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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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7-06-28 15:52:29
□本报记者 张悦 发自香港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0年了，有越来越多的内地居民来到香港，然而即便是如本报记者这般多次踏足港九大地，仍然会不时有文化休克的感觉。
平民化的市政大厦
1997年有一个叫艾敬的沈阳女歌手，曾经唱了一首很火的歌曲《我的1997》，“他可以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1997快些到吧”等歌词当时在内地耳熟能详。然而这首歌传唱到香港后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如果13亿内地人都可以随便到香港，香港秩序会不会乱啊。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0年了，从2003年“自由行”开始，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内地居民来到香港，然而即便是如我这般多次踏足港九大地的内地人，仍然会不时有文化休克的感觉。
一出红火车站，就会看见一大堆标语，看得初到香港的内地人胆战心惊。在天星码头，也会有人向你散发海报、小册子。在香港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在内地鲜见的异议人士。这证明香港是享有言论自由的，你只发表政治意见，不搞行动颠覆，香港是可以无视你的存在的。
除了这些表面的“西洋镜”，如果仔细体味，还会有很多进一步的深层震动。
这次来到香港的第一天，由内地来到香港大学做研究学者的南方周末前总编钱钢请我们到一处能体现“香港特色”的大厦吃饭。
那处大厦竟然叫“市政大厦”。然而却没有任何公务员在这办公。这是政府用公帑提供完善设施以服务该区域市民的大厦。
香港18个区，每个区根据面积大小和发展程度均有几座这样的“市政大厦”，格局也大抵相似：底层是一个菜市场和杂货市场，从鸡鸭鱼肉到针头线脑一应俱全，楼上还会有一层“大排档”，众多餐铺汇聚在一起。
后来还参观了另一处耗资逾4亿港元建筑的市政大厦，这座大厦获得了香港建筑师学会的优异奖。除了上述街市，还有现代化的全天候攀石墙、健身室、游泳池等多项文娱设施，有免费供放学后的孩子来做作业的“修习室”；还有公共图书馆。收费的娱乐设施也很便宜，问了一下，一个羽毛球场地一小时才30港元，比北京、上海的同类场地要便宜。
另一方面，市政大厦并不会因为其服务普通市民的性质而显得低档和无秩序。豪华谈不上，但至少现代化、干净、安静。很难想象，在内地除了标志性建筑或者豪华政府大楼，政府会那么花大力气去建设那么多漂亮现代的“便民设施”。
钱钢说，到香港不能靠原来的判断来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这个市政大厦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啊。
规则大于潜规则
香港人遵守规则是出了名的。即便在双休日的高峰期，市政大厦的游泳池中也不会有拥挤而混乱的感觉，因为香港人在水里也“排队”：泳池拉开了几条泳绳，不仅有“快游池”、“慢游池”，还有“循环池”，不管大人孩子，就如同在路上那样遵守交通规则———沿着泳绳边左去右来，首尾衔接，循环往复。
驻港部队的军车也许是中国最遵守交通规则的军车了，这些开着“ZG”牌照的军车司机可能一句粤语都不会说，在他们第一次驾车进入香港之前，就已经背熟了香港的交通法规。熟悉香港的每一条交通干线，对香港近200种交通标志滚瓜烂熟。
以前英国军车享有“隧道内执勤免费通行”的权力，解放军放弃了，让香港的规则变得更纯粹。
凤凰卫视的时事评论员曹景行曾说起一件事，2000年年初，一位开货柜车的老兵在香港超速行驶，香港警察给驻军寄去一张罚单，上级立即收回他的“往来香港特别通行证”，停止驾车半年。
凤凰卫视的另一位名嘴梁文道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则抱怨香港新颁布的不准在所有室内场所抽烟的规定，让他这杆老烟枪非常憋屈。
