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天则人谈天则的故事--如苍生何

访谈:天则人谈天则的故事
访谈:天则人谈天则的故事
"独立"，"社会的良心"，一直是天则人的信条。《商务周刊》在这里记录了这家民间
经济研究机构在中国的成长，以及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民间机构生存状况的反思
第一篇：天则之路
天则十年
1993年
1993年的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名学者和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的主要成员在一起，
共同决定成立一家民间学术研究和咨询机构，她被命名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7月26日下午，天则所在西单三味书屋悄然成立。由盛洪出任理事长兼所长，张曙光任学术
委员会主席。8月，盛洪出国后，由茅于轼任天则所所长，并代理事长。
这年的9月11日，天则所接到了她的第一个项目——万县长江大桥等四项投资可行性研究签
约付款。
两年以后，当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起这个中国第一家民间经济
研究机构的诞生时，言辞间充满着一个学者的激情和梦想：
"天则人是一群掌握了更多的制度经济学知识的文人，他们希望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推进我
国的制度创新。在天则人看来，中国还有两个重要的关卡没有逾越。一是中国技术上还没
有走出模仿阶段；一是在企业组织制度方面，中国还没有出现福特流水线、通用事业制
度、丰田生产方式、连锁店和中央银行这样级别的创新，实现这些，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现
代化的超越。用制度经济学的知识加速这一超越过程，是天则人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
在今天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中国人似乎到了一个关坎，我们要再度确认我们当初走向现代
化的因由，要及时唤醒一直藏在我们几代人心中的伟大的道德理想，在中国实现了现代
化、并能够对世界产生某种影响时，开始考虑结束那个主导着近代史的弱肉强食的丛林规
则。
在经济学领域，天则所不仅要继续她目前正在推进的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而且还要进行
后市场化问题的研究，政府制度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全球外部性问题的研
究，道德伦理和宗教的研究，以及文明间冲突的研究。"
1994年
1994年是天则所百业待兴的一年，天则开始树立起自己的影响力。这年10月，美国国际经
济研究所委托天则所做"中国贸易保护成本的测算"项目，而亚洲开发银行也委托天则所
进行"中国影子价格"的研究。12月1日，受西安市人民银行委托，天则进行"西安西北金
融中心"研究课题，完成主报告"西安金融中心地位和城市发展模式"及4个分报告。
刚刚成立的天则所这一年两度迁徙，5月从西单达智胡同迁至复兴路1号水科院内，仅仅4个
月后，办公地点迁至北京方庄芳古园。
1995年
天则所向非营利性组织的方向再次跨越。6月9日，天则所事业单位注册成功。当年7月，天
则与美国国际民营企业中心签约，支持天则所双周学术论坛。
1996年
1996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记住了"天则"这个外国人读起来有些拗口的名字。这一
年的5月4日，天则学术委员会开会，确定80名特约研究员，并决定撰文批评英国《经济学
家》"香港的午夜"一文。余永定、张曙光、盛洪、茅于轼撰写了4篇评论文章，发表在
《国际经济评论》第9-10月号总第五期上。英国《经济学家》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在12月
专程赶赴天则所，就4篇批评文章涉及的内容进行解释，承认"香港的午夜"一文不当，是
在主编不在的情况下发出的。
尽管天则的知名度与关注度与日俱增，但毫无疑问，作为一家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她的
每一步成长，天则人都付出了别人想象不到的艰辛和努力。
"如果说天则所有什么成功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她活下来了。对于参与一项具体事业操作
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更深切地明白了‘生存'的含义。生存下来就非同小可。更值得庆
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理论的无形力量，越来越能够理解和赞赏天则人所辛
苦坚持的‘不赚钱的'事业。一个民族可以是一个经济动物，但不能创造灿烂文明的民族
从来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在展望新的一年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表示乐观，因为中国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天则
所的力量虽然微薄，但她把自己的努力和对中国的热爱、对世界的关怀联系在一起，因而
觉得自己的事业大得了不得。我们期待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世界性的里程碑：一组有
中国特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这需要探讨和推进包括企业并购和产
权变革在内的制度变迁，直到出现中国真正领先的东西。"
——盛洪
"就像任何一个个人总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专业化分工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一般只能在
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某一专业上做出特别的贡献一样，一个研究机构也不可能在一切领
域内‘包打天下'，而只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发掘它独特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形成
‘专业化分工'，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壮大。天则的特殊价值和特殊优势是什么呢？我想
就目前来看，由它特殊的人力‘资源禀赋'和组织方式所决定，它已经显示出来的优势
（这不否定还有些优势没有发挥出来）显然不在于政策分析，不在于商业咨询，也不在于
现代经济学纯理论的研究，而是在于它对经济学的哲学思考，在于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
交融，在于各种‘边缘学科的碰撞'，在于它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学者论坛为社会提供的思
想交流的方便与氛围，这是在我们这个商业气氛浓厚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可多得的一个学术
机制。"
——樊钢
1997年
天则所成立的第5个年头，这个源自于中国民间的第三方力量在这一年显现出她的影响力。
当年2月，海南大化肥项目投资158亿元，在高层官员的支持下，选址三亚。这一消息在报
上披露以后，张曙光、卢跃刚以天则所名义组织经济、能源、环境、化工、地理布局等方
面的专家讨论，并致信人大常委，说明化肥项目选址三亚的弊端和洋浦的好处，并展开一
系列工作，最后政府推翻原来决定，落址洋浦。张曙光曾就此发表"简议经济决策的民主
化和科学化——以海洋天然气化肥项目落址洋浦为例"的文章。
4月，天则召开临时理事会，讨论与牟其中所有的南德公司合作事宜，绝大多数理事对南德
公司的商誉存有怀疑，决定不与其合作。
这年2月，天则所召开股东会，讨论了股权分配问题。3月，天则在亚洲开发银行登记为注
册咨询公司。
"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在这样一个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有
很多过去的东西值得我们整理，同时也有很多需要从国外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但更重要的
是我们在整理国粹和这些国外东西的同时，要重新进行创新。
像天则所这样一个民间团体所能发挥的作用，从30年或更长的时间来看，她发挥的作用可
能比官方还大。在现在这种状况下，要做这样的事情相当不容易，因为知识分子也要吃饭
和睡觉，要我们的政府拿出很多钱来支持民间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的企业还没有
形成非常自愿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出资支持学术研究的传统，所以需要有一个学术群体
的努力。
天则所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风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自视甚高，缺少合作，各自为战，但天
则所是自发的，并且在外界压力下，每个人还能够坚持合作，这点对我们学术界来说，尤
其是对我们想建立一个新文化的学术界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林毅夫
"天则所成立5年，5年的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败，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优势，找到了自己的
定位，举起了自己的旗子，有了自己的产品，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下，用自己的实践证明
了一个真理：学在民间。
天则所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非常珍重自己作为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身份，它没有为了某
种权利和方便而挂靠一个上级主管单位，也没有为了经费而依从于某个盈利机构。它的一
切活动都是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自主决策，自己承担相应的决策责任和义务。"
——张曙光
"和亚洲人的恐慌一起，天则所进入了她的第5个年头。经过了4年的探索和徘徊，天则所
的目标该是安身立命了。安身立命，就是不要再有日常的生存之忧；安身立命，就是要确
立在社会分工中的恰当位置；安身立命，就是要形成自己稳定的风格；安身立命，就是要
找到最能有效运用优势资源的形式；安身立命，就是要发现最能张扬本性的生命表现。
当天则所坚持的学术传统、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具有昂扬的生命力时，天则所才有生命
力，而只有这些传统、精神和价值对这个世界有所增益时，它们才会获得生命力。"
——盛洪
1998年
这年4月，天则关注中国经济现实制度变迁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财经出版社出
版。同月，天则召开第一次"宏观中国论坛"。7月，与万盟公司合作组织"并购与重组"
系列活动。9月，在卧佛寺与《读书》杂志联合召开"戊戌变法百周年纪念会"。
