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在书的世界里做梦

廖伟棠在客厅。藏书按着不同类别，摆放在不同的专柜里。 曹疏影摄

廖伟棠的卧室，既是他的睡房、书房，也是他的工作室。

《洛尔伽诗钞》是廖伟棠在兰州无意淘到的，异常珍贵。

　　廖伟棠亲手制作的《庞德诗选》，他还曾给查尔斯·奥尔森、卡夫卡、史蒂文斯等作家“出”过书。

　　廖伟棠近年所出版的诗集，从下至上分别是：《手风琴里的浪游》、《少年游》、《花园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园》、《随著鱼们下沉》、《苦天使》、《波希米亚行路谣》。

　　廖伟棠

　　1975年出生于广东新兴，后移居香港。现代派诗人。1991年开始诗歌写作，其后涉猎散文、小说、戏剧、评论等范畴。现是香港作家、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曾任书店店长及杂志编辑。曾出版诗集有《花园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园》、《波希米亚行路谣》、《黑雨将至》、《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等。

　　坐在诗人廖伟棠的客厅里，有些局促，空间都被满满的书架包围了，28平方米的客厅便是书房。廖伟棠笑着说，如果书太多，就会把书架连接在一起，排成一列列，让客厅成为一个回廊式的小图书馆，“这样能节省空间。”

　　不论多忙，廖伟棠每天总会有两个小时是正襟危坐，“读书品人，心驰神怡，多则读上一整天”。读书对于失眠的廖伟棠来说，从来没有催眠的功效，总是越读越精神。

　　梦会周氏兄弟

　　客厅的书架上，书按不同类别，从文学到哲学，从艺术到戏剧，从电影到音乐，摆放在不同的专柜里。外国诗歌专柜里，每一排书按国别分类，有苏联俄罗斯、英美、拉美的；中国诗专柜藏着《琴志楼诗集》、《少室山房集》、《近代诗钞》等历朝诗人、词人的作品，是按照中国从先秦到近代的顺序来摆放；艺术专柜里装着各类的建筑、戏剧书籍；文学小说是书房里比重最大的一类书，足有三个多书架。

　　廖伟棠认为阅读作家的所有作品是了解一个作家的必经途径。南都记者抬头看到，文学书架最上一格摆着整齐的《卡夫卡全集》、《芥川龙之介全集》和《废名集》，廖伟棠说这些都是买回来“仰望”的，对于这些心目中的大师之作，摆得“高高在上”，以示尊敬。

　　对钟爱的作家不仅“仰望”，廖伟棠还会“梦会”他们。他梦见过鲁迅、卡夫卡、庞德、博尔赫斯等作家，“我倾慕的人，我做梦会梦见他们，因为不只喜欢他们的作品，还喜欢他们为人。”廖伟棠的诗作《除夕夜梦周氏兄弟》，就是根据对周氏兄弟所作的梦而写的。那是2005年的第一个清晨，廖伟棠做了一个梦，梦醒后，他立刻摸来枕边纸和笔写下：“夜已极深，他们仍是睡不着。周树人忍不住起床，披衣抽烟：‘看来在旧文艺圈也要投入一场残酷的战斗。’……”让廖伟棠奇怪的是，除了梦见鲁迅外，还在梦中拜周作人为师。他说自己并不喜欢周作人的文学，却极爱周的弟子废名，“可能是我也想成为废名一样的人：我爱吾师，更爱真理，在寂寞中骄傲的疯子。”廖伟棠笑着解释。

　　艾伦·金斯堡的诗《嚎叫》对廖伟棠意义很大，是他高二时意外收获的启蒙书。受“垮掉的一代”思想的影响，廖伟棠现在质疑一切的主流价值，反叛现有的舆论和“国家想要强加给你的东西”。“凭自己的良心去说话，做事情。听从自己想象力，把自己带到该去的地方去。”随着时间的消逝与心境变化，现在他最喜欢读中国的古诗。每天上午阅读古诗是廖伟棠最幸福的时光，“能想其人，思其行。”

　　除了文学作品，廖伟棠的得意收藏是大量的与切·格瓦拉相关的书籍。《论游击战》、《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等“大部头”的作品，还有《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阿连德跟德布雷谈话》、《切·格瓦拉之死》等。这些都是廖伟棠在香港旧书店淘回来的。廖伟棠向记者介绍，《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这本书很难得，是1971年6月中共中央联络部出版的内部读物。更有趣的是，这本书是一位在北京人民大学读马克思主义的台湾朋友送给廖伟棠的。“一个台湾人跑到北京来学马克思主义，然后送了一本书给一个很喜欢切·格瓦拉的香港人，这种做法很符合切的国际主义精神的想法。”

