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钱币的历史演变（网摘）两汉是期

中国古钱币的历史演变

 （二）两汉时期的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有效的措施：以秦京咸阳为中心，在全国修筑驰道；通水路，大兴水利工程；去险阻，发展交通；统一货币制度器具；大移民，开发落后地区；明确规定土地归个人私有，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一、西汉时期的社会经济

秦亡以后，项羽与刘邦发生矛盾，双方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最终以刘邦获胜、项羽自刎于乌江而告结束。刘邦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又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西汉。

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汉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已相当普及，考古发现有西汉铁农具的地区遍及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各个省份和辽宁、福建等边远地区。铁犁的发现证明我国使用此种农具的时间比欧洲早1000年左右。当时的耕作方式以牛耕为主，用二牛抬杆的形式耕地，也有马耕。赵过总结和推广的“代田法”和耧播技术是当时的一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氾胜之书》详细记录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

兴修水利  西汉时开凿了大量的水渠，其著名者有利用黄河水的漕渠、白渠等。还创造了井渠法。汉武帝时修治黄河也是一项重大功绩。

手工业的发展  西汉一代的冶铁业有很大的发展，到西汉后期，铁器皿和铁兵器基本上代替了铜器皿和铜兵器。铁器品种很多，冶铁技术有很大进步，发明了淬火技术。纺织业中以丝织业最为进步，有国营与民营之分，国营主要为皇室和官府织造服装。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大量随葬丝织品是当时织造技术水平的最好实证。西汉的漆器制造业也有很大成就。西汉政府在蜀、广汉等郡设有工官，专门制造供王室、贵族使用的漆器。漆器制造工序繁多，技术复杂，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大量的漆器，反映了当时漆器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商业的发展  西汉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几个大的经济区。长安是关中地区的经济中心。邯郸、临淄、陶（今山东定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江陵（今湖北江陵）、吴（今江苏苏州）、寿春（今安徽寿县）、番禺（今广东广州）、宛（今河南南阳）、洛阳、成都等地都是所在地区的经济中心。这些城市对相应地区的经济起着沟通有无、调剂多寡的作用。各大城市之间有大道和河渠通连。西汉时期商业经营的范围极广，商品种类繁多，据史书记载，当时市场陈列有几十种商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发达起来。在南方考古发现中，经常可以看到木制或陶制船舶或车的明器。同时，考古发现中还经常见到玻璃、琥珀等物品，有的明显是从海外输入的，可见当时海外贸易也相当活跃。

汉高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制度，提倡俭朴；招集官僚，使得官得田宅的满意；压抑商贾，不准着丝织衣服，赋比常人加倍。西汉初年到“文景之治”的60多年内，社会经济不仅逐渐恢复，而且走向了发展，出现了一种繁荣富庶、国库充足的景象。在农业方面，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区；兼用马耕和牛耕，但主要是牛耕；农民已有“深耕溉种，立苗欲疏”的经验；水利事业也很发达，开凿了许多渠道，形成了一个水利网；全国有1200多万户，5950多万人，垦田827多万顷。当时已有较大规模的官营和私营手工业，农村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已遍及全国，规模大的有煮盐业、冶铁业，朝廷拥有的手工业，制成品专供皇室用，有些地区民间手工业特别兴盛。当时，官营商业规模巨大，以京城为中心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各地货物得以大量流通，私营商业也有很大发展，国内商贾往来，不征关税，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有无，各得所求。由于官营和私营商业的发展，全国出现了许多大城市，长安是全国的中心商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是各个地区的中心商市，当时对国外的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对外贸易有陆海两路，陆路贸易在边境关市上进行，海路贸易多数从今广东沿海出发。

二、东汉时期的社会经济

东汉时期，由于官府比较重视改善社会状况，解放奴婢，兴修水利，社会秩序渐趋稳定，长期逃亡的人口多回到故乡，重整家园，农业生产由恢复而发展，到汉明帝刘庄时为东汉时期最富庶、最安定的时期。

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汉时铁制农具的种类和西汉基本相同而略有增加，主要在器形方面有很大改进。比如铁犁的锋部角度缩小，刃部加宽，利于深耕、快耕、翻土和碎土。牛耕这时更为普遍，还出现了全铁曲柄锄头和镰等新农具。东汉时期官府与郡守县令都比较重视水利设施的兴修，对西汉后期以来长期失修的黄河和卞渠进行了修治，使黄河改道给下游造成灾害的情况得到改善。各地还开凿修复了一些渠道，对农田的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还利用水力进行生产，其中主要是水碓和水排，水碓为粮食加工工具，水排鼓风用以冶炼钢铁。东汉末年还发明了翻车和渴乌，是很先进的汲水工具。

地主庄园  西汉后期以来，地主阶级的上层，即豪强大地主，多以庄园的形式剥削压迫农民，世代称霸一方，称为世族和豪族。至东汉时，他们又成为新贵族，疯狂地侵占土地，蓄养奴婢，其庄园占有大量土地，庄园内的农民实为农奴，庄园的生产以满足地主生活需要为主，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庄园修有坞堡，养有部曲家兵，这些私人武装平时为豪强看家护院、巡警守卫，战时则跟随豪强打仗。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详细具体地反映了地主庄园的经营情况，大量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在东汉晚期的墓葬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地主庄园或坞堡的模型。

手工业的发展  东汉时期重要的手工业有煮盐、冶铁、铸铜、漆器、纺织、造纸等，大多以私营为主，生产技术均较西汉时有所进步。

冶铁业，主要生产兵器、车马器、农具、手工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南阳地区的冶铁工匠发明了水力鼓风炉（即水排），利用河水冲力转动机械，这种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铁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东汉冶铁技术的另一重大成就，是低温炼钢法的发明，这一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钢的使用普遍化了。

