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调查报告：50年，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变〗

五次结构性的社会大流动和十大社会阶层
三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的论点，引起了社会大众以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日前，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第二部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就“十大社会阶层是怎样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分化演变而形成的，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十大社会阶层今后各自将怎样继续演化，现有的社会流动机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还不合理，需要怎样的改革和调整”等主题对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社会流动研究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许多国家的社会学家都对各自国家的社会流动做过系统研究，并且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比较研究，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然而，5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流动有着极其特殊的方面，它是在几次重大的社会政治变迁背景下发生的，并且受到国家政策的强烈干预。这些特殊性使得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研究方式，同时，研究主题也与通常的社会流动研究有所不同。
基于此，该报告着重于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全面考察了1949年以来重大的社会政治变动和相关政策调整及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之所以对此进行专门的深入分析，是因为不全面了解这些社会政治变迁和政策变化，就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社会流动的模式和机制的变化线索及其背后的原因。第二，通过观察社会流动来解释当前社会阶层的形成过程、内在特性和未来走向，并由此判断：当前中国社会是否存在社会阶层、区分社会阶层的界线在哪里、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多大、社会阶层是否出现了结构化的倾向?这是进行社会流动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流动这一视角，来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特点，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第三，通过对不同时期——特别是经济改革前后——的社会流动路径、流动机制、流动频率、流动障碍和流动机会分布进行比较研究，对最近50多年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走向做出总体判断，即在哪些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开放，在哪些方面封闭性特征有所增强或有所保留，同时分析这些开放性因素和封闭性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发展有什么影响，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当代中国经历了五次结构性的社会大流动
该报告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和社会流动过程，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50多年中的演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次重大制度变革发生在1949年以后，这实际上是一次制度革命。其核心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的同时，逐步以单一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取代分散的传统小农经济以及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高度依赖国家的资源配置格局，而且，这种配置基本上还决定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相应地，一旦这些因素发生变化，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的机制亦即社会流动机制也随之而改变。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以前，中国的社会流动从条件、路径、形式、方向以及制约因素等方面看发生了三次显著的变化，由此引起了三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
第二次重大制度变革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变革的基本动力是改革开放，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因此成为此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性变化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过程也因为宏观制度－政策背景的不同而形成两个阶段。
在这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背景下，当代中国经历了五次结构性的社会大流动：
第一次社会大流动：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重塑（1949～1956）
1949～1956年，新的社会流动模式以对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进行重塑为标志，这种重塑实际上意味着原有阶级阶层关系和位序结构的彻底颠覆。
标志性事件：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社会阶级阶层位序大规模重组，开始形成一种以政治—职业为轴心的正是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机制。
第二次社会大流动：多维二元身份体系的建构（1957～1965）
1957～1965年，为了与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对资源集中配置的需要，在最终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国家同样以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建构了一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赋予社会成员以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身份，不同身份的人有着明显不同的利益、福利和社会地位。
标志性事件：“大跃进”、“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及其后的大规模经济调整；多维二元身份体系被建构并被定型化，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社会地位随政治运动发生显著沉浮。
第三次社会大流动：社会流动的失序（1966～1977）
1966～1977年的社会流动的典型特征，除了前一阶段的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继续影响人们的地位获得外，就是政治运动对全社会的全方位影响，因政治原因而发生的人世沉浮尤为突出，整个社会的社会流动基本处于失序状态。
标志性事件：“文化大革命”；社会生活进一步高度政治化及泛阶级化，平均主义与等级间的悬殊差别并存，教育流动机制被阻断、扭曲。
