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三)

第三章、美国的外交是意识形态外交
“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日本第一任情报局长、驻泰大使冈崎久彦
“美国蔑视力量平衡的概念，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决”。——亨利·基辛格
一、美国的外交注重意识形态
美国自独立以来，就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早期是对西部疆域的拓展，现在被说成是国内事务，实际上当初是从法国西班牙就墨西哥等国或夺或买地获得土地，也是对外活动。南北战争之后，在形成现在的美国的规模之后，美国开始走出美洲，参与更广泛的国际事务，其间主动投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美国已成为影响全世界至为重要的国家，把握着几乎所有国际问题的关键，从台海，到中东，到非洲，到欧洲，都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几乎所有国际热点的当事国领导人，都把美国的态度当作首先必须考量的因素。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北美洲远离世界的纷争热点，美国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对国际事务可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视国家的利害状况，既可以采取的闭门的孤立主义，也可以采取开门的国际主义政策。尽管美国一直有孤立主义的主张，但美国自建国以来孤立主义就没有得志过，开门的国际主义政策一直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调，包括被认为是孤立主义的门罗主义，其实也是为了获得在拉美和太平洋地区的支配权，是为了向太平洋地区扩展，也是一种开门主义。甚至，我们在美国的国际活动中看到，美国在对他国的问题上经常采取干涉主义态度。
为什么美国一直采取开门主义政策，甚至是干涉主义政策？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美国的开门主义和干涉主义，容易被理解是为了争夺资源和抢夺市场等，被认为是追求国家物质利益的行为。一般世俗国家的学者都从利益角度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笔者曾在全国最大的书店找遍了关于美国外交的书，发现，除了美国人自己写的书介绍了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之外，所有我国学者，都将美国的对外政策解读为追逐利益的行为，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对其内外政策的影响。对二次世界大战的解读也是如此，认为美国参与二战，是美日两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长期争夺利益的结果，日本想独占亚太，美国要求利益均沾，因为利益对立，不可调和，导致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火并。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等等。
其实，这种世俗化的利益论考量，是经不住推敲的，考察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所占的分量，就会发现，意识形态才是美国外交政的基石。
那么，什么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考察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这样的内容和特色：
1，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2，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某自成系统的价值观，在这个意识形态的系统内，价值观一般都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在美国，美国人的选民意识、天命意识、和举国上下的对自由民主的执著，一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自我评判和价值判断，是被认为是绝对有道理和正确的，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内容。
首先，我们看美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美国人认为，自由、民主、人权之好，是不容怀疑的，他们符合上帝的旨意，人的权利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获得了最大的保障。只要是不民主的，不自由的、反人权的，就是坏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那个民族，也无论其穷或富，民智是否开化，经济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程度，民主都应该是应该实现的社会制度，人权都应该是受到保障。
在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是一个被绝对化了的、含有崇高和神圣的意义的词，意味着几代人的理想和奋斗精神及奋斗历程，就像前几十年在中国提起共产主义、老红军等这样的词一样，被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人们看到，由于对民主自由的执著和意识形态化理解，美国人有时表现得很单纯，许多由别的国家跑到美国的流亡者，只要声称自己是民主斗士，就会受到百姓和政府背景的人士的支持和爱戴，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相反，只要你表现为不理解或不喜欢民主，你就会遭到感情上等各方面的冷遇。
其次，我们看美国人的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国家，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美国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在美国的历史上不断地被表述，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特有的自我感觉。
马塞诸殖民地的英国的清教徒宣布，他们建设的新大陆将成为耶稣所说的建在“山上的城”，将成为照耀全世界的光。第一任总督文思洛宣称，新教徒“新世界的开拓，是上帝赋予的使命”。
首届总统华盛顿在给各州州长的信中说：“现在，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成了全世界最受人注目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这个舞台，是上帝为了显示人的伟大与杰出而特意设计的。”