"五四运动80周年即将临近。80年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追求富国强兵之道中发现中国
缺的是民主和科学，如果不接受民主和科学，洋枪大炮是造不成的。这个发现无疑有巨大
的进步意义。80年以来,各阶层为追求民主和科学，前仆后继，虽然取得的进步很大，但离
富国强兵的目的却并未更接近一点。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引进了市场经济制
度，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我们才有可能进入到小康，有希望摆脱贫困，变成一个既
有民主又有科学的现代化国家。
这里的教训是深刻的。为什么民主和科学没有帮上忙，倒是市场制度为我们摆脱了困境。
市场的原则是自由选择。交换本来是人类的本性，它为人们带来利益，但是为什么市场制
度的建立如此困难？因为有人妨碍人们的自由！尤其可悲的是许多人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
自由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同时又去限制别人的自由，计划经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国逐步引进市场经济事实上从1979年开放集市贸易即已开始，但离建成一个规范的市场
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根本的，我认为是接受自由主义的原则。
天则经济研究所只有十来个全日制的成员，一年的经费不过百万，它联系的特约研究员也
只有100左右。相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实在是一个非常渺小的力量。但我们的学术良心驱使
我们去从事力不从心的伟大事业，我们对此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相信这是众望之所归，
也是历史的潮流，是五四运动80年以来的历史总结。"
——茅于轼
1999年
1999年12月，天则所成立村民自治课题组顾问专家组，开始了这家民间机构在中国最底层
的民主试验——天村实验。而自成立之时就开始困扰天则所的学术与盈利之间的矛盾也开
始寻得解决的路径。这一年7月，天则股东会决定将原天则所分成天则所和天则所咨询公
司，天则所为非营利机构，不再设股东会；原天则所股东转为天则所咨询公司股东，天则
所持有天则公司10%的股权。茅于轼任天则所理事长，张曙光任所长。
天则在本年度开始启动政府体制改革课题。4月，美国Atlas 基金会通知,茅于轼所著《中
国人的道德前景》被授予Antony Fisher 国际纪念提名奖，奖金2000美元捐给天则所。
天则办公地点当年3月再次动迁，新地点是紫竹院报恩楼。
"天则所进入了它的第7个年头。在这一年中我们迁到了新地址，扩大了办公面积，增加了
工作人员，从事的研究和咨询业务都有了增进。尤其是在1998年9月份原天则所分解为非营
利性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和盈利性天则公司，分别由张曙光和张平主管，我本人也从主持日
常经营退到董事长的位置。
中国改革2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讲，是不断让人民有更多的活动天地和选择自
由，同时逐步强化监督，限制各种经济特权活动的范围，也就是在经济活动中的公平竞争
和自由选择，我国即将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也以它作为工作精神。我深信沿着这个方向去
做，中国经济还有一片光明前景。"
——茅于轼
"凭借制度经济学家对历史的理解，我们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无论它叫
什么，新经济，知识经济，还是信息革命，我们终将经历一个旧秩序瓦解、新规则形成的
历史时期。
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这样的一个转折关头意味着，要么落伍，要么跟上，要么超出。这
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遵循现在对于全人类来说并不神秘的自然法则，没有左道旁门可
走。"
——盛洪
2000年
2000年10 月，天则接受国电公司委托，完成"从业主制到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报告，受
到原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和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的肯定。天则所本年受聘为湘财证券首席经济
顾问，并合作进行宏观经济月度形势分析、政策分析和举办"资本市场论坛"。
"我虽然是研究经济的，是研究如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但是我越来越感到财富不是我
们的最终目标，使得人们快乐才是最后的目标。
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它的意思是不使任何一个人受损，但至少有
一个人得益。把它用在经济学上时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经济上受损，而至少有一个人增
加了财富。其实，市场经济就是不断地行使帕累托改进，社会的财富就这样增加上去了。
我们同样可以用到快乐上，那就是不使任何一个人痛苦，而至少有一个人增加了更快乐一
些。比如说，真心诚意地表扬一个人，就是快乐上的帕累托改进。这里用不着花费一分
钱，也没有人因而受损，但是全社会的快乐确实有所增加，因为被表扬总是叫人高兴的。
我们往往做出一些愚蠢的事，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这正是逆向的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任
何一个人得益，但是至少有一个人受损。当这种行为普遍发生时，全社会遭受许多痛苦，
或者说，全社会痛苦极大地增加。文革是这样，战争也是这样。
所以我说：‘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我的朋友何思宗改正我说，应该是‘也给你不爱的
人以自由'。以为自由本来就是每个人的权利，谁也没有理由去干涉他。"
——茅于轼
"说制度是有效率的，也是说它同时解决了利益冲突问题。而对于天则所来说，所谓整体
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和这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密不可分的。只有在她获得自己的
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贡献了一份，也只有在她暂时受到损害的同时，并不损害社会反而
有利于社会的时候，她才能从社会中获得回报。只有她持之以恒地这样做，她才能在社会
中不朽。"
——盛洪
2001年
2001年4月，作为中国人文学者的一个新思想阵地的《中评网》经营困难，其负责人张平与
张曙光协商，愿将其所持有的50%中评网公司股权以一元钱的价格转让天则所，《中评网》
进行重组和调整。是年3月，天则承接信息产业部"电信价格弹性"的研究项目。5月，接
受天津开发区委托，研究天津滨海新区和天津发展战略和城市竞争力。
"上帝并不偏爱天则所。正像他既不偏爱法国队或巴西队，也不偏爱通用电器或安然。当
我们看到人们举着国旗角逐世界杯赛场，或者不同公司在广告中打着自己的标志进行生意
战时，就仿佛看到了崇拜不同图腾的部落之间的生存竞争。
一个机构可能会获得眼下的外在成功，但会因‘失德'而终于没落；它也可能暂时遭受挫
折，却因‘有德'而东山再起。德是一个机构的灵魂，是它的真正的‘核心技术'。
我们对于天则所未来有信心，并不因为它叫‘天则'。在机构间的竞争中，天则所并不
‘例外'。如果我们曾经成功，那不是偶然的；但如果将要衰落，也自是必然的。全在有
无‘德'字之间。探究天道，千虑一得；坚守道德，启望天助。我们仍需时时努力，事事
当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盛洪
2002年
2002年3-10月，天则所接受水电部委托，进行"水权和水市场"的研究。4月，天则承接全
球发展网"中国的小额信贷"研究项目。9月，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在杭州成立。
2003年
2003年4月，天则办公地点迁离紫竹院，至五塔寺24号。2月，李慎之先生在天则所双周学
术报告会上发表题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民主化"的演讲，这是李慎之先生最后一次公
开演讲。5-6月，对孙志刚案做出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主题涉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合宪性、
法律思考等方面。
"我们希望发出我们的声音"
——与茅于轼谈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和经济学家的社会参与
□记者 任雪松
"当时我是个局外人，是后来被硬拉进来的。"古稀之年的茅于轼回想起天则经济研究所
创立时的情景，清癯的脸上泛起了童真般的笑容。
1993年盛夏7月，茅于轼与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4位经济学家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
公司共同发起创立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时至今日，这个74岁的老人，与一个执著而行的民间经济研究机构已经一起整整走过了10
年的时光。
学术研究是枯燥而繁复的，更是一个寂寞不为人知的工作。而作为一家民间背景的经济研
究机构，一方面要努力在学术研究、辅助政府决策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更多的
时候茅于轼们还要为研究所的生计四处奔波。
"最频繁的时候，我一天下来要接受5次以上的采访。"茅于轼说，他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
经常参与各种论坛，接受媒体的访问。"这是天则的一种参与感。我们希望发出我们的声
音。"
6月12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即将迎来它的十周年庆典前夕，茅于轼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
访。
一家民间NGO组织走过的10年
《商务周刊》：首先祝贺天则所成立10周年，我们对天则所10年来的努力感到钦佩。当年
您与几位经济学家共同发起这个民间经济研究机构，可做学术通常是清苦的事，为什么选
择自己出钱做呢？
茅于轼：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1993年，中国各地成立了很多民营、私营企业，当时的国
民经济增长率达到14%，我们的投资方大象文化传播公司决定成立一家经济研究机构。当时
找的是唐寿宁，我当时是局外人，后来谈成了被拉进来的。最初的想法是成立一家盈利性
的经济研究机构。当初，一个目的是盈利，另一个目的是学术研究。当时我们认为这两个
方向是可以兼容的。但事实上，10年的历史证明，盈利与学术二者是不能兼容的。我们举
办培训班，曾经试图为企业、政府、机构提供咨询，但都不赚钱，现在，天则基本上成为
一家纯粹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主要靠外界的捐款运行。
《商务周刊》：天则所开始建立时预想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茅于轼：不太明确，也没有想得很清楚。当时只是觉得我们的学术是有价值的，能够创造