第四次社会大流动：社会分化与流动模式的转换（1978～1991）
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社会分化与流动模式发生初步转换，原来的政治二元身份体系被放弃，其他各种身份等级体系也逐步被突破，在现代工业社会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一般流动规则，尤其是以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为基础的后致性规则，逐步成为决定人们的地位获得的主要规则之一。其结果是，不仅原来的阶层发生了分化，新的阶层也开始出现。
标志性事件：“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时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元体制形成，政治阶级二元身份体系终结，市场化等的现代性社会分化及后致性社会流动出现，教育机制更新，新兴社会阶层出现。
第五次社会大流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初步成型（1992年以来）
这一阶段的社会流动的典型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被建立起来，使得社会分化愈益深刻，社会各阶层的职业地位（权力、收入和声望等）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升降变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较为明显的调整，新的社会阶层成长壮大，进而形成了一种由10个主要基于职业的社会阶层组成的新阶层结构，在该结构中，不同阶层所处的等级位序也初步被确立起来。
标志性事件：“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时期；市场体制上升为基本的经济体制，具有后致性的结构性流动出现，社会流动频率加快，教育的地位获得机制作用上升，出现了现代性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
50年，有中国特点的社会流动
50年来，有中国特点的社会流动形成了今天的“十大社会阶层”结构雏形
50多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却经历了五次结构性的社会大流动。在1978年前，阶层、群体、家庭、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政策的变化所影响所决定，上下升降，起伏不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的社会流动才逐渐显现出类似工业化国家常有的社会流动轨迹。总结这5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流动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1978年以前，由于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阶层的兴衰，全系于国家、政府、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变化。所以，这个时期的社会流动，可称之为政治主宰型的社会流动模式。
第二，1978年改革以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使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改变及其社会结构的分化，使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显著；同时，国家制度性政策安排对个人、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仍具有相当大的作用。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及其现代社会流动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第三，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正在渐趋高级化。职业结构高级化是工业化国家普遍发生的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一般特征。在此是指社会结构中，高层次职业的数量逐渐增加，在职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形成了“向上流动的潮流”。1978年以来，中国职业结构也呈现渐趋高级化的流动。2000年同1992年相比，在职业结构的总量中，低层次职业（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下降8.17个百分点；而中层职业的比重则增加了7.2个百分点。但目前,我国中高层职业人员虽然于18年以来呈增幅趋势，但同工业化国家的职业结构高级化相比，还有差距。
第四，未来8～10年，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飞跃式的提高，社会中间阶层也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扩大。在对全国人均GDP和各类职业比重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仅对非农职业岗位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更对中高层职业的增加有相当大的影响。如当一个省的年人均GDP从5000元到7500元、由7501元到10000元、再由10001元到12500元增长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这些职业阶层人员都呈逐年增加趋势，而农业劳动者则逐年减少。而当人均GDP超过了12500元后，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的比重就会出现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农业劳动者则大幅度减少。
第五，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依据全国抽样数据，分阶段考察了50多年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变化，结构表明，改革前、后差异很大。从代际流动率看，1980年以前代际总流动率有41.4%，职业流动率为92.4%，不流动率是58.6%，也就是说，只有三成的子女的职业地位是上升的。1980年以后，代际总流动率达到54%，其中上升流动率40.9%，比1980年前提高了13个百分点，有四成的子女实现了超过父辈的职业地位上升的社会流动。从代内流动看，1979年以前，从前职到现职总流动率只有13.3%,这就是说,有86.7%的社会人员在改革前往往是一个职务定终身很少流动。而到了1980-1989年阶段有18.2%得到了升迁,1990-2001年阶段则有30.5%得到了升迁,获得了更高的职位。从上述代际和代内流动率和总体流动率看，改革以后都有明显提高，这表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第六，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终形成。1980年以来，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各阶层的边界正在明晰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这些倾向对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和社会阶层机构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未来中国社会流动变化的三种趋势中，中国如何选择？
从当今国际特别是国内总的发展形势来看，中国已经形成的这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雏形，今后发展趋势的可能有三个：
第一， 初步形成的这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雏形，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能够在国家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足够的营养和生长条件，健康、顺利地成长为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就其结构形态来说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形”演变为“橄榄形”。