十九世纪与爱伦?坡等交往甚密的作家约翰?奥萨利班在一篇《前途远大的伟大国家》的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注定要向人类展示上帝的美好意志，那就是：我们是让人类进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国家，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一使命。这将是我们今后的历史，美国正是为了这一使命而被上帝拣选的。”
奥萨班利还说：“美国命中注定要采取好的行动，我们除了对一些可以吸取的经验以外，对过去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远大的未来才是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历史要在未来中创造。在我们的心中，有上帝的真意和慈悲的目标，有没被过去污染的良心，我们正在进入人类未曾踏入过的空间。我们注定要成为引导人类进步的国家，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的前进，上帝的意志与我们同在。”
近期的里根总统则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像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所承担的这项使命中虚伪地对待我们的上帝，并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现在这样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世人谈论的趣闻和笑柄了。”
里根还说：“我们必将再度成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灯塔”。
现在的布什总统说：“在美国人的善良、理想和信念当中，无处不看到上帝的旨意”。布什在第二次就任演说中还说，美国要做黑暗世界的灯塔。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还表现为美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托克维尔在其《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人在与外国人相处时，不允许说美国的一点坏话，并且无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国人称赞”，“如果这个外国人对此有抵触，那么他们就开始自己称赞自己，他们即便是对自己的业绩持有怀疑，但也愿意用自鸣得意的目光来欣赏自己的业绩”。托克维尔举例说：“我曾经向一个美国人说，你们的国家真不错，这个美国人马上回答说，真是这样，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好的国家了。我夸奖了美国的自由，这个美国人马上对我说，自由是上帝的恩赐，可是世界上还有那个民族配享这样的自由呢。”
美国的意识形态中的几个特点，强烈地体现在总统的就职演说上。总统的就职演说一般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大展示，历史学家瑞克申科曼（RickShenkman）研究了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发现它们有个共性，就是所有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必然会提到以下几点：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美国人应该推动全球自由民主与和平、美国是世界的楷模、美国人应该全民团结、总统对人民的智慧有信心、尊崇开国元勋等。
这几个共性都包含了对民主自由的执著以及美国人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美国的意识形态在其建国之初就存在，可以说是美国生来具有传统悠久的东西，我们从首先到达美国成为美洲开发之父的“五月花号”搭乘者们签订的契约中，从早期其他殖民地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到以后成为其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以后的美国各个时代重要人物的言论、各时代的主流思想，都表达出这种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信奉，一直延续到美国的今天。
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建国以后的对外政策的主调，它使得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在周围世界推销自由民主制度，然后随着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张，逐步开始在全世界充当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保护人。以后，又加上了推行人权保障体系。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美国的对外关系史，来看看意识形态是怎样扮演其外交基石角色的。
美国在赢得独立后，迅速开始了向西部的扩张。1803年，美国从拿破仑一世那里购得与十三州一样广阔的土地，将美国的国土扩张了将近一倍。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里获得佛洛里达，并与英国划定了加拿大界线。1845年美国从墨西哥手中获得德克萨斯，1846年，在经过与墨西哥的两年战争后，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自此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广袤的大国。
在获得德克萨斯之后，澳萨利班阐述了美国向外扩张作的动机，他在《合众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上撰文说：“为了每年都增添的几百万人的自由，我们负有向新大陆不断扩张的明确的天命，这个大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谁也阻挡不了这个使命的完成”。
奥萨利班提出的“明确的天命”这个词，为以后的美国人所好用，现在的新保守派们在向美国民众阐述对外的干涉主义外交时也经常使用这个词。“明确的天命”一词，可以说明白地反映了美国人的心态，反映了美国人的天命意识。这个“明确的天命”在殖民地开拓时代，表现为向西挺进，驱除印第安人，赶走天主教徒，不断地获得领土。在这以后，表现为用武力或用胁迫或用宣传向全世界输出美国式的价值观。在这个“明确的天命”的呼召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开拓了西部，来到了太平洋，参与了本来与它不相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动投入进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反共产主义的盟主，陷身于越战，并且今天，在伊拉克打了个焦头烂额。
