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力量》 第一集 公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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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  公司!公司!
导读:在人类走向现代的历程中,世界市场逐渐展露全貌,跨越血缘、地缘,凝聚个体之力的公司随之诞生。公司,被称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组织创新,是功,是过?公司的力量怎样改变了世界?
前言:1858年4月10日,泰晤士河畔耸立起一座95米高的新建筑,里面安装着当时英国最大的一座钟,重达15吨,分针长度超过4米。大笨钟后来被视为英国的重要象征,而最初它的出现,则传递了一种崭新的时间观念——标准时。
在此这前,各地的时钟是根据太阳运行各自调整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刚刚出现的铁路公司挑战了千年不变的自然法则。因为,如果每个镇都按照太阳照过各自教堂塔尖的位置来教准时间,火车的运营将错乱不堪,所以,随着铁路线的蔓延,人们无法再跟着上帝转了。在幅员广阔的美国,对标准时的要求更加迫切。
1883年11月18日,美国第一个全国统一的铁路时刻表诞生。这一天的正午时分,美国东部的时钟全部回拨。从此,上帝的时间被改用人间的指针来度量,改变这一切的,不是宗教,不是政治,甚至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一个叫做公司的组织。当然,被公司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时间。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公司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公司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引领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第一集  公司!公司!
这是一个普通的城市的早晨,这个人是你,是我,是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对身边的公司浑然不觉,因为一切都已经像呼吸那样自然,但是,一旦没有了空气,我们就会知道,真空中是无法生存的。
2009年时,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解决工作机会,构成了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制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世界上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全球最大的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10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巴黎高等商学院院长 伯纳德•拉马南楚阿:
“公司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副院长 约翰•奎奇:
“在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公司也是十分重要的促进者。”
日本创业者商学院校长 大前研一:
“通过被雇用,我们获得生活所需的费用,成就自己的人生,养活自己的家人,这些钱是从公司那里获得的。”
德国管理学家 赫尔曼•西蒙: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革新都是在公司,而不是在国家层面产生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罗伯特•蒙代尔:
“公司是一个过程,所有的国家都要用到它。”
世界上每天都有公司开张,每天都有公司倒闭,每天都有不同的公司上演着生死沉浮的故事。时至今日,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办公司早已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
英国公司注册处企业策略指导 蒂姆•莫斯:
“每年成立的新公司,超过35万个,英国对公司注册的限制很少,股本金额甚至可以低到1英磅,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立公司。”
未来学家 约翰•奈斯比特:
“在美国注册公司很简单,不需要任何钱,一天之内就可以创立一家公司,你只要说,我要开一家公司,这是公司的名字。”
当我们享受产品或是服务的时候,找工作或是想创业的时候,抱怨老板或是与同事竞争的时候,公司就在我们身边。
NBA是一种篮球比赛,也是一个公司,每一次完美的对决,都会转化成合约和钱,公司能将一个人,甚至一双拳头、一只脚,包装成明码标价的商品。
这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声音,这也是一门财源滚滚的好生意,公司能让形而上的艺术待价而沽,把最高贵的精神享受换算成一个具体的数字。
这是一次国事访问,这也是一次商务谈判,总统身后的显赫人物不是大将军而是大老板。影响现代世界格局的不再单单是政治的考量,还加上了公司的订单。
这是一场现代战争,看得见的是硝烟、战火,看不见的是提供物流和信息保障的公司。军队的效率是外来的、强制性的。公司的效率却是内生的、主动的。终于,军队这个最有效率的组织也不得不开始向公司学习管理。西点军校甚而被评为最好的商学院。
华盛顿大学美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默里•韦登鲍姆:
“离开了有组织的商业活动,我们就不会有现代社会,就无法获得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公共事业、电力供应、信息通讯、银行体系或仅仅是产品。”
数百年中,公司热闹过,也沉寂过。它生存下来,强壮起来,并且一点点地渗入到社会的血脉中,终于把自己变成无处不有的存在。那么,公司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它是如何诞生的呢?