铸铜业，这时的铸铜业仍有所发展，铸铜作坊遍及全国，主要生产生活用具，制作精巧，还有鎏金、错金银等工艺的运用。

造纸业，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造纸术的发明是在西汉。东汉和帝时，蔡伦总结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并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重大突破，使造纸业得以广泛推广。

商业的发展，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生产较多，但由于地主庄园的普遍存在，自然经济特点突出，对商业的发展有所限制，所以东汉商业发展的特点是既发展却又不很兴盛。这时商品比西汉多，市场亦有所扩大，城市中都设有交易商品的市。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达，中原地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都有新的发展，中原与边疆地区的交通也有所发展。南方地区也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太湖、钱塘江流域、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成为新的商业发展地区。东汉时期，民族间和官方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商业交换，叫做“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汉已出现，东汉时汉与匈奴之间定期合市。

三、秦汉朝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

秦汉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最显著的的特点是出现了货币贬值。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货币贬值现象，因为在秦汉时期，国家货币的单位价值与以前比较，有一段时间都是在下降，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秦汉时期货币贬值现象”。

首先，从秦王朝末年到汉高祖刘邦当权的这二十多年期间里，出现了货币贬值现象。秦朝末年（公元前210—前190年左右），统治阶级不惜亿万资财，征用几十万民工，为皇帝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穷工极巧的地上宫殿和地下宫殿（陵墓）。为了削刮民财，当时秦朝征收的赋税，相当于春秋战国前的二十倍，派给农奴阶级的徭役，相当于春秋战国前的三十倍：农奴们不仅要向皇室缴纳粮食，捐献贡物，就连农民收获的稻草(禾杆)政府也规定了缴纳的数额。除此之外，统治阶级抽调民工修长城、修直道、修驰道，配备上万辆车马供皇室使用，所有这些人吃马喂的粮食、草料，都是由全国各地的农奴阶级转送来的：穷苦到了极点的老百姓，不是出粮，就是出工，弄得整个社会十室九空，家贫如洗，社会上处处是一片愁苦和哀鸣声。当时的秦朝，真像一个残酷的人间地狱。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激发了农民起义。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举起了反抗的义旗，接着又暴发了楚汉相争的长期战乱，这个时期全国人口急剧减少，农业、手工业日趋萎缩，商业日益凋敝，全国各地物资奇缺，抢购之风日盛，物价也一天一天地上涨。据史书记载，当时市场上一石(担)米售价一万钱，而在此之前只不过一百钱左右；一匹马售价一百万钱，而在此之前只不过一万钱左右。据说西汉初年皇室用马也很困难，皇帝出行都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和大臣，有的只好乘坐牛车。造成秦末汉初货币贬值的原因，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分析主要有两条：一是统治阶级由于追求荒淫腐朽的生活，再加上连年的战争，使政府的支出成番论倍地增加，而从老百姓那里能压榨出来的税收，却远远满足不了政府支出增加的需要；二是货币铸造泛滥，朝廷、军阀、大商贾都在铸造货币，从而出现了在货币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的供给增加过多、过猛。

其次，王莽篡位代汉时期出现了货币贬值现象。从公元9年到公元24年这段时间里，王莽为了树立新朝的威望，否定西汉刘氏政权所推行的政策和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改制复古的措施。据《资治通鉴》记载，王莽认为汉朝刘氏政权是由“卯、金、刀”构成的，于是下诏，凡“正月刚卯”(是汉朝在正月卯日用金、玉、桃木做成的一种饰物)和金刀钱币不准再通行，并废除错刀币、谬刀币及五铢钱。王莽代汉期间，币制经常改动。改一次币制，过去铸造的货币就不能再在市场流通，这时，受苦受损失最大的是农村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小工商业者，他们损失一批货币之后，就要破产和失业，所以每当王莽改变一次币制，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就要破产和失业一次。据史书记载，王莽篡位15年，先后五次改变币制，在这五次币制变动中，全国城乡老百姓的损失该是多么之大!当时王莽对借贷也有一些规定：凡平民祭祀丧葬缺钱，政府给予无息贷款，祭祀十天后、丧事办完三个月后归还；经营生产缺钱，政府也给贷款，然后按经营的纯收入收息，息率为10％；农民荒废田地和园圃要加倍纳税，无业游民要特别纳税，不交税的，罚服劳役。据《通鉴纪事本未》记载，当时粮谷价格非常昂贵，边防士兵二十万人，依赖朝廷供给衣食。五原、代郡受害尤其严重，人民纷纷起来结伙抢劫。当时荆州牧允费兴向王莽报告，打算公开宣布让盗贼回家务农，借贷给他们耕牛、种子、粮食、税赋，遭到王莽责骂并被免职。公元17年，全国有不少地方闹饥荒，愤怒的农民责问：今天我们挖野菜填肚子，明天野菜挖光了怎么办?懂事一点的农民说：是谁害得我们无衣无食?是谁夺走了我们的粮食布帛?是王莽，他一会儿搞什么王田制，一会儿又改钱币，结果我们受苦，大家起来吧!打倒他!造成王莽代汉期间货币贬值的原因主要是对货币管理、货币制度不严肃。五次改变币制的结果，事实上变成五种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并存。这有点类似我们今天讲的货币“复本位制”。“五种货币并存制”也好，或者“复本位制”也好，都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制度。这是因为货币有排它性，五种货币同时作为本位货币，不符合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要固定在一种商品(货币)上的客观要求：在这五种货币制度下，一种货物(商品)会出现五种价格。由于法定比价与市场比价的一致，必然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人们在五种货币的差异之间，不断倒手转卖，投机取巧，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统治机构的垮台。

