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把日本导入泡沫经济的﹖

贸易摩擦﹐产业控制与高科技争夺国家利益和世界霸权是美国政策的核心

日本与美国是二战期间的敌人﹐战后的政治军事外交盟友。美国先占领日本﹐又扶植日本﹐是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以后则是围堵中国的需要。

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改造日本。战后日本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杜鲁门总统帕特使﹑银行家道奇去推行“休克疗法”﹐说日本是“高跷经济”﹐要砍掉美国援助和财政补贴这两条腿﹐造成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依靠朝鲜战争才解脱出来。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8年﹐离不开美国的扶植﹐美国替日本承担了军费﹐把力量集中于发展军事工业﹐向日本廉价转让民用技术﹔对日本实行5％的优惠关税﹐而默认日本单方面对美国征收15％的关税﹐保持对美大幅度贸易顺差。日本则在政治军事外交技术市场方面全面依赖美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基地。

日本的半导体和汽车﹐在6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强劲竞争对手﹐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整治日本。早期逼迫日本“自愿限制出口”﹐从1956年的纺织品﹐到后来的钢铁﹑汽车﹑计算器﹐层出不穷。1977年美国半导体协会指责日本违背市场规则﹐滥用倾销方式。美国政府帮助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政府间协议限制日本﹐培植台湾韩国作为竞争对手﹐至1993年终于取代日本再度成为最大的芯片出口国。日元资本外流出现了产业空心化﹐日本政府没有魄力和能力推动产业升级﹐至21世纪日本在高科技产业上已完全输给了美国。

出口导向﹑货币升值﹑金融自由﹑宏观失控是催生泡沫经济的四大因素

1946年为扶植日本﹐美元对于日元大大高估﹐出口导向恶化了国内的二元经济关系。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日元从一美元兑换360日元升值到了250日元。日元在1965年就宣布可自由兑换﹐但金融体系没有放开﹐国家控制相当严密﹐国际资本无法自由进出。美国压迫日本先开放金融市场﹐再把日元升值﹐一直持续了14年﹐日本节节抵抗﹐节节败退﹐最后全盘放开﹐顷刻瓦解。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明了一种理论﹕日元低估是万恶之源﹐日本政府操纵汇率﹐背离市场﹐导致美国双赤字。美国联合西方各国﹐在1985年达成“华盛顿共识”﹐连手压迫日元升值。一宣布就造成严重升值预期﹐投机资本进入日本﹐1985年底就使日元迅速升值到1比200﹐最高升值到1比80﹔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日元曾贬值到1比150﹐后来就在90~130范围内波动。

仅仅是货币升值﹐并不会产生严重的泡沫经济。

华盛顿共识不限于宣布日元升值﹐而是一个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开放国内市场﹔充分发挥私人行业的生命力﹔实施弹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虑到日元的汇率﹔更有力地推动金融体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反映日本经济的实力﹔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追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扩大消费信用和住房按揭等。

在货币升值期间推行金融自由化﹐加速泡沫经济形成。日本传统金融体制是主银行体制﹐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以银行为中心形成企业集团﹐政府规定存贷款利率差﹐保护银行和居民的利益。资本市场极不发达﹐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主要目标不是利润﹐而是政府经济目标和财团整体利益。

这种银行体系被指责为“封建体系”﹐逼迫日本实施金融体系和外汇市场自由化﹕扩大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允许银行业以利润为中心﹐从事创新业务﹐发展房地产按揭和资产证券化﹐银行参与债券发行﹐交易外国金融期货﹐进入养老信托﹐向企业出售证券化贷款﹐将银行完全推向市场和国际化﹐改造成“现代银行”﹐废除政府对银行的保护。

金融自由化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引起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日益融合﹐银行过度介入证券市场。日本在1960~1980年企业借入资金为30％﹐1980年代后下降到10％﹐进入1990年代下降到5％。银行收益减少﹐从事高风险高收益投资﹐加大了金融系统存在的道德风险。

