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公司的力量 从公司走向大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11:08:31
中国公司离伟大的公司差多少，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多远？任学安带领他的团队在拍摄《大国崛起》时，一再看到公司的身影，他希望以公司为载体来观察市场经济，思索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路径。 
电视上，纪录片《公司的力量》连续播放三轮；现实中，国美之争还在继续着下半场博弈。台上幕下，两堂生动的针对中国人的现代公司启蒙课，在短短数月中交错上演。 “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它的经济可以发达，找不到一个市场不发达，这个国家可以发达，没有的！所以，现代社会的财富创造、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公司的力量》中这段解说词，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去重新认识公司。 【专题导读】 公司的力量 从公司走向大国 阿里巴巴，“国家”公司 公司人看公司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_王曦
摄制组在意大利“跑车故乡”摩德纳市的法拉利生产线拍摄。 9月20日下午，任学安在新浪微博上又开始了吆喝：“夜猫子时间到了。今晚开始，《公司的力量》第三轮播出。” 这部于8月23日晚首播的10集纪录片，想告诉人们公司是什么，与人们日益密切攸关的这样一个组织，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年频发的公司事件，让人爱恨交织，但无处不在的公司又让人发现，公司强则国家强。 任学安是这部片子的总导演。两年前那部《大国崛起》，也出自他的这个团队。 2005年七八月间，正值《大国崛起》的拍摄前期，整理9个国家崛起的主要资料时，任学安一再看到公司的身影，“公司在大国崛起中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发现，人们很多行为方式都是公司来推动的，公司还影响着家庭幸福、个人实现，甚至国家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公司推动了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化。”任学安说。 公司有什么样的力量、到底该怎样看待公司，成了他想进一步探讨的话题。2008年9月15日，雷曼公司倒闭，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公司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重新认识公司，对我们理解经济危机、走好自己的路都很有帮助。”任学安这样总结探讨这个话题的目的。他还有更深一层的主题：以公司为载体来观察市场经济，思索国家发展进步的路径。 当时，定下主题后，首先是确定构架，这部分的讨论持续了大约十个月。 “我们并不想深入到公司内部，而是更关注它和社会、个体的关系。这一年我感觉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一点，以前可能更关心怎么赚钱。”片子的总撰稿周艳说。 到了2010年，《公司的力量》即将完成的时候，一幕幕现实出现在摄制组眼前：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泄露了约490万桶原油、中国市场再次出现三聚氰胺问题牛奶、富士康发生多起员工跳楼事件…… “公司是什么？中国公司离一个伟大的公司还有多远，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多远？”任学安想通过这部片子，唤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两家铺子的感慨 摄制组最终确定的方案是：遵照大的历史阶段，在每个阶段找出当时的历史主题。每集话题确定后，主要涉及的公司自然出现在眼前。 由于事先内容规划相当细致，甚至“哪个专家会说什么，事先都必须大概知道”，详细脚本出来后，剩下的任务只是将它变成生动的图像和语言。拍摄本是按图索骥，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细节，让摄制组对片子提出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 海外拍摄执行总编导段骏带领的欧洲摄制组奔赴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拍摄了20多家公司，他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世界级大公司，而是一家裁缝铺和一家鞋铺。 