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公司的力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14:03:52
序：为了远行的回望
CCTV大型纪录片 《大国崛起》姊妹篇
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广泛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被看作是“人类的成就”，而在各种公司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被认为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商业创新。它集合资源、分散风险，它跨越血缘、地缘，凝结起个体生命的能量，开启了人类经济生活乃至现代文明的新篇章。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今天，由公司编织的全球经济网络，几乎笼罩了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公司已无处不在，公司已化身为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就在公司扮演着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造者、制度创新和文化再造的助推者的时候，它也将一切明码标价，在强大利润的蛊惑下，成为千夫所指的商业化的祸首。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并且持续至今，而这次巨大的震荡却发端于某些公司的不良运作。几百年来，自利的本能，道德的底线，公司从未摆脱过其间的矛盾纠结。在全球化时代，对贪婪的讨伐、对市场的质疑，再次让公司深陷功与罪的争辩之中。
但无论我们带着怎样的表情，是欢喜还是担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都已身处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近二十年，作为市场运行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公司也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核心载体。
世界走过的历史和中国当下的现实都在提示我们：公司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
怎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公司、理解公司？公司是如何诞生的，又是怎样发展演进的？公司的力量源自哪里，公司的力量又如何改变了世界？
带着这些问题，了解各国公司走过的历程，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公司的发展、壮大，有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作为中国最大的电视传媒机构，中央电视台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这个任务。
《公司的力量》一片从筹备到创作完成，历时两年。六大摄制组跨越欧、亚、美三大洲，分赴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等八个国家，详细挖掘了公司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寻找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遗址。
《公司的力量》是对公司命运和前途的一次多层面、多角度的深度剖析。摄制组遍访全球数十所高等学府、商学院和研究机构，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位知名商学院院长，逾百位来自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等领域的各国资深学者接受节目采访，并高度评价了中国电视人透过“公司”这一主题来反观世界的敏锐视角。
《公司的力量》是对公司发展历程和生存样态的一次大跨度巡礼。摄制组在各国拍摄、记录了几百年来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具特色的50多家公司，十数位在全球企业界颇具影响力的公司领袖也在片中畅谈了自己对公司的理解，这些都将首次通过央视的屏幕呈现给观众。
《公司的力量》是中国电视人对时代进行观察与思考的一次思想远行。在创作理念上，它注重从现实出发、从中国出发，让历史贴近现实、让世界贴近中国；在表达方式上，它注重以小见大，从细节和故事中提出问题，而非直给答案；在电视表现上，它采用更富现代感的影视语言，打破了纪录片通常的缓慢节奏，剪辑手法明快跳跃，信息量极为丰富。
本片由曾取得重大社会反响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原班人马摄制，秉承了一贯的理性精神，追求诚实、冷静、客观的媒体姿态，试图以开放的心态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国人打开视野，也期许能为正处在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全球性危机中的世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我们相信，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罗明）
无处不在的神奇组织
CCTV大型纪录片 《大国崛起》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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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
公司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公司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公司是普通人借以创造历史的权利和通道。
如果没有“公司”这项发明，那么，整个现代文明的面貌都将不同。
1859年4月10日，泰晤士河畔耸立起一座95米高的新建筑，里面安置着当时英国最大的一座钟——重达15吨、分针长度超过4米的“大笨钟”。“大笨钟”后来被视为英国的重要象征，而最初它的出现则传递了一种崭新的时间观念——标准时。
在此之前，各地的时钟是根据太阳运行的时间各自调整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刚刚出现的铁路公司挑战了千年不变的自然法则。
因为，如果每个镇都按照太阳照到各自教堂塔尖位置的时刻来校准时间，火车的运营将错乱不堪。所以，随着铁路线的蔓延，人们无法再跟着上帝转了。在幅员广阔的美国，对“标准时”的要求更加迫切。
1883年11月18日，美国第一份全国统一的铁路时刻表诞生。这一天的正午时分，美国东部的时钟全部回拨。
从此，上帝的时间被改用人间的指针来度量。改变这一切的，不是宗教，不是政治，甚至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一个叫做“公司”的组织。
当然，被公司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时间。通常情况下，我们对身边的公司浑然不觉。因为一切都已经像呼吸那样自然。但是，一旦没有了空气，我们就会知道，在真空中是无法生存的。
2009年，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提供了工作机会，构成了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创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
世界上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的收入。全球最大的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10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片大陆、对于整个世界，公司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伯纳德·拉马南楚阿 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院长）
公司不仅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在提高生活质量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促进者。
（约翰·奎奇 美国哈佛商学院副院长）
通过被雇用，我们获得生活所需的费用，成就自己的人生，养活自己的家人，这些钱是从公司那里获得的。
（大前研一 日本创业者商学院校长）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革新都是在公司，而不是在国家层面产生的。
（赫尔曼·西蒙 德国管理学家）
公司是一个过程，所有的国家都要用到它。
（罗伯特·蒙代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世界上每天都有公司开张，每天都有公司倒闭，每天都有不同的公司上演着生死沉浮的故事。时至今日，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办公司早已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
英国公司注册处的企业策略指导蒂姆·莫斯介绍说：“大约有260万家公司在英国登记注册。我们每年受理成立的新公司超过35万个。英国对注册公司的限制条件很少，股本金额甚至可以低至1英镑。所以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立公司。”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也说：“注册公司在美国是最简单的，一天之内，不需要任何钱，就可以创立一家公司。你只要说，我要开一家公司，这是公司的名字。”
当我们在享受产品或是服务的时候、找工作或是想创业的时候、抱怨老板或是与同事竞争的时候，公司就在我们身边。
当然，它也在那些我们可能不曾留意的地方，在那些熟悉的场景背后。
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NBA）不仅是一种篮球比赛，也是一个公司。每一次完美的对决，都会转化成合约和金钱。公司能将一个“人”甚至一双拳头、一只脚包装成明码标价的商品。
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华美的声音，也可以经营成一门财源滚滚的好生意。公司能让形而上的艺术待价而沽，把最高贵的精神享受变为最昂贵的消费品。
各国首脑出访不仅是一次国事访问，也是一次商务谈判。他们身后的显赫人物，不是大将军而是大老板。影响现代世界格局的，不再单单是政治，还加上了公司的订单。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现代战争，看得见的是硝烟、战火，看不见的是提供物流和信息保障的公司。军队的效率是外来的、强制性的，公司的效率却是内生的、主动的。终于，军队——这个最有效率的组织，也不得不开始向公司学习管理，西点军校甚至被评为最好的商学院。
没有有组织的商业活动，就不会有现代社会，就无法获得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公共事业、电力供应、信息通讯、银行体系，还是产品。
（默里·韦登鲍姆 美国华盛顿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应该说公司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是，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利益，影响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还影响到很多社会公益方面的问题。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数百年中，公司热闹过，也沉寂过。它生存下来，强壮起来，并且一点点地渗入社会的血脉中，终于把自己变成无处不有的存在。
那么，公司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它是如何诞生的呢？
崭新生活的巨大推手
CCTV大型纪录片 《大国崛起》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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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说过：“光是制造出令人满意的肥皂还不够，还必须诱导大家洗澡。”于是，公司发明并传播了体味和口臭的概念。
有人说：需求决定供给。但公司决不墨守这个成规。
公司制造了需求。公众不仅改变了卫生习惯，还改变了思维习惯。比如，人们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广告了解自己。
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公司的本质在于，它给了人开拓市场的机会。
（维尔纳·普路姆珀 德国企业史研究会前主席）
1882年，爱迪生启动了美国第一座发电厂，人类从此摆脱了地球自转周期的影响。
但是，并非每一项伟大的发明都能变成造福社会的产品。光明源自技术与资本合作创办的电力公司。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直截了当地宣称：“有限责任公司是近代最伟大的发明。少了它，就是蒸汽机和电力的重要性也会降低。”
很多的革新，比如汽车市场、计算机市场，再如我们遇到的新挑战——气候的变化、绿色科技、纳米科技、通信科技等等，所有的这些挑战都是由公司最后攻克解决的。
今天，财务报表已成为真正通行的世界语，只需三张表，人们就能读懂公司的秘密。为实现无障碍的交流，人类曾经费尽心机，但公司却已经先做到了，它改变了人类对话的方式。
在规则的制定和观念的传播上，公司往往走在前面。最重要的是，公司深深影响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秩序。
公司带来的一项影响是，它打破了那种认为只有贵族或富人才有权享受某种生活方式、那种认为有人生来就高人一等的观念，从而带来了一种社会平等。公司帮助人们树立起对某种生活方式、与人交往方式的憧憬和渴望，让人感觉有机会变得更加平等。
（大卫·施密特雷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我们现在讲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民族化，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背后都有一种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现代公司。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说是公司缔造了美国，也许有些夸张。但是，美国的综合实力，显然是以它所拥有的550万家公司作为基石的。
两百多年间，勇于冒险、创新、自我奋斗的企业家精神，曾经改变了无数欧洲移民的命运，也改变了新大陆自身的命运。而在每一片释放了普通人能量的土地上，公司的传奇还在不断上演。
从历史上看，企业家至少和政治领袖同样重要。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们，曾经让欧洲变得强大、让美国变得强大，如今也正在让中国变得强大，他们是和政治领袖一样重要的人物。
（罗伯特·蒙代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其中公司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是否拥有大量强大的公司，已经成为关乎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
（伊藤元重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近代以来，任何忽视市场力量、不能发挥公司组织优势的国家或社会都逐渐衰落。只有借由公司推动市场经济的生产力，解放个人的创造力，国家才能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历史总在反复地验证，但历史并不会简单地重复。
最新的故事是由新兴力量书写的。
在今天的财富500强名单中，有75家公司来自新兴市场。2000年时，大概只有19家，而1988年时连一家都没有。
（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 新兴市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主席）
两个曾经的计划经济国家，几乎同时打开了市场之门。
1991年后，印度逐渐取消了公司建立和运营的许可制度。十余年后，印度的700多家软件公司，使它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并以大象般有力的步伐迈入国际市场。
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
2010年5月，联合国报告称：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上的43个席位外，中国还有4000多万个中小企业在为这片土地提供发展的动力。
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它的经济可以发达；找不到一个市场不发达，这个国家可以发达的例子。所以，现代社会财富的创造，国民财富的积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最终，只有同竞争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才能吸引更多的知识、才能、资本、企业，并动员公共资源，从而在世界上发展得最好。
（尼古拉·巴维莱兹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然而，越强大的力量越需要约束。公司可以翻天覆地地改变世界，却难以摆脱与生俱来的困扰。
即便在公司最荣耀、最辉煌的日子里，有一个声音也始终挥之不去。人们常常告诫自己，也提醒他人：公司是个危险的家伙。
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
CCTV大型纪录片 《大国崛起》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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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美国普强公司的新药“帕纳巴”十分畅销，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这种药的副作用能致人死亡。
普强公司召开了特别董事会，最终决定继续销售并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为，药品撤市时间每拖延一个月，公司就能多挣100万美元。
消息披露后，整个美国为之震惊。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阿姆斯特朗，专门设计了一个角色扮演的实验来研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他描述说：“当我问到那些没有卷入事件的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并问他们会怎么做时，97%的人说，他们会将药品撤出市场。”
但是，当实验者转而扮演起普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后，同样的问题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召开董事会时，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有人想辞职，有人很沮丧，还有人大声争吵，但是最终没有一个小组决定将药品撤出市场。
普强实验在十多个国家重复了近百次，结果大同小异。每一组扮演董事会成员的人都认为，这体现了公司的本分，即股东利益最大化。
“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绕不开的一个词，是造成许许多多悲喜剧的根源。
当然，公司会具有破坏性，公司有时会与我们所追求的某些社会目标背道而驰。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公司需要回报那些投资者。
（大卫·施密特雷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公司曾经洗劫了美洲、非洲、亚洲；它将几百万人变成“商品”；被它强迫迁移的还有难以计数的植物、动物、矿物，甚至包括细菌和病毒。从郁金香到房地产，从阿姆斯特丹到新阿姆斯特丹，从1637年到2008年，无数次的股市泡沫都没能阻止下一次的铤而走险。
首相下野、总统入狱、高官落马……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金钱与权力的交易，如同一个无法根治的顽疾。
当人被物化成机器时，公司却似乎比机器更冰冷，它苦恼的是自己“只需要一双手，但却不得不雇用一个人”。
自公司诞生之日起，对于它的种种指责就从未消失过。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贪婪并非公司之罪，但其却因公司而被无限地放大了。然而，逐利的欲望和自利的动机，既是灾难和危机的培养液，也是公司永葆活力的不竭之源。公司的功与过，都来自同一个母体。
欲望是人的本能。人们想过更富裕、更便利的生活，这种欲望成为动机，使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其结果是在欲望的推动下，创造了今天的现代文明和社会。
（稻盛和夫 日本京瓷集团名誉董事长）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也就是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然后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达到180国际元；从1751年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里，达到6600国际元，增加了37倍。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带来这250年财富迅速增长的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而公司组织正是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细胞。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时就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公司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科斯指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公司内部的管理成本时，公司便产生了。
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可以进行自由交易的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可以选择投资和参与经济活动，也可以和别人联合组建公司。
（皮埃尔·西里尔·赫特科尔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以取代公司，在市场导向型经济中进行商业活动的替代品，同时，我们也没有找到市场导向型经济的替代品。
（迈克尔·斯宾塞 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作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替代的组织，公司在人们爱恨交织的复杂目光下成长、校正、自我更新。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来的“2009年最有权力人物排行榜”，前10名中有5名出自公司，在财力、影响力和权力的综合考量后，他们的名字和国家首脑、宗教领袖及王室成员列在一起。
公司正在改变世界的权力结构，以至于人们甚至开始担心，最终有一天，公司会收购国家。而不论我们是欣喜还是担忧，公司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
过往岁月抑或未来生活？
CCTV大型纪录片 《大国崛起》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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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萨维尔街有一家制衣公司。
查尔斯·狄更斯曾是这里的顾客，温斯顿·丘吉尔留下了衣服尺寸，戴高乐将军也亲往定做西服。公司曾为维多利亚女王制作礼服，至今仍在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量体裁衣。
两百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这条街道上，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保持着精良的工艺，也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亨利·普尔制衣公司主席安格斯·康迪说：“我们始终是一家小型的私人企业，希望能够以此提供一种特殊服务。我还要充满希望地表示，一百年以后亨利·普尔公司仍然会屹立在这里。”
如今，各种各样的公司并存于世，它们的产品不同、规模不同、目标不同、管理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承载着人们各自的梦想和创造。
公司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它告诉我们如何挣钱，并教给我们怎么将钱花出去；它引导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甚至最私密的个人事务——恋爱、结婚，也逐渐由公司帮助打理……
但是，我们真的了解身边的公司吗？
当我们谈论公司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一家理想的公司是一个每位员工都感觉能够充分参与，并且全力为公司的成功贡献自己力量的地方。
（柯爱伦 杜邦公司董事长）
一个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当家人的志向，是让他的公司可以有可持续的收益。
（让·保罗·安巩 欧莱雅公司首席执行官）
公司首先必须有很强的价值观，并且这些价值观不应变更，应是永久性的。
（加文·尼斯 联合利华公司高级副总裁）
公司（表面上）是个人的东西，但其实并不是个人的东西，而是公共的东西。
（稻盛和夫 京瓷集团名誉董事长）
能够通过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去影响这个社会、完善这个社会，让每个人懂得交易、平等、分享、透明，这样的公司，在我看来是值得尊重的。
（马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走过了几个世纪的公司，正在经历一次全新的机会和考验。
伴随着全球化的足迹，公司已不再是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市场的引领者了。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规则，公司梦寐以求的时代似乎正在到来。
但是，全球体系却用另一种方式展示了威力。
2008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公司——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全球股市应声下跌。10月，金融海啸开始蔓延，整个世界陷入了麻烦中。
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无所不在的公司。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公司，而在于这些公司应该受到何种法律框架的约束。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公司有点像一棵树的一部分，可以被用来建造房屋或拿来打人。
（大卫·施密特雷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因为要倒掉盆里的脏水，而把婴儿一并扔掉。
（罗伯特·福格尔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未来的世界是这样的，你获得了利润，但社会会问你是如何获得利润的。
（本·伟恩华 阿尔卡特_朗讯公司首席执行官）
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资源、资本、技术等比喻成河流的话，公司的责任就是将这些河流汇集到一起。
（涩泽雅英 日本涩泽荣一纪念财团理事长）
任何公司的目标都是帮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该公司可能并不需要存在。
（比尔·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
一个没有公司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当公司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全球性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由人类亲手培育的庞然大物呢？
公司到底是什么？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公司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一切问题从来都没有唯一和不变的答案。
我们出生之前，公司早已落地生根；我们离开之后，它还将长存于世。它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无法错过这个比我们的生命更加古老和年轻的命题。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我们想要再次回望来时的路。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温斯顿·丘吉尔
独家访谈
CCTV大型纪录片 《大国崛起》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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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约翰·奎奇 （哈佛商学院副院长）
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2001年诺奖得主）
大前研一（日本创业者商学院院长）
罗伯特·蒙代尔（美国哥伦大学教授，199年诺将得主）
记者：怎样评价公司这种社会组织？它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约翰·奎奇：公司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从根本上讲，公司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其将时间或资金投入到某种特定形式的生产活动中，从而满足其所运营的市场中所有的或一部分的公民、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公司本身是由其所在环境中的某种需求驱动的，这种需求由那些建立并投资企业的人来解决。
由此看来，不仅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而且在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中，公司同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变革促进者的角色。当然现在有一些公司执著于股东、价值等概念，从而在短期内不能看到其工作和活动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总体上讲，公司在过去150年间的发展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了积极的变化。
迈克尔·斯宾塞：公司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工具。公司的出现有助于带动投资，而投资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这是从投资一词的广义来说的。从另一层意义来说，我们在市场或经济体中进行商务活动时还找不到公司的替代品。我们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中找不到任何它的替代品。事实上，公司也在不断进化。
记者：现代公司与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
大前研一：在任何国家，公司都是创造财富的组织，而国家是对财富再分配的组织。所以说分工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创造财富的公司的话，这个国家就会衰弱。国家的作用就是不要阻碍公司，应帮助公司强大，促使其成为国际化企业是国家应该发挥的作用。然后，将公司所生产的财富的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收取，进行再分配，分给不发达的地区和经济上不富裕的人们。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阻碍公司创造财富。如果国家错误地认为是自己在创造财富，那么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记者：您觉得公司在当今社会的角色是什么，它的力量有多大呢？
大前研一：人们在学校里学习，毕业后选择职业就业。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公司雇佣员工，提供他们生活的来源——工资。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公司的作用就是创造工作岗位，尽可能多地创造附加价值，从而给员工发更多的工资。这就是公司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