日本政府保持高增长思维惯性﹐进退失据﹐决策屡屡失误

日本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在改革过程中忽略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风险﹐宏观政策屡屡失误。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鼓励银行和企业向海外投资。1980~1984年逐步放开外汇管制﹐外国企业可在日本发行以日元和外国货币为基准的债券﹐日本金融机构可用任何货币在海外发行债券﹐把得到的资金对置成日元﹐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的资本供给者﹐19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1996年16.7％的GDP是外国资产。日本外流的资本有40％到了美国﹐25％到了亚洲。日本银行在美国发放的贷款曾达到美国新增贷款的17％﹐大量购买美国的房地产﹐此时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日本资本接盘后﹐美国房地产就崩盘﹐日本投资巨亏﹐相当于十年对美贸易顺差。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保持企业竞争力﹐日本实行低利率﹐把经济资源引导到资产投机和信用扩张﹐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形成。日本银行在吹大资产泡沫的同时﹐也吹大了自己资产和利润。金融自由化促进信用极度扩张﹐银行业资本极度膨胀﹐银行股票价格迅速上升﹐“解放资本”的奇迹就是资产泡沫。股市从1986年的1.2万点飙升到3.9万点﹐东京房地产总市值超过全美国房地产总值﹐资产泡沫吸引了巨额银行贷款。1980年日本银行在世界前十名当中只有一家﹐1988年囊括了前十名。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暴跌引起全球连锁反应﹐各国在1988年紧缩银根﹐日本仍沉浸于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增大现钞供给﹐到1989年紧缩银根为时已晚。1990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日本当局直到1995年才承认经济衰退﹐采取措施已晚﹐经济泡沫最终破灭。

日本银行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1992年达到4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寄希望于经济回升消化不良资产﹐结果1998年增加到87万亿日元﹐占银行业贷款的15~20％﹐国内生产总值的30％。

在经济大萧条环境下﹐日本政府在1996年实施“大爆炸”式的全盘自由化改革。2002年推出“金融再生计划”﹐受此冲击2003年股指跌破八千点大关﹐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经过长期的改革﹐健全了法律监管﹐至2005年银行不良资产下降到16万亿日元。

理论上讲﹐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是必要的﹐但也充满着风险。初期改革与货币升值﹑经济高速增长并行﹐引发了资产泡沫。泡沫崩溃以后﹐市场力量无法使日本走出通货紧缩﹐零利率和改革都不能解决问题﹐出现“流通性陷阱”。2008年受美国影响﹐日本的出口和GDP又出现下降﹐经济没有走出衰退。

日本的挫折根本在于﹕第一﹐没有完整的主权﹐在外力压迫下被迫升值和改革﹔第二﹐错误地应用新自由主义理论﹔第三﹐没有处理好货币升值﹑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关系﹔第四﹐沉浸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思维中不能摆脱﹐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在经济转型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我一直认为中国不会走日本老路﹐因为大家对此已有警惕﹐现在看来有必要旧事重提。中国目前形势与日本非常相似﹐理论欺骗仍旧有市场﹐中国有强大的势力在阻挠我们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主流媒体一直有意识地回避实质问题﹐而把反思限制在技术层面。如果美国使用硬的一手﹐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中国就范﹐还是有可能的。毕竟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有依附性﹐“精英”吃美国奶长大﹐被美国洗了脑子﹐他们害怕与美国对抗﹐也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中国仍是“主流”。他们已形成利益集团﹐有一整套思想理论政策﹐掌握了许多部门的领导权。在外部压力下﹐我们内部会可能起分化﹐走泡沫经济之路的可能性是有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从国家利益与安全角度谨慎对待升值等问题﹐绝对不能让泡沫经济等问题葬送30年的改革成果。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杨帆