那家叫亨利·普尔的裁缝铺，坐落在伦敦的萨维尔街。200多年来，这条街以出产精致的手工西装闻名于世。1820年开张的亨利·普尔一直是家族企业。如今的老板年逾七旬，两年前才放下针线。铺子不大，充当作坊的地下室里，五六个老师傅和四五名年轻人一起飞针走线。 这家铺子的客户包括许多社会名流：丘吉尔、戴高乐、狄更斯……甚至100多年前的维多利亚女王，以及今天的伊丽莎白二世。 摄制组很好奇：这些大人物，为什么对这间小铺子情有独钟？ “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这里做衣服很慢、很繁琐。每缝制一套衣服，至少要花费3到4个月，其间客人还得回店里试穿几次。”段骏说，他们问过老板可不可以例外，对方盘算了一阵后回答：“如果你终于找到了意中人，赶着下个月结婚，我们可以努力尝试一下。” 老板向他们保证，这里的西装可以穿一辈子，哪怕腰围渐长，只要拿回来，把当初预留的部分放一放，依然合身。他们的衣服平均每套卖价3000到4000英镑。“我们也许是最贵的，但是，我们保证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值。”老板说。 亨利·普尔100多年来从未赶过时髦，所以也并不担心式样过时，它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把最好的面料缝制成最合身的衣服。它也从没有扩张过规模，唯一投资的“新技术”是缝纫机。它没有过什么大规模营销，更没想过上市。 “这样的公司就不仅仅是为挣钱了。它变成了一种可以安身立命、传诸后世的‘生计’。”段骏由此想到片子策划之初就提出的问题：公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许多人都把公司视为挣钱的工具，把利润最大化看做是公司存在的根本理由。这些当然不错，但是说到底，如果公司不能提供更好的满足人们需求的某种产品和服务，那么，我们还要它干什么？”段骏说。 另一家让摄制组难忘的铺子，是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皮鞋铺。一对老夫妻，带着一个年轻姑娘，老先生做鞋，老太太和小姑娘负责把它们卖出去。 在这间小作坊里，老先生做了50年鞋。铺子里有一个大玻璃柜，摆了从大到小七八双童鞋。老太太说，这都是当初老先生做给孙女的，孙女长大了，就把它们摆在店里。 段骏觉得，这也许是自己见过最“牛”的广告，因为这是在告诉人们：我们做的每一双鞋，都和为自己孙女做的一样。“如果所有的公司在制造产品时，都能有一种这是为家人做的心态，恐怕这世界上就不可能有‘假冒伪劣’一说了。” 大公司另一面 在拍摄的大公司里，也有一家公司让摄制组感触颇深。 拜访欧莱雅时，摄制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表现它国际化的一面。他们希望，第一个场景能在欧莱雅总部的咖啡厅，拍摄不同肤色、不同衣着的员工。 但没想到的是，这一要求给公司的公关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事后我们才知道，根据法国法律和欧莱雅的内部规定，镜头对准任何一名员工前，必须得到他们的书面同意。如果没有得到允许，一旦其形象在媒体上出现，哪怕只是一个侧脸，哪怕只出现了一秒，都属于违法。” 那天上午10点，摄制组架好了机器，等着来咖啡厅休息的员工。首先出现的是公关部人员，每人抱着厚厚一沓刚准备好的协议，当员工走进来时，他们马上面带歉意地迎过去递上协议，同时解释协议的内容。 当天，先后来到咖啡厅的超过200人，没有签字的占多半，他们被让到了大厅的一侧，不受干扰地享受自己的咖啡。 “就工作而言，那天我们的拍摄不能算成功。”段骏对比之前的拍摄经历，“在国内，我们去一家公司拍摄时，只要不是负面报道，总会受到礼遇。如果说公司的‘好话’，那更可以组织一些轰轰烈烈的场面。这个时候，公司的员工往往非常配合，级别越低的配合得越好。” 他回顾参与拍摄的那些公司，觉得很难总结出共性。“反倒是他们所在的那些国家有一些共同点。例如有成熟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这些体系和规则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等。” 在片子制作过程中，很多公司提供了自己保存的原始资料。从斑驳胶片记录的公司早期开拓的历史影像，到公司的第一份合同、第一张股票的发黄照片，这些本身就是一部部资料翔实、生动的纪录电影。其中，一些记录呈现的专业性，甚至让执行总编导黄骥感到“汗颜”。 壳牌的公司历史图册，有随书赠送的DVD，其中囊括了壳牌最早在澳洲和在东南亚进行业务拓展的历史影像。最让黄骥惊讶的是，这些古老的影像不仅翔实纪录了公司的业务，还有当地土著生活、地理地貌等。 在这些影像里，黄骥看到了这家公司“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对其他地域、种族强烈的关注”。想到人们常说的“公司要为每一个消费者生产不同的产品”，他感慨，“其实这些世界级的大公司早就走在了前面。” 