罗伯特·蒙代尔：很难用一个方法去衡量公司的力量有多大。你知道那些有钱的人拥有力量，因为金钱创造了力量。而那些拥有公司资产的人将会变得强大。所以说，有权力的不是公司，而是人，是公司里的人拥有权力。美国以及世界所有的大公司里的人，通过他们所处的职位、他们的知识和其他的一些因素而自动地获得权力。这就像一种贵族。只要人们是按这种方式被选拔的，我们就不断地会有这样的人，让他们具有影响力。领导力，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如果你想评估中国的经济政策，那你就要收集30位到40位榜首企业领导人的名单，他们会给国家最好的建议。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是这样，在中国亦是如此。
启示录
CCTV大型纪录片 《大国崛起》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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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怎样诞生的？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的组织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家庭以外，还有公社、工场、庄园、商帮和军事组织等。但自公元16世纪人类发明“公司”这一新的经济制度后，公司以其广泛的适应性成为当今世界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经济组织。
公司制度的本质特征在于“有限责任”和“法人”这两点。组建公司时，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法人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公司不仅解放了投资人，更解放了资本。有了这种把自私自利与合作互利精巧结合起来的制度设计，公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显示出自己的强大力量。公元16世纪起，荷兰、英国等国正是借助于这一制度创新，一举成为世界大国。
股份公司的诞生，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股权分散的大型公司的出现，满足了重工业和大型工程建设的需要，没有股份公司，恐怕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没有股份公司，白种人的势力也不会延伸到欧洲以外。
股份公司的出现，主要是适应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两个基本取向：追求利润和规避风险。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公司销售不断扩大，企业规模不断膨胀，巨额投资不断累积风险。规避风险的最基本手段是通过股份公众化以分散风险；反过来，风险不断分散和稀释又有效地促进了公司进一步的扩张。
公司因市场而生，公司也在拓展市场。公司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公司不仅通过满足人们的需求，更通过生产创造出需求，来引导人们的生活。为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陆续产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产权、证券、资本等金融市场，出现了股权、债权等交易产品，衍生出IPO和重组等变更市场行为。活跃的金融市场加快了资源配置速度，也使公司的新陈代谢加快。
正如市场存在的问题一样，公司也同样存在欺诈、操纵等问题。一些公司为追求利润不惜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放弃社会责任。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不仅受到法律框架的约束，也要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管。
公司为何会最早出现在欧洲？
欧洲大陆政治版图支离破碎，难以达到完全的统一，现实情况迫使人们学会了妥协、谈判及民主决策。公元前594年，雅典城邦就设立了作为处理公民日常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四百人会议”。这种民主决策的传统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诞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罗马时代确立的法律原则就强调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而这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基于这一历史，一些学者把公司的发明权归于罗马人。
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打破了迷信、奴役及特权禁锢思想。启蒙思想家描绘了未来理性王国的蓝图，自由、平等、竞争的观念及其道德伦理逐步深入人心，从而为商业文明的诞生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1215年颁布的英国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这种契约和法律精神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长期普及，已在英国人的思想深处积累起深厚的传统力量。正是这种契约和法律精神才维护了日后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常运作。
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英国等国家在博弈中把目光转向了陌生的蓝色海洋。王权的行使与商人的利益达成了短暂妥协，二者联合推出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型商业组织。带有浓厚政府机构色彩的“东印度公司”应运而生。
公司塑造了怎样的现代社会？
公司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近250年里创造的，也就是在人类诞生以来的0.01%的时间里创造的。创造这些财富的主角是公司。
公司改变了公众的思维和生活习惯。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一句话：“光是制造出令人满意的肥皂还不够，还必须诱导大家洗澡。”没有公司，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也会黯然失色；没有组织良好的公司，人们就无法获得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也就不会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
公司是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各行各业的标准，绝大部分都出自公司之手。大型跨国公司制定的标准，往往就是该行业的全球标准。为实现无障碍交流，人类曾经费尽心机，但公司却早已做到——财务报表就是典型的世界语。
公司还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公司为人们提供了国家、政府、民族、宗教和家族之外的一个全新的信仰和效忠的对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司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岗位，公司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共同经济利益为纽带的相对稳定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方面，日本的情况尤为明显。日本大企业多数实行终身雇佣制度，宁可减薪也不裁员，企业被看成是全体工作人员的命运共同体。
公司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以美国为例，美洲大陆最早的殖民公司和它们的自治传统，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独立后的权力结构和经济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公司带给他们勇于冒险、创新和自我奋斗的企业家精神。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公司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拥有多少强大的公司，已经成为关乎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大问题。跨国公司正在影响和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和财富分配。
皇家特许的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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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竞相以“公司”之名义，踏浪蹈海；公司则凭借政府之特权，逐利全球。这是一段权力与金钱结合、财富和血腥伴随的历史，公司在枪炮的护佑下，攻入一个个市场。
一个多世纪之后，特许公司的时代宣告终结。
1874年1月1日，经营了274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英国《泰晤士报》评论道：在人类历史上，它完成了任何一个公司从未肩负过，和在今后的历史中可能也不会肩负的任务。
此时，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无数个小公司的兴起，改变了延续千年的经济秩序。经济权利，不再是与政治相结合的一种特权。在世人的膜拜和诅咒中，在死而复生的轮回中，告别特权后的公司，真正成为财富的创造者。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公司真正成为富民强国的力量。
1599年秋天，伦敦市场上的胡椒价格突然从每磅3先令上涨到8先令。
这次价格暴涨的幕后推手，是垄断香料贸易的葡萄牙和荷兰。9月24日，伦敦市政厅，80多名愤怒的英国商人聚集于此，商讨应对之策。
自从欧洲人发现了到达东方的新航道，浩瀚的大洋就成为追逐财富的赌场。依托海上优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先后成为世界霸主。
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多年的经营下，英国终于加入了竞争者的行列。但面对一个空前庞大的蛋糕，精明的商人们却有些踟蹰不前。
原因是，当时筹资组建一支船队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香料群岛、印度、美国等地，相当于在今天准备筹措一次到火星或月球的航程，是一件风险非常大的事。
那些船只可能会因风暴失事，可能会遭遇海盗，可能会和葡萄牙人作战，也或许会和荷兰人、西班牙人作战，而且还会受到东南亚商人的袭击。
即便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商船来回一次至少也要一年多的时间。这对商人而言实在是太冒险了。
最为简捷有效的挣钱方式，是由国家来主导一切，就像葡萄牙和西班牙那样。但所获的利润，大多也就流入了国王囊中。
作为新加入的竞争者，英国商人开始寻找一种汇集资源和资本的新方式，以此来实现依靠个体难以完成的远洋贸易。
如何能让不同的老百姓，不同的有钱的个人或者是家族，愿意把辛辛苦苦挣到的钱拿出来，去冒风险，去交给别人运作、管理？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和荷兰，就推出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样一个工业组织。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入股集资的方法古已有之，但“有限责任”的提出，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自古以来，欠债还钱都是天经地义。而“有限责任”则创造了一种新的规则，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欠债可以不还。
对投资者而言，“有限责任”无疑是一种极为有力的保护。
公司最关键的特征是有限责任的概念。这一概念起源于英国，它是指当组建公司时，董事们只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借此筹资成立，股东们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他们所投入的金额。
（霍华德·戴维斯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这意味着，对个人的信任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你不会失去所有的财产，假如你向公司投资了10英镑，那么最多也就是损失了这10英镑。
大大降低了投资风险的“股份有限公司”，使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但在个体的信用尚未建立之前，缔结合约须借助国家信誉作为担保。因此在400多年前，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人人可以开办，它必须经由国家特许。
1599年9月，80多名伦敦商人就是为了获得这一特许而聚集在了市政厅。此外，他们还希望得到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
那么，商人们凭什么向女王提出申请，女王又会如何处置呢？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给予了他们特许证，因为这样可以给皇室赚钱。这就是国家机构用来赚钱的方式，通过向商人们征税，通过向他们授予特权以收取费用。所以，这其实是一种买卖，国家把信誉卖给了公司。
1600年12月31日，身负英国皇家授予的对东印度15年的贸易专利特许权，“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组建船队扬帆出海。
依靠众多的投资人，公司第一次远航筹措的资金，就高达72000英镑。当时这是一大笔钱，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3500万美元。
潮起潮落，此消彼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咄咄气势，让“海上马车夫”荷兰感到了威胁。
在当时普遍流行的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中，财富总量是一个定数。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这样说道：“富有并不在于有多少黄金和白银，而在于比其他国家和邻国多多少金银。”而谁能够控制贸易，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金银。
1602年，在荷兰大议长的倡议下，六家做香料生意的小公司，改组成为一个有国家背景的、大的股份有限公司，全称是“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
借助国家信誉，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向所有市民公开发行股票。它实际上成了世界上第一家上市公司。
仅阿姆斯特丹一地，股票的认购者就多达1143人，持股者有商人、水手、技工，还有市长的女仆。通过这种融资方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金远远超过了英国对手。最高时，它的投资总额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10倍。
1608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诞生六年之后，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
假如你是原始投资者，当你说：“我赚得差不多了，我想拿回我的钱。”你可以在交易所卖出所持股票从此脱身。同样，你也可以购买股票加入到游戏中。现代公司正是这样诞生的。
（莲娜·阿赫塔尔 美国金融博物馆档案主管）
股东退出机制的诞生，有力地促进了资本的流通。第二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应运而生，荷兰人迎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
荷兰的做法很快传到了英海峡的另一边。16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公开发行股票。很快，资本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公司的势力范围也不断延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丹麦、法国、瑞典、俄罗斯……纷纷加入到效仿者的行列，在欲望和血腥中开始了各自的财富征程。此时，在西方人的视野中，瓜分世界的不是国家，而是公司。
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1626年，荷兰西印度公司以价值约合今天24美元的物品，从印第安人手中换到了曼哈顿岛，取名为新阿姆斯特丹。这就是今天的纽约。
地球才刚刚向世人显露全貌，就已成为商业战争的疆场。这一时期的公司，不仅承担着为股东创造利润的任务，更承载着为国家开疆拓土的使命。
特许公司在殖民地的职能，逐渐变得与政府无异。
对政府来说，这是个两全其美之策。政府不用直接控制殖民地，只要在特许公司里安排上一些人，他们就会为政府效力。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东印度公司是一个特例，它由私人投资经营，但本质上却属于政府。或者说，它扮演着政府的角色，发挥着政府的职能。
（L.E.小波泽尔 美国法学家）
为了扶植公司，英国与荷兰率先将交战、媾和、司法、行政等诸多国家权力给予公司。鼎盛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超过30万人的武装力量，这个数字是当时英国军队的2倍。
凭借国家权力，公司在各个殖民地发动了血腥的战争，掠夺和占有当地的资源。
18世纪初，英国国务秘书在一次早餐会上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的船满载香料、油、酒归来；我们的房间摆满了金字塔形的瓷器，装饰着来自日本的手工艺品；美洲的草药使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躺在印度帐篷中休息。”
公司和特权的结合，看似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陶醉在其中的人们未能预料到，这杯美酒最终竟会变得又苦又涩。
失去魔力的摇钱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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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折，可能是从一个天才的赌徒开始的。
约翰·劳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金匠家庭，年轻时就出入于欧洲各大金融中心。旅行带来的广博知识，加上惊人的数学天赋，使他很快就在银行界脱颖而出。
和大多数银行家的保守风格相反，约翰·劳的私生活放荡不羁。
他曾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妇人有染，这导致他和另一个与该妇人关系极为亲密的男子进行了决斗。随后，他被投入监狱判处死刑。
约翰·劳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他越狱了，逃亡的目的地是荷兰。
阿姆斯特丹证交所的狂热气氛，让酷爱赌博的约翰·劳感到非常兴奋。作为一个银行家，他也注意到，股市的繁荣离不开银行的支持。
然而，约翰·劳认为荷兰人过于保守。凭借惊人的直觉，他发现：国家信用可以担保纸币发行，使经济活动的范围迅速、无限地扩展。换言之，他认为特权有可能创造更大的利润。
约翰·劳需要找一个国家试一试。
1715年，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他小心翼翼地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
这一年，穷兵黩武的“太阳王”路易十四驾崩。他留下的唯一遗产是比法国10年财政收入总和还要高的巨额债务。
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一筹莫展。焦虑之际，他想起了在赌桌上认识的金融奇才约翰·劳。
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约翰·劳买下了密西西比公司，将法国在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揽入手中。
不过，他并不准备靠经营公司发财。他的目的是，借用公司帮政府解决财务危机。
当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既可以用银行发行的纸币购买股票，也可以用持有的债券购买股票。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法国的债券，就可以用它来换密西西比的股票，很多人对此趋之若鹜。为什么？因为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的红利是4%，比法国债券的收益要高。
整个法国陷入狂热，至少有30万人申购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其价格飞快地涨了数十倍。
约翰·劳被授权组建国家银行，他控制了整个法国的税收，并被任命为财政大臣。集大权于一身后，他开始了一场豪赌。
他控制着通用银行，也就是现在的皇家银行。他能够发行越来越多的纸币，于是他为那些想购买股票的人们发行了更多的纸币，所以，他是在利用皇家银行的印刷系统，来保障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坚挺的需求。
（安东尼墨·菲都 德国柏林圣三一学院教授）
在约翰·劳的操纵下，法国经济从1715年开始连续三年快速增长。对于这种人造的“繁荣”，并非没有反对意见。
当时的宫廷观察家圣西蒙公爵就曾指出：“建立这种体制也许是好意，但是应当仅限于共和国或是英国这样的君主立宪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政府财政受到议会严格监督和控制。而像法国这样积贫积弱、摇摆不定的专制国家，国王可能会操纵银行，这种诱惑是极其巨大的，操作起来也很容易。”
但是，公爵的想法错了。巨大的利益，对任何政府都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样因战争而负债累累的英国政府也打算照此办理，把国债转换成公司股票。他们选中的是南海公司。
南海公司成立于1711年，该公司持有皇家特许证，基本垄断了对中美和南美的贸易，这也是公司成立的目的。
1720年初，接手了近3000万英镑国债的南海公司开始发行新股。
短短几个月，股价从125英镑飙升到1000英镑。一时间，“股份有限公司”在人们眼中成了具有神奇魔力的摇钱树。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英国冒出了202家“股份有限公司”。
一个巨大的股市泡沫迅速形成了。
4月，英国国会通过《泡沫法案》，宣布：在没有议会法案或国王特许状给予的法律权利的场合，禁止以公司名义发行可转让股票，或转让任何种类的股份。
表面上看，此举似乎是政府想要为公司热降降温。事实上，法案是由议会成员提出的，当时许多议会成员都是南海公司的董事和股东。其实，在“南海泡沫”破灭之前，该法案就已经被通过。之所以通过该法案，纯粹是为了让投资者抛弃其他公司，从而都转向南海公司。
《泡沫法案》出台后，大量的股份有限公司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投资者的信心。股民如梦初醒，第一次开始关注“那些公司如何挣钱”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南海公司没有像议员们设想的那样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相反，它的股价跌至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倾家荡产，其中包括皇家铸币局局长——艾萨克·牛顿爵士。他损失了2万英镑，相当于10年的薪水。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感叹道：“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此时，与南海公司一样，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也处于崩溃之中，法国投资人损失了5亿利佛尔的财产。约翰·劳仓皇出逃。
人们第一次感受到：能带来财富的公司，同时也可能带来灾难。
股灾过后，英、法两国政府采取了最简单却未必是最正确的办法处理善后。在国家的严令禁止下，此后100多年间，几乎没有一家新的股份有限公司获准成立。
一直到死，约翰·劳都坚信，自己的计划原本应该使法国变得更加富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让人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了“法国最著名的金融家”一行字。实际上，当这位金融家把公司视为国家工具时，灾难已经不可避免。
在人们对股份有限公司谈虎色变的年代里，同样作为国家工具的那些曾经如日中天的特许公司，也一天天日薄西山。
把公司还给市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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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不安笼罩着伦敦。
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孟加拉爆发大饥荒，六分之一的居民被饿死。这对于此前就已面临困境的东印度公司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弥补其入不敷出的困境，1765年时，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总督的地位，允许它征收土地税。
公司享有的特权在不断扩大，赢利的能力却每况愈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土地税都会被用于政府开销——大规模的军队以及越来越庞大的官僚机构。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变成一个政府并不是好主意。
（汤姆·汤姆林森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
特许公司具有“两栖”的特征：既不属于公共，也不属于私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短期内，它们可能非常强大，因为能够得到政府的资金和支持，而它们非常危险，会造成经济泡沫。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一个可以用强制力去敛财的公司，将无可避免地丧失市场竞争力。
面对已不能再创造财富的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也很苦恼。为了使公司摆脱入不敷出的窘境，1773年，国会不得不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授予其对北美殖民地茶叶贸易的垄断权。
但“特殊政策”不但没能拯救公司，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麻烦。为了能自由主宰自己的生意，殖民地的人民不惜与宗主国兵戎相见。
此时，想要获得经济自由权利的，不仅仅是北美大陆的殖民地，还有英国本土的普通公民。
就在东印度公司向国会讨要北美茶叶垄断权的1773年，英格兰斯塔福德郡的韦奇伍德陶瓷厂收到了一份极具挑战性的订单。订单来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制作一套952件的米白色餐具。
一年后，韦奇伍德工厂用1244幅工笔画作品交出了一张完美的答卷。此举让工厂主乔赛亚名声大噪。
15年前，29岁的乔塞亚·韦奇伍德创立了自己的工厂。
这位制陶工发明了精致而坚固的骨瓷，4个骨瓷咖啡杯能托起一辆15吨的卡车。更重要的是，他革新了生产流程，把原先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作分成了几十道工序，用“工厂化”这一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这位企业家的评价是：“对陶瓷制造的卓越研究，对原料的深入探讨，对劳动力的合理安排，以及对商业组织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工业革命的伟大领袖之一。”
当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为自由平等的权利而战的时候，在英国，无数个像韦奇伍德陶瓷厂这样的小公司，也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努力。
18世纪中叶，英国几乎有40％年龄超过20岁的男劳动力在从事商业与制造业。正是他们，启动了日后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飞梭，织布速度大大提高。
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棉纱产量大幅增加。
1771年，理发师阿克莱特设立水力纺纱厂，现代意义的工厂诞生。
……
技术、生产、市场，形成了联动的链条，将它们联结起来的，是一个个用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小公司。
小公司们各自为追求利润而奔波忙碌、发明创造，正是它们的“自利”行为，带来了全社会经济能量的一次解放，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解放。
这是一个转变，经济活动由底层的人们来组织，而不再是顶层的人们。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L.E.小波泽尔 美国法学家）
出现在时代转折点上、充当新兴阶层代言人的，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3月12日，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时间洛阳纸贵。
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十分强有力的。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
基于这一认识，斯密反对用国家力量追逐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倡导通过平等契约来发展经济的自由贸易。
亚当·斯密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体间的自然交易将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分配模式，并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收入。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 英国伦敦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亚当·斯密深入思考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的行为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况，通常只是为了满足很小一部分特权阶层的利益。因此，当政府干预经济时，整体上只会带来负面影响。
（尼克·哈利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
调整经济生活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指引着小店主们在市场上翩翩起舞。
就在《国富论》出版的四天前，1776年3月8日，英国伯明翰，由两个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博尔顿-瓦特”公司，向客户展示了新研发的产品——蒸汽机。虽然还是原始的型号，但是，已经能干100个人的活儿了。
把公司还给市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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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不安笼罩着伦敦。
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孟加拉爆发大饥荒，六分之一的居民被饿死。这对于此前就已面临困境的东印度公司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弥补其入不敷出的困境，1765年时，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总督的地位，允许它征收土地税。
公司享有的特权在不断扩大，赢利的能力却每况愈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土地税都会被用于政府开销——大规模的军队以及越来越庞大的官僚机构。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变成一个政府并不是好主意。
（汤姆·汤姆林森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