原载：香港传真

我在硕士期间专攻日本经济18年高速增长﹐当时国内外舆论把日本捧上天。后来泡沫兴盛﹐美国出版《日本第一》﹐惊呼“日本买下了美国”。曾几何时泡沫破灭﹐日本停滞20年。黄树东先生近期著作﹐论述了美国从国家利益出发﹐把日本导入泡沫经济的历史。

贸易摩擦﹐产业控制与高科技争夺国家利益和世界霸权是美国政策的核心

日本与美国是二战期间的敌人﹐战后的政治军事外交盟友。美国先占领日本﹐又扶植日本﹐是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以后则是围堵中国的需要。

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改造日本。战后日本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杜鲁门总统帕特使﹑银行家道奇去推行“休克疗法”﹐说日本是“高跷经济”﹐要砍掉美国援助和财政补贴这两条腿﹐造成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依靠朝鲜战争才解脱出来。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8年﹐离不开美国的扶植﹐美国替日本承担了军费﹐把力量集中于发展军事工业﹐向日本廉价转让民用技术﹔对日本实行5％的优惠关税﹐而默认日本单方面对美国征收15％的关税﹐保持对美大幅度贸易顺差。日本则在政治军事外交技术市场方面全面依赖美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基地。

日本的半导体和汽车﹐在6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强劲竞争对手﹐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整治日本。早期逼迫日本“自愿限制出口”﹐从1956年的纺织品﹐到后来的钢铁﹑汽车﹑计算器﹐层出不穷。1977年美国半导体协会指责日本违背市场规则﹐滥用倾销方式。美国政府帮助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政府间协议限制日本﹐培植台湾韩国作为竞争对手﹐至1993年终于取代日本再度成为最大的芯片出口国。日元资本外流出现了产业空心化﹐日本政府没有魄力和能力推动产业升级﹐至21世纪日本在高科技产业上已完全输给了美国。

出口导向﹑货币升值﹑金融自由﹑宏观失控是催生泡沫经济的四大因素

1946年为扶植日本﹐美元对于日元大大高估﹐出口导向恶化了国内的二元经济关系。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日元从一美元兑换360日元升值到了250日元。日元在1965年就宣布可自由兑换﹐但金融体系没有放开﹐国家控制相当严密﹐国际资本无法自由进出。美国压迫日本先开放金融市场﹐再把日元升值﹐一直持续了14年﹐日本节节抵抗﹐节节败退﹐最后全盘放开﹐顷刻瓦解。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明了一种理论﹕日元低估是万恶之源﹐日本政府操纵汇率﹐背离市场﹐导致美国双赤字。美国联合西方各国﹐在1985年达成“华盛顿共识”﹐连手压迫日元升值。一宣布就造成严重升值预期﹐投机资本进入日本﹐1985年底就使日元迅速升值到1比200﹐最高升值到1比80﹔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日元曾贬值到1比150﹐后来就在90~130范围内波动。

仅仅是货币升值﹐并不会产生严重的泡沫经济。

华盛顿共识不限于宣布日元升值﹐而是一个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开放国内市场﹔充分发挥私人行业的生命力﹔实施弹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虑到日元的汇率﹔更有力地推动金融体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反映日本经济的实力﹔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追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扩大消费信用和住房按揭等。

在货币升值期间推行金融自由化﹐加速泡沫经济形成。日本传统金融体制是主银行体制﹐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以银行为中心形成企业集团﹐政府规定存贷款利率差﹐保护银行和居民的利益。资本市场极不发达﹐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主要目标不是利润﹐而是政府经济目标和财团整体利益。

这种银行体系被指责为“封建体系”﹐逼迫日本实施金融体系和外汇市场自由化﹕扩大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允许银行业以利润为中心﹐从事创新业务﹐发展房地产按揭和资产证券化﹐银行参与债券发行﹐交易外国金融期货﹐进入养老信托﹐向企业出售证券化贷款﹐将银行完全推向市场和国际化﹐改造成“现代银行”﹐废除政府对银行的保护。

