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达沃斯：中国声音的“缺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3:34:24
这次到瑞士达沃斯，出席2008世界经济论坛，前后共六天。星期日论坛落幕，曲终人散。当列车驶离这个阿尔卑斯山脚冰雪笼罩的小镇时，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今年的达沃斯，来自中国的声音很少，以至于让人觉得有中国“缺席”之感。
每年一月份最后一周，达沃斯这个居民仅一万多人的欧洲滑雪地，几近成了临时的“国际政经和舆论中心”或“联合国第二”，是一场顶级的全球年度“吹风会”。一个名叫施瓦布的瑞士经济学教授，集37年之功，将达沃斯峰会这个“乌托邦”变成了富有全球影响力的现实。每年此时，全球政经、工商、科技、文化、传媒与非政府组织的领袖们，听命达沃斯的召唤，聚集于此，共商人类与地球的生存大计。但是，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对“达沃斯”这个国际平台，中国近年来似乎已不那么热衷，代表人数在减少，参与感正在消退。一周观察下来，我觉得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且事关近年来“中国崛起”，“中国世纪”或“中国热”背后的中国国人心态，值得讨论。
先看一组数字：
——今年达沃斯正式与会代表2500多人，来自近90个国家，包括27位国家元首，113名部长级官员，近1400位工商界领袖，另有数百名学术、宗教、文化传媒界的领军人物。我对照本届达沃斯官方名册，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正式代表作了粗略统计。答案是：不到30人，仅占代表总数1%多一些。
——今年论坛共有近300场各类专题讨论或议程，据我统计，有中国大陆代表参与主持或出任嘉宾的仅13-14项，尚不到5%。
——会议期间，达沃斯论坛新闻中心陆续发布15篇新闻稿，其中引用中国代表观点的仅3、4处。中国副总理曾培炎所作的特别演讲，是中国代表团最重要的议程。但是，其演讲后原定的对话被临时取消，使各国代表失去了与中国领导人的简短沟通机会，令人遗憾。此外，印象较深的两位中国代表，一是经济学家、中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二是中国社科院世经所所长余永定，均以流利英语对富有挑战性的提问侃侃而论，从容分析中国经济现状。但是，在众多与中国利益攸关或中国理应发声的重量级专题讨论（如全球金融稳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水资源危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非洲经济发展等议题），嘉宾中均没有中国官方或工商界代表，中国的声音自然无从谈起。
再举个例子：我旁听的“对全球贸易的威胁”专题辩论，嘉宾均是一时之选，如世贸组织总裁拉米、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欧盟贸易专员门德尔森，都是中国人熟悉的。此外，还有对西方措辞强硬的印度工商部长纳什。因嘉宾中没有中国代表，主持人、路透社的董事会主席费茨杰拉德在作最后结语时，感慨而言：“中国哪里去了？！”
对中国在本届达沃斯的低调，或“缺席”，我在采访中听到的解释大致有三：第一，这几年，中国官员与企业家为繁杂的国内事务所累，难以分身；第二，达沃斯只是清谈之地 （A Talking Shop），谈不成协议、签不了合同，出不了硬成果，只是浪费时间；第三，限于当地山镇条件，达沃斯的接待规格较低，一切从简。这让一些习惯于官式出访、“礼多人不怪”的中国企业家或官员感到委屈或有失身份。比如，当地旅馆房间窄小，设施简单，出行常得自己张罗，加上语言交流的隔阂，来达沃斯的兴趣自然大打折扣。
其实，以上几个因素恰恰是达沃斯的独特所在。
达沃斯之最大魅力在于，无论是谁，在这里都得换种活法。无论CEO, 部长、还是总理总统、都得暂时忘却自己的身份地位，放下紧绷面具，换一种没有警卫、秘书前呼后拥、没有繁文缛节的常人生活。与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议题，陌生人与陌生的思考方式相处一周。在达沃斯，你不能有太强的功利目的，此地签不了一纸合同，但可激活你的全球化与世界公民的视野；至于接待规格，达沃斯自然不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开会场所。不过，如果默多克、盖茨、布莱尔、博诺都能够应对，中国代表是否也应能坦然适应？