特许公司具有“两栖”的特征：既不属于公共，也不属于私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短期内，它们可能非常强大，因为能够得到政府的资金和支持，而它们非常危险，会造成经济泡沫。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一个可以用强制力去敛财的公司，将无可避免地丧失市场竞争力。
面对已不能再创造财富的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也很苦恼。为了使公司摆脱入不敷出的窘境，1773年，国会不得不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授予其对北美殖民地茶叶贸易的垄断权。
但“特殊政策”不但没能拯救公司，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麻烦。为了能自由主宰自己的生意，殖民地的人民不惜与宗主国兵戎相见。
此时，想要获得经济自由权利的，不仅仅是北美大陆的殖民地，还有英国本土的普通公民。
就在东印度公司向国会讨要北美茶叶垄断权的1773年，英格兰斯塔福德郡的韦奇伍德陶瓷厂收到了一份极具挑战性的订单。订单来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制作一套952件的米白色餐具。
一年后，韦奇伍德工厂用1244幅工笔画作品交出了一张完美的答卷。此举让工厂主乔赛亚名声大噪。
15年前，29岁的乔塞亚·韦奇伍德创立了自己的工厂。
这位制陶工发明了精致而坚固的骨瓷，4个骨瓷咖啡杯能托起一辆15吨的卡车。更重要的是，他革新了生产流程，把原先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作分成了几十道工序，用“工厂化”这一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这位企业家的评价是：“对陶瓷制造的卓越研究，对原料的深入探讨，对劳动力的合理安排，以及对商业组织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工业革命的伟大领袖之一。”
当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为自由平等的权利而战的时候，在英国，无数个像韦奇伍德陶瓷厂这样的小公司，也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努力。
18世纪中叶，英国几乎有40％年龄超过20岁的男劳动力在从事商业与制造业。正是他们，启动了日后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飞梭，织布速度大大提高。
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棉纱产量大幅增加。
1771年，理发师阿克莱特设立水力纺纱厂，现代意义的工厂诞生。
……
技术、生产、市场，形成了联动的链条，将它们联结起来的，是一个个用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小公司。
小公司们各自为追求利润而奔波忙碌、发明创造，正是它们的“自利”行为，带来了全社会经济能量的一次解放，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解放。
这是一个转变，经济活动由底层的人们来组织，而不再是顶层的人们。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L.E.小波泽尔 美国法学家）
出现在时代转折点上、充当新兴阶层代言人的，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3月12日，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时间洛阳纸贵。
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十分强有力的。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
基于这一认识，斯密反对用国家力量追逐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倡导通过平等契约来发展经济的自由贸易。
亚当·斯密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体间的自然交易将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分配模式，并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收入。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 英国伦敦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亚当·斯密深入思考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的行为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况，通常只是为了满足很小一部分特权阶层的利益。因此，当政府干预经济时，整体上只会带来负面影响。
（尼克·哈利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
调整经济生活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指引着小店主们在市场上翩翩起舞。
就在《国富论》出版的四天前，1776年3月8日，英国伯明翰，由两个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博尔顿-瓦特”公司，向客户展示了新研发的产品——蒸汽机。虽然还是原始的型号，但是，已经能干100个人的活儿了。
把公司还给市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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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的出现，改变了几千年来生产完全依赖于人力和自然力的历史，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加速为一场真正的“革命”。
这场革命并无政府强制力作为主导，而是由市场中的小店主们自发进行的。在纺织、机械、冶金等各个行业中，几乎看不到必须由政府特许才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活跃在工业革命期间的公司，几乎都是规模非常小的公司，我们可以称之为家族企业。它们在组织创办时，采用的是合伙制的法律形式，合伙人对公司债务负有全责，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尽管公司规模不大，但与重商主义时代相比，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大量生产性的工业公司开始取代传统的商业贸易公司，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
19世纪初，正是它们为欧洲和北美生产了63%的布匹，54%的煤炭，58%的钢铁……当“英国制造”的工业生产能力足以甩开世界其他国家后，新兴的工商业者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打破特许公司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就像亚当·斯密所呼唤的那样，他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广阔的市场。
我们可以继续通过保护主义、对外征服以及独家的垄断地位，来赚取大量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了钱，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保罗·肯尼迪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1815年，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横扫欧洲的法国皇帝在“小店主的国家”英国面前黯然失色。
国家的强盛，已不再仅仅依赖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力量的优势和经济制度的先进。对于这一轮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就在滑铁卢之战的两年前，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废除。
当法国政府还在努力经营国有公司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逐渐转换了角色，它要把公司交还给市场。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
1830年9月23日，雨下了一夜，到早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仍有20万人走出家门，冒雨守候在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30英里长的铁轨边上，等待见证世界上第一条公共铁路的开通。
伴随着火车的到来，“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曾饱受争议、从天堂跌落地狱的经济组织，也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机遇。
铁路的例子是最著名的，同时还有修筑运河这样的工程，比如苏伊士运河。这些都是需要大量资金的工程。问题是如何筹集资金呢？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就成为一种鼓励人们投资的有效方式，而且可以让人们放心，他们不会损失得太多。这是一个绝佳的策略。
19世纪中期，英国完成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高耸入云的烟囱喷散着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乡村生活的恬静渐行渐远。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铁路、电报、蒸汽轮船、冶金、石油……一个个新兴的行业存在着巨大的机会，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何才能更上层楼呢？人们又想起了大航海时代催生的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的公司制度和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终于走到了一起。
没有工业革命就可能没有现代公司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现代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工业革命的快速进程也可能不容易出现。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1862年，综合此前约20年的相关法案，英国通过了《公司法》。英国贸易局表示：“1825年以前，法律禁止股份公司成立。从那时到现在，成立股份公司是一项特权。我们希望能把它变成一种权利。”
从此，成立公司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只需要七个人签订一份组织章程，登记营业处所，对外自称“股份有限公司”就可以了。
这个法案，成为后来世界各国《公司法》的蓝本。
这项法律创立了有限责任的条款，它使得公司的董事和投资人，在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更加安全，实际上鼓励了更多人投资公司，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蒂姆·莫斯 英国公司注册处企业策略指导）
《公司法》的价值在于，允许人们在政府控制之外，在一定的框架之下，可以自由地组建一家企业。
（约翰·凯恩斯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
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诞生期后，终于，公司由“特许”变为自由地“注册”，有限责任由“特权”变为平等的“权利”。与之相随的，是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市场的形成。
股份有限公司再次粉墨登场。当它成为大工业生产的有效载体时，人们意识到：特许公司的腐败和道德堕落，并不在于“有限责任”和“股份制”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是因为权力与金钱的嫁接。
在市场机制下重生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脱胎换骨。它不再只是少数上等人的游戏，而成为普通人登台表演的机会；它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落地生根。
接下来的竞争，就看谁能更好地在无限的市场里发挥公司的能量了。
1851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那里的人民既拥有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技巧……又有一个广袤的大陆供他们自由支配，并且不断从英国和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新增加资本和人口。从近60年来两国的相对进步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美国终将凌驾于英国之上，就像下一次日蚀必将出现一样。”
这似乎是一种预言。此时，旧大陆发明的火车，已在新大陆的原野上。大公司的时代呼啸而来。
独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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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巴维莱茨（法及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阿德里安·乌尔德里奇（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记者：法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这对法国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尼古拉·巴维莱茨：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国家的历史。对于法国而言，我认为他是一个已经被培养成高度围绕政治运转的国家。有三个重要的时代：16世纪的宗教战争时代，法国发明了“民族国家”概念以阻止无休止的内战（当时是一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接着第二个重要时代是法国大革命时代，法国发明了“国家主权”的概念；最后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决定性的时代，因为在此前后出现了20世纪最重要的斗争：民主和极权的斗争、民族和帝国的斗争。如果我们考察法国的政治结构，会发现他与和其他国家极为不同，如英国的政治结构是建立在对公民不受国家侵害的保护上；至于意大利，他的政治结构是围绕着民间力量和意大利的贵族家族建立的；而美国的政治结构是围绕着庞大的市场和宪法建立的。至于法国的情况，则是“民族”概念的发明在经济上体现为强烈的国家干预。今天的法国56%的国民支出是公共支出，这个比例应该说非常高。公共支出被用于大型国有企业，原因在于法国继承的文化和遗产中包括强大的奢侈品工业（如烈酒、葡萄酒、香水、时尚产品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另一点必须重视的是，法国是一个小国，但是很多样化，法国的各地区和人民差别很大，他们都和政治紧密相连，但还是需要团结起来。这也可以从某种方面解释保守主义，如果你看德国的例子，这个国家的工业非常引人注目；英国则因为其金融地位而闻名；法国保持的结构相对平衡，全国农业发达，工业也有突出成就（航天、汽车、奢侈品等），公共支出虽然占了大部分，但并不排斥其他的成分。因此，这种相对平衡的结构也是法国这个“六边形国家”的象征，也是一种和谐的代表。
记者：在历史上，拿破仑曾经将英国称为“小店主的国家”，这些“小店主”的出现和成长对工业革命后英国经济超越法国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
尼古拉·巴维莱茨：历史的事实是，法国自17世纪首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是法国大革命彻底打断了法国经济的发展，随后而来的又是拿破仑时代和经济封锁。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英国才真正跃升为工业革命的领导者。我认为拿破仑的“小店主”的提法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在今天甚至比拿破仑时代更加准确。如果我们观察今天的英国经济，会发现它是一个一元化的服务业经济。英国人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屿上成功地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阶级，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因此，英国人善于知道如何卖出和如何买入，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这来源于岛屿居民的天性和他们的舰船长期控制着海洋的事实。中国也有很悠久的商人的历史，但是尽管中国的大商业家族在几个世纪内控制了印度洋贸易的很大一部分，但中国的生存却只需要依靠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中国面积太大，美国也一样，即使存在重要的外部市场，但它的国内市场在某种意义上足以满足它的需要。英国则不具有这一优势，它的特点是它发明了自由贸易。
记者：在1862年《公司法》获得通过之前，英国公司的形式有哪些？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在1862年《公司法》获得通过之前，英国事实上存在两种公司制度。一种是像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大型的合资股份公司。这些公司从国家那里获得许可，并且是一种准垄断公司，它们得到国家的支持，国家允许它们承担有限责任，同时还给予它们垄断地位。因此，在这个时候，东印度公司就担负起了管理印度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就像是英国政府的助手一样。这种合资股份公司事实上很像国家所有制的公司。另一种是合伙企业，但是合伙企业有个问题，就是它们的确非常脆弱，因为合伙企业是要承担无限责任的，所以，如果你的企业亏本了，那么你就彻底丧失了自己所有的财富。所以，当时人们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择庞大的、巨型的组织，像东印度公司这种；要么选择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数量很多，但是要做大或者是在股票市场上赚钱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尽管1862年《公司法》增设的股份公司、合资股份公司等形式使得公司组织的成立更加容易，的确为人类的进步和财富创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它也更加易于产生一个大泡沫，一个投机主义的大泡沫。
记者：英国1862年的《公司法》对其他国家公司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英国1862年《公司法》对公司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从合资股份公司在英国创办之日开始，它们就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榜样。在美国，它们也创立出了同样的东西，也就是创立出了规模巨大的公司，比如说铁路公司、采矿公司、钢铁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和洛克菲勒以及卡内基这些企业巨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德国和法国，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不久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公司的崛起。英国公司很快就变身为国际化的组织，并且开始帮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开拓殖民地。
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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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公司因何盛极而衰？
公司发展的童年时期，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曾走过一段痛苦的弯路。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削弱对手，增强本国实力。17世纪荷兰和英国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就是政府赋予其某种垄断特权的特许公司，国家和公司合一，权力与金钱结合。公司不仅承担着为股东创造利润的任务，更承载着为国家开拓殖民地的使命。
特许经营使公司带有浓重的政府色彩。所谓的股份公司扭曲变形，大公司被利益集团所挟持。利益集团试图借用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去推动企业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官商结合的最终结果是残酷的统治、腐败的商业。
借助于公司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法国密西西比公司、英国南海公司等允许国民用政府债券换取股票，由此掀起股票狂潮，泡沫越吹越大。当股民回过头来关心公司赢利能力的时候，股份公司却一个又一个崩溃，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倾家荡产。人们第一次发现，公司能带来财富，同时也能带来灾难。股灾过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公司谈虎色变，乃至于英、法两国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禁止成立新的股份公司。
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是公司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政府的财政和经济权力开始让位于议会，政府权力逐渐退出商业领域，把公司终于还给了市场。随着新兴工商业阶层的迅速壮大，政经合一的重商主义也渐渐淡出。1862年，英国通过了《公司法》，最终完成了公司由“特许成立”到“注册成立”的革命性转变。1874年1月1日，经营了274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此，公司告别特权时代，成立公司成为普通人的权利。
“工业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即使在东印度公司时代，英国的小工厂、小作坊依然十分普遍。18世纪中叶，英国几乎有40％年龄超过20岁的男劳动力在从事商业与制造业。来自普通劳动者自下而上的技术革新，使生产工序日益标准和连贯，“工厂化”的新型生产方式开始出现，技术、生产、市场形成了崭新的链条，劳动效率大幅提高。这是一场重要的转变，史称“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
英国工业革命实则是由发明家和企业家共同发动的。1769年，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后来将蒸汽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是詹姆斯·瓦特的小儿子小瓦特。小瓦特与其父不同的是，他不仅是技术专家，而且是个企业家。他与商人马修·波尔顿合资经营索霍铸造厂，把蒸汽机批量生产，推向市场。通过工业革命，各主要市场国家第一次确立了现代工厂制，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家庭作坊手工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生产效率爆炸式提升。以廉价工业品和殖民地为依托，英国快速拓展了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与此同时，圈地运动使英国国内聚集了大量劳动力。充沛的原材料、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以及蕴藏巨大机会和风险的新兴行业，都在呼唤新的商业组织的出现。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伦敦出版。《国富论》让人们相信，把那些千千万万的经营者交给市场不会有问题。在市场中，个体间的交易自然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并有利于促进全社会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收入。一个生产者想赚钱，首先要使消费者满意，这就是市场的魅力所在。主观利己，客观利他，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带来了全社会财富的增加，推动了社会进步。
斯密认为，企业交给市场之后，供求决定价格，价格引导生产。一旦某种商品出现短缺，或者某项新技术使得现有制造方法显得陈旧，甚至消费者的偏好出现了改变，那么，所有这些信息都会迅速地反映在商品价格上；相应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以根据价格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流行于欧洲三个世纪的重商主义逐渐被新的经济学说所取代。
中国公司走向国际市场还缺点什么？
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领域还需要公司这样的组织形式。改革开放之初，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语出惊人，他认为，中国没有公司，只有工厂。而今天中国大陆已经有30多家公司跻身于世界500强，包括阿里巴巴、江苏沙钢等民营企业，更重要的是，超过4000多万家中小企业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正如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一样，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公司由特许到注册，市场由垄断到竞争，经济由封闭到开放，政府权力正在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公司正在回归到市场之中。公司发展需要的外部环境也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包括《公司法》在内的一批民商事法律法规已经颁布实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越来越规范。
当然，中国公司还存在种种问题。如某些大型国有公司还具有行政垄断的背景，效率不高；公司的股权设置和治理结构还不尽完善；跨出国境走向海外的中国公司不多，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缺少足够的世界级的大公司、大品牌和大企业家。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必须要有一大批在世界范围内令人称道的大公司、大品牌和大企业家做支撑。
第一波公司热悄然退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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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份御状递到了皇帝的龙书案上。告状的是一位中文名叫洪任辉的英国商人，他声称，因为中国商人的欠款问题，“本国公班衙派我上京师申冤”。
这是今天人们所知道的最早涉及公司事务的中国官方记载之一。
“公班衙”，就是英文“公司”一词的音译。但公司究竟是什么，在经济总量足以傲视全球的康乾盛世，并没有人太关心这个问题。
一百多年后，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在游历欧洲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不过，公司真正成为后来者实现雄心壮志的推手，是在又一个百年之后了。
在长长的岁月里，经过一次次彷徨、苦闷、试验和修正后，找到了市场之路的国家和公司才终于升起为耀眼的新星。
上海，曾被描述为“十里洋场”和“冒险家的乐园”。自1842年成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后，这里就成了各国公司在华的竞技场。
直到被迫开埠40年后的1882年，一家中国公司终于打破了外商对航运业的垄断。它就是轮船招商局，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成立刚10年的轮船招商局已在海外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年利润在160万两白银以上。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本国公司的力量。
19世纪80年代，正是世界公司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英国大量个体工商业完成了向股份公司的转变。据统计，1877年至1887年的10年间，英国注册的股份公司共有15165家。
在当时两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美国和德国，公司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尤其是在美国，一批大型公司已然在孕育之中。
在亚洲，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让公司制度首次登陆东方。
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开端，它先从创办军用工业开始，引进了领先的新的生产力，到1872年开始创办民用企业。
有人评论道：“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知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
在1882年9月27日的《申报》上，轮船招商局原值100两的股票已升至253两，其余公司的股价也纷纷上涨。
但是，一个体制难题渐露端倪。
轮船招商局在创办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官督商办”的理念。这份公司章程的起草者盛宣怀，后来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国营公司的创办。他认为，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官督商办意味着政府对民间力量是“防”而不是“放”，不信任市场规则而信任官老爷的道德。
官督商办体制，在当时来讲，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对新的民族工商企业的发起创立，起到了一种启动和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它不能长久。
（陈争平 清华大学教授）
第一波公司热悄然退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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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顶着一位婆婆，企业难以在商言商。1883年，轮船招商局上书朝廷，要求官股到期退出，完全实现民营。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私人股东被迫撤股，盛宣怀身兼官方督办和商方总办，入主公司。
民间的企业、民营公司和专制政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当然政府这种专制统治与民间的经济力量，并不仅仅限于跟公司，它跟整个民间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天然的矛盾性。因为在专制的制度下，特别是在皇权专制主义的制度下，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都是朝廷的，都是统治者的。
（虞和平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打得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为何都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连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又怎么可能诞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呢？
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公司热”很快冷却了，三五年间，一大批刚建立的公司纷纷破产。1877年，有人这样描述道：“承办者往往倾家，‘公司’两字久为人所厌闻。”
根据清末民初的记录，政府兴办的企业并不成功，一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经营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一部分原因在于尚未理清一些有关是非的基本规则，以及如何记账、如何确定政府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当时所有这些都非常混乱，这也意味着他们很难成功。