但是抱怨归抱怨，一旦新规定立法通过，香港人都会遵守。连记者住的宾馆都会在房间里贴出禁止吸烟的标志，香港一些露天的公共场所也被辟为禁止吸烟区。比如维多利亚公园，一次万人活动过后，我看到偌大一块场地果然没有一个烟头，实在让人感慨。
这一切，是因为在香港，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媒体和市民都有强烈的规则意识，规则是一种制度性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环境里，规则大于潜规则，扼杀潜规则于摇篮之中，使潜规则没有生存的土壤，遑论非规则。
这次去香港之前，我做过重庆“最牛钉子户”的报道，香港的记者朋友看到过报道自然就讨论起来，之后就说起香港的一起曾经轰动一时的“钉子户事件”。
奇怪的是，当时内地媒体讨论了诸多日本、德国、英国的钉子户，偏偏遗漏了近水楼台更可资比照的香港。
后来我专门查了一下当时的报道，更加称奇：
香港一位八旬农妇与女儿挑战香港的地产大鳄李兆基名下的恒基集团，为一块位于新界大埔翡翠花园邻近，面积有12万平方英尺(一平方英尺约为1／10平方米)的土地，双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地行动。结果2006年1月5日，香港终审法院裁定作为香港真正的草根阶层的农妇母女胜诉，并没有给地产大鳄留下任何一点特别的情面。
一方是人微言轻的老妪，一方是财大气粗富可敌城的地产大鳄，我很难想象，将这一事件搬到内地会是什么结果。在重庆，我看到了太多的从全国各地赶来寻找媒体帮助的“钉子户”和失地农民，在香港，没有人上访，也没有人会哭着把上诉材料塞到记者手里。
两极分化和福利保障
香港的贫富差距之大同样是我们难以预料的。内地来港走马观花的游客会注意香港的门脸———或者在太平山顶俯瞰灯火璀璨的港岛，或者在中环大道仰望中银大厦的瑰丽，但没有人会看到深水街上那些神情困顿的失业工人、观塘和元朗那些可能从没去过中环的新移民，700万香港人中有112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2004年，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将全港200万居民分为10组，收入最低的组别人口占到112万，平均月收入2977港元)
在今年香港特首的竞选宣言中，两位竞选者均承诺要解决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曾荫权还称之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凤凰卫视梁文道说，10年前，李嘉诚叫李超人，是我们的偶像，代表着只要你努力就有机会成功的“香港梦”。而现在，出租车司机也会骂李嘉诚是混蛋，搞垄断，官商勾结。香港人过去觉得有钱人有钱是靠他自己，现在也出现了仇富心理。
他认为，回归前后，为了香港保持经济活力，更多注重的是商人的利益，忽略了中产阶级和普通人。比如说800人的选举人团多是商人出身，垄断了香港的经济资源，现在又垄断了政治资源，原来的殖民统治中的这部分被保留了，港督执政的时候也是考虑这批商人的利益。
这其中既有值得吸取的教训，也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但香港在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环境中，仍然提供给穷人有尊严的生存下去的制度保障。除了公屋制度，还有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等。避免了社会的不稳定。
香港的公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它保障穷人的基本住房权利，使得他们有机会从底层社会发展到上流社会。曾经主管公屋的香港房委会主席叶国谦说他自己小的时候一家七口人，住在不足20平米的房间中，叠床架屋，三叠床。
现任律政司司长黄仁龙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香港有一半居民不进入商品房市场，而是存身于政府提供的房屋中，比如公屋、廉租房，其中，占总人口30％以上的穷人住在“公屋”里。
“公屋”从外表上看很像封闭的大厂房，只是比厂房更高，一般都有近二十层。“公屋”因为由政府统一建造，一般只分大、中、小三种号型：大号的有20平方米出头；中号的16.5平方米；小号的只有10平方米左右。一些三代同堂甚至8口之家就住在这样的逼仄空间内。
叶国谦当房委会主席的时候，每周都有一天要从早上8点半讨论到下午2点，“一年批五六万单位，高峰期7万，现在是2万多。”