第二， 由于制度和政策改革不及时，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这个幼弱的“初生婴儿”面临营养不良和得不到及时调理和治疗的困境，成长状况时好时坏。其结果可能是成长为一个畸形的“人”，亦即变成一个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就其结构形态来说，可能继续保持“洋葱头”形态，即底层仍然很大，但社会中间阶层发育成长不起来。
第三，由于制度、政策改革停顿，甚至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这个幼弱的“初生婴儿”遭遇恶劣的国际国内生存发展环境，不仅得不到营养，有病也得不到调理和治疗，以致停止发育，长期病弱，根本无法成长为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性的社会阶层结构。就其结构形态而言，可能从现在的“洋葱头”形状退化为“蜡烛台”形状。在现代社会，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一种瘦弱无力的社会骨架，根本无法支撑经济社会应有的发展。
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就是说理想的、良性的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是第一种，具有橄榄形状。
实际上，早在20年前，邓小平就在其著名的“三步走”战略中提出了这个宏伟目标。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三步走”战略中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已经得到实现，现在我们正在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而继续奋斗。
目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正在向现代化的社会流动模式转变，新的社会模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如前所述，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旧有规制仍在阻碍着社会流动渠道的通畅，还在产生一些消极的对社会发展不利的影响，在某些重要领域，社会流动渠道甚至有重新被封闭的迹象。可见，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现代转型，实际上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搞得好，即如果国家能够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要求，建构合理的制度安排，进行正确的政策引导，继续深化改革，撤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所有制度性政策性障碍，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便终究能够形成。搞得不好，即如果不能加快和深化体制改革，不能消除各种阻碍合理社会流动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不能对既有的各种消极的社会流动机制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和遏制，同时引导各种积极的流动机制稳定下来并发挥主导作用，甚至使已经开通的积极合理的流动渠道又重新被阻塞、封闭，那么，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就可能出现上述第二、第三种结局。
目前促进社会流动的主要政策建议
该研究报告还提出了目前促进社会流动的主要政策建议，课题组认为，要使中国社会阶层的演变实现第一种结局，避免第二种尤其是第三种结局，从社会流动角度来说，最关键的出路，就是在中国社会努力建构起一种公正合理开放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模式。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为这种流动模式的形成创造条件。
第一，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诸如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使社会流动的渠道更加畅通，加快社会流动的速度，使社会各类成员各得其所，使各种人才能够更顺利地脱颖而出。尤其要促进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使社会阶层结构中该缩小的社会阶层尽快地小下去。
第二，调整和创新社会政策，引导各种公正合理的开放性流动机制（尤其是各种重视个人能力并鼓励个人努力的后致性机制）成为稳定的、发挥主导作用的机制。加快培育社会中间阶层的成长，使该扩大的阶层大起来，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向橄榄形转化。
第三，调整和创新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平而合理的配置。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固然要体现在效率上，但更要体现在公平上，因为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是否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能否公平地分享公共资源配置带来的好处，决定着人们能否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国家在配置各种公共资源方面，要全面合理，统筹兼顾，要做到使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普遍分享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利益，尤其要帮助那些在各种先赋性条件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和阶层增强竞争的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竞争中享有相对公平的机会。中国是一个城乡、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人口大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都相当严重地扩大了，而国家在分配公共资源方面扶强不扶弱的倾向在许多涉及社会流动问题方面尚未有根本的改变。
对于社会流动来说，公共资源配置发挥影响最大的领域，是公共教育投入的分配。在这方面，现行的分配机制很不合理，也很不公平。城镇人口只占40%，而且比农村富裕得多，但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第四，制定正确的城市化战略，加快城市化步伐。城市化对于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加速社会流动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为形成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促使一个同样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宏观的制度—政策创新方面，确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有很多障碍需要撤除，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把这些障碍清除了，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雏形这个“初生婴儿”，才有条件和机会健康地、顺利地发育成长为真正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本文节选自《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二－－当代中国社会流变》一书，主编陆学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