　　买书、卖书、做书

　　家里陈设简单，廖伟棠买起书来却毫不吝惜。“8月我就失控了，买了91本书，花了差不多4000块(港元)，9月节制一些，买了20本吧。”廖伟棠笑着说。1997年，他从珠海搬到香港时，第一份工作便是到书店打工，图的是看书的便利和店员买书的折扣。

　　虽然买书频频，可家里的新书似乎并不多。廖伟棠喜欢旧书，觉得那时候的书装帧特别简洁，看的时候可以完全把精神集中在文本上面，翻起来很轻，纸年代久远闻起来还有股香味。每去一个地方，他必去旧书店淘宝，时不时会收获惊喜。在杨宪益去世当天，廖伟棠在深圳尚书吧旧书店，发现杨宪益翻译的《近代英国诗抄》；一次在兰州，他淘到了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诗抄》第一版，这是公认最好的译本。“同去的兰州诗人朋友羡煞不已，他每次去这间书店都看不到这本书，我第一次去就淘到了。我想这是缘分吧。”

　　2005年从北京搬回香港的时候，廖伟棠有一批书籍无法带回，他舍不得丢掉，欲卖给有缘的读书人，“卖给二手书店和卖给收旧书报的，都太对不起书了。”于是，他选择到北大摆书摊，卖了2天书获得1000多元。“前来买书的人包括诗人、教授、学生等，我的书都是很好、质量很高的”，廖伟棠说，“1000多元刚好够我别的书的运费，当时装了20箱。”

　　除了买书、卖书外，廖伟棠还亲手做书。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没有出版过庞德的诗集，廖伟棠制作了《庞德诗选》。他把精心收录的庞德诗歌输入电脑，打印后装订成册，题上书名，再配以自己绘制的庞德画像。除了庞德以外，廖伟棠还给查尔斯·奥尔森、卡夫卡、史蒂文斯“出”过书。“我们那时候都自己做书，疯狂地做了很多，然后与诗歌圈内的朋友分享，很开心。”当时翻译家、诗人黄灿然翻译了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做成两本书，其中一本送给了廖伟棠，廖一直珍藏至今。

　　有一个说法：第三代诗人都是“偷书高手”，不过廖伟棠说自己没有偷过书，但家里藏有别人所偷的书。那时他第一次到北京，一位北京诗人带他去逛万圣书店，才逛了一圈，出来后朋友就拿出一套书送他，当做见面礼。“那个时候很流行‘顺书’，诗人偷书自称‘顺手牵羊’。”

　　采写：陈晓勤 实习生 徐清清

　　摄影：廖伟棠(除署名外)10-18 16:21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条,    我有话说

廖伟棠在客厅。藏书按着不同类别，摆放在不同的专柜里。 曹疏影摄

廖伟棠的卧室，既是他的睡房、书房，也是他的工作室。

《洛尔伽诗钞》是廖伟棠在兰州无意淘到的，异常珍贵。

　　廖伟棠亲手制作的《庞德诗选》，他还曾给查尔斯·奥尔森、卡夫卡、史蒂文斯等作家“出”过书。

　　廖伟棠近年所出版的诗集，从下至上分别是：《手风琴里的浪游》、《少年游》、《花园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园》、《随著鱼们下沉》、《苦天使》、《波希米亚行路谣》。

　　廖伟棠

　　1975年出生于广东新兴，后移居香港。现代派诗人。1991年开始诗歌写作，其后涉猎散文、小说、戏剧、评论等范畴。现是香港作家、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曾任书店店长及杂志编辑。曾出版诗集有《花园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园》、《波希米亚行路谣》、《黑雨将至》、《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等。

　　坐在诗人廖伟棠的客厅里，有些局促，空间都被满满的书架包围了，28平方米的客厅便是书房。廖伟棠笑着说，如果书太多，就会把书架连接在一起，排成一列列，让客厅成为一个回廊式的小图书馆，“这样能节省空间。”

　　不论多忙，廖伟棠每天总会有两个小时是正襟危坐，“读书品人，心驰神怡，多则读上一整天”。读书对于失眠的廖伟棠来说，从来没有催眠的功效，总是越读越精神。

　　梦会周氏兄弟

　　客厅的书架上，书按不同类别，从文学到哲学，从艺术到戏剧，从电影到音乐，摆放在不同的专柜里。外国诗歌专柜里，每一排书按国别分类，有苏联俄罗斯、英美、拉美的；中国诗专柜藏着《琴志楼诗集》、《少室山房集》、《近代诗钞》等历朝诗人、词人的作品，是按照中国从先秦到近代的顺序来摆放；艺术专柜里装着各类的建筑、戏剧书籍；文学小说是书房里比重最大的一类书，足有三个多书架。

　　廖伟棠认为阅读作家的所有作品是了解一个作家的必经途径。南都记者抬头看到，文学书架最上一格摆着整齐的《卡夫卡全集》、《芥川龙之介全集》和《废名集》，廖伟棠说这些都是买回来“仰望”的，对于这些心目中的大师之作，摆得“高高在上”，以示尊敬。