这样的保障制度甚至吸引了内地人来香港当穷人。
今年1月份我到香港采访“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现象，在入境处办理申请延期的窗口看到了内地孕妇排队的长龙。
来自广州增城的黄广大夫妇的孩子一出生就享受到香港的医疗福利。“小孩出生后身体不好，医院很负责任，不让他出院，两个白天三个晚上，才交了150港元。要是我们内地人在香港这样生病就是7500港元。”
各种福利制度还将伴随着他儿子的成长：九年免费教育，每年有两三千港元书报津贴；在公立医院急诊只需100港元，普通专科60港元，住院每天100港元；如果儿子独自在港，可以申请每月1930港元基本生活补助、1280港元住房津贴。孩子从一出生每月可以拿到三千多港元，比多数内地工人的工资还要高。
香港政党的“担当”
采访叶国谦的第二天，6月12日，民建联就要开党员大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会。被港人视为爱国爱港的党派，民建联之前拥有党员9969人，新有一百多人申请入党。“明天我们一开会就成为万人政党了，这是香港第一个万人政党。”
1991年，香港立法局首次引入直选，催生了一些“政党”组织，这些组织有自己的“党纲”、“党魁”。
“我们是一批在香港土生土长的，觉得对香港社会要有所承担的群体。”叶国谦说。
回归前香港政府官员是根据《英皇制诰》由英国委派，本地政党不可能“以执政为职志”。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权，基本法第十五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基本法这一规定事实上已否定了香港“执政党”的存在。
香港以行业、界别、阶层为活动平台的社会团体很多，市民已习惯于依托这些社会团体为自己争取权益、表达诉求，且可避免政治化，因此并不热衷于加入某个政党。香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团体不是哪一个政党，而是工联会。
民建联现在是立法会中的最大党，但并不意味着它会成为“执政党”。
尽管如此，在香港，政党的发展空间依然是广阔的。政党可以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组织、秩序和渠道：可以反映民意、监督政府；可以成为培养政治人才的摇篮，等等。
6月的第一个周一。香港晴天，有云。在雨季中，这样的天气殊为难得。于是出了铜锣湾的地铁口，就有立法会议员高举着“咪”卖力地推介自己的理念，周围各种政党或者社团在热情高涨地进行募捐，路两旁的栏杆则挂满了各政党议员的宣传海报。
遗憾的是，我这次又没赶上香港的选举活动。只能看钱钢饶有兴致的撰文记述：
那些区议员候选人，手持“咪”(即麦克风)，一遍遍详细解释，如果当选他将有何作为。例如，游说交通管理部门将某路巴士延伸到某处；阻止开发商拆除某老人活动场所；保护某处的某一株古树，等等。选情激烈，一男一女两位候选人难分高下。最后时刻，双方都宣布“告急”，派出助选员到各幢公寓“洗楼”(挨家挨户拉票)。结果，男候选人以微乎其微的劣势，在他的“票仓”失利。
那个夜晚我看到了这位失败的男候选人。约摸十一点，一个路口的街心安全岛上，他在谢票。这位年约半百、身材瘦削的先生，通过“咪”，一遍遍喊话：“各位选民！各位街坊！我是xxx。我以六十四票之差，在区议会选举中落败。我承认失败。但是我不甘心。在这个地区，我已经为街坊们服务了二十年。我会继续努力，继续为大家效力！谢谢各位对我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凉风拂动花白的头发，声音已经沙哑。即使路上行人渐稀，他还在久久伫立，面对高耸的楼群，努力呼喊，呼喊。有一段时间，整个街区似乎只剩下他和我。
这位当年在凉风中独自谢票的失败者就是民建联的副主席叶国谦。我问他你当了十几年的区议员，突然被选民抛弃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彼时侃侃而谈的叶国谦突然变得有些动情：“那是2003年，当时的政治气候对民建联是非常差的，只输64票来之不易，这个区区议员我从1991年就开始当，和选民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深厚的感情，这个输是因为很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但我一定要回报他们对我的支持，我非常珍惜。”