到了东汉初期，也出现了货币贬值现象。公元25年，东汉光武皇帝登基，这时全国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帮助光武皇帝打下江山的首席功臣邓禹，财富和奴婢之多，被称为东汉一代最显贵的家族；被刘秀皇帝称为“北道主人”的耿弃一家，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四方莫与为比。据史书记载，东汉时，士孙奋有钱一亿七千余万，折国有钱二亿，奴隶八百人，钱比西汉时增加了一倍。这时全国城乡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由于光武皇帝连年用兵，削平赤眉、渔阳、齐、陇蜀，致使市场粮食价格还是万钱一石(担)，甚至出现了“黄金一斤，易豆五升”的骇人听闻情况。当时有一种诗体，叫做乐府，收集了一部分民间歌谣，在《战城南》一篇中，有这样几句：“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鸟可食。”在《悲歌》一篇中，也有这样几句：“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可见当时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若大众，由于货币贬值，生活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造成当时货币贬值的原因，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主要有两条：一是东汉光武皇帝当时正忙于各地的战争，还没有拿出精力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因此没有马上采取行政命令办法发行(铸造)一种新的货币，来替换回购王莽篡位时期铸造的旧币，以便达到通过行政手段强制缩减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从而解决当时货币贬值的问题；二是东汉光武皇帝没有也不可能总结一下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泛滥的经验教训，即像管仲那样，对市场上的个别商品和物资，由国家专卖，分配供应，从而达到缓解当时货币贬值问题的目的。

公元前后二十多年的这个时期里，正是我国汉朝统治的时期，当时政治统一，经济文化发达，武力强大，是一个拥有五六千万人口的东方强国。这个时期的世界，在西方，罗马的屋大维建立了元首制，罗马共和国转为帝国，在东方，朝鲜半岛北部出现了高句丽奴隶制国家。这时，我国汉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强烈地吸引着四邻诸族，他们迫切要求与我国汉朝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和经济通商关系。当时这些四邻部族和我国汉朝比较，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又想借助汉朝的经济文化来促使它们从落后状态中加速社会的前进，所以这些部族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文化上，都和汉朝不断发生联系：有的在政治上臣服于汉朝，由汉朝皇帝封侯、封爵；有的在经过多次战争之后，被汉朝制服，同意年年朝贡，而被汉朝皇帝封侯、封爵；有的则是一会儿臣服，一会儿反叛，处于“和和打打”状态。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总是人民要进步，社会要发展，因此，当时汉朝的四邻诸侯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文化上和汉朝的联系，总是切不断，止不住，你来我往，交流频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制造的货币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国家了。

在秦汉时期，社会上还存在着货币借贷情况。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朝廷派出博士(官名)六人，巡视全国各地，发现有鳏寡病残，生活无依靠的，政府就发放贷款救济。而《史记·货殖列传》也有这样一段记述：“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这件事说的是当时的“子钱家”（即今天的钱庄或银行的老板）和元盐二家，一个胆小不贷，一个审时度抛果断借贷；结果一个发了大财，一个眼看着失去机会没有发财。当时“子钱家”认为，列侯封地在关东吴楚七国力量控制区，平叛能否成功很难预测，发放贷款风险太大，尽管利息奇高也没有贷给；而无盐氏则作出正确估计，大胆发放贷款，本息全部收回，没有遇到风险，发了大财。这件事情从今天看来，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在我国历史上，就有政府给老百姓发放贷款，使货币生息增值的情况，这在西汉时期非常盛行。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担任太傅、安汉公。当年天旱，百姓生活困苦。为了收买人心，为篡夺汉朝政权创造条件，在赈灾时，王莽决定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由官府借贷给百姓，解决口粮、种子和耕牛的困难。王莽篡权之后，公元10年，颁布了“六完”的诏令，规定由国家从事控制物价的贸易与信贷，让老百姓低利借贷，享受公平交易。王莽政权的借贷规定：凡平民祭祀丧葬缺钱，政府给予无息贷款，祭祀十天后，丧葬三个月之后归还；经营商业或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缺钱，政府给予贷款，然后按所得纯收入收取利息，利息是年利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到了东汉，“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税收封君比入。”这段话的意思说，许多巨商专门靠高利贷剥削百姓，还雇了一些中家子弟为他们服务，可见东汉时期的高利贷，比过去还更厉害。东汉明帝、章帝当政时，“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朝廷发现后撤了他们的职，罢了他们的官。据史书记载，东汉时许多公侯、贵族“假举骄奢，以作淫侈，高负千万，不肯偿责(债)”，“小民守门号哭啼呼……殴击责(债)主，致人于死亡”。这说明当时皇亲国戚这些特权阶层，借了钱耍赖不还，动手打人致死。人民的生活因为偿债而更加艰辛了。

四、王莽时期的货币情况

在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前后，货币铸造和发行极不严肃，完全当做儿戏一样，八年时间改动了五次币制，平均一年多一点改换一次货币。结果造成货币制度混乱，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第一次改换货币是孺子婴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未正式篡位前，以“摄皇帝”、“假皇帝”的身份，下令铸造—种值五千的错刀钱，值五百的谬刀钱，以及值五十的大钱，与汉朝原先铸造的五铢钱共同在市场上流通。王莽这样做的用意，据他自己讲是为了延长汉朝刘氏王朝气数，避免出现当时流传的所谓“三七之厄”。

