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的要义是渐进

按语：三十年后，中国再次掀起议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浪潮，各种声音都有。但我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谨慎有序地进行，必须坚持可控制的渐进的原则。中国的改革还是应该按照经济—社会—政治的顺序推进。前三十年的改革完成了经济改革的任务，新三十年应该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以经济政策和经济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思路，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今天应该明确提出以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可以预期，随着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基本完成，政治改革的条件才会成熟。否则，在目前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复杂的竞争激烈的国际局面下，贸然推进激进的政治改革，只能导致政治权威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和社会秩序的严重失范，造成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一，为什么说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渐进的?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不同于此前三十年的巨大的变化，从政治、社会、经济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等方面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来看，无疑是根本性的转折，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化是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渐变，而不是打破了历史和传统框架的激进性的突变。进一步说，中国改革的特点就是它的渐进性，也是它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这一特点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都有深刻的表现，在经济体制上表现为，尽管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国家仍然在重要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经济发展方向的规划和引导以及基础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1978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在新的经济体制中的延续。

　　而渐进的特征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首先是执政党所奉行的意识形态依然是建国以来确立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尽管在1976年之后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思想解放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但不是全盘否定和根本抛弃，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了新的解释，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此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新的思想理论的提出和阐释依然强调了历史的延续性。这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做法保证了党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也有利于党向新的角色的平稳过渡。

　　其次是政治制度依然延续了建国时确立的基本结构。这种制度结构就是执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之间的关系和权力从属方面没有进行大的改动，改革表现在每个权力系统内部的调整上，而没有涉及到大的整体的权力结构。也就是说，依然维持着党对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等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而没有进行彻底的激烈的变革，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为主要特点的政治制度。

　　这两个方面—作为党的指导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维持和延续通过1979年初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得以确定下来：对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的坚持涉及基本政治制度，而对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则涉及意识形态。可以说，四项基本原则为整个改革开放战略设定了政治思想和制度上的前提和边界，也决定了政治改革的渐进性特点。

　　这也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前苏联的政治改革根本区别之处。从党的意识形态上说，苏联放弃了马列主义，使其失去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彻底否定了斯大林的思想、形象和历史功绩，否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从政治制度上说，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和列宁斯大林时期确定的政治制度，接受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式的制度体系。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极端的激进的，全盘否定和抛弃了苏共的政治传统。可以认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是苏联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为什么选择渐进式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选择了渐进而非激进，起码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如同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从改善人民生活做起，不是从政治上做起。”[1]这一点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就已经明确了，经济建设是整个改革开放的中心。从中国当时的具体局势来看，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改革千头万绪，但不可能整体推进，必须有领导、有顺序、有重点逐步推进，而当时国家和人民最需要也是较为容易取得成绩和突破的就是经济。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集中发展经济的时间并不多，主要是在1956年之前，从1957年开始，党的指导思想的日益左倾，逐渐转向阶级斗争为中心，发展经济成了次要的任务。可以说，1978年以前的三十年，党的工作中心主要就是政治，忽视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的也是尽快开始现代化建设，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所以，经济是第一位的，为了不伤害到发展经济这个中心，邓小平把经济上升到了政治的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他进而提出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的新思路，用经济政策、经济办法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3]可以说，这样的改革思路一直延续下来，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不断完善成熟，已经成为整个改革开放战略的基础性思想和各级领导干部处理政治和经济关系问题的重要方法。

　　其次，激烈的颠覆式的政治改革，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制度上的，都会破坏现存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有可能引发大的社会动荡，从而导致改革的失败。这是被中外历史一再证明的规律，也是所有富有成效的成功的改革都采取渐进式的重要原因。更何况在当时的中国，已经连续进行了二十多年激烈的政治运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可谓千疮百孔，疲惫不堪，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是稳定的社会秩序、安定富裕的生活，休养生息，发展经济。而要创造这样的局面，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稳定的政治权威有秩序地推进改革，二是有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统一的思想来维系人心，要做到前者，就必须树立和强调党的坚强领导，而要做到后者，就必须对马列主义，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做出新的评价和解释。毫无疑问，如果当时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等于否定了新中国政治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和起源上的合法性基础，其后果不难想象。所以，评价毛泽东绝对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党的历史和全局的政治问题。这就是提出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之后很快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历史背景，也说明了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支持不可分离的政治逻辑关系。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是否进行激烈的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看那个政治体制是否适合国情和民情，具有领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历史上那些通过激烈的革命的方式被推翻和抛弃的政治体制其重要原因是经过长期的演变，它已经陷入了僵化和停滞，不再符合发展变化了的国情和民情，不能领导社会的前进，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在这样的情况下，渐进式的改良的修补的方法已经失去了作用，只能彻底改弦更张，对制度的基本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颠覆式的改造。中国历史上秦的中央集权制取代此前的封建制，辛亥革命以共和制推翻王朝制度，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都是激烈的政治变革，其原因在此。而共产党通过二十多年的长期革命斗争，终于取代了国民党，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的探索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和民情的发展道路。尽管1957年之后中国政治的发展是坎坷曲折的，但任何一种新生的政治制度都有一个逐渐发展和成熟完善的过程，截止到1978年，它暴露出许多的缺点和不足，但必须看到，它的基本政治架构依然在有效地维系着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没有任何新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制度可以取代它。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证明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改革的巨大成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之下取得的，它说明了这个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渐进改革下的政治发展

