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涨价了，世界要变天

　　上世纪80年代，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警告全世界，“要做好迎接十亿廉价劳动力进入全球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准备”。而今天，当中国“廉价劳动力”成为“优质劳动力”时，世界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至少有三个事实是各国必须面对的：一是中国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二是全球“廉价消费”的“梦幻光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三是全球经济将逐步进入一个“平衡发展”和“多级博弈”的崭新时代。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成为全球话题

　　金融危机以来，“民工荒”和“涨薪潮”轮番冲击中国劳动力市场，这导致人们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是否还将长期存在，由此引发国内关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的激烈争论，并衍生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急迫需要”。可以看到，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用工”这一问题范围之内，它开始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议题。搁浅“刘易斯拐点”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进入上升通道成为了国内学者公认的事实。

　　而2009以来，国外主流媒体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集中报道。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今年最近几个月内，连续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7月16日，该杂志刊登了一期题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了吗？》的深度笔访，邀请了包括原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豪斯曼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在内的各国经济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之后，7月29日和7月31日，杂志又分别以《下一个中国》和《中国工人有力量》为题，对中国“涨薪潮”进行了广泛探讨。专题评论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不争事实，这势必对中国经济前景，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从国内外媒体的持续关注来看，我国劳动力价格上涨问题已经上升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经济话题，它不仅仅关系到国内未来经济的大势，而且将通过我国和各国的经济联系影响全球经济的走向。

　　短期内催化全球经济平稳复苏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本质是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之间比例的上升，它在现实经济中的直接反映便是工人工资的增长，即普通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收入增加的将直接导致消费需求的扩张；同时,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经济规律，工资持续上涨过程的初期，收入增加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将十分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一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必然导致国际市场中总体消费需求的相应增长。而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在短期中，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即消费和收入的关系能在短期内体现出来。由此，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短期效应能直接刺激国内消费的增长。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最大的“公敌”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消费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随着发达国家“去杠杆化”过程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消费率很有可能还要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众望所归成了全球消费市场的“有效增量”。根据相关统计，2009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左右，而最终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与此同时，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提高1％，将带动居民消费支出提高将近0.73个百分点。可见，在我国，“涨薪”对于居民消费的拉动力是十分显著的，未来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的趋势将极大刺激国内的居民消费。由此，我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将释放国内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并在短期内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产生积极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力价格上涨短期将使国民分配格局较之前更加倾向于劳动，能够直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而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激增，并由此成为全球经济平稳复苏的“催化剂”。

　　中期推高全球通胀水平

　　通货膨胀的类型很多，其中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是一个重要类型。供给推动的通胀理论认为，工资的增加往往是从个别部门开始的，但由于各部门之间工资的攀比行为，个别部门工资的增加往往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上升，从而引起普遍的通货膨胀；而这种通货膨胀一旦开始，还会形成工资上升和物价上涨之间的“螺旋式”上行过程，由此导致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能够转化为大范围、持续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将取决于生产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即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之间的比较与博弈。而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理论出发，一般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工资增长速度较快，致使不可贸易部门的工资迅速上涨，并由此引发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上扬。如果该国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很大，通货膨胀将逐步通过外贸渠道输出到国际市场，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全球通货膨胀的整体水平。因此，从这个理论逻辑上来看，就中期效应而言，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可能使我国经济出现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并通过对外出口商品的“路径”推高全球通货膨胀水平。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和劳动力市场价格扭曲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内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不但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工资上涨，反而造成了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对外贸易条件的恶化。这种现象违背了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的推论，即国际贸易会提高该国丰富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事实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滚滚涌入全球市场，有效的拉低了全球通胀水平，并帮助美国实现了上世纪90年代 “经济增长＋持久低通货膨胀”的理想组合。然而，近几年，随着我国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开始发挥作用，贸易部门工资上涨很快，由此将带动非贸易部门工资的快速上涨。从韩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国内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推高国内通胀水平，并抬高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左右，所以相对于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而言，我国“向外传导”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对我国构成中期通货膨胀压力，并将通过国际贸易途径使内部压力“外部化”，从而推高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水平。

　　长期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是近几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世界财经媒体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失衡”的探讨意味着要寻找“再平衡”的机制和路径。根据全球经常账户平衡的相关理论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是主要国家经常账户失衡，经常账户失衡的表现是全球贸易失衡，全球贸易失衡的主因是全球劳动分工失衡，全球劳动力分工失衡的芥蒂则是全球劳动力价格失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以“低劳动成本”为优势，深刻嵌入了了全球分工体系之中，成长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和“代工者的麦加”，是现行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之一。然而，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在长期来看难以为继，这也意味着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也亟需调整，这个过程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可以看作是这一过程的开始。

　　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账户的持续逆差和东亚国家经常账户的持续盈余，而中美的贸易失衡被看作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推手。中美贸易失衡的经济表现可以总结为两个“双高”，美国的“高消费率”和“高逆差”，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顺差”。从理论上来说，对于我国而言，这种模式要求中国增加资本收益，压制劳动报酬，以此压抑“现实消费”。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我国的现实消费将会快速增加，这有助于调整中美经济之间的失衡模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美贸易失衡的实质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即中国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生产廉价的消费品出口美国，并通过挤压劳动报酬保持“高投资”，维持长期“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而美国具有“金融比较优势”，生产高端的“金融产品”，并以此对外大量“借款”，维持其国内的“高消费”经济模式。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将在边界上调整两国的比较优势，降低我国对美的加工贸易出口，提高我国国内的“消费率”。这势必打破两国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机制，有利于中美贸易趋于平衡，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助力全球经济的重新平衡。因此，从长期来看，提高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劳动力价格，将有助于改善全球的资源分配与贸易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全球的经济结构性矛盾，使世界经济重新回到“平衡”的正常轨道之上。

　　曾铮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