仅仅过了两年多一点，也就是公元9年，王莽又进行第二次货币改换，理由是汉朝皇帝姓“刘”，“刘”字有“金”“刀”之意，所以取消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五铢钱和谬刀、错刀等货币。过了一年，也就是公元10年，王莽又进行第三次货币改换，规定实行“五物”、“六品”、“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六品是金货、银货、龟货、布货、泉货、贝货；二十八品是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布货十品，泉货六品，贝货五品。又过了三年多一点，也就是公元14年，王莽进行第四次、第五次货币改换，废除宝货制，实行货泉和货布。为了达到强行在市场流通的目的，王莽还规定把这几种货币作为外出行走的凭证。他规定，如果不随身携带，驿馆不供食宿，关卡盘查拘留，公卿官员不能上朝议事。王莽政权的所谓“借贷”、“改铸币”，表面上是为了人民，实质上是为了他自己。王莽以发行货币作为手段，用来收购各地的黄金。为达到他收购储藏黄金的目的，他不惜用严厉的刑法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有一家私自铸钱，株连五家受刑，规定，平民违反丁他的铸钱命令，要改变其夫妻关系，因此愁苦而死的有大有人在。京城长安关押犯人几死尸臭不可闻。这样做的结果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王莽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没有放松聚敛钱财的野心，他规定黄金国有，货币也是国有，列侯以下不得私人持有黄金，要一律交给官府；同时他也不给朝廷的官吏俸禄。不但如此，他还以边关急需为由，没收一些官吏的大半财产，致使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王莽自己却侈奢无度，挥金如土，用金银装饰自己居住的宫室；他大搞选美，新娶皇后，赐聘黄金二万斤，其他车马、珍珠以数万计。由此可见，王莽政权“借贷”、“货币改制”的结果，穷了全国人民，富了他自己一人。

1、西汉半两

秦始皇死后不久，天下大乱，战争不绝，每次动员都在数十万人，生产事业大受打击。秦灭亡后，楚汉相争，对峙五年大小战争七十二起，刘邦以一小股的兵力削平群雄，于公元前206年即汉皇帝位。汉初沿用了秦代的货币制度，黄金与铜钱并行。虽然铜钱因连年战争、生产萎缩而不断减轻重量，但是仍然称作半两。《汉书·食货志》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刘邦令民间自铸荚钱，可能与他的无为思想有关。他曾经令陆贾分析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说：“（秦代）事逾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及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刘邦接受秦代二世而亡的教训，采取轻徭减赋、缓刑等“与民休息”的政策，来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他这样做，对于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中央政府把铸币权也下放到民间，未免有些失之过宽。要知道听任私人铸钱，实际上贫民百姓只会受害，获利的还是豪强富商，而富商们比国家还要富有，往往成为割据势力。其后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明证。

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的危害在于：一、私铸必然会使铜钱轻重和成色不一而造成混乱，给民众带来不便。二、势必会驱使人们去犯法谋利，犯法的人多了，政府就难以控制。三、会造成农民弃税、起义，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刘邦会用人，却不会用事，在铸币事宜上缺乏考虑，放任自流，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汉初的钱币仍然称半两，汉半两钱前前后后铸行过五次。刘邦时的半两又称为“荚钱”或“榆荚半两”，这种钱法定重量为三铢（约2.1克）即秦半两的四分之一，实际上民间私铸的钱绝大多数都不到三铢。汉初的半两钱穿孔比较大，无内外廓，肉薄，形制不够规整。到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就明令禁止民间私铸伪钱。

吕后时期所铸的半两钱的重量是八铢和五分。吕雉亲政后鉴于钱币太重而不方便行用，钱轻了又有损于币制，于是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铸行“八铢半两”。这种八铢重的半两钱是把减重较少的半两定为铸行货币的标准。这比当时的“榆荚钱”增加了五铢重。汉八铢半两的特征是体大肉薄、背平无文，钱文书体扁平，已经有隶书的趋向，钱直径2.8—3.2厘米，重4.8—5.5克，为汉半两中最大者，其制作也较整齐。此钱行用不久，大多被商人私自熔化，改铸为小的榆荚钱牟利。高后六年不得不停铸而改行“五分钱”。“五分钱”实际重量只有2.4铢，仅是秦半两的五分之一，是汉初“荚钱”的再现。

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铸行“四铢半两”，简称“四铢钱”，又称汉半两。其直径为2.4­—2.6厘米，重2.2—2.8克，钱穿孔比较小，无内外廓，钱文制作比较规范。汉文帝铸行四铢半两适应了当时的国势民情，持续了三四十年没有改变过。文景时期铸钱致富最突出的有吴王刘濞和财过王者的大夫邓通，一时间“吴邓氏钱布行天下”。汉初对铸钱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允许民间私铸，这种政策老百姓是沾不到光的，只能有利于贵族、豪强和富商们。权贵富商既占有矿（铜）山，又拥有劳动力，还有雄厚的资本和专门的技术，开放私铸，使他们成为直接受益者。

吴王刘濞，汉初被封到沛县，有三郡五十二城。他占据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利用吴有许多铜产地，经营铸钱业达三十载，富可敌国。邓通本来是一名船夫（黄头郎），因汉文帝做梦，在他摇摇欲坠时有一裤带反系的黄头郎把他推扶上去。梦醒后就派人找有这样衣着特征的人，恰好邓通的衣着打扮正合此梦，因此得宠，官至上大夫。相面的人说邓通会贫饿而死。文帝说，能叫邓通富起来的是我，怎么能让他受穷呢？于是赐给邓通铜矿山一座，批准其铸钱，邓通也因此大富，他铸的钱行遍天下。

