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钱币的历史演变（网摘) 明朝时期

中国古钱币的历史演变

(七)明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一)明朝时期的社会经济

我国明朝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国，到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宣宗执政的这段六七十年时间里，随着政局的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

从公元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到公元1573年，明神宗执政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是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纺织业，当时发明了一种“代耕”新式农具，耕田利用机械原理，既省力，又效率高；农业肥料，使用高效的“榨油枯饼”；植棉采用著名的“张五典种棉法”；农业灌溉采用徐光启仿制的“龙尾车”取水，“省物而不烦，用力少而得水多”；实行了农业多种经营，等等。在农业和棉纺织业方面，当时江南稻谷亩产达二三石（担），北方小麦亩产在二四石（担）之间，甘薯、玉米、烟草、油料、花生，已在南北各省种植。棉布已成为全国主要衣料，徐光启的棉纺工具“搅车”，以一人当三人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二人可当八人。

二是陶瓷业，造纸印刷业和矿冶业。当时，仅景德镇一处，就有上万家制瓷工匠和作坊，拥有制瓷的高超技术，有设备完善的官窑，也有生产大量民用瓷器的民窑。当时已遍布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的，“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纸张品种有“竹纸”、“火纸”、“糙纸”、“柬纸”、“吉纸”、“皮纸”、“棉纸”。印刷作坊，规模相当大，印刷的创新是铜、铅活字印刷，彩色套印和拱花等工艺。采煤业、炼钢冶铁、银矿开发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三是商业。随着城市交通发达、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达，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当时的南京、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西安是西北重镇，南北大运河沿岸，出现了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一大批新兴商业城市；在古老城市之间及周围，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城市。民间贸易活动定期进行。州县一级的集事，每月有五六个；乡镇每月有二三个；府城则每日一集；有的地方有药王庙会；淮河以北秦晋以东，各方商贾运送物品，入城为市。在当时对外贸易上，分“朝贡贸易”和私商贸易两种。东南沿海的“海商大贾”和“海湖大姓”的海外走私也很活跃；“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在我国明朝，人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商业资本是在国内的许多商业活动中，一步一步地积累、壮大起来。从明史的记叙中，看到人们在经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时，所获得的暴利：一是铸钱获暴利：在明朝，公元1522年—1572年，明世宗嘉靖和明穆宗隆庆年间，民间私自铸造钱币的人越来越多，尽管“死罪日报，终不能止”：据史书记载，当时铸钱用铜，每百斤铜料，销售后可得钱16 000文，折合白银23两，而百斤铜料的成本价只有白银十两，这样计算，利润率就高达150％以上；如果铸钱者心术再坏一点，铸造次质铜钱，那么获得的利润还会更高。二是贩铅从中得到白银。当时湖南、湖北一带，盛产白铅，当地售价每担白铅可得白银2两，商人运到广东，卖给出海做生意的商人，每担可得白银6两；海船把白铅运送到日本，每担白铅可炼取白银18两；提炼剩下的白铅，再运送回国，每担白铅还可以卖白银6两：这样一算，每贩运一次白铅，可以净赚白银8两，利润率最高达到200％!在明朝的商品交换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流转的扩大，货币反映的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明朝初年，或明朝初年以前，货币作为特殊商品，在市场交换中表现的是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的关系，货币在中间起着媒介作用，明朝两大商人集团代表了这些情况。