不仅如此，一些公司还建有自己的博物馆，不论建筑外观还是内部收藏，绝不亚于一些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博物馆。 在福特公司博物馆，摄制组看到了最早的福特汽车，最早的流水线仍然在轰隆运作；丰田公司博物馆里，早期造的织布机到最新的丰田汽车全都擦拭得一尘不染；杜邦公司早年火药作坊时期的水磨仍然转动…… 而且，那些博物馆并非可有可无的摆设，负责管理这些博物馆的员工，在公司里都有很高的地位。 “对于自己历史的尊重、敬畏继而悉心的保护、梳理，最终成为了这些公司血脉中的遗传基因。也许只有这样的公司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大公司，也只有这样的公司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公司。”黄骥说。 力量的背后 在国内的两个月拍摄时间里，黄骥印象最深的是阿里巴巴。“公司里设置了网上交易实时跟踪显示屏，据说屏幕的体积是中国最大的，每一笔实时交易、对商品的点击都可以显示出来。”这让他切身感觉到了“地球是平的”。 日、德摄制组导演裔欣也有相似的感受：到阿迪达斯总部去拍摄时，两千多人中没有一名生产工人，它甚至在整个德国都没有一家工厂。在展示厅里，他看到的产品都是中国或越南制造的。 历时两年的拍摄中，摄制组深刻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在美国拍摄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时，正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在中国参加研讨活动，于是摄制组就在中国采访了他。 “很多人我们是在中国采访的。”执行总导演刘颖说，片中涉及的大部分专家、企业家，两年间都来过中国，“拍《大国崛起》时还没有这么深的感受。” 任学安回忆美国之行中得到的支持：2009年8月，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介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学者们刚开始没听懂，继而表示惊异：“中国媒体居然思考这样的问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人也表示赞赏，因为这是没人做过的。“他们觉得我们填补了空白。中国人来拍这个片子，也表明中国国力到了这一步，开始用全球视野来思考问题了。”任学安说。 受访的外国企业家、专家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摄制组事先并未完全想到的。“我们老在批评自己，但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更多是表扬。他们觉得中国发展这么快，而且时间这么短，很多国家都没有经历过。”刘颖说。 一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对刘颖说，“你们的华为是家不错的公司，我们看好它。”对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海外人士一般持鼓励态度。 片子播出一个多月来，各方反馈不断涌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认为，中国国家的强大必须通过公司的强大来实现。这部片子有助于全社会共同思考：我们应该培育什么样的公司？中国公司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 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社群总监陈雪频看来，现在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的美国很相似。他希望和央视合作推广这部纪录片。 企业界的普遍反映是，这部片子一方面激起中国公司思考，同时也鼓励了企业家，有利于社会创业精神的培养。 柳传志与任学安一共有过三次会面。他觉得，这部片子的内容对中国企业家是个非常好的补充。作为企业家，对企业内部具体事务很熟悉，但对企业外部确实不太了解，需要借由这部片子来想一想：过去做得不好到底为什么，哪些是企业本身的问题，哪些是环境问题？ 他还得到启发：没有很好的消费市场，整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是起不来的。同时，做企业的人都应该反思，如何以人为本、善待员工，让员工能够成为公司发展得更好的动力，同时也能够有更好的购买力。 前不久的一个企业家高峰论坛上，任志强也提到了这部片子。他进一步提出：“公司的确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力量背后是企业家，而市场化改革是产生企业家力量的条件。” 任学安希望通过这部片子，呼吁形成适合公司成长的环境。他更大的期望是，能帮助中国培养创新、创业的文化。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在中国还并没有发挥该有的、足够的力量。“今天，人们对公务员的追求远比对公司高。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想去政府部门而不是去公司，这说明人们对公司的认识还不够，说明我们对创业文化的培育还不够。”
