想说明一下：我国的离休干部，并不是所有药品都能报销、浪费大量医疗资源的一群人。医生应当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应当再在网上的文章里那样写。中国目前的离休干部人群，平心而论，相对于古代、近代和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来讲，是素质最好的一代。他们由严酷的战争条件选拔出来，在总体上，他们不顾任何个人危殆，勇于自我牺牲，没有贪污，没有二奶，没有海外狂赌，没有大吃大喝，没有游山逛水，没有出国公费旅游……。人们为什么对他们这么蔑视？还硬要说他们全部医药费都报销？
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的药费、住院费，有许多是不能报销的，即使是红军时期的90岁的病弱老人，只要没有达到等级森严的“级别”，按照北京市的文件规定，就不能住单人病房，要住的话通常一个月“病房费”就得自费1.5万元。
所以，我希望中国人一不要失掉善良，二不要失掉对事实的敬畏。
李志宁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2005.3.19.
链接：（来源自：www.lizhining.net ）
正是“医疗改革”
狠狠阻击了中国经济    （按：写于2005.3.3.）
对于国内的“医疗改革”，我一再想发出点不同声音。但声音太细小了，没有办法。
非典时期，我曾写过一篇长文《中国百姓的最大难题》，仔细探讨了医改，对中国医疗改革的方向表示怀疑。这文章在网上偶有转载，基本上没人注意。我在“李志宁个人网页”（www.lizhining.net）上把它放在了显要位置，但也没有人愿与我探讨这个问题。也可能我的话说得太过逆耳，不中听。但我想，“耳顺”则顺耳、那样肚子里才能撑船。如果我们只能听赞美的话，恨不得全世界都来欢呼“中华伟大复兴”；谁若敢批评我们，我们就发火，反唇相讥，那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太没有气度了。
不过，无论如何，医改这题目我还是不愿意歇手。几天前有次看电视节目后，又气愤愤地写了一篇《中国的“医疗改革”实在令人恐惧》，贴到网上。这一次，点击人数仍然不多，但多数点击者支持我的看法。批评者则认为我不懂医疗，还有人怀疑我不是“社科院”的。我得告诉怀疑者，不才确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尽管碌碌无为，但毕业后没有在其他单位工作过。社科院不是神仙居所，内中良莠不齐，像我这样的“低水平的研究人员”也忝列其中，是有点愧对师门。但我很努力，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也很希望能把“医改”的事情弄弄清楚，只是鄙人理论能力太弱，也是没有办法。
我估计，医改问题虽然重大，但毕竟没有什么娱乐性。不过事情如此切身，网上人们却不很关心？也出乎我意外。莫非是我错了？难道“医改”本无事，庸人我自扰之？尽管怀疑自己，但既做“研究”，还得把这问题弄个明白。我认为，一定还会有些东西，埋在“现象”里面、而被众人忽略了。也可能，真相，正等待着研究人员们来“抽象”它。
在最近关于各种“十大暴利行业”、“十大霸王行业”的报道中，“医疗”行业总跑不掉，得算一个。有的报纸分析说，20年来，工资上扬了10-20倍，而医药费用的上涨幅度则在100-200倍！我知道，这里的计算不对，计算工资肯定未用“不变价格”，但是工资和医疗费用这两种事物之间的比较，还是成立的。因此，医疗行业“暴利”论也是成立的。就是在国家的宏观计算中，国民的医疗费用支出，也已经高居第三位，仅次于购买房屋和孩子读书。所以，本文想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看“医改”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严重阻碍作用。
这个问题，是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忽略”了的一点。
首先，看看全国的医疗事业总共需要多少钱？
据卫生部2005年1月公布：2003年的“全国医院总收入”为3911亿元。总支出是多少？不得而知。总收入中，属于“卫生部门”的医院为2686亿元，算一下，占了68.7%，就是说超过了2/3。其资产负债总额为10417.5亿元，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比2002年增加了205.37亿元。我想，通常，“资产负债”并不是“借钱”的意思。在过去是指“资金平衡表”，或者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某时期、某部分或全部预算款的来源或分布情况的会计报表。如今指什么？是否有变化？我查了查我们“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于2004年12月出版的《现代经济词典》，该条目语焉不详，使我迷糊。按照卫生部公布，2003全国病人对医院的欠费合计为31.7亿元，居然这么少，也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所以，即使情况仍有点迷糊，使我们就像喝醉酒的人看世界，但还是得到了一个“大概”。即：近年中国一年在医疗上花出的钱，其总量，不过就是4000亿元的规模。
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病人们要花多少钱？
据一个星期前的报道，至2004年底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2386万人，全年医疗保险的基金收入为1089亿元，而其支出，据公布居然仅有847亿元！当然，医疗保险金的支出，不代表中国“病人支出”的全部，还有许许多多病人花的钱，不是“医保”支出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因为参加医保的人数，不过1亿人出头，而中国是13亿人；二是，即使参加医保，或者某些事业机关单位还有国家财政担负一部分医疗费用，也有很多药品和器具是不能报销的，而且现今不能报销的“单子”正越拉越长，从而把支出推到病人头上去。例如，许多进口药品、心脏支架、血糖仪等，都是不能报销的。我不知道国外的确切情况，也可能国外的医保也不能报销，但中国老百姓的工资，就是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还要低好几倍，乃至十几倍。这样，中国人民的负担就格外沉重了。看得起病、还是看不起病？即使参加了医疗保险，这个问题还是尖锐地存在着。