近年来，中国政府注重培养富有现代意识的新一代栋梁，在官员、外交官与企业领袖的培训上投入巨资，何不将达沃斯作为最前卫的全球化培训基地，让最富潜力的年轻企业家与官员到那里，面对全球精英，练语言，练国际心态、练适应力，练接受不同意见甚至异端的能力与胸襟，练适应每日长达16小时马拉松会议活动的体力。在经历达沃斯之后，你将不会在任何最重要的国际场合怯场。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开放方式。中国与达沃斯首度牵手，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当时，中国刚摆脱一个政治与经济的封闭年代。接受达沃斯是开放心态与“走出去”的象征。将近30年后，这次达沃斯峰会上“中国声音的缺失”，撇开上面提及的具体原因，很多人可能会问一个更广义的问题：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经济强国”的全球赞美声中，中国将呈现怎样的大国心态？国人会不会沾沾自喜和固步自封，无意识间陷入大国中心的意识？中国人是否觉得在艰难走过30年的开放期后，现在应是世界回拜中国的时候了？
近年来，中国承接了不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活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将全世界请到中国做客。从去年起，中国又成功创办了达沃斯的中国版——夏季达沃斯，这是中国对世界与人类的回报。但将客人请入家中，毕竟仍是在自己得心应手的地盘里操作。况且，也不必将太多的东西都变成“中文版”。全球化毕竟更多地是适应原本陌生甚至抵触的东西。最好的心态是，既要让世界走进中国，中国仍必须继续“走出去”。开放心态并不由GDP, 出口总量或者外汇储备额来衡量，与巨资并购外国公司的焦虑愿望也并无直接关系。近几年，软实力在中国是个时髦的字眼。平实地说，所谓软实力，就是看你如何能让外面的世界能够真切地理解中国。
在雪地冰天的达沃斯峰会，或许不能直接创造GDP, 但它是对全球化与人类沟通的朝圣，也能从某个角度传达一个转型国家的心态与脉动。达沃斯常被第三世界国家诟病为“富人俱乐部”。中国的全力参与，将使它避免这个命运。
每年一月份最后一周，达沃斯这个居民仅一万多人的欧洲滑雪地，几近成了临时的“国际政经和舆论中心”或“联合国第二”，是一场顶级的全球年度“吹风会”。一个名叫施瓦布的瑞士经济学教授，集37年之功，将达沃斯峰会这个“乌托邦”变成了富有全球影响力的现实。每年此时，全球政经、工商、科技、文化、传媒与非政府组织的领袖们，听命达沃斯的召唤，聚集于此，共商人类与地球的生存大计。但是，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对“达沃斯”这个国际平台，中国近年来似乎已不那么热衷，代表人数在减少，参与感正在消退。一周观察下来，我觉得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且事关近年来“中国崛起”，“中国世纪”或“中国热”背后的中国国人心态，值得讨论。
先看一组数字：
——今年达沃斯正式与会代表2500多人，来自近90个国家，包括27位国家元首，113名部长级官员，近1400位工商界领袖，另有数百名学术、宗教、文化传媒界的领军人物。我对照本届达沃斯官方名册，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正式代表作了粗略统计。答案是：不到30人，仅占代表总数1%多一些。
——今年论坛共有近300场各类专题讨论或议程，据我统计，有中国大陆代表参与主持或出任嘉宾的仅13-14项，尚不到5%。
——会议期间，达沃斯论坛新闻中心陆续发布15篇新闻稿，其中引用中国代表观点的仅3、4处。中国副总理曾培炎所作的特别演讲，是中国代表团最重要的议程。但是，其演讲后原定的对话被临时取消，使各国代表失去了与中国领导人的简短沟通机会，令人遗憾。此外，印象较深的两位中国代表，一是经济学家、中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二是中国社科院世经所所长余永定，均以流利英语对富有挑战性的提问侃侃而论，从容分析中国经济现状。但是，在众多与中国利益攸关或中国理应发声的重量级专题讨论（如全球金融稳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水资源危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非洲经济发展等议题），嘉宾中均没有中国官方或工商界代表，中国的声音自然无从谈起。