财富。
《商务周刊》：几个经济学家聚在一起，想做一个赚钱的买卖，但却没有成功。
茅于轼：经济学不是自身能够创造价值，而是通过社会路径、通过企业创造价值。企业管
理是研究企业怎么致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怎么致富，有些人认为经济学家熟悉经济运行
的规律，由此应该熟悉企业的运作，应该知道如何赚钱，事实上是错误的。经济学家研究
社会资源如何配置，达到最优配置后，应该能赚取大量的社会财富，但经济学家却无法直
接从中获利。我有几十个办法，如果采纳的话，可以赚到几千个亿的财富，但事实上我拿
不到一分钱。就像我们建议央行应该发行500元面值的大钞票，我们测算，国家因此每年将
会节约十几个亿的支出，但即便国家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我也不会有任何收益的。
《商务周刊》：在天则身上，赚钱与做学术是两个矛盾的概念吗？
茅于轼：赚钱和做学术最初是我们并行不悖的两个方向，但10年来，其间变来变去，最终
还是回到了非营利性的学术机构上来。我们做过企业咨询，但做不过专业的咨询公司，老
是赔钱。但学术上我们却具备优势。这样的社会分工也是社会的进步。
我们经过了很多的争论，但最终非盈利的方向还是逐渐清晰下来。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
的学术研究机构都是非盈利性的，不论在美国、日本还是欧洲。
《商务周刊》：1993年以来的1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转型最剧烈的
一个时期。您怎么看待这个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时期，从公民的意识到政府
的组织机构，经济运行的规则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期间，天则作为一家民间的NGO组
织，在自身角色的定位、社会的认同、政府的认同上，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转变？
茅于轼：天则的成长，离不开这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么是"歌德"派，
拍马屁，要么是造反派，骂政府；中国的农民，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几千年来，中
国的老百姓不懂得怎么当公民。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摆正我们的位置，政府应该怎样正确看
待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天则不依赖政府，是非盈利性的。最初，政府对我们是不放心的，现在，政府部门的态度
有了很大的变化，政府开始邀请我们，有些课题交给天则来做。找我们做应该比较放心，
因为我们既不是拍马屁，又不是造反派，我们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代表社会的良知，坚持
公正、公平的原则。
《商务周刊》：在这个时期，天则的学术理想与方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茅于轼：大的方向上，依然是发展学术，推进社会进步。这并没有变。我们会借助我们的
优势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优势就是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学术研究。
小的原则不断调整。比如，盈利性的方向就放弃掉了。但天则所还必须有资金来源，这主
要依赖于社会各界的捐款。为了保证我们的独立性，我们的捐款来源是多元化的，但也使
得我们的经营更困难一些，不得不为筹款伤脑筋。
尽管天则的财务盘子从最初的30余万成长到现在的300多万，但我们没有任何盈余，没有房
子，也没有车子，如果资金来源断裂的话，可能两个月我们就会关门。
《商务周刊》：您有没有想过，理想中天则所的未来是怎样的？
茅于轼：方向不会有大的变化。关键是否能够做强，能否做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领导
地位。学术竞争不是商业竞争，但竞争同样残酷。
《商务周刊》：做天村试验，发放小额贷款，办民工学校，您的行为弥漫着强烈的理想主
义色彩，您有时会不会感觉到，您的梦想与您所经历的现实之间有很远的距离？
茅于轼：理想也必须从小事做起。退休以后我主要做了三件事：小额贷款、扶贫学校、天
则所。天则所是层次最高的机构，但麻烦也最多。其一，经济上的来源不稳定，其次，涉
及到很多不同的看法，内部外部的争论，你必须协调，同时必须把握方向。
《商务周刊》：您一定非常在意天则的"民间"色彩。自古之今，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同样
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作为一个民间的经济研究机构，应该如何界定与政府经
济决策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公民的关系？天则如何获取这种参与感？
茅于轼：推进社会进步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天则的追求。事实上，从1970年代开
始，中国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就充满了争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逐步
清晰起来：中国必须与国际的规则接轨。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关于现代化的争
论，这是一个动刀动枪的问题，信仰不一样，选择的路径也不相同。中国在经历了160多年
的争论后，逐步看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们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举办了这么多的讲座、培训班，发表了这么多的学术成果，这
就是我们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最频繁的时候，我每天平均下来要接受5次以上的采访，这就
是我以及天则的一种参与感。
《商务周刊》：民间的力量，草根的力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脆弱"，不主流，对此，
您怎么看？
茅于轼：民间的声音现在几乎听不到。我只看到中国人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中
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没有当过公民，他们不晓得这些言论需要负责，应该有一个好的社会
效应。
《商务周刊》：类似于天则这样的民间机构、NGO组织在中国的成长空间有多大？您认为，
政府应该怎样对待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和力量？
茅于轼：非政府组织越来越重要，他做的事情都是政府组织此前做的工作。但政府做与NGO
做，效果不同。为什么很多事情政府做不成呢？因为它有官架子，它下面有公安、警察、
法院、军队，自然而然是不平等的，它要想你征税，不听话就会把你抓起来。政府具有很
多强制性的方面。但有许多不需要强制性的工作，比如慈善、教育。政府的观念在改变，
开始慢慢接受非政府组织。但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可能要等10年20年。
经济学家的社会参与
《商务周刊》：您觉得经济学家在社会生活当中，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茅于轼：最核心的功能就是生产知识提供给社会使用。改革20年来，经济学经历了从计划
经济学到西方经济学的一个转变。现在中国经济决策中都在使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比如
凯恩斯主义的供给需求理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应用。这个转变的过程是比较自由的，
虽然其间西方经济学不断遭受打击。其实，恰恰是这种对于经济路径选择的讨论，最终保
证了中国经济改革一步步走向成功。
《商务周刊》：市场经济是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很难存在一个所谓的"全体人民"或
"全体民族"的利益。所以说，经济学家的利益也只能与各利益集团利益相结合了。您认
同这种看法吗？
茅于轼：个人、机构可能会出现这种同利益群体勾连的现象。但经济学不会，经济学的职
能是如何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他不管资源有效配置的好处被谁获取，只要有资源有
效配置的机会和路径，他就会需求这种机会。也就是说经济学是追求效率的，收入分配即
公平不是他研究的核心问题。社会学政治学要考虑社会分配，经济学要考虑公平，就必须
牺牲一部分效率。
《商务周刊》：一个经济学者是不是必须避免"政府经济学家"的角色？这涉及到一个原
则的问题吗？
茅于轼：经济学是站在社会的利益出发。他的目的是把饼做大，而不会考虑太多饼都被谁
吃了。政府内的经济学家，可能会受到政府行为和思维的影响，同时更多的影响政府的行
为和政策。比如，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都是经济学家组成，其中大部分是大
学教授。我们国家就没有一个这样的顾问机构。虽然我们的政府首脑也有经济顾问和智
囊，但他们都在暗处，不知道都是谁。我们也征求意见，但却是小范围、小圈子的。这像
是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孟尝君养了一批食客，现在有了一些变化，但大致
还是这种格式。现代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这样的决策结构是不能应付的。
《商务周刊》：我注意到您对很多社会现象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有一种理论
认为，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您认为，对于一些社会道德事件，经济学家应该出世还是入
世？
茅于轼：经济学的一个前提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假定人是追求利益的，从这个假定
导出整个经济学的结论。在经济学的范畴，不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会天下大乱，相
反，他会非常协调。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学所达到的一个境界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但物质
不是我们追求的惟一目的，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也因此受到怀疑，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理论
可以解决物质财富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物质极
大丰富，但却是冷冰冰的一个世界，从这一层面上说，它需要道德的帮助。
十年一觉梦天则
文/茅于轼
我在1993年退休后的10年中办了三件事，其中牵扯精力最大的就是和盛洪、张曙光等同志
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至今10年过去，可以来说一说，办一个民办研究所主要的精神应该