这里想顺便说说，中国的高官和学者们总是把“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障”混为一谈。在中国，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医疗保险并不都能起“保障”作用。而且，理论上，保险的金额应一直处于“商业运作”之中，例如购买债券和证券等。还有，保险公司完全可能倒闭，国家若不明确申明最后替保险公司兜底，那么被保险者如何“保障”呢？如果国家肯定要替保险公司兜底，那为什么还需要一帮子办保险公司的爷们从中捞它一笔？所以，在中国即使参加了“医疗保险”，也未必有医疗保障，这已是路人皆知。而所谓“保障”，就是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看不起病之虞。更何况，国家认为，“更多的人”参加了医疗保险，也就享有了“医疗保障”，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说法。因为，作为国家必须考虑：如何使“全体公民”、而不是“更多的人”都有医疗保障。就是说，不管以什么方式，也不管参没参加医疗保险，都必须有保障才行。而国家的职责，就是对“全体公民”负责，而不是对“少数人”负责，否则，这个国家怎么能让人民放心呢？
让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医改对于中国经济的阻滞作用。
目前，人们越来越看出，经济学家们抑扬顿挫的欢快语调越来越不灵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无穷的活力，也越来越让人生疑了。靠投资、靠大量引进外资企业、包括很多重污染企业，来发展中国经济，这个发展格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施展身段，因为中国就是靠支付沉重的环境资源代价，也没有多大后劲了。总之，由“投资”而不是由“人民消费”来拉动“总需求”，日子长了，也总归会走上末路。近年来，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剧烈失衡，已日益彰显出它的厉害。我想，看不起凯恩斯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也终会发现，对抗经济规律最后是不会成正果的。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距，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大？照理说，应该在国家的统计上有很清楚的昭示。但不知为什么，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却是很难查出。记得早在2002年的时候，报纸上有一篇文章称，中国的“库存积压”已经达到4万亿元，它与GDP的比例高达41%。该文章认为，这与西方国家通常仅1%的比率比起来，是很可怕的。但近近些日子的报纸又报道，国家的“库存积压”连年增长，已经达到3万亿元了。显然，尽管信息是混乱的，但问题是清楚的：就是中国的“总需求”已经大大落后于“总供给”。
这就是危机。
但似乎中国并不怕这个。这就如多年前一个顺口溜所说“十亿人民九亿商，九亿商人骗中央；中央什么都不怕，见到商品就涨价”。现在，在国内大量存在的多种暴利行业，就起到了这个“什么都不怕”的作用：什么都高价，看你买不买！几乎除了电视冰箱之类，现在 没有多少与多数老百姓收入相称的商品价格了。但是，事与愿违，似乎人民就是不买什么，这使得全国“库存积压”格外丰盈，使得“总需求”居低不上。这情况使得中国经济学家和宣传专家们着起急来，他们一齐上阵，大讲了一番“居民储蓄”如何应当转变为“投资”，什么基金投资、什么债券、什么股票……，足一通乱侃。
但奇怪的是，居民储蓄就是静若处子、不为所动。看来，经济学家们也不由纳闷了，从不少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苦闷。
在中国“居民储蓄”也是个怪异事物，近年来每年增加的“居民储蓄额”，竟比“全国工资总额”还要高出许多。所以，居民储蓄是不是劳动人民存的钱？问题也是很清楚的。但毕竟，劳动者会有少量存款。有多少？据我看，在目前12万亿元的储蓄总量中，占人口80%的老百姓大概能有个3-4万亿元吧。
如果真的能够启动劳动者消费，那么这3-4万亿元进入“总需求”，也能大大改观全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极端不平衡状况，给全国经济带来巨大活力。就是说，尽管目前国家贫富悬殊，极少数富人得到了他们的天堂，但如果穷人能够将其被重重盘剥后、剩下的小小收入拿去扩大“总需求”的话，因为穷人多么，全国的消费状况还是会有很大的改观。那么经济也会真正“活”起来。我一直在说，如果要使经济真正繁荣，需要有两点：第一，大大提高劳动者的“工资”部分，使得“全国工资总额”在GDP中比例由目前的12%左右上升到50%左右，因为工资是清白收入，不是混水摸鱼，那么社会风气也会随之好起来；第二，国家担当起“社会保障”的资金基础，无论是医疗、还是教育，都应当实行免费（我想，最终全世界都会免费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当“先走一步”）。这样，人民花钱没有了后顾之忧，无疑，“总需求”就会大大提高，经济情况就会大大好转，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有了深厚的动力。
为什么现在多数老百姓不敢花钱？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疗改革”。活命，无疑比日用品消费更重要，医疗重于一切，谁都不会弄错。所以，人们需要攒钱，以备未来应付医疗的“不时之需”。
但是，人们为了在得大病时能活下来，要攒多少钱才够呢？
这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如果仅是孩子读书，要花多少钱？大致能够算出，有一定刚性。惟有生病，要花多少钱？鬼也不知道。人非神仙，谁有本事能够预测出自己将患哪一种病、需要多少钱？那么应当存多少钱足以应付救命呢？谁也说不上，只好多多益善。萨斯期间，全国第一例非典黄先生将自己积蓄的16万元花得精光，保住了性命。这是否意味着：每个人存上16万元就能保住自己？恐怕不行的。如果要换肾换肝呢？如果要做极为复杂的心脏手术呢？那还不知道要多少钱。所以，在当今中国的医院眼里，16万元，不过是小钱一笔。也所以，由于医疗费用的日益高昂，穷人，也就自然越来越不在医院的眼里了。