“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这是郑观应在长诗《商务叹》中的感慨，诗中描述的正是当时中国公司在官方控制下随时可能被剥夺权利的处境。作为盛宣怀的好友和多个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建者，郑观应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
第一是重商，郑观应主张“商握士民之纲”，就是把“商”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第二个是商战思想，他主张跟外部进行商战，主要的观点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应该全由工商业者来主导企业的发展”，这是郑观应后期的想法。就是说，应该尽可能摆脱官府对企业的控制。
伴随着甲午风云，郑观应的观点震动朝野。郑氏之书——《盛世危言》人人争阅，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甲午之败，是对晚清官商体制一次明白无疑的宣判。而此时中国的民营公司，又是否能走上前台呢？
就在《盛世危言》风行的1894年，大清帝国新科状元张謇作出了弃官从商的决定。人们都说张状元疯了。张謇自己也将此举称为“舍身喂虎”。
十数年艰辛之后，大生纱厂成功亮相。张謇没有重蹈招商局的覆辙，大生的官股只分红利，不干涉实务，公司有了自主空间。
一生创办了180多个企业的张謇，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民间创业者的一个代表。
据统计，1910年时，正式注册的民营公司大约有410家，与官办企业的比例为四比一，正好与洋务运动时期掉了个儿。
就在这年6月，清政府不得不将轮船招商局交给民间机构打理。经营不力加上官府高额摊派，公司的净亏损额已达数十万两白银。
但问题的根本还不在于经营。没有必需的市场环境，恐怕谁都没有本事让公司起死回生，长远发展。
因为最重要的是，市场是一个机制，为了使供给和需求正常运转，必须要有法规，要有法治国家，要有一切可以使供给和需求达成价格合约的必要条件。这样的机制才能构成市场。
1910年冬天，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冷眼静观时局，写下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指出了中国公司存在的四大弊病。
梁启超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环境。他说：“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
大清朝并非没有律法。1904年时清政府已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即《公司律》），中国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公司法。但是，帝制下的《公司律》形同虚设。
对此梁启超非常尖锐地指出，中国是立法自立法，是违反自违反，上下恬然，不以为怪。所以他就说，如果有法而不依，就等同于没有法，今日的中国是无法之国也。
在一个权大于法的国家，公司发展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人们逐渐认识到，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公权，保障民权。
但是，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改革政体的机会。
令人感叹的是，民间入股经营的川汉、粤汉铁路被强行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最终成为压垮封建专制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1911年，随着武昌城里的枪炮声骤然而起，千年帝制成为历史的尘埃。
风雨苍黄中的民族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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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被点燃。这一年，中国无锡的商人荣宗敬也兴奋地点燃了爆竹，庆祝自己在上海的第三家面粉厂成立。
利用战局，荣家在欧洲和南洋市场大获收益，1917年时已拥有10个工厂，一昼夜可生产出面粉4.2万袋。这位面粉大王还同时进军纺织业，在衣、食两大民生产业中攻城略地。
荣氏公司是当时民营资本扩张的成功典范。
在军阀混战不断的年代里，中国企业家的努力可算是卓有成效 ：广东成为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中心，上海成为金融、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中心，天津成为纺织和航运中心。
中国公司获得了很多新的机遇，许多公司活跃起来，开展了糖类、火柴、棉花等轻工业商品的贸易。上海、苏州、镇江、南通，以及长江以北地区的天津发展迅速。尽管当时政府力量有限，法律也很有限，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却蓬勃兴起。
然而，这一轮的公司热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1927年，荣宗敬一夜之间成了政府通缉的对象，在无锡的家产也被没收，罪名是依附军阀孙传芳。荣氏兄弟只好认购了50万元债券，才算勉强过关。
1930年，轮船招商局再次被收归国有，政府仅用不到十分之一的价钱就收走了这个国内最大的航运公司，股东的亏损都由个人承担。
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之前的北洋政府、清朝政府一样，于1929年也颁布了一部 《公司法》，并在20世纪40年代末再次颁布了一部法律。一方面，这些法律为公司奠定了稳定、合法的基础，可以按照西方国家那种有限责任、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扩大公司规模；另一方面，公司仍然处于一个被高度管控的结构中。
（柯伟林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在高度控制的经济体系中，自由的竞争不复存在，自由的市场难觅其踪。这种由政府来办公司的想法和做法，与晚清如出一辙，初衷都是为了强国，结果却都事与愿违。
也许，从一个个民营公司蒙难时起，同样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当官僚资本逐渐走向权力顶峰，私欲和贪婪将最终摧毁政权本身。
因为官僚资本和国民党政权联合在一起所造成的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民心上的负面作用，都要由国民党政权来承担。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经一次次战争、动荡，民族频于危亡。
当最基本的安宁都无法维系，甚至国家主权都不能得到维护的时候，当救亡成为首要命题的时候，失去了生存土壤的中国公司不得不再次沉寂。
1978年，轮船招商局迎来了它106岁的寿诞，但眼前的一切不容乐观。
1950年回归祖国大陆时的招商局有13条船，那时包玉刚恰在香港开始创业，只有两条小船。到1978年，轮船招商局一条船都没有了，主要业务是向过往船只提供补给。而包玉刚已经拥有了一支可载货2000万吨的船队，并获得了“世界船王”的声誉。
落后的并不只是招商局一家。在当时的世界经济版图上，根本看不到中国公司的踪影。
结束了近代以来的百年动荡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终于拥有了立足的基础——一个主权完整的新国家。此时出现在舞台中央的，是国有工厂，它们的运作方式是执行国家计划。
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军工企业，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奠定了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世界陷入对自由市场的反思。 二战后，许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纷纷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欧洲各国企业的国有化程度也在大大加深。
大名鼎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49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提倡建立计划经济。
但是，这个世界上最智慧的大脑也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能了解所有供求信息并作出合理规划的人，恐怕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
完成了战后重建和初步工业化的使命后，政府高度控制的经济模式逐渐显露出弊端。计划体制经济下的中国就像是一个巨型国家公司，政府成了一切事务的总管。当这个超载的经济组织终于无力运转时，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获得了重生。
又一次在国家经济深陷困境的时刻登场，公司的力量能否开启这个古老国度的新篇章呢？
从计划到市场的艰难变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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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依然走在前面。公司似乎总能听到时代的先声。
不同的是，当晚清和国民政府将轮船招商局紧握在手中时，它未能改变国运。而在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中央政府的放权，使轮船招商局开发的蛇口工业区成为全中国的领跑者。一批新的中国公司在此诞生。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这样描述市场经济在中世纪欧洲的出现：“市场意味着自由、开放、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它让人们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同样如此。
短短几年时间，农民们创造出134万个乡镇企业和1 222亿元产值；98%的国有企业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承包经营 ；外国公司重新被允许到中国来投资做生意；个体户们很快发展到了需要雇工的规模。
在这些不同于以往的经济组织中，人们感受到了自由市场的气息。
自由市场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生产什么，自由定价，不受任何干涉，比如说“不能超过规定的产量”，或者“必须完成一定的产量”。
在中国，随着解放思想，随着社会的开放，企业家们拥有了创造新事物的自由。当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的政策时，率先抓住机遇并有所作为的正是企业家们。
市场的活力来自于它分权的本质，它促使个人自发地去创造。
在中国，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是创业者的时代。被拯救的老企业和刚起步的新公司，一点点突破了计划体制的坚冰。也正是它们，孕育催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再次唤醒了这片土地上沉睡已久的激情。
关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如和俄罗斯相比较，过去20年成功的秘诀是，在旧的国有企业之外，又成立了很多新公司，这是很重要的思维。
（青木昌彦 日本东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
由于有了这些公司，我们看到中国的生产要素可以重组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靠政府重组，有了公司之后，我们可以用市场重组。
又一次公司热到来了。1992年如同一根醒目的标杆，为中国的未来之路指明了市场经济的方向。
1992年的中国南方，象征着激情、梦想以及一切的可能性。海南仅房地产公司就增加了3倍，连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财富的味道。
在北京，公司以每个月2 000家的速度递增。刚到8月，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部发完。
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大楼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一下子挤进了300家公司。
在辽宁，有3 500名官员辞职下海，创办公司。在全国，这个数字是15万。
无数个普通的中国人真正获得了参与经济生活的可能。公司，成为一种新的职业选择，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一种实现梦想的方式。
李书福曾形容自己和汽车的生存状态，是“为了一个美丽的追求天天在奋斗”。
120元开照相馆起步的李书福，通过生产冰箱赚到了第一桶金。在成功装配摩托车后，他宣布要造汽车。而这一行业一直是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地。
去请示的时候，（审批的人）也说这个行业很难。国家的企业都不搞，你就别搞了，所以你肯定是失败的。我说，行，我要试试看。你就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如果说我真的失败了，我也心甘情愿，而且我也不会用国家的钱去失败。
（李书福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从计划到市场的艰难变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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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国家长久的繁荣昌盛，肯定是应该充分地发挥民间的力量，让民间的这些商业活动带来新的制度变迁的压力，以这种方式推动一个社会的发展。
资金由民间来筹集，生死由竞争来裁定。对任何一个在市场中搏击的公司而言，无论结果如何，最为重要的是，它可以自由地选择并且自主地经营。这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更是对个体能量的解放。
就在中国民营公司起步之际，全球经济潮流发生了新一轮涌动。
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国家陆续转型，全球贸易的通道一点点打开了，世界市场轮廓初现。
在1994年美国商务部的《国家出口促进策略》中，“新兴市场国家”的概念正式出现。这份报告认为：一个新世界正在崛起。
在这些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中，中国格外引人注目。
一时间，仿佛全世界的公司都盯上了这个新兴的大市场。
1993年，美国宝洁公司一口气在中国开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花旗银行把总部搬到了上海，摩托罗拉把总部搬到了天津。
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轿车下线，打出的横幅是“谢谢中国，美国制造”。
外国公司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技术和管理，更重要的是市场规则。而它们看中的，正是中国逐渐成熟的市场环境。
1994年7月1日，《公司法》颁布，第一次从法律的高度，明确了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
《公司法》的颁布，消除了公司之间所有制身份的差异，尽管公司的投资者可能有国家、集体和私人之分，但在法律地位上，它们都是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法》面前，所有的公司一律平等，享有同样的权利。
自由市场经济总是依靠基本的相互信任展开，大家参与到转型中来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全盘皆输。因此，法律法规、产权等所有这些都对创造自由市场所依赖的信心和信任感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如果说开放和自由是市经经济的灵魂，那么，法治就是市场经济最有力的守护者。
有人将《公司法》称作“市场经济利剑”，也正是因为由此开始，国有企业从工厂制改为公司制，厂长改称为“经理”，管理则依据公司治理的章程来实施。
公司制度开始在中国的转型中担负起更重要的角色。
当外资和民营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处境尴尬。
1978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这样描述他在中国一个国有企业车间里的见闻：“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的另外三人聊天……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生产定额是多少。”“中国工人把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
这位记者认为，如此这般的企业，“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统计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的亏损面超过50%。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之弊，洋务运动时期就已存在。仅仅靠放权松绑无法根治这一难题，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公司制提供了彻底的解决之道。
国有企业改制的核心，就是将传统的国有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
（周放生 原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
从计划到市场的艰难变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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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公司化（包括上市）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一些案例中，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有企业内部的一种管理方式的调整，但现在公司化、上市甚至出卖它就变成了真正的国有企业的改制。
有人将这场公司制的变革，比喻为城市中的一次“土改”。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中，作为消费者的中国人享受到了市场带来的丰富和便捷，作为生产者的中国人则品尝到了市场的冷酷无情。根据劳动部门公布的资料，中国的下岗职工到1997年时突破了1 000万人。
虽然各自选择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都不得不经历物质与精神的痛苦。人们一面享受着渴望已久的开放和自由，一面又得学习如何面对新的生存压力。
在这个过程中，被公司改造的，不仅是民众，还有政府。
从国家部委改为公司，变化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这么简单。它意味着国家强制力从经营活动中的退出。人们意识到：要发展经济，公司制度比行政手段更有效。冶金部消失了，中国的钢铁产量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工业部消失了，中国的纺织业产量成为世界第一。哪个行业竞争越充分，哪个行业的收益就越高。
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就是指这个市场经济中一个行业不能只有一家或者少数几家公司，而应有比较多的公司，它们是互相竞争的。这样的话就是说，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有竞争性的公司。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2005年，中国公司的一次海外并购行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中海油斥资185亿美元，与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这成为当时华尔街最大的新闻。
由于诸多因素，中海油功败垂成。不过，在世界上所有的收购案中，中海油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收购成功反倒市值大增的公司。
因为，人们看到了一个有实力的中国公司正在大步走向世界。
中国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后，无论哪一种力量，都不会允许历史倒退。
公司把中国推进了世界市场，也因此而获得了与世界共同开创未来的机遇。
2000年9月10日，中国的互联网精英汇聚杭州。当马云与网络先锋们论剑西湖的时候，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电子商务模式将会改变什么。
7年后，阿里巴巴变身香港股王，年营业收入达到21.7亿元。
互联网仿佛天生就是为适应市场而存在的。没有历史的互联网无须背负历史之重负，它生而自由，贴近民间。
在新经济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民营公司，蕴藏着影响中国未来的潜力。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企业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公司发展的30年，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30年，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是公司。
现代公司的发展会带来两个变化：它将改变中国的社会，让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重要的经济决策；它还会使中国更具竞争力，让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
（大卫·兰普顿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全球第一大电信公司”、“亚洲最赚钱的公司”等殊荣纷纷落在中国的大公司头上。2010年5月，中国石油集团在英国《金融时报》评选出的全球市值最大500强中占据榜首。
几乎就在同时，美国的《商业周刊》选出了“2010年全球IT企业100强”，中国一家成立刚15年的民营公司，超越苹果、亚马逊等对手，位列第一。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元并存的社会。各种公司各自探索着成长之道。这也许是转型国家特有的风景。但要在深重的传统之上创造出全新的发展模式，未来的路还有很长。
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是成熟市场经济的根本标志。而中国现在的市场在经济在经过十几年的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离成熟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目前只是新兴市场经济。
未来在中国，无论是要完成GDP改革，还是要建立创新型的国家，都离不开市场的力量，离不开公司的力量。政府要做的就是帮助市场更有效地运作，企业家帮助公司更好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推动技术的进步。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一个经济体，究竟应该多大比例地开放市场？权力应该多大程度地下放？从计划和管制中走出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各自小心翼翼地寻找着答案。
如何才能获得一个生命体自我生存的远见？如何才能具备一个永不停息的竞争者的奔跑品质，时间将会一一给出答案。
但有一点已日渐清晰 ：在这个必须飞得更高更远的时代里，唯有让更多的普通人登上更大的舞台，才能让这些历经曲折磨难的国家真正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新兴力量。
全球逐鹿的历史大幕已经拉开。
独家访谈
CCTV大型纪录片 《大国崛起》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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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记者：公司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维迎 ：中国的发展起步比较晚，我们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为现代的工业或者后工业社会。如果没有公司这一组织形式，这个转变是不可能完成的。包括我们现在讲到的农业工业化，如果没有现代公司，农业要转变不可能，实现农业的产业化也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按照目前来讲，国家越大，市场就越大，市场越大，分工也就越细，技术进步也就越快，发展也就越好。但是我们为什么过去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真正地利用公司的力量。如果我们很好地利用公司的力量，中国这么大市场的潜力，就会使得中国仅仅依靠国内市场就可以使得各地区之间，甚至个人之间发展出非常细的分工，然后每个人做每件事都做得非常精细，最有竞争力，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能真正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我们现在讲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民族化，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背后都有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现代公司。
记者：为什么中国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
钱颖一 ：我个人的看法，成熟的市场经济应该是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应该说是新兴市场经济。我国是从1992年正式确定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现在只过了18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很多的进展，但是我们现在离成熟市场经济应该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也不奇怪。就拿公司来讲，我们的第一部公司法是1993年12月通过的，这部公司法在2005年做了修订，才十几年的历史。而英国、美国的公司法是19世纪中期和后期形成的，所以这中间确实有时间上的差距。我们现在的经济与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有不少类似之处。而我们现在的监管体系、市场机制也在逐渐地完善中。我们的发展速度固然非常快，但是也需要一步一步地向成熟市场经济过渡。
应该看到，我们现在尽管很努力，但是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关键是我们的法治建设差距犹大。政府的政策在经济活动中，比如说在公司的业绩或者是股市的表现上起到了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的作用，也就是比在成熟市场经济中要大得多的作用，这种大得多的作用不仅是程度的大小，关键是它具有不确定性。鉴于我们的法治基础还很不牢固，甚至很不完善，我们只能算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记者：现代公司在中国的30年发展，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哪些影响？
吴敬琏 ：我想可能是一种两头冒尖的情况。可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这么一个大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从一个“东亚病夫”变成一个推动世界经济前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中间我想主要的因素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这个市场经济的建立，无非就是两条：一条就是它的微观主体，个人和企业，特别是企业，就是公司制度。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里面，它需要主体，最大的主体就是大企业了。另外一条就是市场是不是有序地进行交易。改革在这两个方面的进步，就使得我们的经济能够保持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使国家的整个面貌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中等收入阶层正在成长，使得整个社会得以接受现代文化。这个人群虽然它在国民中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庞大的绝对数字对于社会深层的改造，就是对文化、生活方式的改造，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但是我们从公司制度来看，它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跟我们国家现在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很不相称。所以我们不能够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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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公司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之路？
清朝中晚期，古老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列强用枪炮强行打开了中国近代化之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公司在风雨飘摇中起步，开始了它鹅行鸭步的童年史。
鸦片战争后，列强在对华进行资源掠夺的同时也进行了市场开拓，为中国本土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同时，清政府的救亡自保又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出现创造了内部机遇。就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洋务运动逐步兴起，各类军工企业、民用企业渐次出现。
1872年，“轮船招商局”创立，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此后，从同治中兴到甲午战争、从清末立宪到保路运动，中国本土公司在官僚挤压和列强倾轧的双重压迫之下摸爬滚打，日渐壮大。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外商在上海设厂，江南乡绅第一次见识了电机动力、科层管理的现代工厂，随后纷纷回乡创业。继昌隆缫丝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南洋兄弟烟草等代表性企业成为清末民族工业的璀璨硕果。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终结，民国“约法”承认私人财产权利不可侵犯。以张謇和荣氏兄弟为代表的本土公司风雨苍黄，破茧而出，形成了上海、广州、天津三大工商业聚集区。
“晋商”、“徽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先后消亡。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官僚资本、从封建商帮到家族企业，中国公司跨越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沟沟坎坎，历经了发展模式的一次次试验和修正。
有道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近代中国公司发展的教训值得人们深思。
中国公司发展的难点在哪里？
计划经济年代，企业几乎成了各级政府的附属物。改革开放之后，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成为相对独立和富有活力的经济主体，但仍然不属于规范意义上的公司。譬如，个体私营经济始终被有形无形地抑制，而乡镇企业则几乎演变成“乡镇长企业”，不得不进行公司化改制。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1992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颁布实施，使中国本土公司的发展步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公司治理理念的普及，中国本土公司的现代化征程虽然筚路蓝缕，但终于走上了一条正道。如今，国有、民营、外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正在形成之中。