　　所谓渐进改革绝对不是僵化保守的维持原状，拘泥守旧，其要义是在坚持基本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的基础和前提下，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和构成制度框架的各个方面进行适应形势的改进。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来看，政治改革主要是为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改革那些阻碍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为发展经济创造适宜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尽管总体上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框架没有发生变化，但它在意识形态的内涵和政治制度具体领域的内容、机制和运行方式上却发生了丰富和广阔的变化，我称之为“不变中的渐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指导性意识形态上的不断发展。指导性意识形态上的稳定和延续是基本政治制度保持稳定和延续的重要前提。通过1978年以真理标准讨论为重点的思想解放、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和1980年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讨论，既把党的指导思想从此前的错误和教条中解放出来，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正面地位，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结束了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统一了思想，目的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但党并没有固守毛泽东思想中已经不适合中国发展的部分，而是果断放弃了他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一系列的理论，但坚持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核心，转向全面发展经济，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转折。随后，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根据改革开放具体形势的变化，对指导性意识形态不断丰富和发展，先后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思想。这切合了渐进改革的精髓---旧瓶装新酒。

　　其次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前提下，党的任务和政治制度的基本职能在逐渐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前，党的任务和政治制度的基本职能在某种程度上说主要是政治性的，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在运转，在很大程度上还遗留着革命的暴力工具的色彩。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向经济建设，专政方面的职能在日益弱化并纳入法制的轨道，而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职能逐渐得以强化、丰富和发展，实际上，三十年来，党和政府起到了经济发展的推进器的作用，这是世界上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为了追赶先进国家必须选择的模式。

　　第三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上的变化。通过长期的革命和军事斗争夺取政权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新政权的历程使得新中国的党政领导干部难以在短时间内摆脱革命和斗争的传统，他们更习惯于乡村的、紧张的、激烈的、战争节奏的政治、运动、斗争，而不善于和平时期的、城市的、经济建设。本来，这样的方式应该在1949年就结束，但历史的惯性却使革命的激情延续了三十年，到了1978年才彻底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的是规章，制度，责任，秩序以及更重要的法制，这推动着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逐渐向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方向演化。

　　第四是在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中国自古以来在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就是政治和国家强于并支配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走向，这一点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社会的鲜明特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传统的王朝政治时代，由于组织、交通、通讯等统治技术上的限制，国家的权力无法覆盖和延伸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和所有的层面，但1949年之后，随着权力集中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科技的进步，党组织和行政权力基本上延伸和覆盖到社会和经济的所有领域和层面，个人和社会、经济的自主空间几乎全部被政治垄断了，这也是中国在1957年之后各个方面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1978年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就是放权让利---政治给经济松绑，给企业自主权，允许私人经济和外资企业发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国家给个人和社会松绑，个人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从国家和单位中游离出来，自主创业，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社会也有了相对自主的空间。可以说，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逐渐分离使得经济、社会、个人具备了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当然，这种分离仍然是渐进的有限度的分离，政治依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指导性的关键的作用，国家依然强于社会。

　　仅从以上四个方面观察，足以说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尽管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激烈的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但中国的政治发展仍然是良性的和日益进步的，渐进式的改革战略既保证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稳定和连续性，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和改革自身，为进一步的改革准备了基础和条件。

　　四，继续推进渐进式的政治改革 ，以社会建设解决政治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政治、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要继续保持较快的平稳而持续的发展，就必须深化各个方面的改革，而政治改革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前所述，在中国，政治和国家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始终起着支配性的决定性的作用。应该看到，尽管中国的改革采取了以经济为中心，优先经济的战略，但其前提和基础却是政治方面包括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具体体制方面的一系列变革，没有政治改革作为先导和突破，经济社会方面的改革就无法顺利推进。

