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汇率不如涨工资

　　在笔者看来，中美的汇率问题，从某个角度上看，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保护主义，同美国的核心经济利益，即解决美国债务问题、维持美元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美国、欧洲在应对危机时的不同做法可见一斑。

　　美国解决金融危机和欧洲处理债务危机的一个根本差别，就是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印刷美元，而欧洲却不能不受限制地印刷欧元。由此，美国可以迅速拿出几万亿美元反危机，而欧洲在IMF的帮助下，才推出了万亿美元的拯救方案。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美国的拯救方案包括三部分：政府给银行注资，政府实施扩张性赤字财政，美联储大量购买债券和实施零利率。而欧洲的万亿美元拯救方案，却还要以收缩财政为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至今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美国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的去杠杆过程，而希腊则是通过典型的去杠杆过程来解决危机。这种差别，归功于美元。实际上，美国也是高赤字，高债务的国家。在2007～2009年这3年中，假如像中国这样的美国债务拥有者，不予合作，大量抛售美国债券和美元，其催生的套利机会推动投机客大量做空美国债务和美元。美国将无法任意印刷美元，而不得不发生痛苦的去杠杆过程。美国的处境可能会和今天的希腊差不多。由此，缓解过度的赤字和债务问题，就已经成为美国巩固美元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理论上讲，解决债务问题、即债务/GDP的问题，主要有四种方式：从分子看包括削减开支和增加收入，从分母看包括GDP增长和通胀。笔者认为，首先，大幅度削减开支，在美国目前的情况下不太可能。相反，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在消费和投资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仅不能降低支出，而且必须增加。其次，众多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后危机时期，美国GDP增长可能长期处于2%左右，因此美国单纯依靠GDP的增长，解决债务问题也不现实。第三，增加收入方面，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增税，包括提高富人的税率和公司税率。而其中，公司税率的提高，将影响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因此，美国选择增税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通过上述分析，美国要想破解债务问题，最好的选择就是美元贬值，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进口通胀”，进而导致债务贬值。但是，在欧元持续贬值和日元升值空间不大的情况下，这个所谓美元贬值最大可能就是相对于人民币而言。

　　警惕人民币陷入持续升值的陷阱

　　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而且如果操作不当，会给中国带来许多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加剧中国内部的不平衡，导致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而从日本的教训看，一旦市场形成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市场预期,人民币将被迫持续升值，中国将在事实上失去汇率主权。

　　具体分析来看，当以下条件共同存在时，人民币就可能陷入持续升值的陷阱：

　　――中国将人民币市场汇率作为汇率改革的目标。目前人民币和美元的供求关系不平衡，美元过度泛滥。在这种前提下，谈论市场汇率这个目标机制，市场理所当然的会期望人民币持续升值，一直升到“到位”（市场汇率）为止。这是国际金融市场的现实，每当投资者谈论人民币的市场汇率体制时，言下之意，就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美国财政赤字导致人民币市场汇率的不断变动。笔者认为，只要美国持续推动赤字预算，只要中国延续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在现有的货币体系下，人民币市场汇率将永远是由美国赤字推动的移动目标。市场汇率本身成了一个不断上浮的变量。举例来说，假定在某一年，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完全由市场汇率决定，并在当年完成了一步到位的升值。但在第二年，由于美国继续推行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导致中国的美元储备进一步上升。供求关系的改变，必然导致市场汇率的变化。去年的到位，变成今年的错位。人民币必须再次升值。人民币所谓的一次（或多次）升值到位，其实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长跑。

　　――在美国干预下，人民币汇率或直接或间接地做出了反应。假如人民汇率变化直接或间接的夹有美国因素，那么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自然就受到美国因素的左右。市场在预期人民币是否升值时，就自然会更多的考虑美国的态度，美国的政策取向。这种情况下，中国想要管理市场预期，就必须管理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和政策。而美国的汇率政策是受其国家利益支配的，中国不可能有效管理这个外生变量，从而也就无法有效管理市场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市场参与者，基于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基于对汇率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基于人民币同美元的供求关系，只要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元储备，市场参与者就会“合理”地预期到美国具有要求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潜在冲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只要市场形成了持续升值的预期，人民币不可能完成一步到位的升值。一次被动的较大幅度的升值，反而可能导致更大的升值预期，导致有人加大操纵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力度。

　　而且，一旦市场形成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人民币汇率就可能面临市场和美国两面作战的困境，而失去控制汇率的主权。希腊债务危机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低估金融资本的力量，也不要忽视美国追求国家利益的决心。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市场预期，必然导致从中套利的市场行为，这些行为又反过来推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从中套利的市场行为――人民币将很难跳出这个自我循环的市场怪圈。

　　上世纪，日本就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教训。市场形成了日元持续升值的预期，日本完全失去了有效控制汇率的主权。在美国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日元走上了持续升值的道路。从360：1美元，一路上升，直到80：1美元，还没有停滞之势。后来，美国基于同日本的战略关系，不愿意看到日本经济的破产，通过美日两国政府共同对市场的干预，才阻止了日元的灾难性的继续升值。否则，日本经济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停滞”，可能是崩溃。那么，当中国的人民币处于类似的境况，美国会不会出手相救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冷静思考的问题。