但16万元，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是个天文数字。10年不一定挣得到，30年不一定攒得下来。先不管它吧，现在，如果我们快乐地假设：全国每个人都攒了16万元用于保命的准备，那么13亿人应当攒多少钱呢？很容易算，16×13＝208万亿元。
我们知道，目前全国贫富悬殊的“居民储蓄总额”，也不过只有12万亿元。而80%的老百姓可能只有3-4万亿元储蓄。也就是说，十来亿人的生命，本当有200万亿元来保命，但现在，就悬在3-4万亿元这样一根细细的蛛丝上了。
当然，有人会指责说：人们不可能都生病，生病的人只是少数。所以，不需要这么多钱。
完全正确！依我说：问题问对了，但是答错了。的确，问题的症结正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生病，所以，实际上全国的医疗费用当然不是208万亿元！这是谁都清楚的。是多少呢？如本文的开头所说，仅只4000亿元！这时，真的让人要喊叫老天爷了。难道是：全国人民需要存起208万亿元，来对付全国0.4万亿元的“医疗风险”吗！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难道这就是我们医疗改革吗？可是，事情很清楚：只要把医疗风险摊到全国人民头上，人民就只能攒钱，以应付医疗，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居民储蓄”也就只能向208万亿元爬进，当然，只能是爬，也永远爬不到。所以，决定“医改”政策的高官们是那么聪明吗？人们地位高了就一定有智慧吗？人们不由会这样问道。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岂不是说：
如果国家实行免费医疗、承担全国人民的医疗风险，仅只需要0.4万亿元！
如果由全国人民每个人自担医疗风险，那就需要208万亿元！
这种算术是不是太过神奇了，人们或许不能接受！让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中国全国人民的“医疗风险”到底有多大？由谁来承担对经济发展更有利？
据卫生部2004年12月公布：城市居民两周患病率为153.2/1000，农村比例是139.5/1000；如果排除季节性影响，由此测算我国年患病人次数为50.8亿。各位看看，有了这个数据，分析情况就更清楚了。50.8亿次，听起来很巨大，实际上并不大。假设13亿人民每人每天看一次病，是多少次呢？为4745亿次。50.8亿次仅达1%。那么，假设13亿人每个星期看一次病，那么50.8亿次达7.5%。再用另一种算法，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两周患病率”，按卫生部公布的数据，为13.9-15.3%。但这是假设全国13亿人每两周看一次病的比率。所以无论怎么算，生病看病的人都是很少数。如果由国家承担这个风险，在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看来，都是最合算、最经济的。可能在国家看来，应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此风险，这样还可以顺便赚些老百姓的钱，更惬意些。我看，由医疗保险公司保险，不是不可以，但中国的保险公司的眼球是仅看着“赚钱”二字，这样就会大大降低人民应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要知道，在美国，人们缴纳医疗保险之外，国家仍需大量投入；据悉，日本是由国家替人民来缴纳保险基金。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免费医疗”就不用说了，在香港澳门也是有医疗保障的。这世界上，甚至连暴君萨达姆和阿富汗塔利班都曾实施“免费医疗”。不错，伊拉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前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但塔利班有什么呀？所以，不在乎国家是不是富有。把医疗风险推到人民身上，对经济发展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其原因，就是会大大缩小“总需求”。至于有人反对我说：国外的高级医疗也不是公共医疗单位，而是私营医院。我不知道他是否要求中国人民都得到百万富翁般的医疗待遇？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最首要的问题是能够看上病，能住上普通的“单人病房”，而不是豪华的待遇。若是以此来反对国家承担相应责任，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所以，要使得中国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这是目的。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忘了这个目的。凡偏离了这个目的、希图从中赚老百姓钱的，都是歪招，都是馊主意，无论学者的话说得多么漂亮。
目前，卫生部公布的调查材料，已经够惊心动魄的了。调查发现：我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有些人自己买药吃，还有人压根儿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在去看了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29.6%。还有，调查分析认为，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我想，我们国家的高级的有决策权的干部们，仅看看这几个百分比，就应当知道，我们对不起我们的人民，应当惭愧得无地自容。
如本文开头所说，国家拿出4000-5000亿元就能把全国人民的免费医疗搞定，为什么不能做呢？
总而言之，国家在全民“医疗保障”中的作用，是不容推卸的，也是推卸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