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景帝采取削减诸侯王国官吏等措施，把王国的行政大权收归中央，并接受贾山的建议，在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颁布了“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的法令，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只准郡国铸币。郡国是直属中央的，由中央委派官吏管理。这样，西汉政府才初步控制了铸币权。

2、两汉五铢钱

(1) 西汉五铢 

鉴于币制混乱和铸币失控后引起的吴楚叛乱等严重后果，汉武帝在统治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才使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这是恢复铜铸币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个措施。但是由于三铢钱与四钱重的半两钱等价使用，于是又导致盗铸盛行，因此到了建元五年春“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从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皮币和白金（银）币，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

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又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仅是“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五铢钱的形制都有一定的规定，钱文“五铢”从此启用。五铢钱轻重适中，合乎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均有过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是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西汉时的五铢钱有郡国五铢、赤（侧）仄五铢、三官五铢、宣帝五铢以及小五铢，金五铢等等。

五铢钱诞生前夕，因半两钱濒临崩溃，市场一片混乱，各级政府与商民争利，都拼命铸钱，使得通货过度膨胀，钱币的购买力急速下降，物价飞涨。民众无法生存，相继放弃生产，流亡他乡，靠出卖劳动力来糊口；或者是铤而走险，加入私铸行列，期图赚取厚利。武帝初年，百姓因私铸而死亡的近万人，而私斗殒命的、畏罪自杀的都无法计算，可见问题非常严重。

汉武帝元狩五年，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又叫元狩五铢。钱文为“五铢”，小篆书，光背，正面有轮无郭，背面则轮郭俱备。钱直径2.5厘米左右，重约3.5-4克。“五”字交笔斜直或有弯曲；“铢”字的“朱”头呈方折型，“金”字头较小，仿佛如一箭镞。少数钱上有一横划。其材料改用紫铜，因而有紫绀钱之称。但各地技术水平不同，铜矿的成分有差别，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与奉行的态度很难一致，所以铸出的钱差别很大，有的与旧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一般地说，都具有偷工减料不够五铢重的现象，而且越铸越轻，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两、三铢钱覆辙的现象。政府改铸五铢钱，主要目的是树立信誉，稳定金融，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自行放弃犯法的勾当，以彻底解决私铸问题。各郡国官吏，因旧的习惯难改，依旧上下联手，以谋中饱私囊。汉武帝采纳了公卿们的建议，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统一货币发行，从而防止了另一次恶币的泛滥。

汉武帝收回铸币权以后，由汉武帝中央政府统一铸钱。三官五铢就是这个时候铸造的。该钱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为钱中楷模。三官指钟官、辨铜、均输（技巧），统指政府铸钱的机构。中央为推广均输法，新设水衙都尉一官，在长安上林苑办公。上林苑是政府铸钱的机构，是汉初在原秦代旧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皇家园林，规模宏大，有离宫70所，周围面积达300余里，包括现今的西安、周至和户县。

上林三官五铢钱的特点如下：

一、钱文严谨规矩，“五铢”二字修长秀丽，风格较为一致，“五”字交笔缓曲，上下与两横笔交接处略向内收。“铢”字“金”头有三角形、箭镞形两种，四点方形较短。“朱”字头方折，下垂笔基本为圆折，头和尾与“金”字旁平齐，笔画粗细一致。

二、钱型整齐，直径25-25.5毫米，穿直径约0.97厘米，郭厚0.15-0.2厘米，宽0.1-0.14厘米，比郡国五铢的郭略宽，且深峻平整，连接钱肉的一面垂直。背有内外郭，个别内郭四角微凸。

三、重量以3.5-4克者为多，少数的超过4克。

四、铸工精细，面背比较平整，内外郭宽窄均匀，规矩整齐。

五、记号有穿上横和下半星两种。

六、三官五铢币材的颜色为红色，含铜量在70％以上，含铅量约20％，比郡国五铢略低，但配比合理，物理性能好。

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铸造工艺先进，多为铜范或制作极精细的泥范所造。三官钱形制及“朱”字头方折的特点，系由三铢钱继承而来，进而成为此后西汉时期五铢钱基本特征。上林三官五铢是西汉五铢钱中比较容易见到的一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洛阳烧沟和洛阳西郊先后发掘汉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铸币，上林三官五铢在两处汉墓中都有出土。

钱币业务由三官署统一办理，有许多好处：第一、使钱币标准化，规律化；第二、提高铸钱技术水准；第三、增加了生产量；第四、有效防止私铸；第五、容易控制发行。

三官钱初期重量超过五铢，制作精美前所未有，而且铸钱技术采用铜范法，铸出的钱币重量上都是一致的，绝对合乎标准，铸出的钱边缘都加以打磨，非常整齐，故有“赤仄钱”之称。新钱铸成后，政府用以收兑郡国钱，一枚兑劣钱5枚。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劣钱已经大部分收回，后明令禁止郡国钱永不许流通。

五铢发行三十一年后，汉武帝崩殂。在此期间，铸成的钱数量很多，钱的范式也有变化。比如文字的大小、书法结构都有出入，至于穿上半月、穿下半星、穿上下横、星月文、四决文等可能是炉别的标志。