在中国公司的发展改革过程中，最为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这一关系关键在于政府与市场两者的边界如何界定，根本的出路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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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广泛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被看作是“人类的成就”，而在各种公司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被认为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商业创新。它集合资源、分散风险，它跨越血缘、地缘，凝结起个体生命的能量，开启了人类经济生活乃至现代文明的新篇章。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今天，由公司编织的全球经济网络，几乎笼罩了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公司已无处不在，公司已化身为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就在公司扮演着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造者、制度创新和文化再造的助推者的时候，它也将一切明码标价，在强大利润的蛊惑下，成为千夫所指的商业化的祸首。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并且持续至今，而这次巨大的震荡却发端于某些公司的不良运作。几百年来，自利的本能，道德的底线，公司从未摆脱过其间的矛盾纠结。在全球化时代，对贪婪的讨伐、对市场的质疑，再次让公司深陷功与罪的争辩之中。
但无论我们带着怎样的表情，是欢喜还是担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都已身处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近二十年，作为市场运行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公司也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核心载体。
世界走过的历史和中国当下的现实都在提示我们：公司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
怎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公司、理解公司？公司是如何诞生的，又是怎样发展演进的？公司的力量源自哪里，公司的力量又如何改变了世界？
带着这些问题，了解各国公司走过的历程，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公司的发展、壮大，有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作为中国最大的电视传媒机构，中央电视台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这个任务。
《公司的力量》一片从筹备到创作完成，历时两年。六大摄制组跨越欧、亚、美三大洲，分赴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等八个国家，详细挖掘了公司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寻找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遗址。
《公司的力量》是对公司命运和前途的一次多层面、多角度的深度剖析。摄制组遍访全球数十所高等学府、商学院和研究机构，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位知名商学院院长，逾百位来自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等领域的各国资深学者接受节目采访，并高度评价了中国电视人透过“公司”这一主题来反观世界的敏锐视角。
《公司的力量》是对公司发展历程和生存样态的一次大跨度巡礼。摄制组在各国拍摄、记录了几百年来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具特色的50多家公司，十数位在全球企业界颇具影响力的公司领袖也在片中畅谈了自己对公司的理解，这些都将首次通过央视的屏幕呈现给观众。
《公司的力量》是中国电视人对时代进行观察与思考的一次思想远行。在创作理念上，它注重从现实出发、从中国出发，让历史贴近现实、让世界贴近中国；在表达方式上，它注重以小见大，从细节和故事中提出问题，而非直给答案；在电视表现上，它采用更富现代感的影视语言，打破了纪录片通常的缓慢节奏，剪辑手法明快跳跃，信息量极为丰富。
本片由曾取得重大社会反响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原班人马摄制，秉承了一贯的理性精神，追求诚实、冷静、客观的媒体姿态，试图以开放的心态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国人打开视野，也期许能为正处在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全球性危机中的世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我们相信，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罗明）
无处不在的神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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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
公司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公司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公司是普通人借以创造历史的权利和通道。
如果没有“公司”这项发明，那么，整个现代文明的面貌都将不同。
1859年4月10日，泰晤士河畔耸立起一座95米高的新建筑，里面安置着当时英国最大的一座钟——重达15吨、分针长度超过4米的“大笨钟”。“大笨钟”后来被视为英国的重要象征，而最初它的出现则传递了一种崭新的时间观念——标准时。
在此之前，各地的时钟是根据太阳运行的时间各自调整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刚刚出现的铁路公司挑战了千年不变的自然法则。
因为，如果每个镇都按照太阳照到各自教堂塔尖位置的时刻来校准时间，火车的运营将错乱不堪。所以，随着铁路线的蔓延，人们无法再跟着上帝转了。在幅员广阔的美国，对“标准时”的要求更加迫切。
1883年11月18日，美国第一份全国统一的铁路时刻表诞生。这一天的正午时分，美国东部的时钟全部回拨。
从此，上帝的时间被改用人间的指针来度量。改变这一切的，不是宗教，不是政治，甚至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一个叫做“公司”的组织。
当然，被公司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时间。通常情况下，我们对身边的公司浑然不觉。因为一切都已经像呼吸那样自然。但是，一旦没有了空气，我们就会知道，在真空中是无法生存的。
2009年，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提供了工作机会，构成了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创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
世界上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的收入。全球最大的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10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片大陆、对于整个世界，公司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伯纳德·拉马南楚阿 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院长）
公司不仅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在提高生活质量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促进者。
（约翰·奎奇 美国哈佛商学院副院长）
通过被雇用，我们获得生活所需的费用，成就自己的人生，养活自己的家人，这些钱是从公司那里获得的。
（大前研一 日本创业者商学院校长）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革新都是在公司，而不是在国家层面产生的。
（赫尔曼·西蒙 德国管理学家）
公司是一个过程，所有的国家都要用到它。
（罗伯特·蒙代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世界上每天都有公司开张，每天都有公司倒闭，每天都有不同的公司上演着生死沉浮的故事。时至今日，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办公司早已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
英国公司注册处的企业策略指导蒂姆·莫斯介绍说：“大约有260万家公司在英国登记注册。我们每年受理成立的新公司超过35万个。英国对注册公司的限制条件很少，股本金额甚至可以低至1英镑。所以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立公司。”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也说：“注册公司在美国是最简单的，一天之内，不需要任何钱，就可以创立一家公司。你只要说，我要开一家公司，这是公司的名字。”
当我们在享受产品或是服务的时候、找工作或是想创业的时候、抱怨老板或是与同事竞争的时候，公司就在我们身边。
当然，它也在那些我们可能不曾留意的地方，在那些熟悉的场景背后。
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NBA）不仅是一种篮球比赛，也是一个公司。每一次完美的对决，都会转化成合约和金钱。公司能将一个“人”甚至一双拳头、一只脚包装成明码标价的商品。
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华美的声音，也可以经营成一门财源滚滚的好生意。公司能让形而上的艺术待价而沽，把最高贵的精神享受变为最昂贵的消费品。
各国首脑出访不仅是一次国事访问，也是一次商务谈判。他们身后的显赫人物，不是大将军而是大老板。影响现代世界格局的，不再单单是政治，还加上了公司的订单。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现代战争，看得见的是硝烟、战火，看不见的是提供物流和信息保障的公司。军队的效率是外来的、强制性的，公司的效率却是内生的、主动的。终于，军队——这个最有效率的组织，也不得不开始向公司学习管理，西点军校甚至被评为最好的商学院。
没有有组织的商业活动，就不会有现代社会，就无法获得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公共事业、电力供应、信息通讯、银行体系，还是产品。
（默里·韦登鲍姆 美国华盛顿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应该说公司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是，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利益，影响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还影响到很多社会公益方面的问题。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数百年中，公司热闹过，也沉寂过。它生存下来，强壮起来，并且一点点地渗入社会的血脉中，终于把自己变成无处不有的存在。
那么，公司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它是如何诞生的呢？
崭新生活的巨大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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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说过：“光是制造出令人满意的肥皂还不够，还必须诱导大家洗澡。”于是，公司发明并传播了体味和口臭的概念。
有人说：需求决定供给。但公司决不墨守这个成规。
公司制造了需求。公众不仅改变了卫生习惯，还改变了思维习惯。比如，人们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广告了解自己。
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公司的本质在于，它给了人开拓市场的机会。
（维尔纳·普路姆珀 德国企业史研究会前主席）
1882年，爱迪生启动了美国第一座发电厂，人类从此摆脱了地球自转周期的影响。
但是，并非每一项伟大的发明都能变成造福社会的产品。光明源自技术与资本合作创办的电力公司。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直截了当地宣称：“有限责任公司是近代最伟大的发明。少了它，就是蒸汽机和电力的重要性也会降低。”
很多的革新，比如汽车市场、计算机市场，再如我们遇到的新挑战——气候的变化、绿色科技、纳米科技、通信科技等等，所有的这些挑战都是由公司最后攻克解决的。
今天，财务报表已成为真正通行的世界语，只需三张表，人们就能读懂公司的秘密。为实现无障碍的交流，人类曾经费尽心机，但公司却已经先做到了，它改变了人类对话的方式。
在规则的制定和观念的传播上，公司往往走在前面。最重要的是，公司深深影响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秩序。
公司带来的一项影响是，它打破了那种认为只有贵族或富人才有权享受某种生活方式、那种认为有人生来就高人一等的观念，从而带来了一种社会平等。公司帮助人们树立起对某种生活方式、与人交往方式的憧憬和渴望，让人感觉有机会变得更加平等。
（大卫·施密特雷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我们现在讲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民族化，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背后都有一种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现代公司。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说是公司缔造了美国，也许有些夸张。但是，美国的综合实力，显然是以它所拥有的550万家公司作为基石的。
两百多年间，勇于冒险、创新、自我奋斗的企业家精神，曾经改变了无数欧洲移民的命运，也改变了新大陆自身的命运。而在每一片释放了普通人能量的土地上，公司的传奇还在不断上演。
从历史上看，企业家至少和政治领袖同样重要。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们，曾经让欧洲变得强大、让美国变得强大，如今也正在让中国变得强大，他们是和政治领袖一样重要的人物。
（罗伯特·蒙代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其中公司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是否拥有大量强大的公司，已经成为关乎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
（伊藤元重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近代以来，任何忽视市场力量、不能发挥公司组织优势的国家或社会都逐渐衰落。只有借由公司推动市场经济的生产力，解放个人的创造力，国家才能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历史总在反复地验证，但历史并不会简单地重复。
最新的故事是由新兴力量书写的。
在今天的财富500强名单中，有75家公司来自新兴市场。2000年时，大概只有19家，而1988年时连一家都没有。
（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 新兴市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主席）
两个曾经的计划经济国家，几乎同时打开了市场之门。
1991年后，印度逐渐取消了公司建立和运营的许可制度。十余年后，印度的700多家软件公司，使它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并以大象般有力的步伐迈入国际市场。
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
2010年5月，联合国报告称：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上的43个席位外，中国还有4000多万个中小企业在为这片土地提供发展的动力。
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它的经济可以发达；找不到一个市场不发达，这个国家可以发达的例子。所以，现代社会财富的创造，国民财富的积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最终，只有同竞争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才能吸引更多的知识、才能、资本、企业，并动员公共资源，从而在世界上发展得最好。
（尼古拉·巴维莱兹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然而，越强大的力量越需要约束。公司可以翻天覆地地改变世界，却难以摆脱与生俱来的困扰。
即便在公司最荣耀、最辉煌的日子里，有一个声音也始终挥之不去。人们常常告诫自己，也提醒他人：公司是个危险的家伙。
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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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美国普强公司的新药“帕纳巴”十分畅销，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这种药的副作用能致人死亡。
普强公司召开了特别董事会，最终决定继续销售并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为，药品撤市时间每拖延一个月，公司就能多挣100万美元。
消息披露后，整个美国为之震惊。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阿姆斯特朗，专门设计了一个角色扮演的实验来研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他描述说：“当我问到那些没有卷入事件的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并问他们会怎么做时，97%的人说，他们会将药品撤出市场。”
但是，当实验者转而扮演起普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后，同样的问题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召开董事会时，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有人想辞职，有人很沮丧，还有人大声争吵，但是最终没有一个小组决定将药品撤出市场。
普强实验在十多个国家重复了近百次，结果大同小异。每一组扮演董事会成员的人都认为，这体现了公司的本分，即股东利益最大化。
“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绕不开的一个词，是造成许许多多悲喜剧的根源。
当然，公司会具有破坏性，公司有时会与我们所追求的某些社会目标背道而驰。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公司需要回报那些投资者。
（大卫·施密特雷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公司曾经洗劫了美洲、非洲、亚洲；它将几百万人变成“商品”；被它强迫迁移的还有难以计数的植物、动物、矿物，甚至包括细菌和病毒。从郁金香到房地产，从阿姆斯特丹到新阿姆斯特丹，从1637年到2008年，无数次的股市泡沫都没能阻止下一次的铤而走险。
首相下野、总统入狱、高官落马……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金钱与权力的交易，如同一个无法根治的顽疾。
当人被物化成机器时，公司却似乎比机器更冰冷，它苦恼的是自己“只需要一双手，但却不得不雇用一个人”。
自公司诞生之日起，对于它的种种指责就从未消失过。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贪婪并非公司之罪，但其却因公司而被无限地放大了。然而，逐利的欲望和自利的动机，既是灾难和危机的培养液，也是公司永葆活力的不竭之源。公司的功与过，都来自同一个母体。
欲望是人的本能。人们想过更富裕、更便利的生活，这种欲望成为动机，使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其结果是在欲望的推动下，创造了今天的现代文明和社会。
（稻盛和夫 日本京瓷集团名誉董事长）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也就是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然后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达到180国际元；从1751年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里，达到6600国际元，增加了37倍。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带来这250年财富迅速增长的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而公司组织正是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细胞。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时就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公司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科斯指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公司内部的管理成本时，公司便产生了。
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可以进行自由交易的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可以选择投资和参与经济活动，也可以和别人联合组建公司。
（皮埃尔·西里尔·赫特科尔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以取代公司，在市场导向型经济中进行商业活动的替代品，同时，我们也没有找到市场导向型经济的替代品。
（迈克尔·斯宾塞 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作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替代的组织，公司在人们爱恨交织的复杂目光下成长、校正、自我更新。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来的“2009年最有权力人物排行榜”，前10名中有5名出自公司，在财力、影响力和权力的综合考量后，他们的名字和国家首脑、宗教领袖及王室成员列在一起。
公司正在改变世界的权力结构，以至于人们甚至开始担心，最终有一天，公司会收购国家。而不论我们是欣喜还是担忧，公司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
过往岁月抑或未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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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萨维尔街有一家制衣公司。
查尔斯·狄更斯曾是这里的顾客，温斯顿·丘吉尔留下了衣服尺寸，戴高乐将军也亲往定做西服。公司曾为维多利亚女王制作礼服，至今仍在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量体裁衣。
两百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这条街道上，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保持着精良的工艺，也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亨利·普尔制衣公司主席安格斯·康迪说：“我们始终是一家小型的私人企业，希望能够以此提供一种特殊服务。我还要充满希望地表示，一百年以后亨利·普尔公司仍然会屹立在这里。”
如今，各种各样的公司并存于世，它们的产品不同、规模不同、目标不同、管理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承载着人们各自的梦想和创造。
公司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它告诉我们如何挣钱，并教给我们怎么将钱花出去；它引导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甚至最私密的个人事务——恋爱、结婚，也逐渐由公司帮助打理……
但是，我们真的了解身边的公司吗？
当我们谈论公司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一家理想的公司是一个每位员工都感觉能够充分参与，并且全力为公司的成功贡献自己力量的地方。
（柯爱伦 杜邦公司董事长）
一个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当家人的志向，是让他的公司可以有可持续的收益。
（让·保罗·安巩 欧莱雅公司首席执行官）
公司首先必须有很强的价值观，并且这些价值观不应变更，应是永久性的。
（加文·尼斯 联合利华公司高级副总裁）
公司（表面上）是个人的东西，但其实并不是个人的东西，而是公共的东西。
（稻盛和夫 京瓷集团名誉董事长）
能够通过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去影响这个社会、完善这个社会，让每个人懂得交易、平等、分享、透明，这样的公司，在我看来是值得尊重的。
（马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走过了几个世纪的公司，正在经历一次全新的机会和考验。
伴随着全球化的足迹，公司已不再是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市场的引领者了。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规则，公司梦寐以求的时代似乎正在到来。
但是，全球体系却用另一种方式展示了威力。
2008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公司——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全球股市应声下跌。10月，金融海啸开始蔓延，整个世界陷入了麻烦中。
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无所不在的公司。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公司，而在于这些公司应该受到何种法律框架的约束。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公司有点像一棵树的一部分，可以被用来建造房屋或拿来打人。
（大卫·施密特雷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因为要倒掉盆里的脏水，而把婴儿一并扔掉。
（罗伯特·福格尔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未来的世界是这样的，你获得了利润，但社会会问你是如何获得利润的。
（本·伟恩华 阿尔卡特_朗讯公司首席执行官）
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资源、资本、技术等比喻成河流的话，公司的责任就是将这些河流汇集到一起。
（涩泽雅英 日本涩泽荣一纪念财团理事长）
任何公司的目标都是帮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该公司可能并不需要存在。
（比尔·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
一个没有公司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当公司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全球性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由人类亲手培育的庞然大物呢？
公司到底是什么？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公司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一切问题从来都没有唯一和不变的答案。
我们出生之前，公司早已落地生根；我们离开之后，它还将长存于世。它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无法错过这个比我们的生命更加古老和年轻的命题。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我们想要再次回望来时的路。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温斯顿·丘吉尔
独家访谈
CCTV大型纪录片 《大国崛起》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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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约翰·奎奇 （哈佛商学院副院长）
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2001年诺奖得主）
大前研一（日本创业者商学院院长）
罗伯特·蒙代尔（美国哥伦大学教授，199年诺将得主）
记者：怎样评价公司这种社会组织？它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约翰·奎奇：公司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从根本上讲，公司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其将时间或资金投入到某种特定形式的生产活动中，从而满足其所运营的市场中所有的或一部分的公民、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公司本身是由其所在环境中的某种需求驱动的，这种需求由那些建立并投资企业的人来解决。
由此看来，不仅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而且在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中，公司同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变革促进者的角色。当然现在有一些公司执著于股东、价值等概念，从而在短期内不能看到其工作和活动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总体上讲，公司在过去150年间的发展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了积极的变化。
迈克尔·斯宾塞：公司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工具。公司的出现有助于带动投资，而投资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这是从投资一词的广义来说的。从另一层意义来说，我们在市场或经济体中进行商务活动时还找不到公司的替代品。我们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中找不到任何它的替代品。事实上，公司也在不断进化。
记者：现代公司与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
大前研一：在任何国家，公司都是创造财富的组织，而国家是对财富再分配的组织。所以说分工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创造财富的公司的话，这个国家就会衰弱。国家的作用就是不要阻碍公司，应帮助公司强大，促使其成为国际化企业是国家应该发挥的作用。然后，将公司所生产的财富的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收取，进行再分配，分给不发达的地区和经济上不富裕的人们。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阻碍公司创造财富。如果国家错误地认为是自己在创造财富，那么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记者：您觉得公司在当今社会的角色是什么，它的力量有多大呢？
大前研一：人们在学校里学习，毕业后选择职业就业。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公司雇佣员工，提供他们生活的来源——工资。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公司的作用就是创造工作岗位，尽可能多地创造附加价值，从而给员工发更多的工资。这就是公司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