继而，奥萨利班又撰文主张从墨西哥手里夺取加利福尼亚，并进行了一番颇能引起美国人共鸣的鼓动，也渗透着美国式的意识形态。他说：
“像墨西哥这样愚蠢和混乱的国家，根本无法进行像样的统治。所向披靡的盎格鲁萨克逊移民的先遣团手拿桑树和枪杆已经进入了加利福尼亚，随着他们的脚步，到处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学校、大学、法院、议会政体、工厂、以及市民的聚会所，这一切都是作为自然的结果产生的，是各个原则的自然发生作用的结果，加利福尼亚获得自由的日子不远了，大西洋帝国成为连接两大洋的帝国的日子，也不远了。”
也就是说，作为上帝的选民，盎格鲁萨克逊人注定要驱逐愚蠢的墨西哥人的统治，然后在那里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先进的教育体制，以及公正的司法制度，给那里带来自由和进步。在这里，美国意识形态的关键词都可以找到，也就是民主体制以及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天命。
天命意识和对建立民制度的渴望，让美国人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从小小的十三州迅速将领土扩张几倍，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广袤帝国。然后，抱着同样的使命感和对民主主义的执著开始了向海外的扩张。
最初反映出美国要向海外扩张意向并且对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纲领，是门罗主义。门罗主义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孤立主义的纲领，实际上，考察当时的国际环境，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向外扩张的纲领。门罗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作为新兴国家，不干涉欧洲的事务，欧洲的国家则不许干涉美洲的事务，包括拉丁美洲，任何染指美洲事务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干涉。这个内容进行另一番解读，也就意味着，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美国的扩张范围，欧洲不许染指。以后美国以依照这个门罗主义开始从墨西哥夺取广阔领土，并干涉拉丁美洲的事务。美国成为连接两大洋的大国之后，门罗主义经过海权主义的创始人马海姆的演绎，开始适用于太平洋，形成太平洋门罗主义，也就是说，太平洋成为美国的扩张目标。
马海姆怎样演绎了太平洋的门罗主义呢，是用是文明论，用一种基于美国意识形态的文明论。马海姆说，环顾宇内，将来能与基督教文明抗衡并很可能对基督教世界产生冲击的，只有东洋文明，也就是黄种人的东亚文明，在马海姆时代，代表东亚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抗争的，被认为是日本帝国，中国那时被认为是在将来有可能对基督教文明造成威胁的“睡狮”。为防止这种“黄祸”的发生，马海姆说，美国依据历史上强国的经验，应该建立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起海上强权，并且要向太平洋挺进，让太平洋成为新的门罗主义适用范围，也就是美国的后院。尤其是要占领夏威夷，这是抵制“黄祸”的桥头堡，然后要占领菲律宾，这是影响中国的前沿和跳板。这样做的目标，不仅是要防止东洋的黄祸，而且是要“将包围着自己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入自身的理念之中”。所谓“自己的胸怀，自身的理念”，就是指适用美国意识形态的世界。
海权论决定了美国新一轮开拓的方向，美国开始向太平洋挺进。在海权论发表后的不到十年之内，美国就占领了夏威夷、关岛等太平洋诸岛，并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菲律宾。在获得菲律宾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为此激动得“向上帝跪了下来”，他“感谢上帝给了美国人民将这些异教徒改造成基督教徒的机会”从那以后，菲律宾长期都是美国的殖民地，并且接受了基督教。现在，菲律宾与韩国一样成为东方少有的基督教国家，确实融入了美国的理念和怀抱。
融合了菲律宾后，就到中国的家门口了，美国开始对中国事务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
众所周知，中国那时正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时代，欧洲集权强国或民主强国彼此争夺世界、瓜分世界，把中国也当作一块可以瓜分的肥肉。美国作为新兴的大国，在这种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针对中国问题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蕴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同的内容。门户开放政策的意义，依据当时美国国务卿约翰海的两次照会的解释，包含着两个明确的原则：一个是中国及有关国际势力促使并保证使中国打开大门，让中国不搞闭关自守并不在中国搞封闭的势力划分，商业机会均等，另一个是保障中国的领土及主权完整。它的本质是反对帝国主义式的瓜分领土，以及接受美国式价值观的输出，也就是美国式意识形态的输出。李普曼说，“门户开放政策是输出美国生活方式”。中国学者把它看作是商业情结与传教士情结的结合物。美国学者说，门户开放是与“独立宣言一样古老”的政策，其动机是让其他异域文明打开大门，接受美国的文明体系。实际上，美国自门户开放政策开始，以后在于中国的交往中一直试图让中国接受美国式的价值体系，让古老的代表性的东方文明纳入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怀抱。关于这一点，留待下面详述。
然后就是美国人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向老牌帝国主义挑战。新兴帝国主义因为晚到一步在瓜分世界的大餐中捞得太少，要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试图从老牌帝国主义嘴里掰出一点残羹剩饭，因而导致帝国主义之间大打出手。新兴帝国主义是指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老牌帝国主义主要以英法为代表。日本在开战前宣称：“如果国际秩序意味着日本这样的强国也只能守一点领土，那么，这个国际秩序还有什么公正可言”。