他说他那次走了整整两天，把这个叫做中西区的选区走完。
香港人遵守规则是出了名的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本报记者 张悦 发自香港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0年了，有越来越多的内地居民来到香港，然而即便是如本报记者这般多次踏足港九大地，仍然会不时有文化休克的感觉。
平民化的市政大厦
1997年有一个叫艾敬的沈阳女歌手，曾经唱了一首很火的歌曲《我的1997》，“他可以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1997快些到吧”等歌词当时在内地耳熟能详。然而这首歌传唱到香港后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如果13亿内地人都可以随便到香港，香港秩序会不会乱啊。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0年了，从2003年“自由行”开始，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内地居民来到香港，然而即便是如我这般多次踏足港九大地的内地人，仍然会不时有文化休克的感觉。
一出红火车站，就会看见一大堆标语，看得初到香港的内地人胆战心惊。在天星码头，也会有人向你散发海报、小册子。在香港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在内地鲜见的异议人士。这证明香港是享有言论自由的，你只发表政治意见，不搞行动颠覆，香港是可以无视你的存在的。
除了这些表面的“西洋镜”，如果仔细体味，还会有很多进一步的深层震动。
这次来到香港的第一天，由内地来到香港大学做研究学者的南方周末前总编钱钢请我们到一处能体现“香港特色”的大厦吃饭。
那处大厦竟然叫“市政大厦”。然而却没有任何公务员在这办公。这是政府用公帑提供完善设施以服务该区域市民的大厦。
香港18个区，每个区根据面积大小和发展程度均有几座这样的“市政大厦”，格局也大抵相似：底层是一个菜市场和杂货市场，从鸡鸭鱼肉到针头线脑一应俱全，楼上还会有一层“大排档”，众多餐铺汇聚在一起。
后来还参观了另一处耗资逾4亿港元建筑的市政大厦，这座大厦获得了香港建筑师学会的优异奖。除了上述街市，还有现代化的全天候攀石墙、健身室、游泳池等多项文娱设施，有免费供放学后的孩子来做作业的“修习室”；还有公共图书馆。收费的娱乐设施也很便宜，问了一下，一个羽毛球场地一小时才30港元，比北京、上海的同类场地要便宜。
另一方面，市政大厦并不会因为其服务普通市民的性质而显得低档和无秩序。豪华谈不上，但至少现代化、干净、安静。很难想象，在内地除了标志性建筑或者豪华政府大楼，政府会那么花大力气去建设那么多漂亮现代的“便民设施”。
钱钢说，到香港不能靠原来的判断来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这个市政大厦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啊。
规则大于潜规则
香港人遵守规则是出了名的。即便在双休日的高峰期，市政大厦的游泳池中也不会有拥挤而混乱的感觉，因为香港人在水里也“排队”：泳池拉开了几条泳绳，不仅有“快游池”、“慢游池”，还有“循环池”，不管大人孩子，就如同在路上那样遵守交通规则———沿着泳绳边左去右来，首尾衔接，循环往复。
驻港部队的军车也许是中国最遵守交通规则的军车了，这些开着“ZG”牌照的军车司机可能一句粤语都不会说，在他们第一次驾车进入香港之前，就已经背熟了香港的交通法规。熟悉香港的每一条交通干线，对香港近200种交通标志滚瓜烂熟。
以前英国军车享有“隧道内执勤免费通行”的权力，解放军放弃了，让香港的规则变得更纯粹。
凤凰卫视的时事评论员曹景行曾说起一件事，2000年年初，一位开货柜车的老兵在香港超速行驶，香港警察给驻军寄去一张罚单，上级立即收回他的“往来香港特别通行证”，停止驾车半年。
凤凰卫视的另一位名嘴梁文道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则抱怨香港新颁布的不准在所有室内场所抽烟的规定，让他这杆老烟枪非常憋屈。
但是抱怨归抱怨，一旦新规定立法通过，香港人都会遵守。连记者住的宾馆都会在房间里贴出禁止吸烟的标志，香港一些露天的公共场所也被辟为禁止吸烟区。比如维多利亚公园，一次万人活动过后，我看到偌大一块场地果然没有一个烟头，实在让人感慨。
