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把改革搞对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已有的经济发展理论来推进，其最大的动力来自于不断推进改革，通过创立一系列过渡性的、具有不断演进潜力的制度安排，打　破妨碍经济发展的一个个瓶颈。把改革搞对，是中国模式对发展经济学的新贡献。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依然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决心，中国也同样亟需通过改革打破经济发展的瓶颈，包括改革依赖土地出让、依赖各部委项目审批的地方财政体系，给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只有大胆改革，中国模式才能在全世界站稳脚跟。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因此，对于经济学研究而言，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金矿，认真总结中国的经验，将是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为此，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经济学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思想；再将中国的经验与这些经济学理论进行对照，看一看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在哪些方面“做错了”；基于此，我们才能够总结出，到底中国的经验可能在哪些方面对于经济学理论有重大贡献。

　　经济学的理论与智慧
　　应该说，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研究的广度，远远超过了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分支都对经济发展作出了有力的贡献。比如，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有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也有在劳动经济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他们的研究领域虽然不是发展经济学，但都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正因为如此，现代经济学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众多的理论和学说。
　　1．早年的乐观派
　　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发展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比如，已故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认为，落后国家有后发优势；比如，W.W.罗斯托提出，落后经济体具有经济起飞的潜力，也会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再比如，阿萨路易斯、西蒙·库兹涅茨、赫里斯、钱纳里，都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化有过深刻的论述。在我看来，他们的基本取向都比较乐观。他们认为，一个经济体会在发展中比较自然地经历结构调整的过程。但是，50多年过去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未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因此，这些早年的乐观主义很快就被一系列具有更多明确指向性、带有政策建议的理论所取代。
　　2．把价格搞对（Get the Price Right）
　　早年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经济要发展，资源分配必须要合理。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是价格机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把价格搞对。这可以说是整个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派的一个主要观点，也是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
　　3. 把宏观稳定搞对（Get the Macro-stability Right）
　　此派观点最有力的支持者包括杰夫里·萨克斯、劳伦斯·萨默斯、约翰·威廉姆森等人，他们在研究了上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高通胀、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90年代初前苏联、东欧经济转型的困难之后，反复提出，宏观局势必须稳定，价格必须稳定，通货膨胀必须控制住，汇率必须稳定；没有这些宏观层面的稳定，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们的重点放在宏观稳定上。
　　4．把开放搞对（Get the Opening Right）
　　经济学的研究早年一直强调，经济发展需要对外开放。只不过，最开始的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国际收支方面，他们认为，国际收支平衡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要生产原材料需要进口的产品。后来的经济学研究更加强调出口引导的发展，这些研究者提出，发展中国家必须利用好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出口。与此相关的观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很有用，必须积极引入外资，但同时要避免热钱。
　　5．把人力资源、公共卫生以及公共产品搞对（Get Human Capital, Public Health, and Public Goods Right）
　　这一派观点的贡献者包括加里·贝克、詹姆斯·赫克曼、保罗·舒尔茨，他们认为，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是人力资源素质不高，因此必须搞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其中值得强调的是对年轻女孩的教育，因为她们长大之后会成为母亲，对下一代人的教育至关重要。与此相关的另一套理论是诺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及大卫·罗默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的一个基本说法是，由于人力资源素质不高，发展中国家很难有内部创新，因此，很难具有长期的经济发展潜力。
　　6. 把大推进搞对（Get the Big Push Right）
　　这派理论以布拉德·迪朗、安德鲁·史莱法、劳伦斯·萨默斯（他们与哈佛大学渊源甚深，称为“新哈佛学派”亦不为过）为代表，他们认为，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有很多市场经济正的协调性、外部性没有利用好。比如说，两家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但是各家企业都不愿意投资以提高回报，而希望对方投资，因此，最后没人会投资。这类理论的直接含义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有一个外部力量来推动，才能启动经济发展过程，因此，国外援助格外重要。
　　7．把制度搞对（Get Institutions Right）
　　这一派观点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代表者包括诺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政治学家巴里·万加斯特。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他们都发现，经济制度的好坏是决定经济发展质量和潜力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把经济制度搞对。这也是过去20年来，研究经济转型的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一个重点。过去十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学家也沿着这个思路在争论一个话题。一派认为，法律起源非常重要，如果一国是以普通法为法律起源的，那么，它的增长潜力就会比大陆法为起源的国家要好。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殖民主义者早年的生存条件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国家非常适合欧洲殖民者生活，其婴儿的死亡率比较低，那么，欧洲殖民主义者就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这个国家就会有很好的发展。
　　8.把发展战略搞对（Get the Strategy Right）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林毅夫教授反复强调，发展的战略要搞对，必须放弃赶超型发展战略，而转向抓住自己的比较优势，落后的国家必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出口的方式来推动自己的发展。林毅夫教授的基本出发点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劳动分工和劳动比较优势理论，他强调的是领导人要更多地学习这些古典理论，而不要盲目地去赶超。