　　要继续深化政治改革，依然应该坚持渐进式的推进，走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符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民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象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幅员广阔，人口和民族众多的大国，不可能走西方国家的道路，照搬他们的政治体制和模式。事实上，那些历史上成功的世界大国，都有自己的特点，其发展模式都是独特的。试图照搬别国的成功模式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也是懒惰的做法，现实的可行的当然也是艰苦的方法只能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经过自己的实践摸索适合自己的道路。新中国的建立和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说明，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上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情的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它成功的应对和解决了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全面的危机，重建了有权威、有动员能力、有效率的能够进行有效治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成功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初步转型。所以，继续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是应该在这个基本的制度框架下进行。

　　具体说来，前三十年改革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那么在新三十年应该转向政治、经济、社会并重，尤其应该突出强调社会建设，原因在于突出经济发展而长期忽视社会领域的建设造成了二者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包括公民福利、劳动者权益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社会自治等各个方面都是滞后的，中国目前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如贫富分化、阶层冲突、群体性事件爆发、分配不公平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

　　如同本文一再强调的，中国任何改革的关键的确在于政治，前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如此，今后的社会建设和改革依然如此，没有政治改革的深入和配合，社会建设不会取得大的成就。但是，现实的问题远为复杂，改革的关键在政治，不等于就要立刻着手解决政治问题，原因之一还在于政治和国家强于经济和社会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直接对上层建筑进行大的改革难度和阻力很大，难以取得实效，而从经济和社会入手则较为容易。原因之二是解决政治问题需要相当的条件，在经济和社会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政治问题无法解决，要看到，政治既是社会和经济的主宰，也是其反映，有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没有基础的改革和发展，只在上层建筑方面做文章，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空想。原因之三是由于中国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复杂的难以分开的关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最后都会归结为政治问题。而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和社会问题，实际上就等于解决了政治问题。

　　所以，在中国，改革的大致思路还是坚持经济---社会----政治的顺序较为稳妥，也较为可行。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家无论从物质条件上还是执政能力上都具备了解决社会问题和进行大规模社会建设的能力。如果再用三十年的时间，逐步、有序、稳定地推进社会建设，在公民的社会基本保障、基本权利、劳动者权利、个人自由度、公共卫生和教育、社会自治、社会组织等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形成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和市场机制方面的不足，不但诸多社会问题会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政治和资本权力难以制约导致的腐败和特权、平等、正义等诸多政治问题也会逐步找到解决的机制和方法。经济和社会建设基本实现的基础上，政治问题的解决将是平稳的，水到渠成式的。

　　所以，应该延续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用经济政策、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思路，明确提出用社会政策和社会建设来化解新的政治问题的观点。

　　从这个角度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之点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从破的方面入手，改革和破除那些阻碍和不利于社会建设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政治体制和机制;一是从立的方面入手，建立推动社会建设的政治体制、机制、制订相关的政策，还必须尽快建立执行相关职责的党政部门。

　　和经济建设相比，社会建设的任务更加复杂，难度更大，一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就是弱社会的结构，社会建设缺乏传统和动力;二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的滞后造成政治权力挤占社会空间;三是社会建设已经涉及到国家和社会之前的权利博弈，必然带来政权的阻力;四是社会建设主要是制度、规范等方面较为抽象的领域，是需要耐心和耐力长期进行的，难以在短时间内看到实效，行政部门缺乏推进的动力。尽管存在着诸多的难度，只要执政党坚决推进，措施得当，领导有方，加上人民群众的拥护和配合，就会取得成就。

　　总之，中国三十年改革采取的渐进式的战略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事实上，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是现实主义的、渐进的，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那种激进的、彻底批判和抛弃本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照搬、抄袭、移植别国的政治思想和发展模式的做法是理想主义的，也是注定会失败的，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政治改革需要理想主义的激情，没有远大的理想，就不会有坚定的意志和推进改革的激情，但政治现实远比政治想象严酷，政治实践远比理论和逻辑复杂，成功的政治改革需要更多的理性、冷静和智慧。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这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的国家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必须谨慎行事，精心筹划，运筹帷幄，尤其是中国将会长期处于持续变革之中，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道德伦理制度和秩序处于真空、断裂、破碎和逐渐形成新模式的错综复杂的交织状态，离开了政治权力的规约，经济和社会都还不能自主运转和自我维护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有传统政治权威在保障和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和社会建设，才能孕育出健康的成熟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从而为政治改革积累条件。相反，如果在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还没有完成，经济和社会基础还不牢固的背景下就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有可能带来政治权威在改革中的失落和失范，其严重后果是不难设想的。

　　[1] 邓小平1991年同金日成的谈话，《邓小平年谱》13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16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同上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