罗伯特·蒙代尔：很难用一个方法去衡量公司的力量有多大。你知道那些有钱的人拥有力量，因为金钱创造了力量。而那些拥有公司资产的人将会变得强大。所以说，有权力的不是公司，而是人，是公司里的人拥有权力。美国以及世界所有的大公司里的人，通过他们所处的职位、他们的知识和其他的一些因素而自动地获得权力。这就像一种贵族。只要人们是按这种方式被选拔的，我们就不断地会有这样的人，让他们具有影响力。领导力，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如果你想评估中国的经济政策，那你就要收集30位到40位榜首企业领导人的名单，他们会给国家最好的建议。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是这样，在中国亦是如此。
启示录
CCTV大型纪录片 《大国崛起》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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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怎样诞生的？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的组织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家庭以外，还有公社、工场、庄园、商帮和军事组织等。但自公元16世纪人类发明“公司”这一新的经济制度后，公司以其广泛的适应性成为当今世界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经济组织。
公司制度的本质特征在于“有限责任”和“法人”这两点。组建公司时，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法人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公司不仅解放了投资人，更解放了资本。有了这种把自私自利与合作互利精巧结合起来的制度设计，公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显示出自己的强大力量。公元16世纪起，荷兰、英国等国正是借助于这一制度创新，一举成为世界大国。
股份公司的诞生，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股权分散的大型公司的出现，满足了重工业和大型工程建设的需要，没有股份公司，恐怕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没有股份公司，白种人的势力也不会延伸到欧洲以外。
股份公司的出现，主要是适应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两个基本取向：追求利润和规避风险。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公司销售不断扩大，企业规模不断膨胀，巨额投资不断累积风险。规避风险的最基本手段是通过股份公众化以分散风险；反过来，风险不断分散和稀释又有效地促进了公司进一步的扩张。
公司因市场而生，公司也在拓展市场。公司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公司不仅通过满足人们的需求，更通过生产创造出需求，来引导人们的生活。为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陆续产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产权、证券、资本等金融市场，出现了股权、债权等交易产品，衍生出IPO和重组等变更市场行为。活跃的金融市场加快了资源配置速度，也使公司的新陈代谢加快。
正如市场存在的问题一样，公司也同样存在欺诈、操纵等问题。一些公司为追求利润不惜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放弃社会责任。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不仅受到法律框架的约束，也要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管。
公司为何会最早出现在欧洲？
欧洲大陆政治版图支离破碎，难以达到完全的统一，现实情况迫使人们学会了妥协、谈判及民主决策。公元前594年，雅典城邦就设立了作为处理公民日常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四百人会议”。这种民主决策的传统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诞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罗马时代确立的法律原则就强调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而这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基于这一历史，一些学者把公司的发明权归于罗马人。
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打破了迷信、奴役及特权禁锢思想。启蒙思想家描绘了未来理性王国的蓝图，自由、平等、竞争的观念及其道德伦理逐步深入人心，从而为商业文明的诞生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1215年颁布的英国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这种契约和法律精神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长期普及，已在英国人的思想深处积累起深厚的传统力量。正是这种契约和法律精神才维护了日后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常运作。
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英国等国家在博弈中把目光转向了陌生的蓝色海洋。王权的行使与商人的利益达成了短暂妥协，二者联合推出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型商业组织。带有浓厚政府机构色彩的“东印度公司”应运而生。
公司塑造了怎样的现代社会？
公司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近250年里创造的，也就是在人类诞生以来的0.01%的时间里创造的。创造这些财富的主角是公司。
公司改变了公众的思维和生活习惯。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一句话：“光是制造出令人满意的肥皂还不够，还必须诱导大家洗澡。”没有公司，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也会黯然失色；没有组织良好的公司，人们就无法获得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也就不会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
公司是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各行各业的标准，绝大部分都出自公司之手。大型跨国公司制定的标准，往往就是该行业的全球标准。为实现无障碍交流，人类曾经费尽心机，但公司却早已做到——财务报表就是典型的世界语。
公司还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公司为人们提供了国家、政府、民族、宗教和家族之外的一个全新的信仰和效忠的对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司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岗位，公司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共同经济利益为纽带的相对稳定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方面，日本的情况尤为明显。日本大企业多数实行终身雇佣制度，宁可减薪也不裁员，企业被看成是全体工作人员的命运共同体。
公司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以美国为例，美洲大陆最早的殖民公司和它们的自治传统，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独立后的权力结构和经济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公司带给他们勇于冒险、创新和自我奋斗的企业家精神。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公司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拥有多少强大的公司，已经成为关乎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大问题。跨国公司正在影响和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和财富分配。
皇家特许的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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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竞相以“公司”之名义，踏浪蹈海；公司则凭借政府之特权，逐利全球。这是一段权力与金钱结合、财富和血腥伴随的历史，公司在枪炮的护佑下，攻入一个个市场。
一个多世纪之后，特许公司的时代宣告终结。
1874年1月1日，经营了274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英国《泰晤士报》评论道：在人类历史上，它完成了任何一个公司从未肩负过，和在今后的历史中可能也不会肩负的任务。
此时，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无数个小公司的兴起，改变了延续千年的经济秩序。经济权利，不再是与政治相结合的一种特权。在世人的膜拜和诅咒中，在死而复生的轮回中，告别特权后的公司，真正成为财富的创造者。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公司真正成为富民强国的力量。
1599年秋天，伦敦市场上的胡椒价格突然从每磅3先令上涨到8先令。
这次价格暴涨的幕后推手，是垄断香料贸易的葡萄牙和荷兰。9月24日，伦敦市政厅，80多名愤怒的英国商人聚集于此，商讨应对之策。
自从欧洲人发现了到达东方的新航道，浩瀚的大洋就成为追逐财富的赌场。依托海上优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先后成为世界霸主。
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多年的经营下，英国终于加入了竞争者的行列。但面对一个空前庞大的蛋糕，精明的商人们却有些踟蹰不前。
原因是，当时筹资组建一支船队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香料群岛、印度、美国等地，相当于在今天准备筹措一次到火星或月球的航程，是一件风险非常大的事。
那些船只可能会因风暴失事，可能会遭遇海盗，可能会和葡萄牙人作战，也或许会和荷兰人、西班牙人作战，而且还会受到东南亚商人的袭击。
即便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商船来回一次至少也要一年多的时间。这对商人而言实在是太冒险了。
最为简捷有效的挣钱方式，是由国家来主导一切，就像葡萄牙和西班牙那样。但所获的利润，大多也就流入了国王囊中。
作为新加入的竞争者，英国商人开始寻找一种汇集资源和资本的新方式，以此来实现依靠个体难以完成的远洋贸易。
如何能让不同的老百姓，不同的有钱的个人或者是家族，愿意把辛辛苦苦挣到的钱拿出来，去冒风险，去交给别人运作、管理？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和荷兰，就推出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样一个工业组织。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入股集资的方法古已有之，但“有限责任”的提出，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自古以来，欠债还钱都是天经地义。而“有限责任”则创造了一种新的规则，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欠债可以不还。
对投资者而言，“有限责任”无疑是一种极为有力的保护。
公司最关键的特征是有限责任的概念。这一概念起源于英国，它是指当组建公司时，董事们只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借此筹资成立，股东们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他们所投入的金额。
（霍华德·戴维斯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这意味着，对个人的信任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你不会失去所有的财产，假如你向公司投资了10英镑，那么最多也就是损失了这10英镑。
大大降低了投资风险的“股份有限公司”，使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但在个体的信用尚未建立之前，缔结合约须借助国家信誉作为担保。因此在400多年前，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人人可以开办，它必须经由国家特许。
1599年9月，80多名伦敦商人就是为了获得这一特许而聚集在了市政厅。此外，他们还希望得到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
那么，商人们凭什么向女王提出申请，女王又会如何处置呢？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给予了他们特许证，因为这样可以给皇室赚钱。这就是国家机构用来赚钱的方式，通过向商人们征税，通过向他们授予特权以收取费用。所以，这其实是一种买卖，国家把信誉卖给了公司。
1600年12月31日，身负英国皇家授予的对东印度15年的贸易专利特许权，“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组建船队扬帆出海。
依靠众多的投资人，公司第一次远航筹措的资金，就高达72000英镑。当时这是一大笔钱，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3500万美元。
潮起潮落，此消彼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咄咄气势，让“海上马车夫”荷兰感到了威胁。
在当时普遍流行的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中，财富总量是一个定数。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这样说道：“富有并不在于有多少黄金和白银，而在于比其他国家和邻国多多少金银。”而谁能够控制贸易，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金银。
1602年，在荷兰大议长的倡议下，六家做香料生意的小公司，改组成为一个有国家背景的、大的股份有限公司，全称是“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
借助国家信誉，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向所有市民公开发行股票。它实际上成了世界上第一家上市公司。
仅阿姆斯特丹一地，股票的认购者就多达1143人，持股者有商人、水手、技工，还有市长的女仆。通过这种融资方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金远远超过了英国对手。最高时，它的投资总额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10倍。
1608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诞生六年之后，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
假如你是原始投资者，当你说：“我赚得差不多了，我想拿回我的钱。”你可以在交易所卖出所持股票从此脱身。同样，你也可以购买股票加入到游戏中。现代公司正是这样诞生的。
（莲娜·阿赫塔尔 美国金融博物馆档案主管）
股东退出机制的诞生，有力地促进了资本的流通。第二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应运而生，荷兰人迎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
荷兰的做法很快传到了英海峡的另一边。16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公开发行股票。很快，资本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公司的势力范围也不断延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丹麦、法国、瑞典、俄罗斯……纷纷加入到效仿者的行列，在欲望和血腥中开始了各自的财富征程。此时，在西方人的视野中，瓜分世界的不是国家，而是公司。
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1626年，荷兰西印度公司以价值约合今天24美元的物品，从印第安人手中换到了曼哈顿岛，取名为新阿姆斯特丹。这就是今天的纽约。
地球才刚刚向世人显露全貌，就已成为商业战争的疆场。这一时期的公司，不仅承担着为股东创造利润的任务，更承载着为国家开疆拓土的使命。
特许公司在殖民地的职能，逐渐变得与政府无异。
对政府来说，这是个两全其美之策。政府不用直接控制殖民地，只要在特许公司里安排上一些人，他们就会为政府效力。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东印度公司是一个特例，它由私人投资经营，但本质上却属于政府。或者说，它扮演着政府的角色，发挥着政府的职能。
（L.E.小波泽尔 美国法学家）
为了扶植公司，英国与荷兰率先将交战、媾和、司法、行政等诸多国家权力给予公司。鼎盛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超过30万人的武装力量，这个数字是当时英国军队的2倍。
凭借国家权力，公司在各个殖民地发动了血腥的战争，掠夺和占有当地的资源。
18世纪初，英国国务秘书在一次早餐会上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的船满载香料、油、酒归来；我们的房间摆满了金字塔形的瓷器，装饰着来自日本的手工艺品；美洲的草药使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躺在印度帐篷中休息。”
公司和特权的结合，看似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陶醉在其中的人们未能预料到，这杯美酒最终竟会变得又苦又涩。
失去魔力的摇钱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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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折，可能是从一个天才的赌徒开始的。
约翰·劳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金匠家庭，年轻时就出入于欧洲各大金融中心。旅行带来的广博知识，加上惊人的数学天赋，使他很快就在银行界脱颖而出。
和大多数银行家的保守风格相反，约翰·劳的私生活放荡不羁。
他曾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妇人有染，这导致他和另一个与该妇人关系极为亲密的男子进行了决斗。随后，他被投入监狱判处死刑。
约翰·劳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他越狱了，逃亡的目的地是荷兰。
阿姆斯特丹证交所的狂热气氛，让酷爱赌博的约翰·劳感到非常兴奋。作为一个银行家，他也注意到，股市的繁荣离不开银行的支持。
然而，约翰·劳认为荷兰人过于保守。凭借惊人的直觉，他发现：国家信用可以担保纸币发行，使经济活动的范围迅速、无限地扩展。换言之，他认为特权有可能创造更大的利润。
约翰·劳需要找一个国家试一试。
1715年，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他小心翼翼地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
这一年，穷兵黩武的“太阳王”路易十四驾崩。他留下的唯一遗产是比法国10年财政收入总和还要高的巨额债务。
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一筹莫展。焦虑之际，他想起了在赌桌上认识的金融奇才约翰·劳。
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约翰·劳买下了密西西比公司，将法国在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揽入手中。
不过，他并不准备靠经营公司发财。他的目的是，借用公司帮政府解决财务危机。
当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既可以用银行发行的纸币购买股票，也可以用持有的债券购买股票。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法国的债券，就可以用它来换密西西比的股票，很多人对此趋之若鹜。为什么？因为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的红利是4%，比法国债券的收益要高。
整个法国陷入狂热，至少有30万人申购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其价格飞快地涨了数十倍。
约翰·劳被授权组建国家银行，他控制了整个法国的税收，并被任命为财政大臣。集大权于一身后，他开始了一场豪赌。
他控制着通用银行，也就是现在的皇家银行。他能够发行越来越多的纸币，于是他为那些想购买股票的人们发行了更多的纸币，所以，他是在利用皇家银行的印刷系统，来保障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坚挺的需求。
（安东尼墨·菲都 德国柏林圣三一学院教授）
在约翰·劳的操纵下，法国经济从1715年开始连续三年快速增长。对于这种人造的“繁荣”，并非没有反对意见。
当时的宫廷观察家圣西蒙公爵就曾指出：“建立这种体制也许是好意，但是应当仅限于共和国或是英国这样的君主立宪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政府财政受到议会严格监督和控制。而像法国这样积贫积弱、摇摆不定的专制国家，国王可能会操纵银行，这种诱惑是极其巨大的，操作起来也很容易。”
但是，公爵的想法错了。巨大的利益，对任何政府都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样因战争而负债累累的英国政府也打算照此办理，把国债转换成公司股票。他们选中的是南海公司。
南海公司成立于1711年，该公司持有皇家特许证，基本垄断了对中美和南美的贸易，这也是公司成立的目的。
1720年初，接手了近3000万英镑国债的南海公司开始发行新股。
短短几个月，股价从125英镑飙升到1000英镑。一时间，“股份有限公司”在人们眼中成了具有神奇魔力的摇钱树。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英国冒出了202家“股份有限公司”。
一个巨大的股市泡沫迅速形成了。
4月，英国国会通过《泡沫法案》，宣布：在没有议会法案或国王特许状给予的法律权利的场合，禁止以公司名义发行可转让股票，或转让任何种类的股份。
表面上看，此举似乎是政府想要为公司热降降温。事实上，法案是由议会成员提出的，当时许多议会成员都是南海公司的董事和股东。其实，在“南海泡沫”破灭之前，该法案就已经被通过。之所以通过该法案，纯粹是为了让投资者抛弃其他公司，从而都转向南海公司。
《泡沫法案》出台后，大量的股份有限公司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投资者的信心。股民如梦初醒，第一次开始关注“那些公司如何挣钱”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南海公司没有像议员们设想的那样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相反，它的股价跌至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倾家荡产，其中包括皇家铸币局局长——艾萨克·牛顿爵士。他损失了2万英镑，相当于10年的薪水。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感叹道：“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此时，与南海公司一样，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也处于崩溃之中，法国投资人损失了5亿利佛尔的财产。约翰·劳仓皇出逃。
人们第一次感受到：能带来财富的公司，同时也可能带来灾难。
股灾过后，英、法两国政府采取了最简单却未必是最正确的办法处理善后。在国家的严令禁止下，此后100多年间，几乎没有一家新的股份有限公司获准成立。
一直到死，约翰·劳都坚信，自己的计划原本应该使法国变得更加富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让人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了“法国最著名的金融家”一行字。实际上，当这位金融家把公司视为国家工具时，灾难已经不可避免。
在人们对股份有限公司谈虎色变的年代里，同样作为国家工具的那些曾经如日中天的特许公司，也一天天日薄西山。
把公司还给市场（1）
CCTV大型纪录片 《大国崛起》姊妹篇
字号
1770年，不安笼罩着伦敦。
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孟加拉爆发大饥荒，六分之一的居民被饿死。这对于此前就已面临困境的东印度公司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弥补其入不敷出的困境，1765年时，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总督的地位，允许它征收土地税。
公司享有的特权在不断扩大，赢利的能力却每况愈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土地税都会被用于政府开销——大规模的军队以及越来越庞大的官僚机构。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变成一个政府并不是好主意。
（汤姆·汤姆林森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
特许公司具有“两栖”的特征：既不属于公共，也不属于私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短期内，它们可能非常强大，因为能够得到政府的资金和支持，而它们非常危险，会造成经济泡沫。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一个可以用强制力去敛财的公司，将无可避免地丧失市场竞争力。
面对已不能再创造财富的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也很苦恼。为了使公司摆脱入不敷出的窘境，1773年，国会不得不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授予其对北美殖民地茶叶贸易的垄断权。
但“特殊政策”不但没能拯救公司，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麻烦。为了能自由主宰自己的生意，殖民地的人民不惜与宗主国兵戎相见。
此时，想要获得经济自由权利的，不仅仅是北美大陆的殖民地，还有英国本土的普通公民。
就在东印度公司向国会讨要北美茶叶垄断权的1773年，英格兰斯塔福德郡的韦奇伍德陶瓷厂收到了一份极具挑战性的订单。订单来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制作一套952件的米白色餐具。
一年后，韦奇伍德工厂用1244幅工笔画作品交出了一张完美的答卷。此举让工厂主乔赛亚名声大噪。
15年前，29岁的乔塞亚·韦奇伍德创立了自己的工厂。
这位制陶工发明了精致而坚固的骨瓷，4个骨瓷咖啡杯能托起一辆15吨的卡车。更重要的是，他革新了生产流程，把原先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作分成了几十道工序，用“工厂化”这一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这位企业家的评价是：“对陶瓷制造的卓越研究，对原料的深入探讨，对劳动力的合理安排，以及对商业组织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工业革命的伟大领袖之一。”
当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为自由平等的权利而战的时候，在英国，无数个像韦奇伍德陶瓷厂这样的小公司，也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努力。
18世纪中叶，英国几乎有40％年龄超过20岁的男劳动力在从事商业与制造业。正是他们，启动了日后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飞梭，织布速度大大提高。
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棉纱产量大幅增加。
1771年，理发师阿克莱特设立水力纺纱厂，现代意义的工厂诞生。
……
技术、生产、市场，形成了联动的链条，将它们联结起来的，是一个个用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小公司。
小公司们各自为追求利润而奔波忙碌、发明创造，正是它们的“自利”行为，带来了全社会经济能量的一次解放，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解放。
这是一个转变，经济活动由底层的人们来组织，而不再是顶层的人们。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L.E.小波泽尔 美国法学家）
出现在时代转折点上、充当新兴阶层代言人的，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3月12日，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时间洛阳纸贵。
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十分强有力的。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
基于这一认识，斯密反对用国家力量追逐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倡导通过平等契约来发展经济的自由贸易。
亚当·斯密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体间的自然交易将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分配模式，并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收入。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 英国伦敦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亚当·斯密深入思考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的行为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况，通常只是为了满足很小一部分特权阶层的利益。因此，当政府干预经济时，整体上只会带来负面影响。
（尼克·哈利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
调整经济生活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指引着小店主们在市场上翩翩起舞。
就在《国富论》出版的四天前，1776年3月8日，英国伯明翰，由两个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博尔顿-瓦特”公司，向客户展示了新研发的产品——蒸汽机。虽然还是原始的型号，但是，已经能干100个人的活儿了。
把公司还给市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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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不安笼罩着伦敦。
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孟加拉爆发大饥荒，六分之一的居民被饿死。这对于此前就已面临困境的东印度公司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弥补其入不敷出的困境，1765年时，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总督的地位，允许它征收土地税。
公司享有的特权在不断扩大，赢利的能力却每况愈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土地税都会被用于政府开销——大规模的军队以及越来越庞大的官僚机构。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变成一个政府并不是好主意。
（汤姆·汤姆林森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
特许公司具有“两栖”的特征：既不属于公共，也不属于私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短期内，它们可能非常强大，因为能够得到政府的资金和支持，而它们非常危险，会造成经济泡沫。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一个可以用强制力去敛财的公司，将无可避免地丧失市场竞争力。