这一切，是因为在香港，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媒体和市民都有强烈的规则意识，规则是一种制度性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环境里，规则大于潜规则，扼杀潜规则于摇篮之中，使潜规则没有生存的土壤，遑论非规则。
这次去香港之前，我做过重庆“最牛钉子户”的报道，香港的记者朋友看到过报道自然就讨论起来，之后就说起香港的一起曾经轰动一时的“钉子户事件”。
奇怪的是，当时内地媒体讨论了诸多日本、德国、英国的钉子户，偏偏遗漏了近水楼台更可资比照的香港。
后来我专门查了一下当时的报道，更加称奇：
香港一位八旬农妇与女儿挑战香港的地产大鳄李兆基名下的恒基集团，为一块位于新界大埔翡翠花园邻近，面积有12万平方英尺(一平方英尺约为1／10平方米)的土地，双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地行动。结果2006年1月5日，香港终审法院裁定作为香港真正的草根阶层的农妇母女胜诉，并没有给地产大鳄留下任何一点特别的情面。
一方是人微言轻的老妪，一方是财大气粗富可敌城的地产大鳄，我很难想象，将这一事件搬到内地会是什么结果。在重庆，我看到了太多的从全国各地赶来寻找媒体帮助的“钉子户”和失地农民，在香港，没有人上访，也没有人会哭着把上诉材料塞到记者手里。
两极分化和福利保障
香港的贫富差距之大同样是我们难以预料的。内地来港走马观花的游客会注意香港的门脸———或者在太平山顶俯瞰灯火璀璨的港岛，或者在中环大道仰望中银大厦的瑰丽，但没有人会看到深水街上那些神情困顿的失业工人、观塘和元朗那些可能从没去过中环的新移民，700万香港人中有112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2004年，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将全港200万居民分为10组，收入最低的组别人口占到112万，平均月收入2977港元)
在今年香港特首的竞选宣言中，两位竞选者均承诺要解决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曾荫权还称之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凤凰卫视梁文道说，10年前，李嘉诚叫李超人，是我们的偶像，代表着只要你努力就有机会成功的“香港梦”。而现在，出租车司机也会骂李嘉诚是混蛋，搞垄断，官商勾结。香港人过去觉得有钱人有钱是靠他自己，现在也出现了仇富心理。
他认为，回归前后，为了香港保持经济活力，更多注重的是商人的利益，忽略了中产阶级和普通人。比如说800人的选举人团多是商人出身，垄断了香港的经济资源，现在又垄断了政治资源，原来的殖民统治中的这部分被保留了，港督执政的时候也是考虑这批商人的利益。
这其中既有值得吸取的教训，也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但香港在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环境中，仍然提供给穷人有尊严的生存下去的制度保障。除了公屋制度，还有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等。避免了社会的不稳定。
香港的公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它保障穷人的基本住房权利，使得他们有机会从底层社会发展到上流社会。曾经主管公屋的香港房委会主席叶国谦说他自己小的时候一家七口人，住在不足20平米的房间中，叠床架屋，三叠床。
现任律政司司长黄仁龙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香港有一半居民不进入商品房市场，而是存身于政府提供的房屋中，比如公屋、廉租房，其中，占总人口30％以上的穷人住在“公屋”里。
“公屋”从外表上看很像封闭的大厂房，只是比厂房更高，一般都有近二十层。“公屋”因为由政府统一建造，一般只分大、中、小三种号型：大号的有20平方米出头；中号的16.5平方米；小号的只有10平方米左右。一些三代同堂甚至8口之家就住在这样的逼仄空间内。
叶国谦当房委会主席的时候，每周都有一天要从早上8点半讨论到下午2点，“一年批五六万单位，高峰期7万，现在是2万多。”
这样的保障制度甚至吸引了内地人来香港当穷人。
今年1月份我到香港采访“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现象，在入境处办理申请延期的窗口看到了内地孕妇排队的长龙。