　　对钟爱的作家不仅“仰望”，廖伟棠还会“梦会”他们。他梦见过鲁迅、卡夫卡、庞德、博尔赫斯等作家，“我倾慕的人，我做梦会梦见他们，因为不只喜欢他们的作品，还喜欢他们为人。”廖伟棠的诗作《除夕夜梦周氏兄弟》，就是根据对周氏兄弟所作的梦而写的。那是2005年的第一个清晨，廖伟棠做了一个梦，梦醒后，他立刻摸来枕边纸和笔写下：“夜已极深，他们仍是睡不着。周树人忍不住起床，披衣抽烟：‘看来在旧文艺圈也要投入一场残酷的战斗。’……”让廖伟棠奇怪的是，除了梦见鲁迅外，还在梦中拜周作人为师。他说自己并不喜欢周作人的文学，却极爱周的弟子废名，“可能是我也想成为废名一样的人：我爱吾师，更爱真理，在寂寞中骄傲的疯子。”廖伟棠笑着解释。

　　艾伦·金斯堡的诗《嚎叫》对廖伟棠意义很大，是他高二时意外收获的启蒙书。受“垮掉的一代”思想的影响，廖伟棠现在质疑一切的主流价值，反叛现有的舆论和“国家想要强加给你的东西”。“凭自己的良心去说话，做事情。听从自己想象力，把自己带到该去的地方去。”随着时间的消逝与心境变化，现在他最喜欢读中国的古诗。每天上午阅读古诗是廖伟棠最幸福的时光，“能想其人，思其行。”

　　除了文学作品，廖伟棠的得意收藏是大量的与切·格瓦拉相关的书籍。《论游击战》、《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等“大部头”的作品，还有《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阿连德跟德布雷谈话》、《切·格瓦拉之死》等。这些都是廖伟棠在香港旧书店淘回来的。廖伟棠向记者介绍，《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这本书很难得，是1971年6月中共中央联络部出版的内部读物。更有趣的是，这本书是一位在北京人民大学读马克思主义的台湾朋友送给廖伟棠的。“一个台湾人跑到北京来学马克思主义，然后送了一本书给一个很喜欢切·格瓦拉的香港人，这种做法很符合切的国际主义精神的想法。”

　　买书、卖书、做书

　　家里陈设简单，廖伟棠买起书来却毫不吝惜。“8月我就失控了，买了91本书，花了差不多4000块(港元)，9月节制一些，买了20本吧。”廖伟棠笑着说。1997年，他从珠海搬到香港时，第一份工作便是到书店打工，图的是看书的便利和店员买书的折扣。

　　虽然买书频频，可家里的新书似乎并不多。廖伟棠喜欢旧书，觉得那时候的书装帧特别简洁，看的时候可以完全把精神集中在文本上面，翻起来很轻，纸年代久远闻起来还有股香味。每去一个地方，他必去旧书店淘宝，时不时会收获惊喜。在杨宪益去世当天，廖伟棠在深圳尚书吧旧书店，发现杨宪益翻译的《近代英国诗抄》；一次在兰州，他淘到了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诗抄》第一版，这是公认最好的译本。“同去的兰州诗人朋友羡煞不已，他每次去这间书店都看不到这本书，我第一次去就淘到了。我想这是缘分吧。”

　　2005年从北京搬回香港的时候，廖伟棠有一批书籍无法带回，他舍不得丢掉，欲卖给有缘的读书人，“卖给二手书店和卖给收旧书报的，都太对不起书了。”于是，他选择到北大摆书摊，卖了2天书获得1000多元。“前来买书的人包括诗人、教授、学生等，我的书都是很好、质量很高的”，廖伟棠说，“1000多元刚好够我别的书的运费，当时装了20箱。”

　　除了买书、卖书外，廖伟棠还亲手做书。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没有出版过庞德的诗集，廖伟棠制作了《庞德诗选》。他把精心收录的庞德诗歌输入电脑，打印后装订成册，题上书名，再配以自己绘制的庞德画像。除了庞德以外，廖伟棠还给查尔斯·奥尔森、卡夫卡、史蒂文斯“出”过书。“我们那时候都自己做书，疯狂地做了很多，然后与诗歌圈内的朋友分享，很开心。”当时翻译家、诗人黄灿然翻译了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做成两本书，其中一本送给了廖伟棠，廖一直珍藏至今。

　　有一个说法：第三代诗人都是“偷书高手”，不过廖伟棠说自己没有偷过书，但家里藏有别人所偷的书。那时他第一次到北京，一位北京诗人带他去逛万圣书店，才逛了一圈，出来后朋友就拿出一套书送他，当做见面礼。“那个时候很流行‘顺书’，诗人偷书自称‘顺手牵羊’。”

　　采写：陈晓勤 实习生 徐清清

　　摄影：廖伟棠(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