电视上，纪录片《公司的力量》连续播放三轮；现实中，国美之争还在继续着下半场博弈。台上幕下，两堂生动的针对中国人的现代公司启蒙课，在短短数月中交错上演。 “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它的经济可以发达，找不到一个市场不发达，这个国家可以发达，没有的！所以，现代社会的财富创造、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公司的力量》中这段解说词，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去重新认识公司。 【专题导读】 公司的力量 从公司走向大国 阿里巴巴，“国家”公司 公司人看公司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_王曦
摄制组在意大利“跑车故乡”摩德纳市的法拉利生产线拍摄。 9月20日下午，任学安在新浪微博上又开始了吆喝：“夜猫子时间到了。今晚开始，《公司的力量》第三轮播出。” 这部于8月23日晚首播的10集纪录片，想告诉人们公司是什么，与人们日益密切攸关的这样一个组织，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年频发的公司事件，让人爱恨交织，但无处不在的公司又让人发现，公司强则国家强。 任学安是这部片子的总导演。两年前那部《大国崛起》，也出自他的这个团队。 2005年七八月间，正值《大国崛起》的拍摄前期，整理9个国家崛起的主要资料时，任学安一再看到公司的身影，“公司在大国崛起中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发现，人们很多行为方式都是公司来推动的，公司还影响着家庭幸福、个人实现，甚至国家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公司推动了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化。”任学安说。 公司有什么样的力量、到底该怎样看待公司，成了他想进一步探讨的话题。2008年9月15日，雷曼公司倒闭，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公司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重新认识公司，对我们理解经济危机、走好自己的路都很有帮助。”任学安这样总结探讨这个话题的目的。他还有更深一层的主题：以公司为载体来观察市场经济，思索国家发展进步的路径。 当时，定下主题后，首先是确定构架，这部分的讨论持续了大约十个月。 “我们并不想深入到公司内部，而是更关注它和社会、个体的关系。这一年我感觉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一点，以前可能更关心怎么赚钱。”片子的总撰稿周艳说。 到了2010年，《公司的力量》即将完成的时候，一幕幕现实出现在摄制组眼前：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泄露了约490万桶原油、中国市场再次出现三聚氰胺问题牛奶、富士康发生多起员工跳楼事件…… “公司是什么？中国公司离一个伟大的公司还有多远，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多远？”任学安想通过这部片子，唤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两家铺子的感慨 摄制组最终确定的方案是：遵照大的历史阶段，在每个阶段找出当时的历史主题。每集话题确定后，主要涉及的公司自然出现在眼前。 由于事先内容规划相当细致，甚至“哪个专家会说什么，事先都必须大概知道”，详细脚本出来后，剩下的任务只是将它变成生动的图像和语言。拍摄本是按图索骥，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细节，让摄制组对片子提出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 海外拍摄执行总编导段骏带领的欧洲摄制组奔赴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拍摄了20多家公司，他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世界级大公司，而是一家裁缝铺和一家鞋铺。 那家叫亨利·普尔的裁缝铺，坐落在伦敦的萨维尔街。200多年来，这条街以出产精致的手工西装闻名于世。1820年开张的亨利·普尔一直是家族企业。如今的老板年逾七旬，两年前才放下针线。铺子不大，充当作坊的地下室里，五六个老师傅和四五名年轻人一起飞针走线。 这家铺子的客户包括许多社会名流：丘吉尔、戴高乐、狄更斯……甚至100多年前的维多利亚女王，以及今天的伊丽莎白二世。 