面对已不能再创造财富的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也很苦恼。为了使公司摆脱入不敷出的窘境，1773年，国会不得不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授予其对北美殖民地茶叶贸易的垄断权。
但“特殊政策”不但没能拯救公司，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麻烦。为了能自由主宰自己的生意，殖民地的人民不惜与宗主国兵戎相见。
此时，想要获得经济自由权利的，不仅仅是北美大陆的殖民地，还有英国本土的普通公民。
就在东印度公司向国会讨要北美茶叶垄断权的1773年，英格兰斯塔福德郡的韦奇伍德陶瓷厂收到了一份极具挑战性的订单。订单来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制作一套952件的米白色餐具。
一年后，韦奇伍德工厂用1244幅工笔画作品交出了一张完美的答卷。此举让工厂主乔赛亚名声大噪。
15年前，29岁的乔塞亚·韦奇伍德创立了自己的工厂。
这位制陶工发明了精致而坚固的骨瓷，4个骨瓷咖啡杯能托起一辆15吨的卡车。更重要的是，他革新了生产流程，把原先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作分成了几十道工序，用“工厂化”这一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这位企业家的评价是：“对陶瓷制造的卓越研究，对原料的深入探讨，对劳动力的合理安排，以及对商业组织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工业革命的伟大领袖之一。”
当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为自由平等的权利而战的时候，在英国，无数个像韦奇伍德陶瓷厂这样的小公司，也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努力。
18世纪中叶，英国几乎有40％年龄超过20岁的男劳动力在从事商业与制造业。正是他们，启动了日后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飞梭，织布速度大大提高。
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棉纱产量大幅增加。
1771年，理发师阿克莱特设立水力纺纱厂，现代意义的工厂诞生。
……
技术、生产、市场，形成了联动的链条，将它们联结起来的，是一个个用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小公司。
小公司们各自为追求利润而奔波忙碌、发明创造，正是它们的“自利”行为，带来了全社会经济能量的一次解放，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解放。
这是一个转变，经济活动由底层的人们来组织，而不再是顶层的人们。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L.E.小波泽尔 美国法学家）
出现在时代转折点上、充当新兴阶层代言人的，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3月12日，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时间洛阳纸贵。
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十分强有力的。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
基于这一认识，斯密反对用国家力量追逐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倡导通过平等契约来发展经济的自由贸易。
亚当·斯密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体间的自然交易将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分配模式，并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收入。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 英国伦敦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亚当·斯密深入思考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的行为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况，通常只是为了满足很小一部分特权阶层的利益。因此，当政府干预经济时，整体上只会带来负面影响。
（尼克·哈利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
调整经济生活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指引着小店主们在市场上翩翩起舞。
就在《国富论》出版的四天前，1776年3月8日，英国伯明翰，由两个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博尔顿-瓦特”公司，向客户展示了新研发的产品——蒸汽机。虽然还是原始的型号，但是，已经能干100个人的活儿了。
把公司还给市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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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的出现，改变了几千年来生产完全依赖于人力和自然力的历史，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加速为一场真正的“革命”。
这场革命并无政府强制力作为主导，而是由市场中的小店主们自发进行的。在纺织、机械、冶金等各个行业中，几乎看不到必须由政府特许才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活跃在工业革命期间的公司，几乎都是规模非常小的公司，我们可以称之为家族企业。它们在组织创办时，采用的是合伙制的法律形式，合伙人对公司债务负有全责，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尽管公司规模不大，但与重商主义时代相比，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大量生产性的工业公司开始取代传统的商业贸易公司，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
19世纪初，正是它们为欧洲和北美生产了63%的布匹，54%的煤炭，58%的钢铁……当“英国制造”的工业生产能力足以甩开世界其他国家后，新兴的工商业者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打破特许公司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就像亚当·斯密所呼唤的那样，他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广阔的市场。
我们可以继续通过保护主义、对外征服以及独家的垄断地位，来赚取大量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了钱，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保罗·肯尼迪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1815年，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横扫欧洲的法国皇帝在“小店主的国家”英国面前黯然失色。
国家的强盛，已不再仅仅依赖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力量的优势和经济制度的先进。对于这一轮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就在滑铁卢之战的两年前，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废除。
当法国政府还在努力经营国有公司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逐渐转换了角色，它要把公司交还给市场。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
1830年9月23日，雨下了一夜，到早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仍有20万人走出家门，冒雨守候在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30英里长的铁轨边上，等待见证世界上第一条公共铁路的开通。
伴随着火车的到来，“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曾饱受争议、从天堂跌落地狱的经济组织，也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机遇。
铁路的例子是最著名的，同时还有修筑运河这样的工程，比如苏伊士运河。这些都是需要大量资金的工程。问题是如何筹集资金呢？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就成为一种鼓励人们投资的有效方式，而且可以让人们放心，他们不会损失得太多。这是一个绝佳的策略。
19世纪中期，英国完成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高耸入云的烟囱喷散着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乡村生活的恬静渐行渐远。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铁路、电报、蒸汽轮船、冶金、石油……一个个新兴的行业存在着巨大的机会，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何才能更上层楼呢？人们又想起了大航海时代催生的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的公司制度和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终于走到了一起。
没有工业革命就可能没有现代公司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现代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工业革命的快速进程也可能不容易出现。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1862年，综合此前约20年的相关法案，英国通过了《公司法》。英国贸易局表示：“1825年以前，法律禁止股份公司成立。从那时到现在，成立股份公司是一项特权。我们希望能把它变成一种权利。”
从此，成立公司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只需要七个人签订一份组织章程，登记营业处所，对外自称“股份有限公司”就可以了。
这个法案，成为后来世界各国《公司法》的蓝本。
这项法律创立了有限责任的条款，它使得公司的董事和投资人，在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更加安全，实际上鼓励了更多人投资公司，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蒂姆·莫斯 英国公司注册处企业策略指导）
《公司法》的价值在于，允许人们在政府控制之外，在一定的框架之下，可以自由地组建一家企业。
（约翰·凯恩斯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
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诞生期后，终于，公司由“特许”变为自由地“注册”，有限责任由“特权”变为平等的“权利”。与之相随的，是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市场的形成。
股份有限公司再次粉墨登场。当它成为大工业生产的有效载体时，人们意识到：特许公司的腐败和道德堕落，并不在于“有限责任”和“股份制”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是因为权力与金钱的嫁接。
在市场机制下重生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脱胎换骨。它不再只是少数上等人的游戏，而成为普通人登台表演的机会；它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落地生根。
接下来的竞争，就看谁能更好地在无限的市场里发挥公司的能量了。
1851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那里的人民既拥有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技巧……又有一个广袤的大陆供他们自由支配，并且不断从英国和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新增加资本和人口。从近60年来两国的相对进步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美国终将凌驾于英国之上，就像下一次日蚀必将出现一样。”
这似乎是一种预言。此时，旧大陆发明的火车，已在新大陆的原野上。大公司的时代呼啸而来。
独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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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巴维莱茨（法及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阿德里安·乌尔德里奇（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记者：法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这对法国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尼古拉·巴维莱茨：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国家的历史。对于法国而言，我认为他是一个已经被培养成高度围绕政治运转的国家。有三个重要的时代：16世纪的宗教战争时代，法国发明了“民族国家”概念以阻止无休止的内战（当时是一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接着第二个重要时代是法国大革命时代，法国发明了“国家主权”的概念；最后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决定性的时代，因为在此前后出现了20世纪最重要的斗争：民主和极权的斗争、民族和帝国的斗争。如果我们考察法国的政治结构，会发现他与和其他国家极为不同，如英国的政治结构是建立在对公民不受国家侵害的保护上；至于意大利，他的政治结构是围绕着民间力量和意大利的贵族家族建立的；而美国的政治结构是围绕着庞大的市场和宪法建立的。至于法国的情况，则是“民族”概念的发明在经济上体现为强烈的国家干预。今天的法国56%的国民支出是公共支出，这个比例应该说非常高。公共支出被用于大型国有企业，原因在于法国继承的文化和遗产中包括强大的奢侈品工业（如烈酒、葡萄酒、香水、时尚产品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另一点必须重视的是，法国是一个小国，但是很多样化，法国的各地区和人民差别很大，他们都和政治紧密相连，但还是需要团结起来。这也可以从某种方面解释保守主义，如果你看德国的例子，这个国家的工业非常引人注目；英国则因为其金融地位而闻名；法国保持的结构相对平衡，全国农业发达，工业也有突出成就（航天、汽车、奢侈品等），公共支出虽然占了大部分，但并不排斥其他的成分。因此，这种相对平衡的结构也是法国这个“六边形国家”的象征，也是一种和谐的代表。
记者：在历史上，拿破仑曾经将英国称为“小店主的国家”，这些“小店主”的出现和成长对工业革命后英国经济超越法国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
尼古拉·巴维莱茨：历史的事实是，法国自17世纪首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是法国大革命彻底打断了法国经济的发展，随后而来的又是拿破仑时代和经济封锁。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英国才真正跃升为工业革命的领导者。我认为拿破仑的“小店主”的提法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在今天甚至比拿破仑时代更加准确。如果我们观察今天的英国经济，会发现它是一个一元化的服务业经济。英国人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屿上成功地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阶级，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因此，英国人善于知道如何卖出和如何买入，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这来源于岛屿居民的天性和他们的舰船长期控制着海洋的事实。中国也有很悠久的商人的历史，但是尽管中国的大商业家族在几个世纪内控制了印度洋贸易的很大一部分，但中国的生存却只需要依靠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中国面积太大，美国也一样，即使存在重要的外部市场，但它的国内市场在某种意义上足以满足它的需要。英国则不具有这一优势，它的特点是它发明了自由贸易。
记者：在1862年《公司法》获得通过之前，英国公司的形式有哪些？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在1862年《公司法》获得通过之前，英国事实上存在两种公司制度。一种是像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大型的合资股份公司。这些公司从国家那里获得许可，并且是一种准垄断公司，它们得到国家的支持，国家允许它们承担有限责任，同时还给予它们垄断地位。因此，在这个时候，东印度公司就担负起了管理印度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就像是英国政府的助手一样。这种合资股份公司事实上很像国家所有制的公司。另一种是合伙企业，但是合伙企业有个问题，就是它们的确非常脆弱，因为合伙企业是要承担无限责任的，所以，如果你的企业亏本了，那么你就彻底丧失了自己所有的财富。所以，当时人们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择庞大的、巨型的组织，像东印度公司这种；要么选择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数量很多，但是要做大或者是在股票市场上赚钱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尽管1862年《公司法》增设的股份公司、合资股份公司等形式使得公司组织的成立更加容易，的确为人类的进步和财富创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它也更加易于产生一个大泡沫，一个投机主义的大泡沫。
记者：英国1862年的《公司法》对其他国家公司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英国1862年《公司法》对公司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从合资股份公司在英国创办之日开始，它们就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榜样。在美国，它们也创立出了同样的东西，也就是创立出了规模巨大的公司，比如说铁路公司、采矿公司、钢铁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和洛克菲勒以及卡内基这些企业巨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德国和法国，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不久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公司的崛起。英国公司很快就变身为国际化的组织，并且开始帮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开拓殖民地。
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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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公司因何盛极而衰？
公司发展的童年时期，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曾走过一段痛苦的弯路。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削弱对手，增强本国实力。17世纪荷兰和英国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就是政府赋予其某种垄断特权的特许公司，国家和公司合一，权力与金钱结合。公司不仅承担着为股东创造利润的任务，更承载着为国家开拓殖民地的使命。
特许经营使公司带有浓重的政府色彩。所谓的股份公司扭曲变形，大公司被利益集团所挟持。利益集团试图借用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去推动企业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官商结合的最终结果是残酷的统治、腐败的商业。
借助于公司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法国密西西比公司、英国南海公司等允许国民用政府债券换取股票，由此掀起股票狂潮，泡沫越吹越大。当股民回过头来关心公司赢利能力的时候，股份公司却一个又一个崩溃，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倾家荡产。人们第一次发现，公司能带来财富，同时也能带来灾难。股灾过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公司谈虎色变，乃至于英、法两国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禁止成立新的股份公司。
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是公司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政府的财政和经济权力开始让位于议会，政府权力逐渐退出商业领域，把公司终于还给了市场。随着新兴工商业阶层的迅速壮大，政经合一的重商主义也渐渐淡出。1862年，英国通过了《公司法》，最终完成了公司由“特许成立”到“注册成立”的革命性转变。1874年1月1日，经营了274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此，公司告别特权时代，成立公司成为普通人的权利。
“工业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即使在东印度公司时代，英国的小工厂、小作坊依然十分普遍。18世纪中叶，英国几乎有40％年龄超过20岁的男劳动力在从事商业与制造业。来自普通劳动者自下而上的技术革新，使生产工序日益标准和连贯，“工厂化”的新型生产方式开始出现，技术、生产、市场形成了崭新的链条，劳动效率大幅提高。这是一场重要的转变，史称“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
英国工业革命实则是由发明家和企业家共同发动的。1769年，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后来将蒸汽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是詹姆斯·瓦特的小儿子小瓦特。小瓦特与其父不同的是，他不仅是技术专家，而且是个企业家。他与商人马修·波尔顿合资经营索霍铸造厂，把蒸汽机批量生产，推向市场。通过工业革命，各主要市场国家第一次确立了现代工厂制，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家庭作坊手工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生产效率爆炸式提升。以廉价工业品和殖民地为依托，英国快速拓展了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与此同时，圈地运动使英国国内聚集了大量劳动力。充沛的原材料、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以及蕴藏巨大机会和风险的新兴行业，都在呼唤新的商业组织的出现。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伦敦出版。《国富论》让人们相信，把那些千千万万的经营者交给市场不会有问题。在市场中，个体间的交易自然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并有利于促进全社会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收入。一个生产者想赚钱，首先要使消费者满意，这就是市场的魅力所在。主观利己，客观利他，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带来了全社会财富的增加，推动了社会进步。
斯密认为，企业交给市场之后，供求决定价格，价格引导生产。一旦某种商品出现短缺，或者某项新技术使得现有制造方法显得陈旧，甚至消费者的偏好出现了改变，那么，所有这些信息都会迅速地反映在商品价格上；相应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以根据价格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流行于欧洲三个世纪的重商主义逐渐被新的经济学说所取代。
中国公司走向国际市场还缺点什么？
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领域还需要公司这样的组织形式。改革开放之初，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语出惊人，他认为，中国没有公司，只有工厂。而今天中国大陆已经有30多家公司跻身于世界500强，包括阿里巴巴、江苏沙钢等民营企业，更重要的是，超过4000多万家中小企业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正如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一样，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公司由特许到注册，市场由垄断到竞争，经济由封闭到开放，政府权力正在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公司正在回归到市场之中。公司发展需要的外部环境也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包括《公司法》在内的一批民商事法律法规已经颁布实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越来越规范。
当然，中国公司还存在种种问题。如某些大型国有公司还具有行政垄断的背景，效率不高；公司的股权设置和治理结构还不尽完善；跨出国境走向海外的中国公司不多，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缺少足够的世界级的大公司、大品牌和大企业家。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必须要有一大批在世界范围内令人称道的大公司、大品牌和大企业家做支撑。
第一波公司热悄然退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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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份御状递到了皇帝的龙书案上。告状的是一位中文名叫洪任辉的英国商人，他声称，因为中国商人的欠款问题，“本国公班衙派我上京师申冤”。
这是今天人们所知道的最早涉及公司事务的中国官方记载之一。
“公班衙”，就是英文“公司”一词的音译。但公司究竟是什么，在经济总量足以傲视全球的康乾盛世，并没有人太关心这个问题。
一百多年后，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在游历欧洲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不过，公司真正成为后来者实现雄心壮志的推手，是在又一个百年之后了。
在长长的岁月里，经过一次次彷徨、苦闷、试验和修正后，找到了市场之路的国家和公司才终于升起为耀眼的新星。
上海，曾被描述为“十里洋场”和“冒险家的乐园”。自1842年成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后，这里就成了各国公司在华的竞技场。
直到被迫开埠40年后的1882年，一家中国公司终于打破了外商对航运业的垄断。它就是轮船招商局，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成立刚10年的轮船招商局已在海外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年利润在160万两白银以上。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本国公司的力量。
19世纪80年代，正是世界公司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英国大量个体工商业完成了向股份公司的转变。据统计，1877年至1887年的10年间，英国注册的股份公司共有15165家。
在当时两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美国和德国，公司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尤其是在美国，一批大型公司已然在孕育之中。
在亚洲，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让公司制度首次登陆东方。
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开端，它先从创办军用工业开始，引进了领先的新的生产力，到1872年开始创办民用企业。
有人评论道：“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知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
在1882年9月27日的《申报》上，轮船招商局原值100两的股票已升至253两，其余公司的股价也纷纷上涨。
但是，一个体制难题渐露端倪。
轮船招商局在创办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官督商办”的理念。这份公司章程的起草者盛宣怀，后来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国营公司的创办。他认为，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官督商办意味着政府对民间力量是“防”而不是“放”，不信任市场规则而信任官老爷的道德。
官督商办体制，在当时来讲，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对新的民族工商企业的发起创立，起到了一种启动和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它不能长久。
（陈争平 清华大学教授）
第一波公司热悄然退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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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顶着一位婆婆，企业难以在商言商。1883年，轮船招商局上书朝廷，要求官股到期退出，完全实现民营。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私人股东被迫撤股，盛宣怀身兼官方督办和商方总办，入主公司。
民间的企业、民营公司和专制政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当然政府这种专制统治与民间的经济力量，并不仅仅限于跟公司，它跟整个民间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天然的矛盾性。因为在专制的制度下，特别是在皇权专制主义的制度下，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都是朝廷的，都是统治者的。
（虞和平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打得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为何都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连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又怎么可能诞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呢？
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公司热”很快冷却了，三五年间，一大批刚建立的公司纷纷破产。1877年，有人这样描述道：“承办者往往倾家，‘公司’两字久为人所厌闻。”
根据清末民初的记录，政府兴办的企业并不成功，一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经营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一部分原因在于尚未理清一些有关是非的基本规则，以及如何记账、如何确定政府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当时所有这些都非常混乱，这也意味着他们很难成功。