是什么，主要的危险又是什么。
民办的研究所是一个非政府组织，首先要回答为什么要有非政府组织。在我们国内，过去
几乎一切都由政府包办。政府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强制力，有人说国家是阶级对阶级的专
政工具，它表现为以暴力作后盾的权威；国家机关的干部养成了一种作风，往往是高人一
等，缺乏商量的余地，不容人选择。而社会上的许多事情应该是出于自愿的，这样就产生
了对非政府组织的需要。
一切非政府组织都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自愿参与，自由退出。之所以有人愿意参与，是
因为他们所做的事对社会是有益的。普及教育，发展文化和科研，帮助穷人，照顾关入监
狱犯人的子女，监督政府，这一类的事既不需要暴力作后盾，又不能由以赚钱为目的的企
业去办，所以要有非政府组织。这就决定了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特点：一，它关心社会的公
共利益；二，它不以赢利为目的。
这是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否真能组织得起来发挥作用，还要看有没有适当的资
源。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有钱。钱从何来？它只能从社会上的个人或
企业来，或者从其他的非政府组织来，而且这些单位愿意出钱完全出于非自利的目的，是
一种捐赠的性质。在人类历史几千年的过去，并没有非政府组织，不是没有需要，而是因
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能力出这份钱。一直到了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社会财富
极大增加以后，这种组织才逐渐出现并壮大。10年前天则所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国经济还
没有像现在这么富有，社会上很少人知道什么是非政府组织，因此很难从国内的个人和企
业捐到钱，除了最初的一笔钱从当时的大象文化公司投入，其他的收入主要靠国际组织，
包括亚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国际民营企业中心等。10年以后的今天情况有了变化，
不但国内企业逐渐资助天则所，连政府机关也邀请天则所参与有关的研究，我们的经费有
了多元化的来源。一方面这是好现象，筹资的机会增加了，但是随机性也更大，没有一个
稳定的资金来源，使得天则所的前途充满着不确定性：只要经济来源断绝，天则所就要停
止运作。
处于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使天则所能够继续存在，并发挥更大
的作用。要做好工作，我认为主要是遵循两条原则，首先是保持独立性，做真正是社会关
心并且有益于社会的事，其次是要有一定的献身精神。做到这两条都是不容易的。
先说第一条，什么事对社会真正有利，绝不是容易判断的。过去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
对社会有利的，现在知道企业要利润极大化，但是一切事情都朝钱看也是错误的，否则就
用不着非政府组织了。经济学家最熟悉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通往地狱的道路上铺满着鲜
花"。坏的结果是好的愿望造成的，一心一意想做好事结果却恰好相反，计划经济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经济以外这类的事就更多了。究竟什么事对社会和人类有益？我想，用温
和的方式追求自由和保障人权应该大致不错，符合这一目标的活动也大致不错。
然而追求自由和人权可做的事很多，我们只能选择那些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事来做，即属于
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而且基本上是学术性的工作。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工作不见得能够立
竿见影，它影响的面首先是知识界，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师生，然后是企业领导和政府干
部，最后普及到一般群众。虽然这个过程很间接，但是这确实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改革20多年的成功，肯定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在起作用。我们也做过一些对策研
究，是和制度经济学有较密切的关系，或者和自由和人权有密切关系的。要使得我们的研
究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一方面要我们自己对政府的立场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要使
政府干部更关心社会的信息，近来这两方面都有所改进。
第二方面，天则所的人员，特别是它的领导成员要有献身精神。我们这些人之所以选择天
则所这样的工作来做，固然和自己的条件有关，更重要的是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否则
也许会下海去赚钱了。然而在一个市场经济中，没有收入来源是无法生存的，所以挣钱养
家也是自然而且必要的。但到底应该拿一个什么报酬，看法是不同的。从理论上讲，应该
按照市场价格来定，但是市场价格也只是一个幅度，它在每个人的心中也很不相同，上限
和下限可以相差一两倍。因此领导人和一般员工的报酬水平始终是值得注意的事，如果定
得太高，会影响社会对天则所的捐款，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捐款变成了高工资；但是
报酬太低也有问题，因为留不住人，而且合适的人选不愿意到天则所来，这正是天则所所
面临的后继无人的危险之一。由于很难定一个客观标准，我们的做法，一方面领导的工资
水平在当事人回避的情况下由理事会开会决定；另一方面就是透明化，将主要成员从天则
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劳务费等统统列出来，给理事会的理事们知晓，以
便监督，这也是为了鼓励天则所成员的自我约束。我相信，天则所领导人员报酬的透明度
愈高，愈有利于天则所的筹款。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好坏很容易鉴别，赚钱的企业一般来讲就是好企业，但是对于非政
府组织，业绩的好坏不能用赚不赚钱来判断。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天
则所运行10年没有积累任何财产，既没有买房，也没有买车，更没有大笔现款，但是这并
不能证明天则所办得不好。因为非政府组织的目的不在赚钱，而在社会效益，而社会效益
是无法用单一的指标来测量的。
总体来看，天则所的社会影响在不断扩大，这个过程看似自然，其实极不容易，特别是在
中国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既要保持独立性，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很像是在走
钢丝。所幸的是中国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一直在慢慢地改善，自由的空间在扩大，这正是我
们所追求的，而且这个变化也有我们努力的一份贡献。
天则所面临的危险不但有来自外面的，也有来自内部的，主要是管理方面的问题。经济学
家未必善于管理，它涉及人事、财务、业务方针、对外关系等。天则所在这些方面都有过
经验教训。管理和经济学是不同的两门学科，经济学家并不善于管理，不过我认为制度经
济学所阐明的一般规律至少可以保证天则所不出大问题。这些规律包括各方面遵守既定的
程序和议事规则，互相尊重，平等待人，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得理要让人。这些原则经济
学家都是承认的，但是临到自己头上也难免犯糊涂，天则所建所的所谓人和关系就是互相
学习的一个磨合过程，而且这是一个永远需要提高没有止境的过程。
天则所十年的历程基本上是成功的。我希望它能愈办愈好，我还将像过去一样贡献我的主
要精力于天则所的事业。但是由于年龄关系，再继续服务10年的可能性是不存在了。
遵循规则，直到伤害自己
文/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记得曾在华盛顿听过德雷莎修女的一次演讲，大部分内容我都忘掉了，但有一句话却铭记
在心，这就是：爱，直到伤害自己（Love until it hurts）。后来我在几处文章中都提到
过这句话，并对它做了点"篡改"：遵循规则，直到伤害自己。如今天则所已经快10年
了，如果有一句话能够解释这个奇迹的话，那就是这句话。
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均衡点。爱是"给予"，而遵循规则是"不拿"。与爱相比，遵循规
则是较低的要求，只是"底线伦理"。然而，做到这点也不容易。尽管自然形成的规则是
人们的"集体最佳稳定对策"，但并不是在每时每刻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如果人们在规则
有利于自己时才遵循，就不会有规则。遵循规则，就意味着有时会伤害自己。在很多情况
下，由于社会存在着外在强制力，人们不得不遵循规则。但在两个极端上，没有外在强制
力。一个是在利害较小的领域，人们只靠道德约束行为；一个是在宪法层次，这时约束别
人的"外在强制力"往往很难被约束。因此在这两个极端上，"遵循规则"就意味着"要
自觉地伤害自己"。而在利害较小的领域中，人们往往能够做到，这是因为偏离道德的收
益不大；但在宪法层次，自觉地遵循规则却是难上加难。
社会之所以发展，文明之所以繁荣，正是因为人们创造出了更有约束力的伟大道德。我们
想起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那是根本不计利害的；我们也更理解孔子的"克己复
礼"，顺从欲望是不可能恢复礼乐制度的；在孟子心中，正义规则的价值高于生命，人们
甚至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宋儒看来，"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
不当为"。正是这些伟大道德奠定了社会的宪法原则，人类社会才会放出文明的光辉。
一个社会如此，一个机构也如此。所不同的是，表现为国家的社会有更多的强制性，而一
个机构要更多地依赖自律；一个较大的国家往往有垄断性，而一个机构必在竞争中。竞争
中的机构更要仰仗超越的道德律令，遵循不可或缺的宪法原则。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天
则所缺少赢利的压力，也缺少如上市公司那样的外在监督，在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也还不
够宽松，它之所以走到今天，完全依赖于知识界及社会各界的支持。这种支持完全建立在
对天则所宪法原则的信任上，这同时意味着他们相信天则所的成员有着高尚的自律精神。
一旦他们发现不是如此，天则所将会顷刻瓦解。
德雷莎修女又说，假如你爱至成伤，你会发现，伤没有了，却有更多的爱。如果我们都遵
循规则而不惜伤害自己，我们也会发现，伤害没有了，而我们所有人都会获得巨大的回
报。这不仅因为爱心能使人们把付出当做获得，而且也会"被爱"。当我们都遵循宪法原
则时，不仅会因更高的确定性和效率而收益丰厚，作为一个机构，天则所也会因知识界和
社会对它的信心而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篇 天则之困
坚守的代价
□文 秋风（独立学者）
就在写这篇文章之前一个月，我第一次被天则邀请去做一次学术活动的评议人，这让我有