西汉昭帝年间（公元前86年－前74年），一切以谨慎守成为主，对外战争大致已结束，对内则鼓励生产，经济状况比武帝末年还要好。昭帝五铢大小和武帝时三官五铢相同，但重量要比三官五铢轻，一般又比宣帝五铢略重。从书法上看，钱文“五”字变化较大，一般字形瘦长，“五”字两边交笔已变弯曲，两股末端有明显的收敛，上下横有的较长而接于外郭；“铢”字“朱”字头方折，“金”字旁呈三角形，明显低于“朱”字。面文外郭较高窄，但比郡国五铢及三官五铢略低，有穿上一横或穿下半星记号。铜色深红，铸造技术比三官钱略显粗糙。

继昭帝之后，宣帝在位二十四年（公元前73－前49年），吏治清明，四海无事，国泰民安，物阜年丰，是西汉的黄金时期。同时国际贸易也很发达，也是西汉的最高峰。因此年年铸钱，很快发行出去，又很快回流到国库中来。宣帝末年，库中存钱八十多亿。宣帝五铢是汉宣帝在位期间铸行的。该钱铜质、形制、书体、铸造均已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钱文笔画挺拔，给人以清秀超逸之感。“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画超出交笔末端外，“铢”字的“金”头多呈等腰三角形而低于“朱”字。此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该钱的外郭由外向内作坡状倾斜。钱直径有2.5和2.6毫米两种，最常见的郭厚1.5厘米，穿宽10厘米，重3.5克左右，面郭约厚1.5－2厘米。在两汉五铢中这种钱的面郭最宽。其形制整齐，肉面光洁，钱内外郭略高于钱肉，薄厚一致。宣帝铸钱以工整敦厚著称，在西汉钱中地位极高。

小五铢约于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始铸，俗称“鸡目钱”、“鹅眼钱”，由其形小而得名。在出土的西汉钱币中，有汉代文献记载的小型五铢钱，这种钱及钱范出自西汉时期的墓葬或遗址中，其中，汉宣帝杜陵一号陪葬坑中所出土的是有确切纪年的一例。

小五铢面文“五铢”，铸造精美，面有周郭，无好郭，背侧肉好，周郭俱备，文字清晰。钱直径在1.15-1.2厘米之间，重约0.62-0.65克。钱文书体亦与武帝、昭帝、宣帝三代各有区别。“五”字交股有的较直，有的略弯，也有的弯曲甚大，形制上有的穿上横画如三官钱式，也有如五铢最常见的面内无郭的一种。这说明小五铢并非一朝所铸，也同普通五铢一样，分别铸造于武帝以后的西汉各个时期。就出土情况，尤其是从汉宣帝陪葬坑的出土情况看，小五铢是成串地乱置在十件大陶俑之间，说明这是冥钱而非行用钱。

剪轮五铢钱又称“磨郭五铢”、“剪郭五铢”。武帝初铸五铢时“周郭其质”，以防止奸民从钱背面磨铜取熔。可是西汉后期竟出现另一种磨边的剪轮五铢，是一种用普通五铢钱经磨鑢加工而减重的钱币。实际上这种五铢叫磨边五铢最为贴切。

西汉后期成帝、哀帝之世，社会矛盾尖锐，灾荒相继，币制也随之混乱，剪轮五铢就势此时开始出现的。

剪轮五铢是币制混乱时代的产物，洛阳烧沟及洛阳西部发掘的西汉墓中都有出土。

1980年，陕西省咸阳市土原下发现金质五铢一枚，钱直径2.6厘米，厚0.2毫米，重9克，面背均有郭，正面外郭较背部稍宽，面穿方正，上有横画。“五铢”二字小篆阳文工整，“五”字交叉处弯曲，上下两横较长，“铢”字的“朱”字头方折，“金”字头呈三角形，制作精美，色泽金黄，诚为罕见的稀世珍品。

西汉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始铸，至隋朝的隋五铢止，一直沿用了七百多年。

(2)东汉五铢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都城洛阳，是年为延武元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动荡。半两钱、西汉五铢钱、王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等，杂混在民间流通。直到延武十六年（公元40年）才重铸五铢钱。自此以后，东汉各帝均铸五铢钱。不过，从光武帝到明帝、章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五铢钱没有显著变化，古钱学家将东汉前期铸行的五铢钱称为“延帝五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东汉后期特别是东汉末年，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贫困，统治阶级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在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改铸“四出文”五铢钱。更有甚者，在献帝时，董卓铸无文小钱，致使原本混乱的币制越发不可收拾。

《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延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东汉初恢复的五铢钱亦称“延武五铢”，是延武年间采纳马援之议而铸行的。

建武以后各朝五铢钱比西汉各朝五铢钱轻薄，钱径多在2.5厘米，重3.4-3.4克，厚约0.1厘米，一般为3克，外郭较窄。“五铢”二字宽肥圆柔，笔划较粗且浅，面文“五”字中间交笔弯曲，上下两横不出来，“铢”字“金”字头呈三角形，比西汉五铢金字旁大，“金”字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端较细；制作精致，文字书体规范。铜质为浅红色，还有各种记号，如星、横画、竖画等。“星”有一星与多星之别，或半圆点，或三角点等。依其位置而言，则有穿上星、穿下星、穿上下各一星，也有穿上横、穿下星。多星者多横排成列。一般来说，这些带记号的东汉五铢要比不带记号的轻薄，铸造工艺也比较粗糙，字口浅平，铜质为黄色。其中有许多可能是东汉中后期铸造的。