摄制组很好奇：这些大人物，为什么对这间小铺子情有独钟？ “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这里做衣服很慢、很繁琐。每缝制一套衣服，至少要花费3到4个月，其间客人还得回店里试穿几次。”段骏说，他们问过老板可不可以例外，对方盘算了一阵后回答：“如果你终于找到了意中人，赶着下个月结婚，我们可以努力尝试一下。” 老板向他们保证，这里的西装可以穿一辈子，哪怕腰围渐长，只要拿回来，把当初预留的部分放一放，依然合身。他们的衣服平均每套卖价3000到4000英镑。“我们也许是最贵的，但是，我们保证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值。”老板说。 亨利·普尔100多年来从未赶过时髦，所以也并不担心式样过时，它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把最好的面料缝制成最合身的衣服。它也从没有扩张过规模，唯一投资的“新技术”是缝纫机。它没有过什么大规模营销，更没想过上市。 “这样的公司就不仅仅是为挣钱了。它变成了一种可以安身立命、传诸后世的‘生计’。”段骏由此想到片子策划之初就提出的问题：公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许多人都把公司视为挣钱的工具，把利润最大化看做是公司存在的根本理由。这些当然不错，但是说到底，如果公司不能提供更好的满足人们需求的某种产品和服务，那么，我们还要它干什么？”段骏说。 另一家让摄制组难忘的铺子，是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皮鞋铺。一对老夫妻，带着一个年轻姑娘，老先生做鞋，老太太和小姑娘负责把它们卖出去。 在这间小作坊里，老先生做了50年鞋。铺子里有一个大玻璃柜，摆了从大到小七八双童鞋。老太太说，这都是当初老先生做给孙女的，孙女长大了，就把它们摆在店里。 段骏觉得，这也许是自己见过最“牛”的广告，因为这是在告诉人们：我们做的每一双鞋，都和为自己孙女做的一样。“如果所有的公司在制造产品时，都能有一种这是为家人做的心态，恐怕这世界上就不可能有‘假冒伪劣’一说了。” 大公司另一面 在拍摄的大公司里，也有一家公司让摄制组感触颇深。 拜访欧莱雅时，摄制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表现它国际化的一面。他们希望，第一个场景能在欧莱雅总部的咖啡厅，拍摄不同肤色、不同衣着的员工。 但没想到的是，这一要求给公司的公关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事后我们才知道，根据法国法律和欧莱雅的内部规定，镜头对准任何一名员工前，必须得到他们的书面同意。如果没有得到允许，一旦其形象在媒体上出现，哪怕只是一个侧脸，哪怕只出现了一秒，都属于违法。” 那天上午10点，摄制组架好了机器，等着来咖啡厅休息的员工。首先出现的是公关部人员，每人抱着厚厚一沓刚准备好的协议，当员工走进来时，他们马上面带歉意地迎过去递上协议，同时解释协议的内容。 当天，先后来到咖啡厅的超过200人，没有签字的占多半，他们被让到了大厅的一侧，不受干扰地享受自己的咖啡。 “就工作而言，那天我们的拍摄不能算成功。”段骏对比之前的拍摄经历，“在国内，我们去一家公司拍摄时，只要不是负面报道，总会受到礼遇。如果说公司的‘好话’，那更可以组织一些轰轰烈烈的场面。这个时候，公司的员工往往非常配合，级别越低的配合得越好。” 他回顾参与拍摄的那些公司，觉得很难总结出共性。“反倒是他们所在的那些国家有一些共同点。例如有成熟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这些体系和规则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等。” 在片子制作过程中，很多公司提供了自己保存的原始资料。从斑驳胶片记录的公司早期开拓的历史影像，到公司的第一份合同、第一张股票的发黄照片，这些本身就是一部部资料翔实、生动的纪录电影。其中，一些记录呈现的专业性，甚至让执行总编导黄骥感到“汗颜”。 壳牌的公司历史图册，有随书赠送的DVD，其中囊括了壳牌最早在澳洲和在东南亚进行业务拓展的历史影像。最让黄骥惊讶的是，这些古老的影像不仅翔实纪录了公司的业务，还有当地土著生活、地理地貌等。 在这些影像里，黄骥看到了这家公司“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对其他地域、种族强烈的关注”。想到人们常说的“公司要为每一个消费者生产不同的产品”，他感慨，“其实这些世界级的大公司早就走在了前面。” 不仅如此，一些公司还建有自己的博物馆，不论建筑外观还是内部收藏，绝不亚于一些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博物馆。 在福特公司博物馆，摄制组看到了最早的福特汽车，最早的流水线仍然在轰隆运作；丰田公司博物馆里，早期造的织布机到最新的丰田汽车全都擦拭得一尘不染；杜邦公司早年火药作坊时期的水磨仍然转动…… 而且，那些博物馆并非可有可无的摆设，负责管理这些博物馆的员工，在公司里都有很高的地位。 “对于自己历史的尊重、敬畏继而悉心的保护、梳理，最终成为了这些公司血脉中的遗传基因。也许只有这样的公司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大公司，也只有这样的公司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公司。”黄骥说。 力量的背后 在国内的两个月拍摄时间里，黄骥印象最深的是阿里巴巴。“公司里设置了网上交易实时跟踪显示屏，据说屏幕的体积是中国最大的，每一笔实时交易、对商品的点击都可以显示出来。”这让他切身感觉到了“地球是平的”。 日、德摄制组导演裔欣也有相似的感受：到阿迪达斯总部去拍摄时，两千多人中没有一名生产工人，它甚至在整个德国都没有一家工厂。在展示厅里，他看到的产品都是中国或越南制造的。 历时两年的拍摄中，摄制组深刻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在美国拍摄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时，正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在中国参加研讨活动，于是摄制组就在中国采访了他。 “很多人我们是在中国采访的。”执行总导演刘颖说，片中涉及的大部分专家、企业家，两年间都来过中国，“拍《大国崛起》时还没有这么深的感受。” 任学安回忆美国之行中得到的支持：2009年8月，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介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学者们刚开始没听懂，继而表示惊异：“中国媒体居然思考这样的问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人也表示赞赏，因为这是没人做过的。“他们觉得我们填补了空白。中国人来拍这个片子，也表明中国国力到了这一步，开始用全球视野来思考问题了。”任学安说。 受访的外国企业家、专家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摄制组事先并未完全想到的。“我们老在批评自己，但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更多是表扬。他们觉得中国发展这么快，而且时间这么短，很多国家都没有经历过。”刘颖说。 一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对刘颖说，“你们的华为是家不错的公司，我们看好它。”对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海外人士一般持鼓励态度。 片子播出一个多月来，各方反馈不断涌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认为，中国国家的强大必须通过公司的强大来实现。这部片子有助于全社会共同思考：我们应该培育什么样的公司？中国公司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 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社群总监陈雪频看来，现在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的美国很相似。他希望和央视合作推广这部纪录片。 企业界的普遍反映是，这部片子一方面激起中国公司思考，同时也鼓励了企业家，有利于社会创业精神的培养。 柳传志与任学安一共有过三次会面。他觉得，这部片子的内容对中国企业家是个非常好的补充。作为企业家，对企业内部具体事务很熟悉，但对企业外部确实不太了解，需要借由这部片子来想一想：过去做得不好到底为什么，哪些是企业本身的问题，哪些是环境问题？ 他还得到启发：没有很好的消费市场，整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是起不来的。同时，做企业的人都应该反思，如何以人为本、善待员工，让员工能够成为公司发展得更好的动力，同时也能够有更好的购买力。 前不久的一个企业家高峰论坛上，任志强也提到了这部片子。他进一步提出：“公司的确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力量背后是企业家，而市场化改革是产生企业家力量的条件。” 任学安希望通过这部片子，呼吁形成适合公司成长的环境。他更大的期望是，能帮助中国培养创新、创业的文化。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在中国还并没有发挥该有的、足够的力量。“今天，人们对公务员的追求远比对公司高。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想去政府部门而不是去公司，这说明人们对公司的认识还不够，说明我们对创业文化的培育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