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机管理”到“机会管理”——中共对台政策萌发新思维？

从“危机管理”到“机会管理”
——中共对台政策萌发新思维？
[陈子帛]　(2008-02-22)
美国知名的两岸问题专家葛来仪（Bonnie Glaser）2月15日在华府的一场研讨会中说，为因应台湾总统大选的可能结果，中国大陆已有人提出思考对台湾问题以“机会管理”取代长期的“危机管理”。
所谓“机会管理”的前提是，国民党可能重新执政，因此过往近二十年对台湾问题的危机管理思维，似应把握两岸关系可能改善、可能恢复对话的机会，改为较开放务实的“机会管理”。但据说北京方面也担心，如果在国民党重新执政时给台湾太多国际空间，万一民进党又夺回执政权，这些空间恐怕又成为民进党操弄的筹码。据葛来仪转述，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在立委选举当晚，甚至和国民党一样，告诉国台办的所有幕僚：“高兴一晚就好！”
机会管理已纳入决策思维
我们暂时无法确定葛来仪传递的信息的准确程度。人们注意到，“机会管理”及“危机管理”已经相继被引进中共对台决策过程，相对于一向以对敌斗争、统独对抗或者国共合作等传统思维而言，确实是一种进步。
机会管理和危机管理均属战略管理范畴。战略管理是企业分析竞争环境以发现威胁和机会，分析自身资源和能力以明确优势和弱点，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有人认为“战略”的定义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应包括，计划（Plan）：行动的明确预定方向，处理局势的指导方针；计谋（Ploy）：战胜对手的手段；模式（Pattern）：无意中出现、随时间而形成的行动模式；定位（Position）：企业与竞争环境联系的方式；观念（Perspective）：高层管理者看待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方式，等等。
所谓“机会管理”、“危机管理”，不仅涵盖前述的四个指导方针，也包括战略分析过程的四个要素，即SWOT分析，即优势（Strengths）、弱点（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与威胁（Threats）分析。
政治发展过程是错综复杂的，充满不确定因素，和管理学的定义或有相似性，可以彼此借鉴，产生脑力激荡。即使直接套用到两岸关系以及中共对台决策过程，都可以获得诸多难得的启示。
首先，可以印证，从李登辉主政的1988年之后，及至陈水扁主政的2000年以来，北京在面对和处理两岸关系以及制定对台政策过程中，除了原有的决策指导原则之外，“危机处理”所占有的比例甚重。危机管理一般被视为动态的会话过程，包括危机信息的侦测、危机的准备及预防、损害的控制及处理、复原工作的进行、不断的学习及修正等五大步骤、三大阶段。努纳梅克（Jay Nunamaker）提出危机发展的三阶段，即危机爆发前、危机发生期间及危机解决后三个阶段为探讨指标，然后依此来规划各阶段所需的管理活动。在台湾问题上，从蒋经国突然病逝一直到民进党执政，都没有例外。
即使只按照一般的危机管理指标来看，过往台海互动的危机管理过程，应该总结归纳之处甚多。其中，有两点是必须提及，这就是长期以来涉台工作所缺乏的危机预警系统，以及常态运作的战略危机管理小组。
应付危机还显被动
从公开报道的资料中，人们似乎可以发现，大陆有关方面处理危机的过程多半都是随机性的，按照主要决策者规定的原则对不同个案做出相应措施。这就出现明显的被动状态，后发制人的多，先发制人的少；克制而顾全大局多，而主动出击有效遏止少。人们知悉的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尽管成员构成均属涉台部门的最高层人士，但他们来自不同部门，有各自的部门利益考量。这就造成中央对台办无法发挥危机预警功能，难以和一般意义上的战略管理小组等量齐观。
“危机管理”概念被频繁引进对台工作体系，应是2000年之后的事了，但确实是一种进步。近年来在应对陈水扁的主动寻衅时，北京的危机处理能力已有长足的进步，但用更高的标准和尺度来要求显然也有诸多不足。如果对政治对手制造的危机频繁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或者总是出现判断失误，则说明决策系统、决策过程以及危机管理系统存在问题，所以有必要反省和检讨。否则，类似的失误还会发生，所产生的损害也难以修复。如何化危为机，趋利避害，化险为夷，是无法回避的命题。若重复一样的错误，那显然表明决策和运作系统肯定存在缺失。
“机会管理”是务实层面的概念。按照市场营销学的定义，指的是创建一个从一开始就对销售专案进行跟踪的框架，随着进展情况提供以目标为导向的分析基础和销售进展的优化方案。
笔者之所以关注北京对台系统有人提出引进“机会管理”来面对今年5月之后的两岸关系，是因为国民党可能重新执政，马英九可能当选，两岸关系可能获得改善，甚至有所前进和发展，不排除有主观预期的突破，这是充满良好意愿的期待。
重点在于外交领域
的确，按照目前的趋势，如果不发生突发事件和重大意外，台湾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的基本条件和氛围大致形成。但在未产生最后结果之前，任何可能性都存在，所以预做准备是必须的，需有所提醒的包括：
台湾的政治发展已经进入了政党轮替的阶段，这个基本框架已大致确定。“机会管理”不是对特定政治对象的政策优惠，应该是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布局，不可只追求短期功利。若是，则任何“机会管理”都会失去其意义。
从葛来仪有关信息来做进一步解读，北京考虑“机会管理”的着重点可能在于外交领域，或许这可以和马英九的“活路外交”进行某种程度的接轨。在无法彻底解决两岸关系定位之前，任何涉及外交层面的“机会管理”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也就是说，没有人能确保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可以持续，事实上也不可能。对台湾政治发展新的情势视而不见，或者有认识的偏见，这样的“机会管理”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两岸关系是政治问题，不仅受到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大国关系的牵制和影响，同时也受到两岸各自内部政治发展情势的制约和影响。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机会管理”过程，也不能因为“机会管理”而放弃“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必须是常态。
中共对台工作是否因此萌发或者酝酿新的思维，我们无法确认。但既然早就有了“危机管理”意识，也有了初步的“危机管理”实践，而今也乐意考虑引进“机会管理”的理念，这是新的开始。它意味着，北京的对台决策体系有意识地有尽快跳脱惯思维，这是值得肯定的。对此，我们给予期待。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