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与中国政治改革---姜志勇

谈古论今

　　2010年初以来，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先后多次提及政治改革，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对于政治改革问题，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保守派和自由派争论不休，其所争论之焦点，无非是应否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的问题。其实，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接受西方式自由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取舍，以使西方式自由民主理论，和中国的传统及现实结合起来的问题；也就是必须找到一个切入点，使得西方的理论能较轻松的融入到中国的传统当中。笔者认为，儒学就是这样的一个切入点。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近百年来受到了各种误解和攻讦。19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国内兴起了国学热、儒学热，但这种对儒学的兴趣仅限于社会人生领域，至于政治领域，则普遍认为儒家思想乏善可陈，许多人甚至还停留在鲁迅笔下的礼教吃人的观念中。

　　学界的认识虽然比民间深刻，但并未就儒学在政治领域之价值有太大的突破。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当代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认为，儒学在政治领域只有“治道”而乏“政道”；显然，“治道”更多是行政管理领域的思想。大陆学者蒋庆虽然高调提出“政治儒学”，但其内容仍然是春秋公羊学的内容，并且很少有学者认为蒋庆的“政治儒学”，对儒学在当今政治领域之价值有太大的突破。儒学政治价值研究的这种现状，束缚了人们从儒学思想的角度反思中国政治改革的积极性、甚至是可能性。

　　毫无疑问的，儒学尤其是先秦儒学之中的各种概念、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当今政治学领域的各种主流概念、思想比较起来，差别不谓不大，儒学中更有很少可以直接用来服务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内容。显然，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很难突破前文描述的樊篱。不过，从儒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儒学思想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许多都直指当今政治领域的弊病。

　　政治改革属于政治文明建设的范畴，一般来说，政治文明包括思想即理念、制度和行为三个方面，下面，笔者就从这三个方面，通过儒学来反思政治改革的方向。

　　第一，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也可以称为私人伦理和公共伦理。先秦时期，孔子面临的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他继承周礼的过程是一个损益的过程（类似于对周礼进行改革）。不过，孔子之儒学主要是从“仁”出发规范仁义礼智、孝友弟恭等道德观念。

　　孟子延续孔子的思路，可以说孔孟儒学注重的是个人道德和家庭伦理。这种儒学的思路是通过规范个人道德和家庭道德，达到树立君子人格和忠孝观念，进而通过儒家的亲亲之爱推广到全国，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　　但这种思路在当时的现实中受到了许多批评和质疑，也没有得到实行。这种注重个人伦理道德的思路，到荀子之时发生了转向。笔者称之为荀子的儒学转向，即从注重个人道德的思路，转向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一并注重的思路。荀子提出的公共道德涉及政府政治的多个方面。在他的思路中，对国家治理来说，公共道德比私人道德更加重要。不过，荀子构建公共道德的活动和思路，在秦以后就中断了。需要公共领域的道德观

　　荀子的思路对中国当今的政治改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现今，中国同样面临一个个人道德思想丰富、公共道德思想匮乏的局面，政府提倡的社会道德，更多的还局限在个人道德的范畴，比如，被政府大力提倡的“八荣八耻”就是这样。在政治学的语境中，“公共”一词有特点含义，不是说一个人遵守的是个人道德，多数人遵守的就是公共道德，而是和政治问题相关或相对的。现今中国需要构建的公共道德，应该以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为基础。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是儒家思想和西方政治理论结合起来的一个切入点。

　　第二，主体性政治制度和辅助性政治制度。对政治制度的这种划分，是为了区分那些发挥主要作用和发挥辅助作用的制度。儒家道德制度在历史上到底起到了何种作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阳儒阴法。也就是说，表明上主体性政治制度是儒家，其实是法家。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包括汉宣帝在内的许多古代帝王的认可。

　　儒家道德制度在古代社会中发挥的只是辅助性的作用，也就是救济作用，当作为主体性制度的法家制度作用不及或作用出现障碍时，才需要儒家道德制度来发挥作用。这种说法也是符合道德的特性的。

　　可以说，在任何文明社会中都存在道德，但道德都是以隐性的状态存在的，平时规范人们行为的都是各种主体性政治制度。比如，在西方民主社会中，平时维持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的是民主制度，但特殊时期，基督教道德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

　　道德制度作为辅助性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在今后的政治改革中，儒家思想也会有用武之地。

　　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考虑主体性政治制度和辅助性政治制度两个方面，只有两个方面一起考虑，才能建设一个较完备的政治制度，如果只是考虑主体性制度而忽视辅助性制度，那么政治改革就是不完善的，甚至会出现问题。

　　现今，中国的许多改革饱受非议就是因为忽视了辅助性制度的建设。就拿国企改革来说，有些企业非常注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这种西方式的制度虽然能改善管理，提高效率，但忽视了文化、习性等中国员工的心理因素，从而忽视了辅助性制度的建设，进而导致企业改革失败。

　　第三，仁政和福利政治。儒家有仁政的传统，这种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现今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的民生政治就是仁政的延伸。不过，仁政和民生政治还是有区别的，其主要的就是仁政侧重对弱势群体的关心，而民生政治侧重对特殊民生领域的关心。不过，现今的民生政治有向西方福利政治发展的趋势，就是把特殊的、需要政府大力关注的民生领域，纳入福利政治的范畴。但是鉴于福利政治在西方社会遇到的种种困境，中国政治改革的这一趋势应该慎之又慎。　　西方一些国家的福利政治，已经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其弊端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建立时间不长，但已经开始为养老金不足而发愁，政府更开始考虑延长退休年龄，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福利政治改革方向的有效性，特别是反思福利政治和仁政的区别。相对于对所有人都大包大揽的福利政治来说，针对弱势群体的仁政更有优势，也只有弱势群体才更真正的需要政府的福利补助。比如，养老金制度，是否所有人都需要养老金？笔者认为，高收入者完全可以自行负担养老成本，只有那些收入少或不能自行负担养老成本的人才需要养老金。

作者是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