来自广州增城的黄广大夫妇的孩子一出生就享受到香港的医疗福利。“小孩出生后身体不好，医院很负责任，不让他出院，两个白天三个晚上，才交了150港元。要是我们内地人在香港这样生病就是7500港元。”
各种福利制度还将伴随着他儿子的成长：九年免费教育，每年有两三千港元书报津贴；在公立医院急诊只需100港元，普通专科60港元，住院每天100港元；如果儿子独自在港，可以申请每月1930港元基本生活补助、1280港元住房津贴。孩子从一出生每月可以拿到三千多港元，比多数内地工人的工资还要高。
香港政党的“担当”
采访叶国谦的第二天，6月12日，民建联就要开党员大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会。被港人视为爱国爱港的党派，民建联之前拥有党员9969人，新有一百多人申请入党。“明天我们一开会就成为万人政党了，这是香港第一个万人政党。”
1991年，香港立法局首次引入直选，催生了一些“政党”组织，这些组织有自己的“党纲”、“党魁”。
“我们是一批在香港土生土长的，觉得对香港社会要有所承担的群体。”叶国谦说。
回归前香港政府官员是根据《英皇制诰》由英国委派，本地政党不可能“以执政为职志”。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权，基本法第十五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基本法这一规定事实上已否定了香港“执政党”的存在。
香港以行业、界别、阶层为活动平台的社会团体很多，市民已习惯于依托这些社会团体为自己争取权益、表达诉求，且可避免政治化，因此并不热衷于加入某个政党。香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团体不是哪一个政党，而是工联会。
民建联现在是立法会中的最大党，但并不意味着它会成为“执政党”。
尽管如此，在香港，政党的发展空间依然是广阔的。政党可以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组织、秩序和渠道：可以反映民意、监督政府；可以成为培养政治人才的摇篮，等等。
6月的第一个周一。香港晴天，有云。在雨季中，这样的天气殊为难得。于是出了铜锣湾的地铁口，就有立法会议员高举着“咪”卖力地推介自己的理念，周围各种政党或者社团在热情高涨地进行募捐，路两旁的栏杆则挂满了各政党议员的宣传海报。
遗憾的是，我这次又没赶上香港的选举活动。只能看钱钢饶有兴致的撰文记述：
那些区议员候选人，手持“咪”(即麦克风)，一遍遍详细解释，如果当选他将有何作为。例如，游说交通管理部门将某路巴士延伸到某处；阻止开发商拆除某老人活动场所；保护某处的某一株古树，等等。选情激烈，一男一女两位候选人难分高下。最后时刻，双方都宣布“告急”，派出助选员到各幢公寓“洗楼”(挨家挨户拉票)。结果，男候选人以微乎其微的劣势，在他的“票仓”失利。
那个夜晚我看到了这位失败的男候选人。约摸十一点，一个路口的街心安全岛上，他在谢票。这位年约半百、身材瘦削的先生，通过“咪”，一遍遍喊话：“各位选民！各位街坊！我是xxx。我以六十四票之差，在区议会选举中落败。我承认失败。但是我不甘心。在这个地区，我已经为街坊们服务了二十年。我会继续努力，继续为大家效力！谢谢各位对我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凉风拂动花白的头发，声音已经沙哑。即使路上行人渐稀，他还在久久伫立，面对高耸的楼群，努力呼喊，呼喊。有一段时间，整个街区似乎只剩下他和我。
这位当年在凉风中独自谢票的失败者就是民建联的副主席叶国谦。我问他你当了十几年的区议员，突然被选民抛弃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彼时侃侃而谈的叶国谦突然变得有些动情：“那是2003年，当时的政治气候对民建联是非常差的，只输64票来之不易，这个区区议员我从1991年就开始当，和选民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深厚的感情，这个输是因为很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但我一定要回报他们对我的支持，我非常珍惜。”
他说他那次走了整整两天，把这个叫做中西区的选区走完。
香港人遵守规则是出了名的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