建武年间铸造的五铢，有纪年铜模盒传世，可以为证，从此时起，东汉五铢的“朱”旁，上横圆折，已经成为明显特征。东汉五铢的断代，除 “建武五铢”有传世的铜模盒以断定外，明帝以后，则难以区分具体年代。幸好通过洛阳烧沟汉墓出土五铢钱的分期，可以认定穿上或穿下有一“平”字的五铢（称为“平当五铢”）也应该属于这个时期所铸。但它的时期较晚，下限可能已经进入三国。“东汉五铢”是五铢钱中遗留较多的一种。

“四出五铢”又称“四出文钱”。所谓“四出”，是指钱幕从方孔的四角向外引出一道阳文直线到达外部，这可能是为了防止锉磨钱背盗铜用的防范技术。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的“四出五铢”比一般“东汉五铢”铸造得要好，钱的重量也要重一些。它的直径为2.5厘米，穿径约8毫米，廓厚0.15厘米，重3.6-4克。汉灵帝性极贪婪，“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后汉书·张让传》）。堂堂一国之君，普天下都是他的，还嫌不够，还要卖官揽钱以充金库。在这样的昏君统治下，老百姓哪还有好日子。

横遭汉灵帝宰割的广大穷苦百姓怨声载道。“四出五铢”铸行后，人们咒骂说“京师将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董卓小钱  东汉末年，董卓专权。董卓本一凉州豪强，汉灵帝时曾任并州牧。黄巾起义，他借何进征召之机，带兵入洛阳。他先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后焚烧洛阳，挟天子，自封为太师。董卓生性贪婪，为了搜刮民财，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毁“金人”，秦始皇所铸十二金人（铜人）中的九个，铸成小钱。这种钱直径只有1.2-1.5厘米，重0.5-1克左右，而且既无内廓又无外廓，“五铢”二字模糊不清，很难辨认，世人讽刺为“无文钱”，董卓这种无文小钱，钱体轻小，制造粗劣。以一个“金人”重量十二万斤计算，董卓少说也可得钱七八万亿枚。这是东汉朝廷的最后一次铸钱，流通地区狭小，只限长安、洛阳一带。他以此在离长安一百多里的现陕西户县，建造了一个称作郿坞的城堡，城内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单是粮食就足足能吃三十年。

董卓的这种小钱的流通必然会加剧通货膨胀，很快就出现了“谷石数万（枚）”的情形。用一担钱去换一石谷，贫苦百姓哪能吃得起。当时民怨沸腾，饥民蜂起，汉五铢制度被董卓彻底破坏了，东汉王朝也被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于是曹操趁机取汉，不久时代就进入了三国时代。

东汉磨边五铢和剪凿五铢  磨边五铢，亦称“磨边钱”，即磨去外廓、边缘之钱。磨边五铢始见于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第一型晚期。东汉中晚期常见，东汉末年更多。磨边的方法，据说“多数是用一根木质或金属的方棍穿进钱的穿孔，每次约百枚或更多一点，然后两端固定，在磨上打磨钱币的轮廓。通过加工，磨边钱要比一般的五铢钱的钱径小0.15-0.2公分。钱重减轻1克左右，就是说五铢钱经过这次加工，本身的重量减轻三分之一左右。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到钱的面文，并且钱币的边缘都比较光滑。磨边的目的在于取铜，用来作为铸造新钱的原料。为此五铢钱大幅度地减重贬值。剪凿五铢，或称剪凿钱，是剪边钱或綖环钱的总称。其法是将一枚钱凿成内外两枚。剪凿钱西汉时期已出现，到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公元147－184年）更加增多，以至达到泛滥的地步。

剪边五铢钱就是被剪凿了外围或冲凿了外廓的钱。钱文“五铢”二字仅剩一半，故又称“对文五铢”。对文五铢的钱径大小不一，经过测定，钱径一般不足2厘米，重多在1.5克左右，对文五铢的边缘都有被冲截的痕迹。剪边五铢钱据认为还有另一种加工方法，即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去钱的轮廓。一般情况下，剪边钱要比磨边钱所去的轮廓更多一些，大多要把钱币的面文减去一些，形成钱币文字不完整的现象。从钱币的边缘看，剪边钱又不像磨边钱那样光滑工整，钱的直径大小也有较大的差异。钱直径多数为2.05-2.2厘米之间，钱的重量多数减重五分之二或更多一点。区别磨边钱与剪边钱的主要依据是边缘加工的痕迹与钱的直径。

綖环五铢钱就是被剪去或冲凿去内圈的钱，钱仅剩边缘，呈环状，钱文“五铢”二字有的只剩一半。

无论磨边五铢、剪边五铢还是綖环五铢，都不是法定货币。它们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经济的混乱，币值不稳，物价昂贵，惟利是图者剪凿五铢钱，一个钱当两个钱用，谋取私利。这是当时政治局势动荡、经济萧条与货币流通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

东汉晚期的剪凿五铢曾大量发现。其中剪轮五铢比较多，綖环五铢较少。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出土各型磨廓（剪轮）五铢1858枚，綖环五铢8枚。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钱21017枚，其中剪轮五铢594枚，綖环五铢1枚。1973年，江苏丹徒出土东晋窖藏铜钱140余公斤，其中剪轮五铢约有90公斤左右，綖环五铢仅20余枚。1975年，陕西扶风段家小寨汉墓出土西汉綖环五铢，钱文余有“铢”、“五”各一半，有的仅余字的三分之一，重1克；出土东汉磨廓五铢72枚，东汉剪轮五铢967枚。

东汉五铢从文字上看，“五”字交笔处略圆曲，“铢”字的金字头呈三角形，“朱”字头呈圆折形，比西汉五铢钱略显圆折。以上介绍的就是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东汉五铢钱。