人类天生就是生意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交易可能是人的本性之一,它的历史可能和语言一样古老。
从两河流域的神庙银行,到古埃及的奴隶制工场;从丝绸之路上栉风沐雨的阿拉伯商队,到北欧繁忙的行会、作坊;从中国明清时期兴盛的商帮,到欧洲近代的各种商业同盟。几千年来,世界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商业组织。如今,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已被淹没在历史厚重的尘埃里,而公司则在岁月的潮起潮落中逐渐成形。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陈志武:
“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在16世纪后半期,17世纪初,在英国和荷兰出现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之前,它的雏形,实际上在古罗马和中世纪的西欧已经出现了。”
这幅创作于公元一世纪的浮雕,凝固了2000多年前的一个瞬间。清晨,在灯塔的指引下,一艘商船缓缓地驶进了图拉真港。据考证,这幅浮雕是一家罗马公司的招牌。这可能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公司影像之一。
罗马第二大学经济史教授 罗贝塔•莫莱丽:
“古罗马的商业组织形式主要是个人合伙制,而个人合伙的形式无疑发展了亚里士多德——‘有法,斯有社会’的观点。”
罗马的公司由合伙人共同出资,选举管理人经营业务,雇员很少超过100人。和今天相比,那些公司在各方面显然都相去甚远,但重要的是,罗马时代确立的法律原则,对未来公司的发展影响深远。
美国法学家 L•E•小波泽尔:
“在罗马法中,人是指能够拥有财产权,能够起诉和被起诉的任何个体,虽然起诉和被起诉不太像是权利,但事实上,它们都是。”
罗马第一大学法学教授 桑德罗•斯奇巴尼:
“所有权的不可侵犯性,所有权的稳定性,或者说权利归属的稳定和明确,不仅对商业活动,对整个社会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也许正基于此,很多学者才把发明公司的荣耀归于罗马人,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鼓荡在公司船头的帆,板结成了岩石。真正的公司时代的到来,还要在人被进一步解放之后。
这些古老的帐簿,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商业契约。它们出自热那亚一位勤奋的抄写员乔凡尼之手。在许多意大利城市的档案馆中,保留着成千上万份这样的契约。契约的内容自然无法和今天的商业合同相比,但是它们见证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和财产关系。它承认立约的双方有按照自己意愿处理自己财产和劳动力的自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市场交换是一种自主的、自由的交换。就是不同的主体,他们各自自主地进行他们自己的产权和别人相交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
“如果没有财产权利明晰化的话,它不可能有契约的基础,也不可能有公司的产生。”
平等缔约的前提,是人的平等。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让出身、门第、等级都不再成为衡量人的标准。人的价值受到肯定,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受到鼓励,但是,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维迎:
“个人可以有一种新的想法,但是要把这种新的想法变成商业化的、有市场价值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话,那么它是通过公司的力量所推动的。”
所有的铺排似乎都等待着一次历史性的变化。终于,在15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热那亚籍的航海家哥伦布带回了关于新世纪的讯息。新世界是什么?是土地,是人口,是资源。后来人们发现,那是一个广阔的市场。
未来学家 约翰•奈斯比特:
“如果退后一步,总揽世界全局的面貌,世界正在融合成为一个经济体,迈向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
再也没有比市场更重要的风向标了,从这个角度看去,世界顿时变成一个崭新的模样。在大航海带来的时代剧变中,人类数千年来建立在亲友、乡邻关系中的传统商业组织已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和资金,商业合作必须跨越血缘和地缘,超越人格和亲情。
1893年10月7日,一出喜剧在伦敦西区首演,剧目的名字叫《乌托邦股份有限公司》。终场时,全体演员加入到一场大合唱中,歌词是这样的:凑7个人把一个公司组成,他们一上来就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宣布他们打算在什么程度上把债务还清。合唱的内容正是英国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7个人就可以注册并承担有限责任。19世纪中期,股份有限公司终于作为一项制度被法律固化下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
“公司最大的三个特征是,有限责任、投资权益的自由转让和公司的法人地位。这三条是定义公司的最重要的特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所谓法人组织,就是若干人合起来建立一个拥有独立生命的这么一个组织,而以前的那种企业,家庭企业或者是合伙制企业,它都是建立在家庭财产基础之上的。”
个体公司与合伙制公司至今仍然存在,并发挥着各自的优势,而股份有限公司的历史性跨越在于,它使得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它凝聚起生命个体的能力,将其变成强大于任何个人的经济动力,它给每一个想投身于奋斗的人搭建了平台。
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我认为,公司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组织之一,许多哲学家、作家和学都都曾说过,政党、国家、宗教是现代社会的缔造者,但是我认为,真正缔造了现代社会的是股份有限公司。”
19世纪末,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这样评价公司的威力: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
公司到底做了什么,让世人发出如此这般的惊叹声呢?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说过,光是制造出令人满意的肥皂还不够,还必须诱导大家洗澡。于是,公司发明并传播了体臭和口臭的概念。有人说,需求决定供给,但是公司决不墨守这个成规,公司制造了需求。
德国企业史研究会前主席 维尔纳•普路姆珀:
“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公司的本质在于,它给了人们开拓市场的机会。”
1882年,爱迪生启动了美国第一座发电厂,人类从此摆脱了地球自转周期的影响,但是,并非每一项伟大的发明都能变成造福社会的产品,光明源自技术与资本合作创办的电力公司。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可拉斯•巴特勒直接了当地宣称,有限责任公司是近代最伟大的发明,少了它,就是蒸汽机和电力的重要性也会降低。