徽商是我国明朝时期最大的商人集团，这个商人集团住居在我国安徽省歙县、黟县、婺源、徽州一带，所以人们称为徽商。安徽徽州，山多地少，明朝时，赋税徭役苛重，人民生活困难，不得不到外地去经商谋生；徽州出产的纸、茶、木器、漆玉、陶瓷、砚、笔，变成了徽州商人资本的物质基础。徽州商人资本活动的范围，主要在长江流域，当时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可见徽州商业资本已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后来这些商人资本的活动达到了山东、河南、陕西、河北、辽东、广东、福建等地，有的甚至经商到海外。徽州商业资本经营的行业十分广泛，除了垄断盐业经营之外，还有粮食、茶叶、木材、典当、棉布、丝织品、书籍、墨砚、仓库旅馆业等等；徽商同时还经营金融业，接受存款。徽州商人还投资搞铁冶、浆染、陶瓷。他们的经营活动带有明显的寄生性和野蛮性：发放子母钱，进行高利贷剥削；还役使僮仆、伴当(实际上就是雇工)。这些剥削手段，对促进徽商的资本积累起了较大的作用。还有就是西商，我国明朝的这个商人集团，居住在我国陕西、山西一带，所以人们称为西商：陕西、山西商人集团主要经营布匹、粮食、茶、马、食盐，商、业活动范围大体上是，输粟于边塞，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有的甚至达到湖广、河南、河北、山东、辽东等地，陕西、山西商业资本经营的行业，主要供应军需，投资产业少，官僚资本多据史书记载，公元1573年～1619年，明神宗万历年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安徽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转贩……其富甚于新安”：以上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了当时西商的富有。据史书记载，徽州商人资本，大富户拥有百万以上，中富户也有二三十万。明朝万历年间，徽商开典当铺的人最多，另记载，仅河南一个省，就有213家；其余在南京、淞江、湖州、嘉兴等府都有徽商开设的当铺：明朝末年，北京有一姓汪的徽州商人，家有资财数百万，开设了几十家典当铺。这两大商人资本，采取各种手段，盘剥重利，累积财富：史书记载，这些商人用高利贷盘剥手工业和农业，商人资本经营糖房业，春以糖本分与蔗农，冬收其利；商人资本在河南、江苏农村，春时出母钱贷下户，秋时加倍收子钱。嘉靖年间号称天下巨富的无锡邹望、安国二家，既是大商人又是大地主，以地租、利息、商业等剥削手段相结合，榨取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者。我国明朝商人资本的发展，在历史上有它的实用性和进步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当时有促进社会小商品生产发展的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据史书记载，明朝时的徽州商人资本投资搞矿冶业，生产规模都比较大，雇工超过千人以上；江西的一些商人资本，投资搞瓷窑生产，结果投资者收益，雇工收入也比农业收入为丰。还有一些商人资本，投资搞造纸、纺织业，也对当时社会的生产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二）明朝钱币的铸行

1、明朝钱币铸造与流通

重新统一中国的明王朝无论从政治领域，对外交往还是经济领域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其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里，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货币的铸造与流通也有其特点，明朝前期，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正式发行了“大明宝钞”，重新统一了纸币的发行流通。纸币是由政府强制发行流通的，而朝廷又没有限制其发行额度，虽曾严禁金银，但最后也同元朝一样无法阻止宝钞不断的贬值。此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交易中自发的形成了用银用铜钱的状况。到明朝中期，孝宗年间，纸币制度已名存实亡，形成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局面。中期以后，白银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货币，形成了以白银为主，以铜钱为铺的货币流通制度构成了封建时代后期货币流通的新特点。

明清两朝把官制铜钱称为“制钱”，明朝铜钱的铸行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至明穆宗隆庆时期经历十二位帝王，其中只有六位铸钱，且都数量有限。自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才大量铸钱。直至明崇祯时期钱币铸行无度，钱制复杂，优劣不等，局面愈来愈恶劣。

重新统一中国的明王朝无论从政治领域，对外交往还是经济领域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其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里，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货币的铸造与流通也有其特点，明朝前期，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正式发行了“大明宝钞”，重新统一了纸币的发行流通。纸币是由政府强制发行流通的，而朝廷又没有限制其发行额度，虽曾严禁金银，但最后也同元朝一样无法阻止宝钞不断的贬值。此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交易中自发的形成了用银用铜钱的状况。到明朝中期，孝宗年间，纸币制度已名存实亡，形成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局面。中期以后，白银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货币，形成了以白银为主，以铜钱为铺的货币流通制度构成了封建时代后期货币流通的新特点。