　　另外，由于日元最后停止升值是美国因素干预的结果，而市场对日元升值的预期只是潜伏了起来，并没有消失。市场依然认为，只要美国改变对日元汇率政策，日元就会重新走向升值之路。这种潜伏的市场预期和美国因素，如同悬在日元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有风吹，市场就会闻风“草动”，推动日元升值。

　　人民币升值将阻碍发展方式的转变

　　笔者观点，人民币升值和持续升值的市场预期，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许多负面影响，阻碍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中，最直接和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会进一步降低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产品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当出口产业的雇主预期人民币会长期升值时，为了维持市场的竞争力，就会尽量降低投入要素的成本，包括降低工资，降低工资的增长速度，这将导致出口产业劳动者工资增长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第二，人民币升值导致进口产品价格下降。这给国内同类产业带来巨大的价格压力，为了降低成本，维持竞争力，这些产业同样会出现工资增长缓慢或停滞的局面。

　　第三，进出口产业工资的停滞或缓慢增长，将通过市场机制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结果是使工资增长出现全面的结构性的停滞。

　　笔者认为，工人工资增长的放慢，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更加不公，贫富更加悬殊，内需更加不足，内源发展的市场更加萎缩以及对出口导向进一步依赖，而最终将使中国很难实现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

　　事实上，由于货币升值导致工人工资下降的例子非常多，希腊就是其中之一。希腊在加入欧盟以后，由于欧元的援助计划、奥运会相关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和大量低廉的资本流入，在2007年以前，希腊GDP的增长率平均为4%，为欧元区平均水平的两倍。但是，这样快速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结构性问题，那就是欧元的长期大幅度升值。欧元的持续升值，希腊经济竞争力的持续下降，导致产业空心化，工人工资增长长期缓慢，甚至下降。中下层没有分享到GDP高速增长的好处，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在这次债务危机中，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中下层，认为政府开支等紧缩计划，是将危机转嫁在在他们身上，不公正。于是他们走向了街头。

　　日本也是这样。上世纪50年代，到1971年，日本同美元汇率固定在360：1美元。在这段时间，日本制造业的名义工资，每年增长10%，远远高于美国的4.5%。名义工资的高速增长平衡了较低的名义汇率。然而，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在多种压力下，市场形成了日元无限升值的预期。在日元长期升值的期望下，雇主长期面临成本和利润的压力，工资增长开始放慢。从1975年至今现在的35年中，日本工人的工资增长不仅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而且远远低于美国工人。其结果就是日本中产阶级大量滑入贫困状态。据美国《纽约时报》最新报道指出，日本厚生劳动省2009年10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大约2000万日本人，约1/6的日本人生活在贫困中。

　　以提高工资方式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不平衡问题

　　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较高。但笔者认为，调整中美两国货币的实际汇率的手段是多样的，调整名义汇率只是手段之一，而调整两国劳动者的相对工资也是一种方式。例如，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利率不变，调整相对工资的增长速度，让中国工人的工资增长高于美国出口产业工资的增长速度，也是调整两种货币实际汇率的一种方式。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10%，不如维持人民币同美元的名义汇率不变，而将出口产业的工资提高10%。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二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将导致出口产业的相对成本增加10%，出口产业的利润下降10%。从而导致中国出口增长的放慢。所以，笔者的观点，与其中国承诺人民币升值，不如选择维持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而加快出口产业工人工资的（相对于美国的）增长速度。

　　在汇率和工资之间，中国应当选择工资，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内外两种不平衡。具体分析来看：

　　首先，工资是刚性的。工资增长的加速，导致出口产业成本的刚性上升，迫使中国出口产业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竞争，起到推动出口企业的自主创新的作用。而人民币升值是软性的，以日本的例子为例，雇主可以将升值的压力转嫁到工资上面。

　　其次，工资的增长可以解决内部不平衡。提高出口产业公认的工资，有利于同时破解困惑中国的“铁三角”，即收入不公――内需不足――出口依赖。出口产业的工资上升，可以起到示范和拉动作用，通过市场传递，拉动中国整体工资的上升。工资总体水平的上升，无疑可以进一步起到提高内需，缓解贫富悬殊的作用，同时为内源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潜力。 第三，工资的增长有助于降低出口依赖。工资上升，导致出口产品成本的刚性增加，利润下降，有利于降低出口导向产业的增长速度，有利于改变对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成为内源发展的契机，改变中国的经济格局和发展方式。

　　通过前面的诸多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中国工人工资增长的缓慢或停滞。从这个角度上讲，人民币升值，是中国工人在补贴美国出口产业。中国不能走这条汇率之路，不能让利于人。中国在后危机时期的世界格局重新划分中，要有自己的思路，走自己的路，解决自己的问题。由此，笔者认为，要在国际利益博弈中，让利于民，通过提高工资，让利于中下阶层。以提高工资的方式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经济不平衡，不仅仅有利于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而且还能有效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益；不仅培育了中国内部需求，还为中国走内源发展的战略创造了内部市场。这是公平和效益统一的举措，是短期和长期并重的举措，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