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公民为假想敌的社会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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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晚间,北京律师周泽在其微博上披露了当天下午在汶川映秀镇参观时被便衣警察围殴的遭遇,博文称,他与朋友在一个广场旁边参观在建工程时,恰逢一行出行视察的领导,一便衣上前要他们走开,他问对方是什么领导,为何要清场,结果遭到围殴。(10月19日《新京报》)

  且不说当时出行的一行领导(其中一位是汶川县某政府官员、另外两位分别是四川省财政厅某官员及财政部某司某干部)是否达到警戒标准,单以几位便衣警察围殴周泽的暴力行为论,他和朋友事实上已经被警察视为了来捣乱或者行刺的犯罪嫌疑人。罪名是现成的,用一位便衣的话说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这从便衣对周泽实施的强制措施中可见一斑:“一人用手捂我的嘴,不让我说话,其他人反扭住我的胳膊,并将我的手用手铐铐住,把我往远离‘领导’的广场中央拽。”

  用对付恐怖分子的手段来对付公民,这不正暴露了施暴警察视公民为假想敌的执法模式?我说“模式”是有依据的。2004年6月29日曾报道,广东佛山巡警为应对群体性事件,于6月27日进行了一次演习,把讨薪民工作为假想敌;2009年12月11日安徽卫视报道,近日,广州公安部门举行了一次反恐演习,再次以讨薪民工作为假想敌;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今年6月23日发生在武汉省委大门前的“打错门”了,几位公安便衣把省政法委领导家属当作上访对象暴打了一顿。(详见7月20日《南方都市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要论警察视公民为假想敌的情形,最突出的当属保卫领导出行上。其普遍做法是,清场,戒严,领导车队所到之处,必定是开道警车警笛尖叫,警灯闪烁,车上还有人通过车载喇叭大声吆喝:前面的车闪开!好像随时随地有狙击手埋伏在暗处,冷不防给领导放一记冷枪。此种模式与封建时代净水平地、黄土垫道的官员出巡模式如出一辙。只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鸣锣开道升格为警车开道,扛着上书“肃静”和“回避”牌子的仆役换成了便衣警察,所用的武器也不再是木枷和棍棒,而是手铐、辣椒水和特制的毛巾。汶川公安局副局长胡勇告诉周泽,“处突大队的人员随身带着毛巾之类的东西,就是专门用来捂嘴的,不能让人大喊大叫。” 恐怖否?

  我始终想不通,为何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官员出行都要搞得如此戒备森严。官们的生命值钱,难道小民的命就不值钱,干嘛要平白无故袭击当官的?他们与官员前世无仇,今世无冤,连照面的机会都没有,何苦搭上自己的一条小命,与官们拼个鱼死网破?须知这可是和平年代,和谐社会,我们的官员和警察干嘛总是视百姓为假想敌,日夜担心会遭人袭击,非得把每一次出行搞得鸡犬不宁,直至严重影响干扰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可?到底是谁在扰乱社会秩序?

  不可否认,当下官民对立确实很严重,领导干部出行提防着点也应该,但也没必要时时处处视公民为假想敌,动辄清场、戒严,甚至用暴力手段驱逐民众。这种做派不但无助消除官民对立,只会加剧官民矛盾,日益把官员推到与人民为敌的对立面上去。

  我确信一点,靠此种视公民为假想敌的执法模式来保护官员的安全,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