受宠若惊的感觉。会议结束后，一位老师还拿出一点费用，我非常惶恐地拒绝了，因为，
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发言，就是我的荣幸。其实，应该是我感谢它，因为我对于经济学肤浅
的了解，不是从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或正厅级的经济研究所开始的，而是从天则开始，
是从天则的茅于轼先生、张曙光先生、汪丁丁先生开始的。
我想，可能有不少热爱经济学、尤其是热爱自由市场、而又没有受过科班经济学训练的
人，跟我有同样的经历。如果说中国有哪个机构在真诚地传播自由市场的理念，把它视为
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学里的一个学术结论，那可能就是天则了。倘若没有
天则成功地生存下来，中国是否还会有真正地传播自由市场经济学理念的机构？
注定了的民间立场
这种鹤立鸡群的怪现象，倒并非完全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因素。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30年代初的大萧条之后，自由市场观念就遭到知识分子的普遍
抵制，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也不例外。在自由市场的老家英国和美国，尽管在上世纪80年
代出现了撒切尔革命与里根经济学，自由市场似乎风行一时，但自由市场经济学及其观念
始终没有成为学院的主流。传播自由市场和比较古典的自由主义理念的智库，在美国、英
国、更不要说欧洲，其实也都处于学术体制的边缘。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Cato研究院，
尤其是追求比较纯正的自由市场的Mises研究所、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等等，似乎为学院中的
经济学教授所不屑——事实上，刚刚开始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曾经因为哈耶克
写了本《通往奴役之路》，而将哈耶克排斥在专业经济学圈之外。同样，即使到了今天，
又有几个经济学教授会认真看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
择》？他们会说，那也许是好的宣传品，但不是真正的经济学。
因此，我想，即使中国发生了天则所期望的变革，天则及天则的后继者的命运，也未必会
有多大的改善；即使有所改善，也注定了是短暂的。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天然地具有
厌恶市场而进行干预的倾向，自以为比市场要高明的政府官员们——也许偶然会有一两个
明智的政治家是例外——当然喜欢那种教给他干预的技术和技巧的经济学，而不喜欢那种
讨论政府是否应当干预或干预的限度等等框架性问题的经济学。
这是真诚信奉自由市场理想的经济学家所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困局：在经济学高度技术化，
并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范式和价值取向的今天，自由市场经济学会被体制内的主流同行
视为另类和不入流。嗤，茅先生的著作里竟然没有模型——尽管茅先生本来就是学习自然
科学的、专门曾经从事过数理经济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常常面临体制的白眼。
但经济学家却必须坚守观念的阵地。任何一个制度，都需要靠观念来支撑，自由市场也不
例外：在历史上，先有斯密的《国富论》，后有自由贸易；先有瓦尔特·奥伊根的秩序自
由主义，才有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最初强调的是市场而不是"社会"）；先有哈耶克和
弗里德曼，才有撒切尔革命和里根经济学。同样，政府干预的倾向，必得有自由市场的观
念，才能约束之，限制之，使之不至于任性而为，完全摧毁市场。
这样的坚守，注定了不会是政府官员，而只能是知识分子；而由于知识分子——哪怕是经
济学专业——经常具有反自由市场的倾向，因此，这样的坚守，经常是在学术体制的主流
之外。从这个角度看，天则注定了是属于民间的。
道德的力量
如果说，这种自由市场智库的努力，得不到以干预为业，及以提供干预技术为职志的体制
内主流经济学圈的支持是尚可理解的话，甚至更可悲哀者，就是他们甚至很难得到商人阶
层的理解和支持。
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始祖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法国自由贸易论者巴斯夏，都曾经这样评论
过商人：商人们（企业家、资本家）未必喜欢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即使他们可能确
实能从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中获益，他们也未必愿意捍卫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制度，
因为，他们的商人心灵，会遮蔽他们的理智，使他们斤斤于自己的得失，反而经常成为市
场制度最顽固的反对者。事实上，一切政府干预措施，最坚定的支持者总是某一部分商
人，因为他们可以因此而得到政府的优惠和保护。只有那些被排斥在寻租经济圈之外的商
人，才可能偶尔地想起诉诸自由市场理论。但一旦他们也跻身寻租行列，他们立刻成为政
府干预的捍卫者。
因此，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致力于捍卫的，从来就不是商人、企业家、资本家的特
殊利益，而是一种普遍的市场制度，一种涵盖每个人的自愿的社会合作与交换体系。自由
市场经济学家及这样的机构之所以捍卫自由市场，我以为，是因为这样的制度比人类历史
上所出现过的、并且可以设想出来的一切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都要更公平，更合乎自然
的正义原则；他们相信，它能够改进所有人的福利，能够实现社会成员利益的和谐，能够
与社会人们组织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其他健全制度形成良性的互动。
如果说，这个社会上还有什么良知的话，这就是一种良知，因为这是一种超越于特殊的利
益考量、真正以公共的福利为着眼点的价值理想和制度诉求。
也就是说，天则这样以传播自由市场理念为鹄的机构，既不反映政府的立场，也不买学术
体制的账，又无取媚于商人之意，而一般民众对观念的价值又一无所知，于是，它既不可
能在政府控制的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体系中分一杯羹，甚至也没有几个商人对它的事业感
兴趣，结果可想而知：它的物质资源总是匮乏的，它在财政上总是捉襟见肘。据我极其有
限的了解，天则工作人员的收入是非常低下的。
于是，他们只能靠理想激发出来的道德热情，来弥补物质资源日复一日的紧张状态。他们
没有钱，他们有精神。坚守这样的理想、以传播自由市场为己任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
比起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们来说，具有更高的道德热情，对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更加强烈
的情感因素。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理想；不仅仅
是一个饭碗，而是一个事业。
事实上，这样的研究机构，也必须依靠更高的道德热情来维持。你没有权力控制资源，也
没有金钱收买支持，当然只能靠愿景来吸引人，靠道德来说服人。维持一种经常不被人理
解的理想，除了个人的自觉之外，领袖人物的道德感召力是至关重要的。天则的茅于轼先
生的道德人品，就是学界公认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理论中，并不谴责个
人追求物质享受的自私，相反，他们将这作为其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但他们自己的物质
生活却是贫乏的，他们的事业是靠道德热情支撑的。倒是体制内的经济学家们在逻辑上更
为一致：他们享受政府的资源，他们也为政府的干预进行论证或提供干预的技术。不管中
外，似乎都是如此。
这就是天则那些经济学家的状态：他们无权也无钱。不过，他们并不沮丧，因为，他们有
两件同样有效的工具：从斯密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大师所打造的经济学的逻辑，以及个
人的道德热情。
天则为什么还没有做大
——专访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
□记者 虞立琪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先生和茅于轼先生早在1985年就认识了，
1988年，他们一起主编了经济学畅销书《现代经济前沿》。此后，他和天则所开展过很多
合作项目。谈及天则所10年来的发展，汤敏表达了自己的赞赏和思考，更对中国民间研究
机构的发展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商务周刊：您怎么看待天则所这类民间机构成长的意义？
汤敏： 在天则所出现之前，我国的政策研究仅在于大学、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部委的研究
机构中进行。由于缺乏民间的参与，制定出的政策与法规有时没有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
而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则反映比较多。各个政府部门政策一般都是由这个部门自己制定，
比如铁道部制定铁路政策，电信制定电信的政策。部委往往有自己的企业，有部门的利
益。这就像是政府部门不仅当运动员，裁判员甚至连比赛的规则都是自己制定。长期下
去，部门间的利益格局就更难以打破。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跨部门、跨地区之间的协调工
作特别难做的根本原因之一。国外特别强调独立政策性以及制定时要多方参与。从这个意
义来说，天则走出了第一步。它是我国第一个民间的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民间的"和
"独立的"这两点格外重要。他们对经济政策能提出不同看法。把社会上代表不同利益的
观点和看法反映出来。我国需要更多这样民间研究机构出现。
商务周刊：天则所的发展却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快，影响那样大，到现在，他们的话
语权仍然不多，这是什么原因？
汤敏：天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民间研究所。能在社会上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能发展成今天
的规模，已实属不易。天则能生存下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有社会的巨大需求；
另一个方面，和天则创办人的努力和能力分不开，他们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天则上。天则所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当然，未来天则所的发展还有很大潜力。今天我们要
反思天则所的成功与不甚成功的经验与教训。让天则所以及更多的天则所做好做大。
商务周刊：那么，现在天则所又为什么没能够做大呢？
