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外蒙的徐树铮为何卷入五四风潮：迷恋旧文化3

几乎所有徐树铮的同时代人在回忆徐时，都说此人极有政治野心。而在政务、军务缠身之时还分身于文化教育，与其说是兴趣使然，毋宁说是受政治野心驱使。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徐虽系武人，颇喜文学（作者按——此处“文学”当指广义之文史哲），具有政治野心……对于新时代的潮流和进步思想毫不注意，也可说根本不了解。他曾在福建利用王永泉的军队推倒福建督军李厚基，组织什么军政置制府。这个置制府的名词，就可见其守旧之一斑。他知道搞政治没有枪杆子不成，完全依靠枪杆子也不成，所以他在北京创设成达中学，并计划改为大学。这一点在北洋派的军人中是罕见的。”徐树铮迷恋旧的思想文化，林纾等人便逐臭而来。在政界军界以狂傲著称、连“大总统”都可以不放在眼里的徐树铮，对林纾这类人却十分礼遇。组建“安福俱乐部”之前，徐树铮出面购买美国军火，拿了一笔不小的回扣。徐便用这笔钱，创办了“正志中学”（直皖战争后，改名“成达中学”）。“正志中学”之创设，无疑是与新文化运动对抗、与新文化人士争夺下一代的一种措施。据王彦民《徐树铮传》说：徐树铮自任校长，并且亲自遴选教员，亲自制订教学计划。这也可看出徐某在文化上颇为自信、自傲。不用说，那些保守、顽旧人物，在这里有了“用文之地”。姚永概任教务长，兼授《孟子》、《左传》和《尺牍选钞》；林纾教授《史记》；姚永朴教授《论语》、《文选》等；马其昶教授《春秋左氏传》等。王彦民说：“徐树铮非常尊重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几位老先生。他往往亲自搀扶几位老先生进入教室登上讲坛。每逢星期三晚上，还约请几位老先生，及吴闿生（辟疆）臧荫松（磵秋）等，一起吃馆子……林纾最为健谈，往往是他一个人说话。”（黄山书社1993年版）五四运动爆发后，徐树铮严禁正志中学学生参加运动。当其他学校的学生在街头热血沸腾时，正志中学的学生列队走过而目不斜视，以致被市人称为“冷血团”。徐树铮觉得，仅仅禁止学生参加运动还不够。只要学生在北京，耳濡目染，思想心灵总要受到影响。于是，徐不惜耗资在北戴河租借房屋，把学生带到那里“度假”，以便彻底避开运动。

在众保守、顽旧人物中，徐树铮对林纾尤其崇拜。徐树铮对林纾执弟子礼，世界书局1949年出版的《林纾弟子表》中，赫然有着徐树铮的名字。徐每见林，“必称以师”，致林书则“皆称琴师，而自署弟子”。（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徐树铮确实扮演了“荆生”的角色

《荆生》发表于1919年2月17至18日，《妖梦》发表于3月中下旬。当《妖梦》还在上海连载时，林纾又于3月18日在北京的《公言》上发表著名的《致蔡鹤卿太史书》。而《公言报》，正是“安福系”的机关报。公开信当然不仅只表达了林纾个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痛恨，也可认为是代表整个“安福系”发言，更可以认为是为“安福系”首领徐树铮代言。这期间，针对新文化运动，《公言报》不仅发表了林纾的这封公开信，还刊出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长文，与林纾同一腔调，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严词厉色地攻击。为林纾的公开信配发这样的文章，既是在为林纾壮声势，更是在向世人表明：林纾的公开信，并非只是表达他个人的观点，更是代表整个“安福系”的立场。这一时期，《公言报》还发表了其他保守、顽旧人物的文章。

不仅仅是发表文章，这期间“安福系”已经对北京大学、对新文化运动，开始采取现实行动了。1920年11月，蔡元培经上海赴欧洲，陈独秀及旅沪北大同学会设宴送行。陈独秀于致词中说：“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周天度《蔡元培传》）1940年3月，傅斯年在重庆写了《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其中说：“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2月版）。

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系”，对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当然必欲扑灭之而后快。周天度的《蔡元培传》依据北京大学档案，叙述了1919年三四月间，北洋政府怎样对蔡元培施加压力。而这可以理解为“安福系”假政府之手而对北大施压。这期间，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见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对陈、胡等人加以管束。3月26日，傅增湘又秉承徐世昌旨意，致信蔡元培，对北大师生的新文化运动多有微词，表示“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周天度《蔡元培传》）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蔡元培也不得不有所妥协、退让。这天晚上，蔡元培等人在汤尔和家中开会，商量对策。会上，蔡无奈地作出了免去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一职的决定。

仅仅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当然不能让“安福系”敛手息舌。幸亏一个多月后，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场运动使政治局面有了巨变，“安福系”也难以对新文化运动有更大的作为了。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要是‘五四事件’没有发生的话，在北大和其他大学里的新思想运动很可能就会被军阀政府镇压下去了。”这个判断，并非信口开河。

说了这么多，是想表明：林纾小说《荆生》中的“荆生”，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到徐树铮。最大的理由，就是徐树铮已经在现实中扮演“荆生”的角色了。小说《荆生》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写实。如果当时的人们没有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我们今天也应该补充一句：“荆生”真像当时的“安福系”头领徐树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