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本来与美国无关，属于纯粹的欧战，美国早期没有参战，属于隔岸观火，卖点军火发点财的角色。但是，当欧洲唯一的共和制大国法国被专制的德国打得支招不住时，美国的意识形态开始起作用了，美国就赶紧出来，向霍亨佐伦王朝的德国宣战，以保卫欧洲的共和制国家，拯救世界的民主力量。在当时，欧洲实行共和制的只有四个国家，而作为实际意义上共和制大国，全世界只有法国和美国是真正的共和制国家。美法两国曾经因为同样的意识形态而长期结盟，当美国为摆脱殖民统治而为独立而战的时候，法国帮助他打仗，并给以其他方面的支持，在美国成为共和制国家之后，法国又赠送其高大无比的自由女神像，一战时，美国又反过来支持他的民主制伙伴。这个自由女神强调着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同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帝国之之间的利益争倾轧，但因为美国参战而带上意识形态色彩。现在，英美法等国家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战争”，否认这场战争的起初的帝国主义性质，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说法反映了美国当初参战的动机，反映了美国的参战对战争性质的影响。实际上，通过这次战争，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佐论王朝、罗曼诺夫王朝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欧洲世界产生了众多的民主制国家。所以，一战的结果，客观上是民主主义的胜利，也就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在威尔逊主义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达。威尔逊主义是在一战后和谈期间提出来的，是指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战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秩序而提出的一些列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反对进一步殖民地划分、尊重殖民地人民的人权、民族自治、和平主义等等。就其内容看，带有鲜明的反帝国主义色彩，一反当时的帝国主义潮流，使盛行于世界几百年的帝国主义炮舰外交遭到了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人权主义的挑战，这在当时的帝国主义的时代有着很不平凡的意义。尽管威尔逊主义在一战后的世界局势中没受到尊重，并且因为纳粹的崛起和新帝国主义潮流的涌动而受到嘲弄和蹂躏，但是，随着美国在世界的影响的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逐渐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出影响来。二战后，随着殖民地人民斗争的胜利，西方世界也在威尔逊主义的影响下，帝国主义时代宣告结束。
威尔逊出身于牧师家庭，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在国内外政治上是个理想主义者。因为威尔逊主义的提出，以后美国的注重意识形态而不注重实利的外交常被称以威尔逊主义。
然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在欧洲是在一战中失败的德国发动的针对战胜国的复仇之战，也是独裁的法西斯国家集团与民主国家集团之间的世界大战，美国基于其意识形态，又一次充当了民主主义保护人的角色，
二战初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欧洲以及亚洲的战火都燃烧不及美洲，美国是一个隔岸观火的角色，如果仿效帝国主义国家的手法，美国人也可以扮演一个火中取栗或乘火打劫的角色，延续百年并且在一战后仍在主导世界的帝国主义分赃逻辑和实力逻辑，给了美国这样的机会，美国当时是生产总值世界第一的强国，当时的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都慑于美国的实力，避免将美国卷入战争。
希特勒作为一个战略家，在取得欧洲战场胜利之前，他一直避免与美国这个大国发生冲突，虽然他憎恶美国的民主主义，并且将美国列为最后一个要“狠狠揍”的国家，但在解决欧洲事务前，希特勒避免与美国这个巨无霸对抗。二战爆发后，希特勒稳住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和自身的演说，多次向美国示好。甚至在美开始利用中立国身份为反纳粹国家运送作战物资之后，纳粹也极力克制，不敢对美国有所为。当时负责大西洋战役的德国雷德尔将军要求希特勒依照国际惯例，对美国船只进行截夺，遭到希特勒的压制，德国军舰遭到美国军舰开火后，德军要求反击，也被希特勒拒绝。1941年7月，美军接替英军占领了冰岛，帮助英军作战，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战争，德军也认为这是美军的参战行为，要求“有权在必要时可以在护航取击沉美国货船和攻击美国军舰”，希特勒没有同意，只下令将冰岛不再化入战区，以避开美军。罗斯福下令美国军舰见到德国船只就开火，希特勒则在纳粹长老聚会上对此回答说：“罗斯福命令他的船只已经发现德国军舰立即开火，我要求我的军舰遇到美国船只不要开火”。为避免美国参战，希特勒对美国表现出极大限度的忍让和退避。
日本在亚洲，为保住长期侵略中国获得的实利，也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为稳住美国，让其不要干涉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日本曾提出一个强国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计划，即把全世界分为四大块，大东亚圈、欧洲圈（含非洲等殖民地）、美洲圈和苏联圈（含印度、伊朗），由当时的列强依据历史既成事实和地理优势来予以瓜分，其中，大东亚圈自然被考虑为是日本的，美洲圈则被考虑是美国的，在此基础上，日本还提出可以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不独占太平洋利益，并承诺保证美国的在华既得利益。
日本看到了当时的另一强国苏联与德国一道瓜分了波兰，于是幻想美国能与他做交易，而在东亚采取绥靖政策。
同时，除了忍让和利诱之外，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还结成三国同盟即轴心国，旨在威胁美国不要干预与欧洲战争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为轴心国联盟意味着，美国一旦与这些国家交战争，将面临着两面作战的局面，三个国家的领导人相信，美国绝对不敢冒这个险。轴心国缔约后，纳粹外长里宾特洛夫对美国警告说，如果美国参战，“美国不得不与超过两亿五千万的三国人民的团结的力量作战”。
但是，美国拒绝与德国或日本独裁阵营做帝国主义式的交易，也不理睬轴心国的威胁。