汤敏：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民营企业支持还不够。在国外，民营研究机构是要
靠民营企业来支持的。我们的民营企业还在成长初期，他们对民营研究机构的注意与认识
都还不够。民营企业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在政策制定上参与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民营研究机
构系统地反映他们的需求与意见的必要性。我们的民营企业愿意花大钱来做广告，也愿意
花一些钱来做公益事业。但不愿花钱来支持与他们利益有极大关系的政策研究。像天则这
样的研究机构发展好了，发出更多的声音，才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有帮助。我们曾经
和天则合作过一个"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建设部也十分重视这一研
究。这一政策制定好了，能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很多民营企业认为政策
制定为政府的事。部分还有搭便车的心理。这些政策研究，不仅是对哪个单个的民营企
业，而是对全体民营企业都有好处的。如果大家都有搭便车的心理，没人付油钱，这辆车
就开不动。我在这里呼吁有眼光的民营企业家，更多关注民营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这于
国、于民、于你自己都是大好事。
其次，缺乏政府的支持也是类似天则所这样的民营研究机构做不大的重要原因。目前，政
府采纳社会上的意见主要有3种形式：1.各种形式的听证会；2.形式不一的向专家征求意
见；3.独立的机构得到少量的为政府做研究的机会。前两种方式固然重要，但任何一项政
策，特别是大的政策制定需要很深入的研究支持，靠个别专家的力量就显得深度、广度不
够。我们现在民间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显得很零星，缺乏系统性。比如听证会，需要对议
题有过专门研究的人或者机构来提出意见。而不能只靠一二个专家提出意见就行了。
商务周刊：这样的局面如何能够得到改善呢？
汤敏：我认为，政府首先要投入一定的资源来做政策研究。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告，说中
国政府每年用于政策研究的项目经费相当于1.5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设经费（中国每年要修建
3000公里高速公路）。这说明，我们一个科研项目可以花上几亿人民币，但对国家与群众
影响更大的政策研究上仅花十几万人民币，政府目前在社会科学上的投入还不足够。再者
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与参与性的政策制定制度。现在政府产品采购都实行
公开招标，对于政府咨询采购，也应该实行公开招标。
政府应该创立一套政策咨询机制，拿出更多的政策项目，采用公平的规则，进行公开招
标。使得政策研究机构有竞争的平台。不论是政府的研究机构，大学或是民间研究机构，
在公平情况下投票竞争。亚洲开发银行与科技部一起在两年前就制定了一个政府咨询采购
的规划及实施办法。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能大规模实行。
商务周刊：与此相反，我们知道，像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一些国际机构近年来投入非
常多的经费在中国政策的研究上。
汤敏： 是的，我所在的亚洲开发银行，每年就要投入约1000多万美元在中国政策研究上。
世界银行、联合国、福特基金会等也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经费。这些国外机构在中国做各种
各样的政策研究，有的研究项目是和政府部门一起合作开展，一些是独立开展。他们的研
究报告，一部分直接提供给政府部门，一部分通过在媒体发表或者研讨会上发布的方法产
生影响。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中国政策制定。这些研究对中国政策制定也非常有帮助。然而
应该看到的是，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国家同时没有自己的深入地、有
水平地独立的研究，就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在国外十几年，看到一些发展中的国
家从研究课题到战略方向几乎完全被国际机构所垄断。事实上，政府舍不得花点小钱，支
持自己的政策研究机构，将来损失的可能更大。
第三篇：民间智库的未来
第三部门的成长与21世纪的中国
□文 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
一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活动大致可以包括三大领域，即政治活动领域、经济活动领域
和社会活动领域，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组织也可以分作三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
和非营利组织。如果说政府组织是第一部门，营利组织是第二部门，那么，第三部门就是
各种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总称或集合。
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政府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从中央到地方，
从大小城市到穷乡僻壤，都有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所有人员和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控制
之下；营利组织并不以赢利为目标，几乎所有的经济组织都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非营利
组织更无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利，一切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
说中国的企业不像企业，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企业，那么，中国更没有第三部门，所有
的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都是靠财政吃饭、为政府服务的准政府组织。
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政府绝对统治地位的削弱，另一方面
是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独立和发育。虽然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改革
相对滞后，政府的相对控制依然很强，第三部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
难，但是，营利组织的独立发展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逐渐成为
社会进步的潮流。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中国的第三部门或者非营利
组织还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二
在中国，创办和运作非营利组织的具体途径和办法五花八门，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一
是由原来的人民团体分化嬗变而来，以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最为典型。这类组织通常都会依
托原来的某个组织机构，其启动资金和运作人员往往来自原来的组织，因而与母体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二是完全由私人出资创办，天则所可以作为一个代表。这类组织没有上级
主管部门，其资金、人员和活动均由自己决策；三是由个人或社会团体创办，政府或国有
事业单位资助或共同创办。这类组织都有一个上级主管单位，但主管单位对其管理却视情
况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塞拉蒙教授的理论（1995年），非营利组织有6个基本特征：1）
"正规性"，即具有正式注册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
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润；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
活动；5）"志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份；6）"公益性"，
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按此衡量，中国目前符合这6条标准的非营利组织的确不多，甚至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从上述三类组织的情况来看，正规性是必备的条件，作为挂靠单位下
属、不需注册登记的机构不是独立的组织；没有登记注册的独立组织是非法组织。而非营
利性和公益性则就有了分野，所谓非营利并不是不赢利，而是由于非营利组织没有股权，
不能分红，扣除日常运营成本以后的赢利只能用于该事业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在中国目
前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有些非营利组织主要从事赢利活动，有些则以赢利为目的。至于
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则差别更大，从明显的官方背景和政府色彩到完全的私人性
质，形成一个光彩夺目的七色光谱。这是中国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
观察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有几个问题是相当重要的。一是经费来源是否独立，有无财政拨
款，有财政资助的组织，通常就有政府背景，其民间性和自治性就要打一个折扣。二是组
织章程的设计和实施，是独立设计制定，还是按登记部门的标准格式照抄照搬，或者根本
就没有自己的章法；是照章运作，还是章程是一回事，运作是另一回事。三是领导机构和
人员的遴选和更换，是内部独立选定，还是要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或由主管部门推荐
和委派。四是活动和财务公开性和透明度。由此来看，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独立发展和规范
运作还要走很长一段路程。
三
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的成长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改造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也许，目前我们对此的认识和估计还很不足。