明清两朝把官制铜钱称为“制钱”，明朝铜钱的铸行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至明穆宗隆庆时期经历十二位帝王，其中只有六位铸钱，且都数量有限。自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才大量铸钱。直至明崇祯时期钱币铸行无度，钱制复杂，优劣不等，局面愈来愈恶劣。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命京城（南京）工部宝源局及各省宝泉局铸行“洪武通宝”明朝时由工部主管铸钱，下设宝源局。朱元璋为避讳元朝的元字把所铸之钱钱文一律叫通宝而不叫元宝，而不只是为避讳他自己的名字，以后所铸之钱也都没有元宝钱文。洪武通宝钱制沿续元末朱元璋所铸“大中通宝”的形制，分为五等，规定小平钱，每文重一钱，折二钱重二钱，当三钱重三钱，当五钱重五钱，当十钱重一两。同时继铸大中通宝钱。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纸币，规定大明宝钞每贯合铜钱一千文或值银一两，宝钞四贯合黄金一两。并且实行铜钱与宝钞并用的政策，但禁止金银流通，只能向政府兑换。明朝为推行纸币的流通，当年就停止了中央及各地方钱局的铸钱。到第二年全部停铸铜钱。明朝洪武十年，又恢复宝源局与各省钱局铸小钱至洪武二十年后又停铸。洪武二十六年，改变钱制，重新铸五等钱，按洪武元年铸行规定，后又改铜钱每文重一钱两分。其它四等钱，依照小平钱之重递增。洪武二十六年七月只准京师宝源局铸钱，其它各省再次停铸。到八月，因宝钞流通受阻，为坚决实行纸币制度再次禁止使用铜钱。直到明宣宗宣德未年，历时长达四十一年。

明朝洪武年间，全国各省除少数省外，都没有铸钱炉，年铸钱约十九万贯，其中洪武五年时铸钱最多。洪武《铸钱则例》规定，铸钱应用生铜。但当时铜材稀缺，所以就普遍用废钱和旧铜铸造，因铜质复杂，纯度不一，而造成“洪武通宝”成色不一的情况。

明成祖朱棣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铸行了“永乐通宝”，此钱铜色紫红，为真书直读，全部为小平钱，光背无文，钱币直径2.5厘米，制作上精致统一，钱文秀逸，笔画端庄。永乐通宝钱中也有折三大钱，但传世仅一枚，为孤品（现存上海博物馆），此钱史书上并无记载，而且当时正禁止用铜钱，应属试铸品并未发行。当时开铸钱局有两京（北京、南京）、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六处，其版式的差别，微乎其微，勉强区分，“永”字的横笔有长短两种，“宝”字的两点有接离两种，钱穿有大小之别。我国曾在西沙群岛的一艘明代沉船上发现了永乐通宝钱万余枚。此外，日本的丰臣秀吉曾用金银铜仿制过一批，分为打制和铸造两种，铸造钱与明“永乐”钱很相似。

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开铸“宣德通宝”，钱制沿永乐成规，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制作上稍逊于“永乐通宝”，书法一般，版别较少，相比同时期所出的“宣德炉”铜器相差很大。传世量少于永乐钱。宣德钱只是两京宝源局及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宝泉局铸行了十万贯，数量不多。永乐、宣德两朝铸钱所开钱局相同，连两京在内也只有六处鼓铸，每年铸行也都不超过十万贯。

自宣德九年后，到明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共六十八年未再铸钱。孝宗弘治年间宝钞信用动摇，百姓不肯使用，甚至出现了以物易物的情况。十贯宝纱换不到三文钱，明政府认为再不发行铜钱，就将无法挽回宝纱信用，且很多利益也被私铸商贩赚取，便下诏命两京及全国十三省重新开炉铸钱。铸行“弘治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此钱版本较多，各地所出，略有差异。传世有一“弘治通宝”大钱，为孤品。“弘治通宝”曾由原重一钱增加到一钱二分。弘治钱制作书法都较一般，且铸量也不多，没有达到要求的数额，因为改钱重铸新钱之时孝宗已死，明武宗继位，改元正德，此钱即停铸。

明世宗嘉靖六年开铸“嘉靖通宝”，为光背小平钱，真书直读，但含有隶意，此钱存世较多。在铸行方面，朝廷先下诏命令两京宝源局开铸此钱，并令工部按照永乐、宣德时铸钱标准在其它四省开铸，铸量比永乐、宣德时略有增加。“嘉靖通宝”初定每文钱重一钱二分，千钱重七斤八两。到嘉靖四十三年时，改为每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千钱重八斤。此外嘉靖通宝钱开始采用黄铜铸钱，同时为防止私铸，还提高了铸钱工艺，铸造出火漆、镟边、金背等钱，火漆就是二次溶炼。旋边就是用旋车锉磨边缘，金背是指经四火熔炼之黄铜，俗称“四火黄铜”。嘉靖通宝钱大都为小平钱，仅在二十三年时，令工部宝源局仿洪武钱五等式铸小平、折二，当三，当十大钱，于钱背穿右侧铸：“ 二钱、三钱、五钱及一两”，一两钱穿上再加铸“字十”，此套钱为记重钱，各只铸三万，且并未流通，只为充实内库。因为并未流通，因此传世也少，传世品中有一背穿右直书“一钱”的记重钱，为孤品。世宗所出的钱比前代各钱要精美。