再举个例子：我旁听的“对全球贸易的威胁”专题辩论，嘉宾均是一时之选，如世贸组织总裁拉米、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欧盟贸易专员门德尔森，都是中国人熟悉的。此外，还有对西方措辞强硬的印度工商部长纳什。因嘉宾中没有中国代表，主持人、路透社的董事会主席费茨杰拉德在作最后结语时，感慨而言：“中国哪里去了？！”
对中国在本届达沃斯的低调，或“缺席”，我在采访中听到的解释大致有三：第一，这几年，中国官员与企业家为繁杂的国内事务所累，难以分身；第二，达沃斯只是清谈之地 （A Talking Shop），谈不成协议、签不了合同，出不了硬成果，只是浪费时间；第三，限于当地山镇条件，达沃斯的接待规格较低，一切从简。这让一些习惯于官式出访、“礼多人不怪”的中国企业家或官员感到委屈或有失身份。比如，当地旅馆房间窄小，设施简单，出行常得自己张罗，加上语言交流的隔阂，来达沃斯的兴趣自然大打折扣。
其实，以上几个因素恰恰是达沃斯的独特所在。
达沃斯之最大魅力在于，无论是谁，在这里都得换种活法。无论CEO, 部长、还是总理总统、都得暂时忘却自己的身份地位，放下紧绷面具，换一种没有警卫、秘书前呼后拥、没有繁文缛节的常人生活。与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议题，陌生人与陌生的思考方式相处一周。在达沃斯，你不能有太强的功利目的，此地签不了一纸合同，但可激活你的全球化与世界公民的视野；至于接待规格，达沃斯自然不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开会场所。不过，如果默多克、盖茨、布莱尔、博诺都能够应对，中国代表是否也应能坦然适应？
近年来，中国政府注重培养富有现代意识的新一代栋梁，在官员、外交官与企业领袖的培训上投入巨资，何不将达沃斯作为最前卫的全球化培训基地，让最富潜力的年轻企业家与官员到那里，面对全球精英，练语言，练国际心态、练适应力，练接受不同意见甚至异端的能力与胸襟，练适应每日长达16小时马拉松会议活动的体力。在经历达沃斯之后，你将不会在任何最重要的国际场合怯场。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开放方式。中国与达沃斯首度牵手，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当时，中国刚摆脱一个政治与经济的封闭年代。接受达沃斯是开放心态与“走出去”的象征。将近30年后，这次达沃斯峰会上“中国声音的缺失”，撇开上面提及的具体原因，很多人可能会问一个更广义的问题：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经济强国”的全球赞美声中，中国将呈现怎样的大国心态？国人会不会沾沾自喜和固步自封，无意识间陷入大国中心的意识？中国人是否觉得在艰难走过30年的开放期后，现在应是世界回拜中国的时候了？
近年来，中国承接了不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活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将全世界请到中国做客。从去年起，中国又成功创办了达沃斯的中国版——夏季达沃斯，这是中国对世界与人类的回报。但将客人请入家中，毕竟仍是在自己得心应手的地盘里操作。况且，也不必将太多的东西都变成“中文版”。全球化毕竟更多地是适应原本陌生甚至抵触的东西。最好的心态是，既要让世界走进中国，中国仍必须继续“走出去”。开放心态并不由GDP, 出口总量或者外汇储备额来衡量，与巨资并购外国公司的焦虑愿望也并无直接关系。近几年，软实力在中国是个时髦的字眼。平实地说，所谓软实力，就是看你如何能让外面的世界能够真切地理解中国。
在雪地冰天的达沃斯峰会，或许不能直接创造GDP, 但它是对全球化与人类沟通的朝圣，也能从某个角度传达一个转型国家的心态与脉动。达沃斯常被第三世界国家诟病为“富人俱乐部”。中国的全力参与，将使它避免这个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