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既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现实。要完成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改造，建立一个区别于和外在于国家的自主而多元化的社会，第三部门的独立和发展既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由于立足于大政府小社会、强政府弱社会的
现实基础，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甚于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第三部门的发展空间很大，发
展速度却相对缓慢。由于第三部门的独立发展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立自由权利得以确立和保
障的基础之上的，是随着缩小政府活动范围、限制政府自由权力和规范政府行为方式，完
成对国家的改造而进行的。因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第三部门的独立发展就带有根
本的性质和决定的作用，其独立程度和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现
代化的标志。
在第三部门的发展中，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发展是一支重要力量。作为社会的思想库，
其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有着很大的影响。这里，我想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实践作一
个个案，回顾一下10年来走过的历程，然后谈一点自己的感悟和感受。
天则所成立于1993年7月26日。开始时是在工商系统以企业单位注册登记，1995年又在科委
系统注册事业单位，成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1999年10月，进行了一次重大结构改革，把
学术和咨询分开，正式成立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在工商局登记注册，向商业化方向发
展；天则所则完全变成一个非营利的公众机构。到今年已经整整10年。
10年，既不算长，也不算短。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10年只是一瞬间，转眼即逝；然
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10年却非常宝贵，人生不过百年，10年的得失可谓天壤之别。确
是机不可失，时不待我。
作为一家民办的、非政府、非营利的公众机构，天则所建立和活动了10年。这本身就是一
个标志性事件。其一是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言论和活动的自由度
已有很大扩展，这在20多年以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其二是表明，在没有政府的财政资
助，也没有体制内资源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天则所依靠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支持，开拓了
中国的非营利事业，并得到扩大和发展。其意义和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其三是表明，作为
公众机构，必须保持和提高它的公信力，天则所影响和声誉的扩大和提高，一靠的是坚持
社会道义和良知的行为宗旨和独立立场；二靠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和活动特色；三靠奉行公
正、公开、透明的活动原则；四靠踏实、认真做事的作风。这一切就奠定了天则事业发展
的基础。
10年奋斗，做了不少事情，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双周学术讨论会"是开办较早的几个论
坛之一，到现在已经举办240多期；"宏观经济分析"进行了7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
包括"宏观中国"周评、月度分析、季度分析、理论分析和政策分析，开办了"宏观中
国"论坛（季度）和出版了3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率先进行了《中国制度变迁的
案例研究》，出版了3个案例集；组织了《政府体制改革研究》，积累了数十个研究成果；
开办了五期"制度经济学讲研班"和三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率先召开了企业并
购、行业协会、公用事业民营化等大型讨论会，推动了各该方面的发展；从1994年开始编
辑出版《中国经济学》系列，现已出版了8个文集；2001年开始编辑出版学术刊物《中国社
会科学评论》，现已出版3期；此外，还受政府部门、企业和国际机构的委托，完成了一些
重要的研究报告，如，三茂铁路社会效益评价，绿色行动计划，中国电信立法建议，水权
和水市场研究，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活动，天则所逐渐确
立了自己的优势，树起自己的品牌和形象，形成了自己的独立风格。
10年奋斗，靠的是国内外很多机构、单位和企业的支持以及各界朋友的帮助，有的与天则
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有的把天则所作为固定联系单位，有的高度认同天则所的理念，
经常主动为天则所出谋献策和联系业务，有的非常关注天则所的发展，经常参加天则所组
织的活动。天则所的兴衰成败已经与很多机构和人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然，10年奋
斗，也遇到不少困难，付出了不少辛苦。这也与我们目前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有关。如，个
别单位随意撕毁与天则所签订的协议和合约，也有的个别人承担天则所的研究项目而杳无
音信，更有甚者，个别官方研究机构经办的学术刊物，居然违背起码的学术规则，不发表
有天则所字样的文章。这说明，我们的学术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10年奋斗，只是开了个头，好比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何把天则所做大、做强、做
长，实现"学在民间"和"集社会力量，向社会开放，为社会服务"的办所宗旨，推进中
国的学术事业，提升中国的学术水平，要做的事情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如，如何恢复
和重建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改变目前学人浮躁、急功近利、不以学术为本的不良现
象？如何建立和维护学术规范，形成学术共同体？如何分工合作，相互交流，形成不同的
学术派别？如何开展学术批评，推进学术自由，建立正常的学术秩序？所有这些既需要公
开讨论，也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从一点一滴做起。我想，再经过10年的奋斗，天则所会
有一个新的局面，中国的学术事业也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将会对人类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
10年奋斗，成绩大于失误，最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提高和进步。也许，感受最深的是以下
几个方面的转变。
首先，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改革前，中国的所有学校和研究机构都是官方机构，经费
由财政拨款，人员由国家分配，工作和活动由宣传教育部门控制和管理。这样的教育和研
究机构不是以学术发展和思想创造为目标，而是以解释政策、思想灌输和舆论控制为己
任，政府对教学研究机构、教学研究经费和教学研究人员的垄断和控制，造成了罢黜百
家，独定一尊，舆论一律，思想一致的结果。学者们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的空间很小，既
难出现真正的教育家、大师级的学者，也很难出现真正的传世之作，反而造成了无数学者
的悲剧。
思想自由是学术之生命。学问之道是求实求是求新之道，来不得半点虚假，容不下丝毫迎
合，也与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无缘。要做到这一点，学者必须确立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
神，以学问之事为乐，以知识之增长和科学之进步为本。只有独立的探讨，自由的思考，
相互的竞争，充分的交流，方能有所成就。这一切，又以民间非营利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发
展为依托。只有非政府非营利教学研究机构的发展，才能为学者们的独立思考和学术创造
开拓出一片自由的空间。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学在民间"。对此，清朝末年和
民国初年的大思想家章太炎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致王鹤呜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术，自
下倡之者则益善，自上建之者则日衰。凡朝廷所开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肤而止。不研
精穷根本者，人之情也。会有贤良乐胥之士，则直去不顾，自穷其学。故科举行千年，中
间典章盛于唐，理学起于宋，天元、四元兴宋元间，小学经训，方于清世。此皆轶出科
举，能自名家。宁有官吏奖督之哉？"可见，非官方、非营利教学研究机构是思想创造和
学术发展的主要阵地和基本载体。天则所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宗旨，以学在民间为己任，努
力使自己成为学者们进行自由思想、自由探索、自由讨论的一块园地。
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曾对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自由秩序原
理》（1960）中，他把学术自由定义为应当有尽可能多的独立的研究工作中心，聚集了一
批已被证明有能力增进知识发展并专心于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人士，他们能够自行确定自己
的研究问题，能够不受约束地阐述和讨论已经获得的结论，而不管这些结论是否符合雇主
和大众的愿望。不仅如此，其研究经费能够自主自立，因为，对研究经费的控制是科学进
步的真正威胁。可见，机构独立、人员自主和经费自筹是学术自由的必备条件。天则所从
成立时候起，就非常珍视自己作为一家民间学术研究机构的身份，没有为了某些权利和方
便而挂靠一个上级主管单位，也没有为了经费而依附于某个营利机构；它的一切活动都是
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自主决策，自己承担相应决策的责任和义务。它的人员全部招聘，
它的经费全部自筹，一部分来自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收入，一部分来自国内外机构和个人的
捐赠。
保持学术自由必须实行学术公开。在天则所的成立大会上，我们就确立了开放式办所的方
针，它的一切学术活动和学术讨论都是公开的，对国内外以及所有人都是开放的，我们举