明穆宗隆庆四年，铸行“隆庆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隆庆通宝钱制每文重一钱三分，有金背、火漆。隆庆时期铸钱比嘉靖时减少，当年两京铸钱仅二万贯，只及嘉靖时两京铸额的一半

明朝前期的这一阶段，因大力奉行宝钞政策，对铜钱控制严格，三番两次停铸，禁用，即使开禁也有限制，要不就收入内库，充作库存。所以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民间私铸猖獗，可民间又因铜材缺乏，就用古钱，但古钱也有限，于是就私铸古钱，以作流通，这是因为私铸本朝钱币刑罚很重；二是促使白银使用普遍化，明时把银铸成马鞍形，名日“元宝”，也有其它形状，称“银锭”。

铸钱量上升是在明神宗万历时期，这是明代铸钱的转折，也是明朝的转折。神宗万历四年，开铸“万历通宝”，此钱版本较多，万历小平钱为真书直读，大多背无文，少数背铸有文字或星月纹，但都较罕见。万历通宝钱有折二钱，也为真书直读，狭郭，双点通，钱径为2、8厘米；“万历通宝“大钱传世只有一枚，为孤品。万历通宝钱由两京及全国各省为铸行，两京铸金背、火漆，其它各地只许铸镟边。万历二十年援助朝鲜对抗日本侵略战争开始后，开支递增数十倍，但收入却减少近一半。明朝政府应对的办法就是铸钱，以补充财政收入。万历二十年以前，全国铸钱局只有六十座钱炉，到二十年时增加到一百座炉，三十年时，户部等机构新开二百五十座钱炉，应天府也添一百炉，一年便增加三百五十炉，本来户部只管纸钞，工部管铸钱。此时宝钞已停，户部改铸钱，此事一开，全国各地纷纷效仿，起炉铸钱，一时全国有多少钱炉就无法统计了。由于铸量明显增加，而铜材又缺乏，铜价上涨，许多临时官炉无利可图，开炉不久即关门大吉，工人们无以为生，便自行私铸，他们铸的有的不比官铸的差，有的则很粗劣，当时私钱名称很多，像歪脖、尖脚、胖头等等，流传很广，至崇祯时仍存，现存的也有。

明光宗未铸钱，因其在位仅数月，未及铸钱，其子明熹宗于天启元年先补铸其父年号“泰昌”钱，称“泰昌通宝”。此钱为小平钱，真书直读，铜色淡红，也有黄铜钱，版本不多，有背月，背星钱，还有钱径达2.9厘米，大如折二钱的宽郭大样钱；也有钱径2.3-2.4厘米的小钱。明熹宗铸泰昌通宝钱只一年，次年便开铸“天启通宝”，同年设立了户部宝泉局，称“钱法堂”，从此由户部主管铸钱。所铸钱币主要用于军需，军队的铸钱炉只保留西北三镇，东南的一律取消，这时全国形成了三个造币中心，分别为两京及四川地区，但天启三年（公元1628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乱政，滥铸情况又出现，地方钱局大量出现，因此所铸的天启钱版本极多，差异大。钱背文大量的出现记地，记局，记重等形式。此前仅万历时期出现过，但版本有限。所以明朝钱币制式的复杂时期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天启年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继以往的方法，仍采用增加铸钱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省钱局滥钱恶钱，好赚取利润。大量的轻劣钱掺入官钱充数，与明朝前期制钱力求精整美观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启通宝”初铸为小平钱，后开铸当十钱。天启五年，因官私所铸大钱过多过劣，下令停铸，并由朝廷出白银，回收当十钱，其大钱铸期不过三年；天启钱钱重原定一钱三分，千钱重八斤八两，但后来由于官铸过于滥恶，小钱仅重七分，千钱仅重四斤八两，含铜量不足三成。此外有一种用日本铅锡销熔入铜所铸的铜呈折色的“折沙钱”就是此时所铸。天启小平钱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大类，背文比万历钱复杂，背铸有星月纹的种类多；背有文分记重，记事，记局、记地。背记事为“奉旨”二字，是当时宦官、大臣奉旨办事造钱的意思。“天启通宝”小平钱不仅背文多，其它如字文大小，文字水平，轮郭宽窄，钱文结构也有诸多不同，很复杂多变。“天启通宝”当十钱也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类，折二钱则大都背无文，存世也较少。这两种钱皆较少见。