对德国阵营，在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之后，美国要求这两个独裁国家对不再进一步侵略做出保证，并且列出了不得染指的三十一个国家的名字。在德国进攻波兰，二战正式爆发之后，美国对民主阵营给予大量支持，罗斯福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的军火库”，美国提供军火长略物资给民主阵营，并用军舰护送作战物资到欧洲目的地。1941年，美国驱逐舰涅布拉克号在大西洋向德国潜水艇发射深水炸弹，同年，美军占领冰岛，进入欧洲战区，让冰岛成为援助欧洲民主阵营的基地。还是同年，罗斯福下令，一经发现德国舰只，美国军舰可以立即开火。这实际是向德国不宣而战。
对日本军国主义，美国起初要求其从中国满洲之外地区撤兵，并在满州地区不搞事态扩大化。随着日本侵华的升级，美国也开始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废铁、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并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的额度，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5千万、1亿、两亿美元的贷款。在日本出现南进迹象时，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的战争机器无法继续运转。在日本抛出橄榄枝，提出四大区域瓜分世界、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保证美国在华利益等条件后，美国仍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次包括了从日本经营多年的满洲撤军，这其实是要求日本放弃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来日本所掠夺的所有权益，自然是日本绝对不能接受的。在与日本开战之前，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以义勇军的方式组织美国军人加入飞虎队，来华帮助对日本作战，日本政府就此抗议，美国政府则对此故作不知，后来与日本开战后，美国政府索性将飞虎队编入了美国正规军。
美国的这种支持中国抗战，要求日本从中国包括满洲撤军、并且卡断日本战争补给的态度，使得日本军阀认识到，美国是不可能在日本容忍的条件下达成交易的，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阀判断，在侵华战争陷入沼泽、战争物资补给被美国人卡断、与美国和解又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如果维持现状，那就如同坐以待毙，必死无疑。如果与美国决一死战，虽然胜算不大，但如若侥幸战胜，那么日本就会全线盘活，既可确保近半世纪在亚洲掠夺的利益，也可进而控制太平洋地区，获得石油等战争资源。东条英机在与当时的首相近卫争论是否应该向美国开战时说：“有时人不得不闭上眼睛从清水台往下跳”。清水台是日本的自杀胜地。于是，军阀们铤而走险，发动了赌博式的太平洋战争。
美国对法西斯阵营开战，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不是一种带有经济考量的行为，从战争开始前美国可选择的道路以及在战争中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而言，美国的参战对于他们而言很不经济，美国在战争中牺牲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民经济倒退几十年，并且在战后为了欧洲和日本的重建，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给与了欧洲和日本两大地区巨额的经济援助，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但美国还是参与了战争，在这里，美国人意识形态又起了作用，在美国看来，法西斯阵营是专制独裁国家，是民主与自由的破坏者，是对美国人认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挑战。美国人说，当自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威胁的时候，“美国人有责任保护自由世界”。
基辛格在论述二战时说：即便是没有珍珠港，美国也会参加战争，因为“为了自由的未来和美国的安全，罗斯福无疑会让美国参战”，进而，基辛格说，美国的参战“是美国的伟大并勇敢的领袖进行的非凡的外交努力而导致的结果”。
日本第一任国家情报局长冈崎久彦在论述二战时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
在这里，冈崎所说的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就是指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具体美国人的好恶是什么，将在下面讲述。
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一直贯穿于二战以后。
二战之后，美国以民主的挽救者身份以及无可比拟的国家实力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借此对西方世界进行了整合。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美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最强大最坚定的捍卫者。此期间，美国出兵朝鲜，出兵越战。美国大兵卖命流血，目的也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的“赤化”。美国在越战遭到了惨败，成为美国自立国以来的首次遭遇的败绩，因此，在美国一直有越战值得不止得打的疑问，但从意识形态来讲，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值得，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参战，可能印度支那半岛早全部成共产国家了，这也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角度的评估。
进入七十年代，卡特执政以后，在冷战的环境中，美国在无法改变大多数中立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条件下，为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共同对付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当作对外交往的普遍要价。但出于其意识形态，美国提出了人权外交，这个人权外交既被用来苟病社会主义阵营，也成为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普遍的要求。自卡特以后，人权开始成为美国的外交的基石，人权的状况成为除政治体制以外的衡量敌友及远近的标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目标。