办的240多次双周理论讨论会，既有国内各方面人士的自由出入，也有国外学者和外国在华
机构人士的参加。自学术和咨询分立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使自己的财务公开，接受社会
的监督。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在学者之间消除门户之见，杜绝学阀作风，创造合作氛围，
开展自由讨论；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学者与大众、学者与政府之间达成相互的理解和沟
通，这既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也可以避免由于误解而引起的干预和麻烦，既给决策
者和实践家以选择的自由和承担选择后果的义务，也给学者以自由探讨的环境和条件。在
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样做还有着一个特殊的意义，它是学者自我保护的一个重要方法。
其次，从政治宣传到解释世界。为了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必须保持思想一致和行动统
一，于是建立了庞大的宣传部门和宣传队伍，教育和研究部门就成为这支队伍的一部分，
被置于政府的严密管制之下，其主要任务也就变成政治动员和思想宣传。加之长期受经世
济民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片面化和庸俗化宣传和理解，以及市场化进程
中的行为示范和巨大诱惑，中国知识界并不乏人文关怀，参与意识也很强，缺乏的是独立
意志和自由精神，认认真真解释世界者不多，急急忙忙改造世界者不少，很多研究机构和
学者定位于幕僚阶层和社会活动家，而不是思想库和思想家，一方面是"奏章学"的泛
滥，另一方面是"广告学"的盛行。因此，中国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个自身
的改造。
其实，作为思想库，学者和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不是直接
去改造世界，更不是去从事政治宣传和思想灌输，改造世界是政治家以及企业家和生产实
践家的任务，政治宣传也是政治家和宣传家的工作。不过，解释世界的过程本身也是改造
世界和影响世界。一是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认识行动的，即使一些盲目的和潜意识的行
为，也是以其"默会的知识"为基础的；二是解释世界本身就是在观念形态上对世界的建
构，而这一建构的过程也是建构者本身被建构；三是话语的作用和话语霸权不可小视，任
何一种对世界的解释都有一套话语，必然会对人们特别是有相同话语的人们产生影响，这
种影响本身就是一种对世界的改造，同时通过这种影响来改变受其影响的人们的行为，更
是对世界的进一步改造。这是知识生产者改造世界的特殊方式。天则所目前还比较小，影
响也不够大，但却是以学术为本，以学问看家，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为己任，以建成中
国的一个思想库为目标，并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再次，从注解政策到评议政府。在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很大，政府及
其官员行为的随意性也很大，政府的非规范行为往往起着逼良为娼的作用，直接阻碍着制
度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力量太小，社会组织太差，形不成对政府及
其官员行为的应有制衡和监督。因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往往只
有政府一个声音，而无民间的不同的声音，研究机构和学者也缺乏独立性，其注意力集中
于解释政策，并为其寻找理论上的依据。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非营利研究机构的独立和进
一步发展，其与政府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
要影响。
作为思想库，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是"社会的良知"，既要独立于企业，也要独立于政
府，其对政府的关系就要保持一个超然的立场和批判的态度，既要支持政府的正确做法，
也要批评政府的错误行为。对于政府的每一个政策决策和管制措施，都可以做出评论，进
行成本收益分析，指出其利弊得失，使其多做善事，少做恶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政
府政策持批评态度，正是非营利研究组织和学者的社会责任。也许有些话目前只能在学术
刊物上讲，很多传媒不能发表，但该讲的还要讲。尽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和官员的
行为往往没有监督和不受监督或者监督非常不力，但随着非政府机构的发展壮大，就会成
为一种制衡的力量，这种情况就会逐渐改变。另一方面，作为思想库，非政府组织并非反
政府组织，独立学者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要向政府提供战略和政策的咨询和帮助，推
动政府实施正确的政策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也是思想库产生的重要原因和存在的价值之
一。在这种互动和博弈中，非政府组织也会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壮大自己的队伍，成为
中国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里，天则所一向坚持一个原则，政治家和企业家有
选择的自由和决策的权力，学者有思想的自由和讲话的自由，我们的意见能否被政府接受
和采纳并不太重要，也不可刻意追求，只要能讲话能发表就行，自然会有它的社会影响。
我们坚信，学者和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力量不在于政府的态度，而在于思想的力量和逻
辑的力量。
最后，从孤立封闭到国际合作。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还小，发育更不充分，相互间的联
系不多，与国外的联系更少，要能够使自己尽快发展壮大起来，除了在国内的努力以外，
发展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其好处有，一是可以学习国外非政府组织
成长和运作的经验，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和改造，从而使自己的管理和运作逐步规范化；
二是可以取得国外的资源和资助，增强自己的实力；三是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
的影响。凡发展较快和影响较大的非政府组织大都是这样做的，很多做得很成功，天则所
对此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与国外的一些组织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在天则所的成长和发展
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独立政策研究机构的角色与价值
□文 袁岳（零点调查集团董事长）
在治理传统上,政策制定过程，包括政策研究与选择性论证，通常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研
究有其获得信息迅速、行动能力强、贯彻自己意志的资源支持有力的特点，但是政府型政
策研究通常包含着两大类缺失：其一在有限的政策资源的前提下，政府政策选题的关注范
围或者其政策议程未必能充分涵盖与反映社会视角或者利害关系当事团体的政策意愿，在
某些内幕性决策机制下，民意甚至没有与闻之道；其二，纵然政府选择了公众期望的政策
议题，但政府往往有其特定的行事惯例、思维惯性和自有立场，而在这种力量主导下，政
府型的政策研究很可能变成先决定后论证的公文程式。
而独立政策研究机构由于它的政策立论有自己的关注重点，通常在希望体现的政策利益方
面，与某些特定利益群体或者公民团体接近，在某种专门的政策分析技术或者政策思考方
向上形成特长，因此就可能在某个角度起到弥补政府政策的选题和立场偏差的作用。
自古中国各朝开科取士，均有所谓"策论"的命题，是为中国民间独立思考政策思路的雏
形。但是真正以产业形态形成规模化的独立政策分析，或称决策咨询、思想库行业，则主
要形成于上世纪的美国，尤其在1965年美国议会决议美国限制政府机构的附属性研究机构
之后，大量的原有政策分析机构民营化，成为非赢利的研究公司（著名的兰德公司就是政
策分析机构私营化的一个范例），而完全独立的民间政策分析机构也更为活跃。独立政策
研究机构既是社会力量试图发表声音而进行的一种组织化和专业化努力，也是卸任政策官
员就业和储备政策人才的重要机制。日本决策咨询行业以"软科学"名之，但影响力不及
美国。
政策分析机构能以思想库名之，顾名思义表示其容量之大与思路之丰富。因此，政策分析
机构必须具备对于多方面人力资源、项目资助、政策游说、社会影响的活动能力。从经营
管理来说，由于成员多为知识分子，且多为理论与实践均佳的专才，其管理模式极其具有
挑战性；维持庞大的机构运行，只有在形成特定政策立场之后，才能获得相关利益团体的
资助。因此，美国的大型思想库都是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和利益群体代表的偏向的。中国在
改革开放后，在独立半独立意义上都有一些民间政策分析机构的尝试，但政策议题过于零
散，组织管理具有个体户机构特点，网罗人才偏远理论学者，缺乏长远的支持来源，政策
影响方式单一或者缺乏，因此还远没有真正形成气候。
在现有的一些带有独立政策分析机构色彩的民间研究机构中，在政策空间极其有限的条件
下，他们进行了一些具有开创性价值的努力，但与产业化的政策分析业务的差距还很大。
因此研究的质量、效率还依然有限，研究成果的政策立场宣示的价值远大于实用政策预案
的价值。
同时，一些人认为，不同的独立政策分析机构的政策立场或明显或隐晦地代表了某种利益
团体的利益，因此是一种伪"超然性"。但实际上，正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才导致了
独立政策分析行业产生和发展的必要——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主张应该公开化，并且与其
他利益群体及其代表机构进行公开公平的辩论、沟通和谈判，从而达成最终的政策妥协和
共识，提升整个社会自觉执行政策要求的目的。
在产业意义上，独立政策分析是一门特殊的生意。从世界范围的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创
立者（代表具有高度政策兴趣但未必懂得政策分析技术）、经营管理者（专业研究与管理
人员）、资助者（对于特定政策议题有兴趣者）和成果使用者（政策制定与政策影响人
士）四个角色分离的现象。同时，多个国家的政府政策也大力鼓励独立政策分析机构的发
展，以广泛听取代表各方利益的政策提议，从而可以周全自己的政策考虑，其通常的方式
是给予独立政策分析机构以同等于社会活动团体、慈善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的免税待遇，
而且也经常采购（很多独立政策分析机构不接受政府直接委托的政策研究课题，以保持与
政府之间的独立性）或以专门听证会方式听取这些机构的政策意见。
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更加关心社会的平衡发展，也更加关心政策制定的合理
性。政策思考，不应仅仅成为政府的专利，因为在政府越来越开放多领域的资源被社会共
享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