天启七年，明熹宗去世，思宗即位，于崇祯元年开铸“崇祯通宝”，开始规定每铸钱一文，用铜两钱。力图恢复嘉靖，隆庆旧制，但并没有维持下去，因为明朝末期社会弊端严重，朝廷财政几近崩溃。各地钱局大肆滥铸，所铸之钱、文字、大小、轻重不一，相差很大，背文更为繁杂多样，比天启犹有过之。因此崇祯钱为我国古钱中最为复杂的一种。（详见崇祯钱币）

2、明末农民起义军钱币

明朝末年的两位主要起义军领导人都铸造过自己的钱币。

永昌通宝是明末著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建政权铸造的钱币。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自幼给地主家放羊，当过银川驿卒。后投身起义军，李自成带领广大起义群众，同明朝封建统治集团作残酷斗争，先后攻占了陕西、河南等广大地区，后兵分两路，攻打明王朝的心脏——北京。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下平阳，破汾州，驱太原，奔大同，沿着阳和，宣府直抵居庸关；另一路人马出井径，占大名，取真定，夹攻京师。从“正月初八日西安府起兵，至破京城才七十日，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偌大京城，一旦便破（《甲申纪事》赵士锦）。三月，李自成率大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于煤山自尽。

明朝末年，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负担极重。大顺军在进攻北京时，就发出文告，揭露明朝腐朽的弊端，起义之初也提出过“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口号，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初，民间就传说着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阎王，阎王来时不纳粮”，足见人民对这支起义军的厚望。但是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却逐渐失去了农民军本色，逐渐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和军事部署，只满足于“均田免粮“的口号，并且提出“追脏助饷”，到最后为了追索钱财，造成了军纪的败坏。竞相掠夺钱财，起义军战斗力大为削弱。这时北方的满清军队和明朝残余势力对起义军形成了夹击之势，起义军形势急转直下，而此时农民领袖们却在思想上骄傲轻敌，生活上享乐成风，导致了最后军心涣散，失去了战斗力。四月，明朝叛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与大顺军决战，李自成失败，退出北京。后辗转战斗至湖北九宫山时，不幸被杀（历史上的一种说法）。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李自成的“永昌通宝”正是农民起义的历史见证。所见“永昌通宝”铜钱分小平、折五两种，均为楷书，背无文。但版别较复杂，仅小平就达20多种，区别集中在“永”字的写法上。“永”字常由“二水”字样组成，称“二水永”。也有“永”字第一笔为一点，第二笔为“一”字等，“永昌通宝”钱应是李自成为平抑当时腾高的物价而铸的。

“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则是明末另一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政权的铸钱，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出身苦寒，幼年随父贩枣，遭人欺凌，后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与高迎样、李自成同为陕西府起义领袖王自用的部将，号称“八大王”。起义军转战山西、河南等地，声势浩大。以后起义军分成两支，李自成则追随高迎样走向西北，而张献忠则向东南发展，转战在江淮流域。后来在强大的明军进攻时，张献忠曾一度假意投降，迷惑明军，以待时机。他命令军队不服从明军调遣，加紧屯集粮草，打造武器，后于湖北谷城再举义旗，与明军战斗。以后张献忠转战湖北，攻下武昌，称大西王。后又南下攻占长沙，控制湖南全省，湖北南部等地区。随后攻入四川，在成都建占大西政权，取年号大顺。张献忠在成都立足不久，就与南进的清军展开恶战。大顺三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与清军战斗时中箭牺牲。

“大顺通宝”是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时所铸，国号为大西，设置王府，六部官司员，并开铸钱局，取当地王府古玩器皿和城中寺院铜像铸成钱的。因此“大顺通宝”铜色呈金黄，光润精致。传说过去民间妇女把它打制成首饰头饰，灿若赤金。“大顺通宝”仅小平铜钱一种，楷书，分背无文和背文“工”、“户”、“川户”三种。“工”“户”字应为工部，户部分铸的。以背文“川户”者最罕见。