金融自由化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引起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日益融合﹐银行过度介入证券市场。日本在1960~1980年企业借入资金为30％﹐1980年代后下降到10％﹐进入1990年代下降到5％。银行收益减少﹐从事高风险高收益投资﹐加大了金融系统存在的道德风险。

日本政府保持高增长思维惯性﹐进退失据﹐决策屡屡失误

日本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在改革过程中忽略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风险﹐宏观政策屡屡失误。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鼓励银行和企业向海外投资。1980~1984年逐步放开外汇管制﹐外国企业可在日本发行以日元和外国货币为基准的债券﹐日本金融机构可用任何货币在海外发行债券﹐把得到的资金对置成日元﹐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的资本供给者﹐19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1996年16.7％的GDP是外国资产。日本外流的资本有40％到了美国﹐25％到了亚洲。日本银行在美国发放的贷款曾达到美国新增贷款的17％﹐大量购买美国的房地产﹐此时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日本资本接盘后﹐美国房地产就崩盘﹐日本投资巨亏﹐相当于十年对美贸易顺差。

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保持企业竞争力﹐日本实行低利率﹐把经济资源引导到资产投机和信用扩张﹐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形成。日本银行在吹大资产泡沫的同时﹐也吹大了自己资产和利润。金融自由化促进信用极度扩张﹐银行业资本极度膨胀﹐银行股票价格迅速上升﹐“解放资本”的奇迹就是资产泡沫。股市从1986年的1.2万点飙升到3.9万点﹐东京房地产总市值超过全美国房地产总值﹐资产泡沫吸引了巨额银行贷款。1980年日本银行在世界前十名当中只有一家﹐1988年囊括了前十名。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暴跌引起全球连锁反应﹐各国在1988年紧缩银根﹐日本仍沉浸于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增大现钞供给﹐到1989年紧缩银根为时已晚。1990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日本当局直到1995年才承认经济衰退﹐采取措施已晚﹐经济泡沫最终破灭。

日本银行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1992年达到4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寄希望于经济回升消化不良资产﹐结果1998年增加到87万亿日元﹐占银行业贷款的15~20％﹐国内生产总值的30％。

在经济大萧条环境下﹐日本政府在1996年实施“大爆炸”式的全盘自由化改革。2002年推出“金融再生计划”﹐受此冲击2003年股指跌破八千点大关﹐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经过长期的改革﹐健全了法律监管﹐至2005年银行不良资产下降到16万亿日元。

理论上讲﹐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是必要的﹐但也充满着风险。初期改革与货币升值﹑经济高速增长并行﹐引发了资产泡沫。泡沫崩溃以后﹐市场力量无法使日本走出通货紧缩﹐零利率和改革都不能解决问题﹐出现“流通性陷阱”。2008年受美国影响﹐日本的出口和GDP又出现下降﹐经济没有走出衰退。

日本的挫折根本在于﹕第一﹐没有完整的主权﹐在外力压迫下被迫升值和改革﹔第二﹐错误地应用新自由主义理论﹔第三﹐没有处理好货币升值﹑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关系﹔第四﹐沉浸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思维中不能摆脱﹐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在经济转型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我一直认为中国不会走日本老路﹐因为大家对此已有警惕﹐现在看来有必要旧事重提。中国目前形势与日本非常相似﹐理论欺骗仍旧有市场﹐中国有强大的势力在阻挠我们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主流媒体一直有意识地回避实质问题﹐而把反思限制在技术层面。如果美国使用硬的一手﹐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中国就范﹐还是有可能的。毕竟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有依附性﹐“精英”吃美国奶长大﹐被美国洗了脑子﹐他们害怕与美国对抗﹐也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中国仍是“主流”。他们已形成利益集团﹐有一整套思想理论政策﹐掌握了许多部门的领导权。在外部压力下﹐我们内部会可能起分化﹐走泡沫经济之路的可能性是有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从国家利益与安全角度谨慎对待升值等问题﹐绝对不能让泡沫经济等问题葬送30年的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