“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这是郑观应在长诗《商务叹》中的感慨，诗中描述的正是当时中国公司在官方控制下随时可能被剥夺权利的处境。作为盛宣怀的好友和多个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建者，郑观应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
第一是重商，郑观应主张“商握士民之纲”，就是把“商”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第二个是商战思想，他主张跟外部进行商战，主要的观点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应该全由工商业者来主导企业的发展”，这是郑观应后期的想法。就是说，应该尽可能摆脱官府对企业的控制。
伴随着甲午风云，郑观应的观点震动朝野。郑氏之书——《盛世危言》人人争阅，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甲午之败，是对晚清官商体制一次明白无疑的宣判。而此时中国的民营公司，又是否能走上前台呢？
就在《盛世危言》风行的1894年，大清帝国新科状元张謇作出了弃官从商的决定。人们都说张状元疯了。张謇自己也将此举称为“舍身喂虎”。
十数年艰辛之后，大生纱厂成功亮相。张謇没有重蹈招商局的覆辙，大生的官股只分红利，不干涉实务，公司有了自主空间。
一生创办了180多个企业的张謇，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民间创业者的一个代表。
据统计，1910年时，正式注册的民营公司大约有410家，与官办企业的比例为四比一，正好与洋务运动时期掉了个儿。
就在这年6月，清政府不得不将轮船招商局交给民间机构打理。经营不力加上官府高额摊派，公司的净亏损额已达数十万两白银。
但问题的根本还不在于经营。没有必需的市场环境，恐怕谁都没有本事让公司起死回生，长远发展。
因为最重要的是，市场是一个机制，为了使供给和需求正常运转，必须要有法规，要有法治国家，要有一切可以使供给和需求达成价格合约的必要条件。这样的机制才能构成市场。
1910年冬天，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冷眼静观时局，写下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指出了中国公司存在的四大弊病。
梁启超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环境。他说：“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
大清朝并非没有律法。1904年时清政府已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即《公司律》），中国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公司法。但是，帝制下的《公司律》形同虚设。
对此梁启超非常尖锐地指出，中国是立法自立法，是违反自违反，上下恬然，不以为怪。所以他就说，如果有法而不依，就等同于没有法，今日的中国是无法之国也。
在一个权大于法的国家，公司发展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人们逐渐认识到，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公权，保障民权。
但是，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改革政体的机会。
令人感叹的是，民间入股经营的川汉、粤汉铁路被强行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最终成为压垮封建专制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1911年，随着武昌城里的枪炮声骤然而起，千年帝制成为历史的尘埃。
风雨苍黄中的民族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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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被点燃。这一年，中国无锡的商人荣宗敬也兴奋地点燃了爆竹，庆祝自己在上海的第三家面粉厂成立。
利用战局，荣家在欧洲和南洋市场大获收益，1917年时已拥有10个工厂，一昼夜可生产出面粉4.2万袋。这位面粉大王还同时进军纺织业，在衣、食两大民生产业中攻城略地。
荣氏公司是当时民营资本扩张的成功典范。
在军阀混战不断的年代里，中国企业家的努力可算是卓有成效 ：广东成为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中心，上海成为金融、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中心，天津成为纺织和航运中心。
中国公司获得了很多新的机遇，许多公司活跃起来，开展了糖类、火柴、棉花等轻工业商品的贸易。上海、苏州、镇江、南通，以及长江以北地区的天津发展迅速。尽管当时政府力量有限，法律也很有限，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却蓬勃兴起。
然而，这一轮的公司热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1927年，荣宗敬一夜之间成了政府通缉的对象，在无锡的家产也被没收，罪名是依附军阀孙传芳。荣氏兄弟只好认购了50万元债券，才算勉强过关。
1930年，轮船招商局再次被收归国有，政府仅用不到十分之一的价钱就收走了这个国内最大的航运公司，股东的亏损都由个人承担。
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之前的北洋政府、清朝政府一样，于1929年也颁布了一部 《公司法》，并在20世纪40年代末再次颁布了一部法律。一方面，这些法律为公司奠定了稳定、合法的基础，可以按照西方国家那种有限责任、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扩大公司规模；另一方面，公司仍然处于一个被高度管控的结构中。
（柯伟林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在高度控制的经济体系中，自由的竞争不复存在，自由的市场难觅其踪。这种由政府来办公司的想法和做法，与晚清如出一辙，初衷都是为了强国，结果却都事与愿违。
也许，从一个个民营公司蒙难时起，同样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当官僚资本逐渐走向权力顶峰，私欲和贪婪将最终摧毁政权本身。
因为官僚资本和国民党政权联合在一起所造成的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民心上的负面作用，都要由国民党政权来承担。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经一次次战争、动荡，民族频于危亡。
当最基本的安宁都无法维系，甚至国家主权都不能得到维护的时候，当救亡成为首要命题的时候，失去了生存土壤的中国公司不得不再次沉寂。
1978年，轮船招商局迎来了它106岁的寿诞，但眼前的一切不容乐观。
1950年回归祖国大陆时的招商局有13条船，那时包玉刚恰在香港开始创业，只有两条小船。到1978年，轮船招商局一条船都没有了，主要业务是向过往船只提供补给。而包玉刚已经拥有了一支可载货2000万吨的船队，并获得了“世界船王”的声誉。
落后的并不只是招商局一家。在当时的世界经济版图上，根本看不到中国公司的踪影。
结束了近代以来的百年动荡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终于拥有了立足的基础——一个主权完整的新国家。此时出现在舞台中央的，是国有工厂，它们的运作方式是执行国家计划。
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军工企业，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奠定了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世界陷入对自由市场的反思。 二战后，许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纷纷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欧洲各国企业的国有化程度也在大大加深。
大名鼎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49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提倡建立计划经济。
但是，这个世界上最智慧的大脑也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能了解所有供求信息并作出合理规划的人，恐怕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
完成了战后重建和初步工业化的使命后，政府高度控制的经济模式逐渐显露出弊端。计划体制经济下的中国就像是一个巨型国家公司，政府成了一切事务的总管。当这个超载的经济组织终于无力运转时，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获得了重生。
又一次在国家经济深陷困境的时刻登场，公司的力量能否开启这个古老国度的新篇章呢？
从计划到市场的艰难变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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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依然走在前面。公司似乎总能听到时代的先声。
不同的是，当晚清和国民政府将轮船招商局紧握在手中时，它未能改变国运。而在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中央政府的放权，使轮船招商局开发的蛇口工业区成为全中国的领跑者。一批新的中国公司在此诞生。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这样描述市场经济在中世纪欧洲的出现：“市场意味着自由、开放、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它让人们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同样如此。
短短几年时间，农民们创造出134万个乡镇企业和1 222亿元产值；98%的国有企业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承包经营 ；外国公司重新被允许到中国来投资做生意；个体户们很快发展到了需要雇工的规模。
在这些不同于以往的经济组织中，人们感受到了自由市场的气息。
自由市场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生产什么，自由定价，不受任何干涉，比如说“不能超过规定的产量”，或者“必须完成一定的产量”。
在中国，随着解放思想，随着社会的开放，企业家们拥有了创造新事物的自由。当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的政策时，率先抓住机遇并有所作为的正是企业家们。
市场的活力来自于它分权的本质，它促使个人自发地去创造。
在中国，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是创业者的时代。被拯救的老企业和刚起步的新公司，一点点突破了计划体制的坚冰。也正是它们，孕育催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再次唤醒了这片土地上沉睡已久的激情。
关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如和俄罗斯相比较，过去20年成功的秘诀是，在旧的国有企业之外，又成立了很多新公司，这是很重要的思维。
（青木昌彦 日本东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
由于有了这些公司，我们看到中国的生产要素可以重组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靠政府重组，有了公司之后，我们可以用市场重组。
又一次公司热到来了。1992年如同一根醒目的标杆，为中国的未来之路指明了市场经济的方向。
1992年的中国南方，象征着激情、梦想以及一切的可能性。海南仅房地产公司就增加了3倍，连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财富的味道。
在北京，公司以每个月2 000家的速度递增。刚到8月，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部发完。
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大楼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一下子挤进了300家公司。
在辽宁，有3 500名官员辞职下海，创办公司。在全国，这个数字是15万。
无数个普通的中国人真正获得了参与经济生活的可能。公司，成为一种新的职业选择，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一种实现梦想的方式。
李书福曾形容自己和汽车的生存状态，是“为了一个美丽的追求天天在奋斗”。
120元开照相馆起步的李书福，通过生产冰箱赚到了第一桶金。在成功装配摩托车后，他宣布要造汽车。而这一行业一直是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地。
去请示的时候，（审批的人）也说这个行业很难。国家的企业都不搞，你就别搞了，所以你肯定是失败的。我说，行，我要试试看。你就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如果说我真的失败了，我也心甘情愿，而且我也不会用国家的钱去失败。
（李书福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从计划到市场的艰难变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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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国家长久的繁荣昌盛，肯定是应该充分地发挥民间的力量，让民间的这些商业活动带来新的制度变迁的压力，以这种方式推动一个社会的发展。
资金由民间来筹集，生死由竞争来裁定。对任何一个在市场中搏击的公司而言，无论结果如何，最为重要的是，它可以自由地选择并且自主地经营。这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更是对个体能量的解放。
就在中国民营公司起步之际，全球经济潮流发生了新一轮涌动。
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国家陆续转型，全球贸易的通道一点点打开了，世界市场轮廓初现。
在1994年美国商务部的《国家出口促进策略》中，“新兴市场国家”的概念正式出现。这份报告认为：一个新世界正在崛起。
在这些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中，中国格外引人注目。
一时间，仿佛全世界的公司都盯上了这个新兴的大市场。
1993年，美国宝洁公司一口气在中国开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花旗银行把总部搬到了上海，摩托罗拉把总部搬到了天津。
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轿车下线，打出的横幅是“谢谢中国，美国制造”。
外国公司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技术和管理，更重要的是市场规则。而它们看中的，正是中国逐渐成熟的市场环境。
1994年7月1日，《公司法》颁布，第一次从法律的高度，明确了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
《公司法》的颁布，消除了公司之间所有制身份的差异，尽管公司的投资者可能有国家、集体和私人之分，但在法律地位上，它们都是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法》面前，所有的公司一律平等，享有同样的权利。
自由市场经济总是依靠基本的相互信任展开，大家参与到转型中来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全盘皆输。因此，法律法规、产权等所有这些都对创造自由市场所依赖的信心和信任感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如果说开放和自由是市经经济的灵魂，那么，法治就是市场经济最有力的守护者。
有人将《公司法》称作“市场经济利剑”，也正是因为由此开始，国有企业从工厂制改为公司制，厂长改称为“经理”，管理则依据公司治理的章程来实施。
公司制度开始在中国的转型中担负起更重要的角色。
当外资和民营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处境尴尬。
1978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这样描述他在中国一个国有企业车间里的见闻：“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的另外三人聊天……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生产定额是多少。”“中国工人把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
这位记者认为，如此这般的企业，“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统计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的亏损面超过50%。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之弊，洋务运动时期就已存在。仅仅靠放权松绑无法根治这一难题，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公司制提供了彻底的解决之道。
国有企业改制的核心，就是将传统的国有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
（周放生 原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
从计划到市场的艰难变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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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公司化（包括上市）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一些案例中，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有企业内部的一种管理方式的调整，但现在公司化、上市甚至出卖它就变成了真正的国有企业的改制。
有人将这场公司制的变革，比喻为城市中的一次“土改”。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中，作为消费者的中国人享受到了市场带来的丰富和便捷，作为生产者的中国人则品尝到了市场的冷酷无情。根据劳动部门公布的资料，中国的下岗职工到1997年时突破了1 000万人。
虽然各自选择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都不得不经历物质与精神的痛苦。人们一面享受着渴望已久的开放和自由，一面又得学习如何面对新的生存压力。
在这个过程中，被公司改造的，不仅是民众，还有政府。
从国家部委改为公司，变化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这么简单。它意味着国家强制力从经营活动中的退出。人们意识到：要发展经济，公司制度比行政手段更有效。冶金部消失了，中国的钢铁产量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工业部消失了，中国的纺织业产量成为世界第一。哪个行业竞争越充分，哪个行业的收益就越高。
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就是指这个市场经济中一个行业不能只有一家或者少数几家公司，而应有比较多的公司，它们是互相竞争的。这样的话就是说，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有竞争性的公司。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2005年，中国公司的一次海外并购行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中海油斥资185亿美元，与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这成为当时华尔街最大的新闻。
由于诸多因素，中海油功败垂成。不过，在世界上所有的收购案中，中海油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收购成功反倒市值大增的公司。
因为，人们看到了一个有实力的中国公司正在大步走向世界。
中国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后，无论哪一种力量，都不会允许历史倒退。
公司把中国推进了世界市场，也因此而获得了与世界共同开创未来的机遇。
2000年9月10日，中国的互联网精英汇聚杭州。当马云与网络先锋们论剑西湖的时候，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电子商务模式将会改变什么。
7年后，阿里巴巴变身香港股王，年营业收入达到21.7亿元。
互联网仿佛天生就是为适应市场而存在的。没有历史的互联网无须背负历史之重负，它生而自由，贴近民间。
在新经济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民营公司，蕴藏着影响中国未来的潜力。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企业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公司发展的30年，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30年，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是公司。
现代公司的发展会带来两个变化：它将改变中国的社会，让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重要的经济决策；它还会使中国更具竞争力，让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
（大卫·兰普顿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全球第一大电信公司”、“亚洲最赚钱的公司”等殊荣纷纷落在中国的大公司头上。2010年5月，中国石油集团在英国《金融时报》评选出的全球市值最大500强中占据榜首。
几乎就在同时，美国的《商业周刊》选出了“2010年全球IT企业100强”，中国一家成立刚15年的民营公司，超越苹果、亚马逊等对手，位列第一。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元并存的社会。各种公司各自探索着成长之道。这也许是转型国家特有的风景。但要在深重的传统之上创造出全新的发展模式，未来的路还有很长。
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是成熟市场经济的根本标志。而中国现在的市场在经济在经过十几年的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离成熟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目前只是新兴市场经济。
未来在中国，无论是要完成GDP改革，还是要建立创新型的国家，都离不开市场的力量，离不开公司的力量。政府要做的就是帮助市场更有效地运作，企业家帮助公司更好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推动技术的进步。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一个经济体，究竟应该多大比例地开放市场？权力应该多大程度地下放？从计划和管制中走出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各自小心翼翼地寻找着答案。
如何才能获得一个生命体自我生存的远见？如何才能具备一个永不停息的竞争者的奔跑品质，时间将会一一给出答案。
但有一点已日渐清晰 ：在这个必须飞得更高更远的时代里，唯有让更多的普通人登上更大的舞台，才能让这些历经曲折磨难的国家真正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新兴力量。
全球逐鹿的历史大幕已经拉开。
独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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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记者：公司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维迎 ：中国的发展起步比较晚，我们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为现代的工业或者后工业社会。如果没有公司这一组织形式，这个转变是不可能完成的。包括我们现在讲到的农业工业化，如果没有现代公司，农业要转变不可能，实现农业的产业化也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按照目前来讲，国家越大，市场就越大，市场越大，分工也就越细，技术进步也就越快，发展也就越好。但是我们为什么过去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真正地利用公司的力量。如果我们很好地利用公司的力量，中国这么大市场的潜力，就会使得中国仅仅依靠国内市场就可以使得各地区之间，甚至个人之间发展出非常细的分工，然后每个人做每件事都做得非常精细，最有竞争力，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能真正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我们现在讲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民族化，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背后都有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现代公司。
记者：为什么中国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
钱颖一 ：我个人的看法，成熟的市场经济应该是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应该说是新兴市场经济。我国是从1992年正式确定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现在只过了18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很多的进展，但是我们现在离成熟市场经济应该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也不奇怪。就拿公司来讲，我们的第一部公司法是1993年12月通过的，这部公司法在2005年做了修订，才十几年的历史。而英国、美国的公司法是19世纪中期和后期形成的，所以这中间确实有时间上的差距。我们现在的经济与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有不少类似之处。而我们现在的监管体系、市场机制也在逐渐地完善中。我们的发展速度固然非常快，但是也需要一步一步地向成熟市场经济过渡。
应该看到，我们现在尽管很努力，但是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关键是我们的法治建设差距犹大。政府的政策在经济活动中，比如说在公司的业绩或者是股市的表现上起到了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的作用，也就是比在成熟市场经济中要大得多的作用，这种大得多的作用不仅是程度的大小，关键是它具有不确定性。鉴于我们的法治基础还很不牢固，甚至很不完善，我们只能算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记者：现代公司在中国的30年发展，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哪些影响？
吴敬琏 ：我想可能是一种两头冒尖的情况。可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这么一个大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从一个“东亚病夫”变成一个推动世界经济前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中间我想主要的因素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这个市场经济的建立，无非就是两条：一条就是它的微观主体，个人和企业，特别是企业，就是公司制度。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里面，它需要主体，最大的主体就是大企业了。另外一条就是市场是不是有序地进行交易。改革在这两个方面的进步，就使得我们的经济能够保持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使国家的整个面貌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中等收入阶层正在成长，使得整个社会得以接受现代文化。这个人群虽然它在国民中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庞大的绝对数字对于社会深层的改造，就是对文化、生活方式的改造，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但是我们从公司制度来看，它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跟我们国家现在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很不相称。所以我们不能够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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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公司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之路？
清朝中晚期，古老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列强用枪炮强行打开了中国近代化之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公司在风雨飘摇中起步，开始了它鹅行鸭步的童年史。
鸦片战争后，列强在对华进行资源掠夺的同时也进行了市场开拓，为中国本土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同时，清政府的救亡自保又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出现创造了内部机遇。就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洋务运动逐步兴起，各类军工企业、民用企业渐次出现。
1872年，“轮船招商局”创立，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此后，从同治中兴到甲午战争、从清末立宪到保路运动，中国本土公司在官僚挤压和列强倾轧的双重压迫之下摸爬滚打，日渐壮大。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外商在上海设厂，江南乡绅第一次见识了电机动力、科层管理的现代工厂，随后纷纷回乡创业。继昌隆缫丝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南洋兄弟烟草等代表性企业成为清末民族工业的璀璨硕果。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终结，民国“约法”承认私人财产权利不可侵犯。以张謇和荣氏兄弟为代表的本土公司风雨苍黄，破茧而出，形成了上海、广州、天津三大工商业聚集区。
“晋商”、“徽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先后消亡。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官僚资本、从封建商帮到家族企业，中国公司跨越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沟沟坎坎，历经了发展模式的一次次试验和修正。
有道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近代中国公司发展的教训值得人们深思。
中国公司发展的难点在哪里？
计划经济年代，企业几乎成了各级政府的附属物。改革开放之后，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成为相对独立和富有活力的经济主体，但仍然不属于规范意义上的公司。譬如，个体私营经济始终被有形无形地抑制，而乡镇企业则几乎演变成“乡镇长企业”，不得不进行公司化改制。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1992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颁布实施，使中国本土公司的发展步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公司治理理念的普及，中国本土公司的现代化征程虽然筚路蓝缕，但终于走上了一条正道。如今，国有、民营、外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正在形成之中。
在中国公司的发展改革过程中，最为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这一关系关键在于政府与市场两者的边界如何界定，根本的出路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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