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国家无外交

帝制国家无外交

自西周创始封建制度以来，中原王朝规范华夷秩序，建构“大同”世界的“封建”思想成为历朝统治者的政治理想。秦汉以来为建构东亚和谐社会而推行的“册封体制”作为中华帝国封建思想的实践，在稳定着国内政治的同时也试图维持一个相对和谐的“封建社会”。周天子与诸侯之关系，秦汉以后成为天子与外族酋长(或称外臣、外诸侯)之关系。通过册封、朝贡、从征、奉正朔等事，中原王朝往往被赋予绝对的威望，皇帝在天下秩序内属于调解者、仲裁人的角色，有“协和万邦”的自负，因此也极力维护他和他的帝国的威望。

秦汉以后的专制帝王，其对内的封建有名无实，但他们却依然在努力维持这一对外的虚幻的封授关系——“册封体制”，其目的是要通过这种“形式”维持特定政治局势下的虚幻“形势”，即中原与四夷的道义均势，尤其是在中原王朝军事、政治势微的情况下，不断强调历史威望，从而维持历史的“现状”。这就是美国人汉斯•摩根索在《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一书中所谓的“威望政策”。这里的“威望政策”体现为把贵族式的社交作为外交的重要工具，强调外交的礼仪规则，“关于级别和优先地位的争吵”，“以及空洞的形式主义”等等。

当国家不够强盛，不处于“太平嘉运”的时候，维持朝贡体系就成为专制君主的负担了，尤其是对那些懦弱无能、无志无知的皇帝而言，维护一个政治大国、宗主国、国际争端的仲裁者的体面总让他们力不从心。一国的外交和内政总是相互联系的，对外封建也是为了对内也是展示其“外强”之势，所以中华帝王经常将朝贡物品“陈于外庭”，用以向内昭示自己国家的强大，或是通过大量的“赏赐”来奖励那些愿意“听话”的国家。

在帝王心目中，所谓东方和西方，在理论上都是天子的“王土”；华人和洋人，在理论上也都是天子的“王臣”。外国都是番邦，就是“蛮夷之邦”。它的性质属于“邦国”，地位低于“天朝”。这种不可一世却目光短浅的“强国心态”往往使王朝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比如在汉代，将军陈汤给汉元帝的一篇疏奏中便有一句彪悍的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且不说表功奏折经常夸大其词，从历史记载来看，其时陈汤正对匈奴的一个小部落发动突然袭击，杀1518人，擒1000余人，其中的水分是肯定有的，这数字在“强大”的汉朝看来，却已经算是天大的胜仗。而那时的汉朝，却并不是那么强大。比如汉高帝曾亲率30万大军发动对匈奴的偷袭，结果被冒顿的40万大军反偷袭，高帝差一点被俘虏。于是，所谓的“强汉”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媾和。媾和协议如下：1、定期献上美丽的公主。2、定期献上金银珠宝以及匈奴人急需的丝绸、酒、稻米。3、汉与匈奴是兄弟之国，地位平等。4、不得以长城为界擅自展开军事行动。

关起门来意淫的不止是汉朝，典型的还有清朝。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四日（公元1793年9月8日），大英帝国使节马戛尔尼带领使团来访大清帝国，清政府非常重视，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但是，对待大英帝国的使节，清政府仍然是一副“主子”对“奴才”的姿态，要求使节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的文书中开口就是“咨尔国王，远在重洋”，以及“具见尔国恭顺之诚，深为嘉许”云云，正因为英帝国的“识相”，清王朝在回礼中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分别赏赐英王及使臣、随员一行丝绸绒、瓷器、玉器及各类珍贵工艺品三千多件。

透过历史事实，可以窥见到的是：在封建王朝体制内，是没有外交可言的，因为王朝潜意识里就认为自己是天下独尊，皇帝是天下统治之主人，其他的国家都只是王朝的属国，这样的夜郎自大和闭关锁国，并且为了面子，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无一例外地导致王朝的加速毁灭。在今时今日，对于中国仍然有不少值得警醒和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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