在以后的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中，人权都是其响亮而重要的对外要价，几乎每届总统在选举过程中都把人权外交当作自己未来政策的重要卖点，以获取选民的支持。
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曾在中国居住多年，拥有众多的中国朋友，被认为能理解中国的现状，带有亲华色彩。但即使这样，布什在执政期间，对中国实施基于人权理由的多年的制裁。
继老布什之后掌权的克林顿总统批评其前任在人权问题上“软弱”，在人权外交上大进一步，克林顿在任八年，打了两场人权战争，一场是为制止种族屠杀而出兵肯尼亚，另一场是在“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下发动的南联盟战争。克林顿当政期间，在国际上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两人共同把人权提到高于国家主权的高度。
小布什时代，美国一国独大，世界呈单极格式，美国不再顾忌，在人权之外，又将“政治自由”作为外交公开的对外要价。对中东阿拉伯世界，小布什除了依法反恐为由，打击伊拉克，将独裁者萨达姆送上审判台之外，又靠宣传及威胁，迫使中东实现民主化；对中亚及原苏联地区，小布什靠鼓励颜*色*革*命来促使其进一步民主化，对俄罗斯的被认为破坏司法独立的案件声称要进行制裁；在近期的对非洲债务的免除上，小布什的条件也是非洲对象国的民主化。小布什在二次就职演说中公开宣称，美国人的使命是扫除地球每一角落的专制体制和独裁者。
布什时代的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活跃。新保守主义是一场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发动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策源地是共和党，领导者是共和党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PANC的组织，由现任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斯斐尔德以及评论家布茨、克里斯托等组成，这些人在多种场合对新保守主义外交做了阐述。这些阐述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些观点：
1，美国由于其市场经济的成功，以及在妇女解放、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帝国；
2，这个帝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他不同于过去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过去的帝国的目的是靠武力使原住民服从，获得殖民地；而现在的美国帝国的目的，是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与法治。
3，美国政府应该继承里根的成功的外交政策，里根的外交政策是：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充分发挥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里根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拖垮了苏联帝国，并给世界带来了民主化。
4，为确保美国的价值体系，并在世界上推行这个价值体系，美国的应该时刻准备打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历史证明，美国曾经进行的这些局部战争，如夺取菲律宾、出兵西伯利亚、出兵古巴、越南战争、波西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都在确保了美国的价值体系起到了作用。
5，在这些局部战争之后，还要考虑这些国家的重建(NationBuilding)，为确保这些战争对象国的民主建设，美国应该准备类似于二战后援助欧洲建设的马歇尔基金。
历史上，美国改造他国的成功案例是纳粹德国及军国主义的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被美国摧毁后在美国的重建下成为独立的繁荣的民主国家的。
我们可以看出，伊拉克现在成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实验地。
实际上，考察美国的外交史，就会发现，新保守主义阐述的外交政策，其实正是美国政府历来一贯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在今天美国独大的世界里，这个政策得到了明确的无所顾忌的表述。
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担任过国务卿、并对现代的美国外交也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基辛格做了一个明了的概述，揭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质。他在《外交》一书中说：
“在旧世界维持和平的最为传统的方法，是维持力量的平衡。但是，美国蔑视力量平衡的概念，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决”。
基辛格是犹太人，是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不属于保守派，也不信仰基督教，是梅特涅实力均衡外教的信奉者，是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巨擘。基辛格在被尼克松拉入自己的团队之前，一直是民主党的热心拥护者，是民主党竞选智囊，并参与过天主教徒肯尼迪的总统竞选。基辛格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友好，是中美建交的先驱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封锁和制裁中国。在现在，他也在中美合作领域中很活跃，拥有一个专门的咨询机构，从事中美交流。我们看到，即便是这样一个世俗化的美国外交家和不拘意识形态的人物，也认为美国的外交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是“民主主义”。
中国学者一致认为美国的外交是追逐利益的外交，把美国外交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理解称逐利行为，说全球的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的学者应该从基辛格的观点中获得启示和反省。（1.2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