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不是卖国 是减损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不是卖国 是减损
2010年10月26日 09:33中华文史网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核心提示：综述上所述可见，清廷上谕中之“量中华之物力”，就其本意或主观意图而言，并非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是在“不败和局”，确保其政治统治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去“结与国之欢心”。
作者简介：王开玺，男，1949年10月10日生，汉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77年7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89年7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尤致力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出版有《南国风烟》、《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清通鉴．道光卷》（合著）等著作。发表论文约 60 篇。

慈禧 资料图
一、传统的观点与理解
1900年中国北方各省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8月14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第二天，慈禧太后挟光绪帝等向太原、西安方向逃去。
1901年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友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这一上谕充分表现出义和团运动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辱媚外、妥协乞怜的可耻嘴脸，人们斥之为投降卖国，决非仅是出于民族的义愤；资产阶级革命派陈天华称清政府为“洋人的朝廷”，也决非仅是出于反清革命的宣传需要。清政府确为无耻的卖国者。
但是，笔者以为，人们对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句的理解，却似乎存在着某些误解与歧义。无论是专业治史者，还是一般国民，每当读及这一段文字之时，无不痛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巨耻奇辱，多以为清廷此语是表示将最大限度地满足列强的各种侵略要求，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
章开沅、陈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写道：慈禧看到列强未将其列为祸首，“大喜过望，立即诏告奕劻、李鸿章，不论条约如何苛刻，均可照办，并慷慨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感激帝国主义对她的赦免，准备进一步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如果说这一表述尚属较为模糊或含蓄，那么，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则是极其明确写道：“这道上谕说，朝廷的态度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是说它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张革非、王汝丰编著的《中国近代史》也以类似的语言表述了类似的观点：“1901年2月14日，慈禧又发出上谕，要求奕劻、大学士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说，要将中国的一切物质财富，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讨好帝国主义，以博得他们的欢心，换来自己的反动统治”。徐凤晨、赵矢元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也极其明确写道：“西太后还厚颜无耻地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决心以最大限度的卖国，争做帝国主义‘欢心’的走狗”。甚至有人为此而怀疑这一上谕的真实性。季云飞先生撰文说：“以往所有史著都认为慈禧在接到议和大纲后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笔者核查了上文提及的1901年2月14日上谕，只有‘结与国之欢心’，无‘量中华之物力’，看来前半句是后人加上去的”。
笔者于大学本科学习期间，也曾对这一上谕内容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认为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为维持其反动政治统治，的确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以换取西方列强的欢心。但无论如何也不大相信清政府会无耻到将这一思想，毫无遮掩写入堂堂的上谕之中。如此一来，清廷在国民心目之中，还有什么权威？清政府面临的不是其政权是否可以存在的问题，而是完全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大约20年前，笔者专门为此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调阅了清廷的上谕档。当该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十二个字，赫然映入眼帘之际，我顿感无比失望、无奈。
当时，笔者承认，也相信我们的先人确曾是这样的无能，但就情感而言，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和容忍清廷何以如此的无耻。但面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上谕，我只得无奈地接受了学界对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理解。在课堂上也曾如学界一样痛斥清廷的无能与无耻。
二、“量中华之物力”的来由与本意
前不久重读《义和团档案史料》，发现了“量中华之物力”的来由，同时对清廷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句之本意，亦有所醒悟，颇有“开卷有益”之感。愚以为，人们于此确有误解之处。现姑妄言之，不当之处，冀识者、智者教我。
1900年12月22日，列强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争论与协调后，向清廷传抄议和大纲十二条，并声称不可变改。
清政府认为，十二条大纲是各国公使“往复密商其国政府数十日而定议，非此不能转圜，非此不能结局”，因此“十二条不能不照允”。同时清廷也意识到，清廷只要认可了十二条大纲，即可基本保持住其政权，因此又明确指示议和大臣，“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尚需竭力磋磨”。也就是说，此时的清政府意识到其政治上的根本性危机已经度过，已具有了与列强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磋磨”的可能，因而要求议和大臣，“审度情形，妥筹磋磨，补救一分是一分耳”。此处的“妥筹磋磨”，是就整个十二条大纲而言的。议和大纲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允照赔偿各国各款”。当时清军机处估计到列强在中国对外赔款问题上，将有可能“狮子大开口”，因而致电清议和代表称：“赔款各款，势不能轻，惟亦需量中国力所能及，或宽定年限，或推情量减，应请磋磨”。此处的“应请磋磨”，则专指赔款而言，而“需量中国力所能及”，即为后来“量中华之物力”的最初表述。12月27日，清廷再次以电旨的形式，重申了上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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