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外蒙古的北洋名将徐树铮为何未得善终？(3)

图3 1925年6月，徐树铮与考察团随员摄于意大利。

三

解放以后，在国内的出版物中，徐树铮都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这毫无问题。《民国人物传》中说他：“依靠日本扶植，在当时的政局中纵横捭阖。勾结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福俱乐部’ ，收买政客，操纵选举，包办新国会，把持北京政府。著《建国诠真》，宣扬反动政见。”

其实徐树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祸何止是这些，他极力推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派兵攻打南方的护法军。直皖战争完全是因他而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与他在背后煽风点火也有很大关系。所谓“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这一系列战争使得国家疮痍满目，士兵尸横遍野，人民流离失所。而造成国家这样的乱局，徐树铮起到了很恶劣的作用，难辞其咎。

国内写北洋军阀历史最为详细全面、也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是湖南陶菊隐先生完成于1957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百四十余万字的篇幅，笔底波澜，风云满纸。此书不仅在国内畅销，且影响远播于海外。当年身居海外的徐道邻也看到了，并且置于案头，成了他阅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也是他在回忆写作时最重要的参考书。

单凭猜想也能想到陶先生在书中对徐树铮会是什么态度。有意思的是，徐道邻对此却表现出了相当的认可。他说：“书中所叙述的事实大部分都还可靠，对我父亲的态度似乎也还公平。因为如果对他太好，他不会用那么多挖苦和讽刺的字眼。如果太不好，也就用不着把他写得那样生龙活虎。”

时代到了今天，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我们的国家社会进步，政治清明，气氛宽松。表现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由主观而客观，从割裂到完整。包括对像徐树铮这样的人，只要他是做过有益的事情，同样会得到承认，同样会被记入历史。比如他的坚决反对帝制和为收复外蒙所做的努力。

外蒙独立发生在1911年，这是俄国多年煽动的结果。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政局动荡，无暇他顾，失去对外蒙的控制。1919年春，日本也垂涎外蒙，想组成一个由其控制的“大蒙古国”，外蒙的王公们深怕日本，便又想重新依附中国。六月，中国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他往返于北京和库仑（今乌兰巴托）之间，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库仑当局同意撤消 独立，复归中国。徐树铮回北京后，除向政府报告外，还将此事电告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复电说：

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1922年1月，徐树铮前往桂林拜会了孙中山。他是去和孙中山商谈孙、段、张（作霖）三方联合，共同对付直系一事。行期定下来之后，孙中山曾写信给蒋介石说：“徐君此来，慰我多年渴望。” 二人见面后晤谈融洽，徐树铮对孙中山十分倾倒，孙对徐也非常赏识，甚至希望他能留下来作自己的参谋长。徐树铮是不会离开段祺瑞的，只好委婉地表示：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1912年9月孙中山进北京与袁世凯会面时，徐树铮还仅是陆军部军学司司长，恐怕没有机会见到孙中山，那么这一次就是两人的唯一一次见面了。

再来看他的反对帝制。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已经感到了末日将临。但清政府中铁良、良弼等少壮派还主张再硬拼一下，作最后的决斗。如此，则革命军虽仍能获得最后胜利，但不知还要死多少人。此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四十二名清军前方将领突然发出通电，吁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政体，这顿时使清廷失去了继续挣扎的勇气。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发表退位诏，数千年封建制度在中国寿终正寝。而那一篇通电，便是由徐树铮撰写。

由于这一事件，再加上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粉碎张勋复辟，段祺瑞当时被推崇为“三造共和”的英雄。殊不知在这其中，件件事都少不了徐树铮的谋划和参与。

袁世凯曾这样评论徐树铮：“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应该说袁世凯看人还是比较准的，但他不喜欢徐树铮，除因为徐“傲岸自是”外，更因为在自己恢复帝制的过程中，感到了来自徐树铮的巨大反对能量。

袁世凯1915年底称帝后，徐树铮给袁写了一封约三千字的《上袁大元帅书》，可以说是冒死进谏，言人之所不敢言，在信中他这样写道：

天下初定，誓血未干，而遽觑非常，变更国体。民信不孚，干戈四起，大局之危，可翘足而待。惟有速下罪己之令，去奸谀之徒，收已去之人心，复共和之旧制，国势可定。若再迟疑瞻望，多延时日，是直授人以柄，自召天下之兵，非策之得也！

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便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愤而死。这自然是全国人民反对的结果，而徐树铮的这封信，也实在够他堵心的。

徐树铮极力鼓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有私心的一面。他知道如果实行共和政体，段祺瑞就不难登上权力的顶峰。而如果袁世凯当上了皇帝，以后的天下可就是袁克定（袁世凯长子）的了，而那位大公子对此宝座还真的是朝思暮想。

袁世凯和徐树铮的关系其实并不坏，袁为了笼络人才，收买人心，对下属非常关心优待，他的礼贤下士是出了名的。徐树铮1901年到济南，本来也是去投奔袁世凯的，碰巧袁母刘氏去世，暂停公务，只让一位名叫朱锺琪的道员与其面谈。朱枉担了名士的雅望，却看不惯这少年的“傲岸自是”，谈话不欢而散，徐树铮这才遇见了段祺瑞。对于段祺瑞“愿就事否”的邀请，徐的回答是“值得就则可就” ，估计就是类似的答话惹烦了那位朱道员。而段祺瑞却是“用心奇之，约与长谈”，他的气量就远非朱锺琪辈可比了。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那天是袁世凯亲自出来面见徐树铮，徐极有可能就跟随他了。1905年后，徐树铮在日本留学，徐夫人夏宣带着三个幼子同在日本，生活窘迫。此时是袁世凯寄去了二十两银子接济，这帮了徐树铮的大忙。

1915年6月，徐树铮在“三次长参案”中被袁世凯免去了陆军部次长的职务，便趁此机会在这年秋天回醴泉村，重新安葬了二十几年前去世的祖母和九年前去世的父亲。回北京后去见袁世凯，因为刚办完丧事，袁好言抚慰，徐树铮给袁磕了一个头，袁当时十分高兴。徐树铮出来后对徐道邻说：“这一磕头，大总统可能以为我要赞成帝制了。”

两个多月后，袁世凯看到了那封《上袁大元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