3、王莽钱币

西汉中期以后，社会进入大统治局面，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十分广泛。五铢钱币值高，宣帝时，“谷石至五钱”，是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最低粮价。西汉时期，五铢钱铸造的数量也很多，史料记载：“自汉武帝元狩五年三官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有个外戚叫王莽，他凭借其姑母在宫中的恩宠，官职连连升迁，西汉末年，他竟掌握了汉朝大权，进而自立为皇帝，国号“新”。王莽当政时，也多次改革币制。他改革币制，除了出于“托古改制”的目的外，还有削弱刘汉势力、搜刮民间财富之意。他托古改制，恢复了已废止200多年的布币、刀币的制度，变换形制，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汉币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铸大钱，下令铸造错刀、契刀和大泉五十。王莽所铸刀、布币完全不同于战国时期刀、布币的形制。他在刀币上加了一个方孔圆钱，并且明明白白地铸上刀币的名称和价值。如“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其身形如刀，材质为铜。一刀平五千的圆钱上以黄金镶嵌“一刀”两字，刀身铸有“平五千”三个字，所以又称金错刀。一刀平五千与原来的五铢钱并用，一刀平五千当五千枚五铢用。契刀五百当五百枚五铢用，大泉五十当五十枚五铢用。这几枚钱的钱文均属篆文。金错刀、契刀通长二寸二分（汉尺），实际测量长约7.2-7.5厘米，金错刀重20-46克，契刀重16.4克。后来民间私铸减重，数量颇多，今所见大小不一，而且面文有二决文、四决文重轮、传形等，此外还有铁钱。

王莽建国二年（公元10年）行“宝货制”。“宝货制”内容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化、布化六大钱币类型。

二十八品是指不同质地、不同形态、不同单位的二十八品钱币。分别为金货一品，即黄金重一斤，直钱一万。银货一品，即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普通银每流直钱一千。龟货四品，即元龟长尺二寸，直钱二千一百六十；公龟九寸，直钱五百；侯龟七寸以上、直钱三百；子龟五寸以上，直钱百。贝货五品，即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十；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泉货六品，即小泉直一，直径六分，重一铢；幺泉一十，直径七分，重三株；幼泉二十，直径八分，重五铢；中泉三十，直径九分，重七铢；壮泉四十，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布货十品，以大小顺序则有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即小、幺、幼、序、差、中、壮、第、次、大。这二十八品均为法定货币。在当时的流通领域中，大概只有其中的六泉十布所占比重较大。尤其以“六泉”制作精美、钱文秀丽。“十布”均模仿战国平首布钱形态，不同处是十布的头部铸有一圆孔，钱面中部自首部至裆部铸有一条直线，直线两侧为钱文，阴文，篆书；币的首部圆孔及币的边缘均有郭。

王莽此次实施的“宝货制”，换算复杂，币制混乱，结果民心大乱，商品流通不畅，民间却私自还用五铢钱来交易。王莽得知后大怒，于是明令城内老百姓接受，每个人出入城必须出示“大布黄千”钱来作为通行证。王莽治国无方，敛财有术，他篡汉15年，就曾四次改革币制。王莽频繁地更改币制，每次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无形之中把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搜刮光了。王莽的横征暴敛，加剧了新朝的灭亡，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王莽和他的金银财宝都被一起焚毁。

王莽铸币的文字，有几种采用悬针篆。过去泉学家只着重谈论过布泉一种，其实，王莽的十布、货布和货泉的文字都有悬针篆。除布泉外，悬针篆比较突出的是货布和大布黄千两种。这两种钱的悬针篆很具典型性。

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也叫垂针篆，是篆书的异体，悬针是指“竖画收笔出锋”，锋就像钢针倒悬一样。南朝宋王愔的《文字志》说：“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宋朱长文《墨池篇》说：“悬针之书，亦出曹喜。”宋僧梦英《十八体书》说：“悬针、垂露曹喜所作。悬针篆，抽其势，有若针之悬锋芒。”看来，前人对悬针篆早有议论，而且上述二人肯定悬针篆是曹喜所创。

曹喜，东汉人。章帝（刘炟）建初年间为秘书郎，大概是掌管图书经籍的小官。他工篆、隶，有些名气。有人说他看见李斯小篆的笔势，“悲叹不已”。人们认为曹喜的篆书“小异于李斯，而也称善”，对他的评价不低。然而，要说悬针篆是他所创，则未必是事实。章帝晚于王莽六七十年，曹喜在章帝那里当小官时，王莽已经铸了好几种悬针篆的钱币了。可见悬针篆不是曹喜所创。

王莽留下来的书迹，除钱币外，尚有新嘉量铭文和砖文。莽量铭文的小篆，也堪称精美，结体呈纵势、长方，上密下疏，瘦劲厉悍。后人治印，多所借助，甚至有大书画家，篆刻家如齐白石、邓散木等的篆书、篆刻，都从它得益很多。

王莽货币的面文，也如布泉一样，是悬针篆。清代泉学家翁树培在《古泉汇考》中说：“货布二字细瘦如针，莽钱中之最精者。”

关于大布黄千钱文的书体，无疑也是精美的悬针篆。大布黄千有两种，一为四字悬针均不太明显；二是四字悬针均显著。另外还有异范一种，“黄”字和“千”字末笔悬针的尖锐程度则非常强烈而醒目。

王莽虽然被人民永远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王莽钱的艺术价值却远远超过了它的使用价值，它的文字、冶炼和设计都堪称中国古钱一绝，匠心独具，有着极高的收藏和欣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