德国管理学家 赫尔曼•西蒙:
“很多的革新,比如汽车市场、计算机市场,再如我们遇到的新挑战,气候的变化、绿色科技、纳米科技、通讯科技等等,所有的这些挑战,都是由公司最后攻克解决的。”
今天,财务报表已成为真正通行的世界语,只需这三张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人们就能读懂公司的秘密。在规则的制定和观念的传播上,公司往往走在前面。最重要的是,公司深深影响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秩序。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大卫•施密特雷恩:
“公司的一个影响是带来了某种平等。它打破了某些观念,比如:特定的生活方式,只有贵族或富人才有权享有,比如有些人生来就高人一等。”
说是公司缔造了美国,也许有些夸张。但是,美国的综合实力,显然是以它所拥有的550万家公司作为基石的。
200多年间,勇于冒险、创新、自我奋斗的企业家精神,曾经改变了无数个欧洲移民的命运,也改变了新大陆自身的命运。在每一片释放了普通人能量的土地上,公司的传奇不断上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罗伯特•蒙代尔:
“我认为,从历史上看,企业家至少和政治领袖同样重要。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们,曾经让欧洲变得强大。如今也正在让中国变得强大,他们是和政治领袖一样重要的人物。”
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伊藤元重: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其中公司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是否拥有大量强大的公司,已经成为关乎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
近代以来,任何忽视市场力量,不能发挥公司组织优势的国家或社会都逐渐凋落。唯籍由公司推动市场经济的生产力、解放个人的创造力,国家才能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历史总在反复地验证,但历史并不会简单地重复,最新的故事是在新兴市场中书写的。
两个曾经的计划经济国家,几乎同时打开了市场之门。1991年后,印度逐渐取消了公司建立和运营的许可证制度。十余年后,印度的700多家软件公司使它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国,以大象般有力的步伐迈入国际市场。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公司从此走上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今天除了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上的43个席位外,还有4000多万个中小企业在为这片土地提供发展的动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维迎:
“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它的经济可以发达。找不到一个市场不发达,这个国家可以发达,没有的。所以,现代社会的财富创造、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尼古拉•巴维莱兹:
“那些充分利用竞争的国家吸引更多的智力、才能、资本和企业,并且动员起公共资源,从而成为当今世界上发展得最好的国家。”
然而,越是强大的力量,越是需要约束,公司可以天翻地覆地改变世界,却难以摆脱与生俱来的困扰。即便在公司最荣耀、最辉煌的日子里有一个声音也始终萦绕不去,人们常常告诫自己也提醒他人,公司是个危险的家伙。
20世纪70年代,美国普强公司的新药帕纳巴十分畅销,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这种药的副作用能致人死亡。普强公司召开了特别董事会,最终决定继续销售,并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为,药品撤市时间每拖延一个月,公司就能多挣100万美元,消息披露后整个美国为之震惊。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阿姆斯特朗,专门设计了一个角色扮演的实验,来研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斯考特•阿姆斯特朗:
当我询问那些没有卷入事件的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问他们会怎么做,97%的人表示会将药品撤出市场。
但是,当实验者转而扮演起普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后,同样的问题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斯考特•阿姆斯特朗:
“董事会上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有人想辞职,有人很沮丧,还有人大声争吵,但是最终没有人将药品撤出市场。”
普强实验在十多个国家重复了近百次,结果大同小异,每一组扮演董事会的人都认为这体现了公司的本分,即股东利益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绕不开的一个词,构成了多少悲喜剧的根源。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大卫•施密特•雷恩:
“当然,公司会具有破坏性,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自然的。公司有时会与我们所追求的某些社会价值背道而驰,因为公司需要回报那些投资者。”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公司曾经洗劫了美洲、非洲、亚洲。它将几百万人变成商品,被它强迫迁移的还有无以数计的植物、动物、矿物,甚至包括细菌和病毒。从郁金香到房地产,从阿姆斯特丹到新阿姆斯特丹,从1637年到2008年,无数次的股市泡沫都没能阻止下一次的铤而走险。首相下野、总统入狱、高官落马,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金钱与权力的交易,如同一处无法根治的顽疾。
当人被物化成机器时,公司却似乎比机器更冰冷。它苦恼的是,自己只需要一双手,但却不得不雇用一个人。自公司诞生之日起,关于它的种种指责就从未消失过,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贪婪,并非公司之罪,却因公司而被无限地放大了。然而,逐利的欲望和自利的动机既是灾难和危机的培育液也是公司永葆活力的不竭之源。公司的功与过都来自同一个母体。
京瓷集团名誉董事长 稻盛和夫:
“我认为有欲望是人的本能,人们想过更富裕、更便利的生活,这种欲望成为动机。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其结果是在欲望的推动下创造了今天的现代文明和社会。”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司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也是就是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然后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里,达到6600国际元,增加了37倍。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带来这250年财富迅速增长的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而公司组织正是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细胞。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时就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公司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科斯指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公司内部的管理成本时,公司便产生了。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皮埃尔•西里尔•赫特科尔:
“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可以进行自由交易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中,个人可以选择用金钱或者才能进行投资,来参与经济活动,也可以和别人联合组建公司、开拓业务。”
诺贝尔经经济学奖得主 迈克尔•斯宾塞:
“我们还没有找到公司的替代品可以在市场经济中从事商业活动,同时,我们也没有找到市场经济的替代品。”
作为市场经济中无可替代的组织,公司在人们爱恨交织的复杂目光下成长、校正、自我更新。这是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来的2009年全球最有权力人物排行榜,前10名有5位出自公司,在财力、影响力和权力的综合考量后,他们的名字和国家首脑、宗教领袖及王室成员列在一起。
公司正在改变世界的权力结构,以至于人们甚至开始担心,最终有一天,公司会收购国家。而不论我们是欣喜还是担忧,公司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
这是位于伦敦萨维尔街的一家制衣公司(英国伦敦亨利·普尔制衣公司),查尔斯·狄更斯曾是这里的顾客,温斯顿.丘吉尔留下了衣服尺寸,戴高乐将军也亲往订做西服,公司曾为维多利亚女王制作礼服,至今仍在为伊丽莎白二世量体裁衣。200多年,他们一直在这条街道上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保持着精良的工艺,也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亨利•普尔制衣公司董事长 安格斯•康迪:
“我会充满希望地说,100年以后,亨利•普尔公司仍然会屹立在这里。”
如今,各种各样的公司并存于世。它们产品不同、规模不同、目标不同、管理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承载着人们各自的梦想和创造。公司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它告诉我们如何挣钱并教给我们怎么花出去。它引导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甚至最私密的个人事务,恋爱、结婚、也逐渐由公司帮助打理。但是,我们真的了解身边的公司吗,当我们谈论公司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杜邦公司董事长 柯爱伦:
“我认为一家理想的公司是这样的地方,每位员工都能够充分参与,并且全力为公司的成功贡献自己力量。”
欧美雅集团首席执行官 让•保罗•安巩:
“在今天或者明天创造利润是容易的,而一个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当家人的使命是让他的企业可以有可持续的收益和发展。”
联合利华公司高级副总裁 加文•尼斯:
“公司首先必须有很强的价值观,并且这些价值观不应改变,应是持久、永恒的。”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柳传志:
“公司应该传达一个更好更正确的财富观,再有一个,公司应该更好地去多做一些慈善事业,为整个的社会尽些责任。”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
“能够通过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去影响这个社会,完善这个社会,让每个人懂得交易、平等、分享、透明。我觉得这样的公司,在我看来是受尊重的。”
走过了几个世纪的公司,正在经历一次全新的机会和考验。伴随着全球化的足迹,公司已不再是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市场的引领者了,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规则,公司梦寐以求的世界似乎正在到来。但是,全球体系却用另一种方式放大了公司的威力。2008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公司,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全球股市应声下跌。10月,金融海啸开始蔓延,整个世界陷入了麻烦。对贪婪的讨伐让公司再次面对功与罪的争辩。回顾历史,重大的危机常常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全球化浪潮下的这场严峻挑战会将正在网络化的世界引向何方。人们需要重新审视无所不在的公司。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公司,而在于公司应该受到何种法律框架的约束。”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大卫•施密特雷恩:
“公司有点像一棵树的一部分,可以用来建造房屋或拿来打人。”
阿尔卡特•朗讯公司首席行官 韦华恩:
“我们的世界将是这样的,社会会问,你获得了利润,但是如何获得的呢。”
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 比尔•福特:
“我认为,任何公司的目标都是帮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如果不是的话,这样的公司可能并不需要存在。”
一个没有公司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当公司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全球性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由人类亲手培育的庞然大物,公司到底是什么?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公司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一切问题从来都没有唯一和不变的答案。我们出生之前,公司早已落地生根,我们离开之后,它还将长存于世。它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未来。我们无法错过这个比我们生命更古老和年轻的命题。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我们想要再次回望来时路。
结尾语: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