　　中国的发展
　　在哪些方面“做错了”？
　　为了提炼中国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我们必须要问，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上述经济学思想相比，哪些方面没有做对，哪些方面是中国独特的地方。只有认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发现中国经验在哪些方面对经济学有贡献。
　　应该说，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经验都不完全符合上述各个理论。第一，中国在经济起飞的早期，价格并没有做对。事实上，1989年之前，我们很多产品的价格依然有计划经济的影子；今天，很多资源的价格也仍然没有反映它们的稀缺性。第二，我们并不是从改革的一开始就对外开放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爆炸性上升，2001年，中国才加入WTO。第三，宏观稳定一直困扰着早年的中国经济，只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通胀才得以遏制。第四，中国的人力资源与实际需求仍然长期存在错位，我们培养出来的大量学生找不到工作，而市场上需要的技能，学校却教不出来，人力资本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发展。第五，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制度并不是完全“正确”，迄今为止，我们仍有大量不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最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至少在早年并没有按照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比较优势来制定，或者说，不能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整个的发展。

　　把改革搞对（Get the Reform
　　Right）—
　　中国30年的基本经验
　　既然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已有的经济发展理论来推进，甚至在很多方面违反了上述规律，那么，中国是在哪些方面搞对了呢？中国的发展能够在哪些方面对发展经济学作出贡献呢？
　　我们必须回到经济发展最根本的问题上来讨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是落后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往往是发达国家的1/25甚至是1/50，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极大。由此我们能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那就是经济发展甚至是经济起飞并不需要完美的条件。但是，为什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够顺利地进入发展通道呢？究其原因，每一个国家往往都存在一到两个瓶颈因素，阻碍其经济发展。以中国为例，1978年，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生产方式是当时最大的社会矛盾、经济发展的阻力。再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末期，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小型企业的市场禁入。因此，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系列不间断打破发展瓶颈的过程。
　　那么，如何打破经济发展的瓶颈呢？改革就是答案。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打破妨碍经济发展的一个又一个瓶颈。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不断推进的改革，而这个改革并不是抽象的、书本意义上的改革，也不是把现实的经济制度与完美的教科书式经济制度进行比较而进行的教条式改革。
　　怎么不断地推进改革？这首先需要强大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力。这一点在经济学中从未提及。最近，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在他领导的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首先提到了领导力的重要性。事实上，当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专门开了一门课，叫作领导力。他说，所有的经济发展都起源于领导。中国的例子当然不必赘述，即，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推动了改革进程。在1978年，邓小平认可了农村改革，1985年推动了城市改革，1992年又重启了改革的进程。
　　具备了强大的领导力之后，改革的推进又需要做好两件重要的事情，即强化改革的受益群体，弱化改革的失意者。改革的推动者是那些明显能够从改革进程中得到收益的群体，比如，1978年的农民就是推动农村改革的最大力量。改革的推进也必须找到潜在的失意者，针对他们给予补偿，或者将其纳入新体制，让他们在新体制中受益（co-opting），转变为改革的支持者。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改革者对大部分工人及时给予了充分的补偿，进行了合适的安排，因此，他们成为改革的支持者。
　　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目标必须明确。我们改革的目标并不是一次过建立最完善的经济体制，事实上，最完善的经济体制往往并不存在，即便存在，也很难建立起来。改革就是要创立一系列过渡性的、具有不断演进潜力的制度安排。在中国，这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比比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本人曾经研究过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模糊产权式企业安排，包括那些曾经叫做乡镇企业的新型组织机构，它们没有明确的产权，既不是集体的，也不是个人的，更不是国家的。但正是这种模糊的产权制度安排，比传统的国有企业更加灵活，比集体企业更加有活力，调动了当时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避免了纯粹的个体户在市场经济中孤立无援的尴尬，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明显又碰到了瓶颈。我们的瓶颈在于如何释放内需，如何走出一条绿色的、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这亟需改革来提供答案。在笔者看来，我们最需要的改革是财政体制。我们的财政体制从1994年以来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实质性改革，今天的地方财政体系已经明显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看到，大量的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依赖来自于各个部委的项目财政，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依赖高房价带来的财政收入，也依赖于来自部委的项目审批。高房价毫无疑问提前消费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收益，也带来了沸腾的民怨，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而依赖于各个部委的项目投资，也使得各个地方没有自主权，没有积极性，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成本。所以，公共财政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要给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自主权，给地方政府更加关系密切的财政收入来源，打破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的困境。
　 今天的领导人依然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决心。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指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今天我们所缺乏的，是全社会对于改革开放的共识，因此，我们需要更高的智慧、更大的勇气去凝聚改革的共识，去缓解社会矛盾，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核心、民众意见最大的一些环节，大胆改革，这就是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只有抓住这个基本的经验，才能使中国的发展不断推进，也才能使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模式，彻底在全世界范围内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