“西王赏功”钱应是张献忠占据武昌称大西王时所铸。该钱是颁赏给对敌作战有功将士的钱形奖章，属纪念性质，不是流通钱，“西王常功”面文楷书，顺读背无文，直径五厘米，字体端庄，笔画挺拔，制作较精致。有金、银、铜三种，存世极少，为极罕见品。

3、南明时期的钱币

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兵攻下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后来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军开始征战中原，明朝在南方的宗室藩王们前后相继建立了政权，继续用大明国号，同清军对抗，这几个短命政权，统称为南明政权，其中有四个政权铸过钱。

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史可法等人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第二年改元弘光，铸行“弘光通宝”。有小平，折二钱两种。但此钱仅铸行了一年，福王政权就被清军推翻了。同年六月。鲁王朱以海在绍兴铸“大明通宝”，皆为小平钱，此钱真书直读，分为背有文及背无文两类。顺治元年，鲁王失败，逃至厦门，投奔郑成功。大明通宝钱铸行有六年时间。顺治二年，南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铸行“隆武通宝”，有小平，折二两种，此钱为真书直读；小平钱分背有文及无文两类。此外还有“隆武通宝”铁钱，较为罕见。隆武二年，清军攻入闽，唐王政权灭亡。顺治四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即位，改元永历，次年铸行“永历通宝”，有小平，折二、及背文五厘、一分四等钱。

唐王政权灭亡后，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等人共推桂王朱由榔监国，后在桂林称帝，建元永历。在南明四个政权中，桂王政权是存在时间最久的一个，先后延续了十六年，桂王政权曾控制过云贵，两广，湘，川等广大地区，而且与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李定国、李锦等人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清。但后来内受宵小权臣钳制，外受吴三桂追逼，进入缅甸，后被缅人献于清廷，为吴三桂杀害于云南昆明。

(三) 明朝具体钱币介绍

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朱由检16岁登基，在位17年，先是诛杀前朝权宦人称“九千岁”的魏忠贤，启用东林党人，力图革新弊政，以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但积重难返的明王朝，在他的改革下，非但未有起色，相反由于政令不通，矛盾更加突出，最终爆发了明末农民起义，于公元1644年，在李自成的围攻下，明思宗在北京煤山（今景山）自缢身亡。

崇祯在位时铸行的“崇祯通宝”，种类繁多，计有百余种。崇祯元年开铸的“崇祯通宝”，每文重一钱二分五厘，铸作精良。能体现出崇祯改革之决心！但三年后，改铸北京钱为一钱重，南京钱为八分重，从此后，钱制开始趋于复杂，崇祯通宝以小平钱为主，有折二，当五，当十等大钱。崇祯小平钱皆为真书直读，分为背无文和背有文两大类，但有一种隶书体背无文小平钱，比较罕见。在背有文钱中再分二类，一种背铸星月纹标记；一种是背铸文字：有背记重，背记局记地，背记事。此外还有一种背文穿下铸奔马图形的小平钱，径小轻薄，俗称“跑马崇祯”此钱铸意不明，但民间传说却把此钱和闯王李自成和南明马士英巧妙的联系起来了，李自成号称闯王，“闯”字门内有马，“跑马崇祯”预示着“一马入门，门下有马”灭亡崇祯者必为李自成也。而马士英是明末凤阳总督，崇祯死后拥立福王于南京，但他虽手握大权，却不积极抗清，反而结党营私，排斥抗清名将史可法，结果导致扬州失守，福王政权被灭。人言“跑马崇祯”意味着“一马乱天下”。“崇祯通宝”折二钱，皆为真书直读，钱背有文，也分两大类，一为有背星纹标记，二为背有文字，背为文字亦分三种：背记值, 背记事，背记重记钱局。崇祯当五钱，面文皆为真书直读，仅背文记局一种，分：工五，监五，户五三种。该钱制作精美工整，铜质呈金黄色，浑厚凝重。崇祯当十钱仅背无文一种，宽郭大字，制作精良，为较少见品，总之崇祯钱制是明朝钱币最复杂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最复杂的一个时期，其中小平钱复杂的背文，版别更加体现了崇祯钱制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