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

一、公元前2000年前后各地区文化面貌的变化纵览

公元前2000纪左右，在我国广大范围内，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化激变。在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纪），无论是黄河上游、下游，还是长江上、中、下游，都曾出现了一些十分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如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等，这些文化各具特色，盛极一时，在某些方面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时期，各地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聚落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反映出在这一时期，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和与之相伴的人口的较大幅度的增加。然而，龙山时代结束后，（即公元前2000年之后），情况为之一变，各地的聚落数量锐减，规模也显著缩小，似乎反映出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上述地区曾经风光无限，繁荣至极的“强势文化”相继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出现。

在黄河上游地区，以繁缛的彩陶为特色的马厂文化被拥有较为发达的铜器制作技术的四坝文化取代；在黄河中游的河套岱海地区，广筑城池的老虎山文化衰落，新出现了以花边口沿和饰附加堆纹陶鬲及小件青铜器的朱开沟文化。在黄河下游地区，以使用精美的蛋壳黑陶闻名遐迩的山东龙山文化销声匿迹，由文化面貌较为古朴的岳石文化取而代之。在长江下游地区，以玉琮、玉璧等玉礼器为突出特色的良渚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出现了以相当数量的印纹硬陶为特色马桥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大型城址和大量祭祀用小型陶器和人像及动物形象而独具特色的石家河文化衰落，此后，该地区被纳入中原文化的系统。在辽河流域，在红山文化之后相对进入发展低谷的小河沿文化衰亡，取而代之的是拥有繁缛的彩绘陶，使用大量石块修筑城池和大型祭祀遗迹，出土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陶鬶、陶爵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发人深思的是，将上述地区新出现的诸考古学文化与原来存在于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后两者的文化面貌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令人难以将其后者视为前者的直接继承者。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将前后两个面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相比较，其结果并非如一般人们所想像的、当然是后者高于前者，而往往是业已衰亡的考古学文化文化在陶器、玉器及其他手工业品的制作水平和原始宗教的发达程度等若干方面高于新出现的考古学文化，似乎出现了文化发展水平的“退步”。

以黄河下游地区为例，分布于此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在继承了大汶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再创辉煌，其鬶、盉、觚等各类酒器的多样性和优美的造型，质地纯净的黑陶和白陶的烧制技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令现代陶工都叹为观止的、薄如蛋壳（壁厚不足1毫米）的“蛋壳陶”，以及制作精致并有雕刻出繁缛的兽面纹饰的穿孔玉石器等，成为当时最为先进的史前文化之一。而其后出现于黄河下游的岳石文化则相形见绌，其陶器以器壁厚重的呈子母口的灰陶器为特点，不见制作精美的蛋壳陶；石器中琢制石器占相当比例，磨光石器较少，也未见精致的玉器。前后两者的文化面貌反差较大。

再以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为例。以高超的琢玉工艺和精美绝伦的各种玉器以及以由几种颜色的土构筑而成的祭坛和巨型建筑为代表的发达的原始宗教而闻名遐迩的良渚文化，无论是文化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方面在当时都是名列前茅的。然而，良渚文化之后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马桥文化遗址或墓葬中，则不见或少见玉器，尤其是未见琮、璧、冠形饰等表示拥有者身份的“礼玉”。在玉石器的制作工艺方面，后者也比前者相形见绌。后者不仅看不出进步，反而有今不如昔之感。两者的陶器在质地、造型和类别及制作工艺等方面也差别较大。

上述这些现象给人一种印象：前后两者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们似乎并非单线进化式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即后来者承袭了先驱者的文化传统，又继续将其发扬光大，，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层”，即两者在文化上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同。

虽然不能仅仅根据这些现象得出各地的文化真正发生了退步，但就文化发展的势头来看，以公元前2000年左右为界，上述地区的文化和社会似乎确实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衰变。有迹象表明，这些区域曾一度各具特色的文明化进程并未沿着其原来的发展轨道完成其全过程便中途“夭折”或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被纳入到以中原地区夏商王朝为中心，或在其强烈影响下发展的轨道上来。

二、分析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的前提

应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对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人将其解释为人群的迁徙，有人则认为是环境的变化使然，还有人认为是由于集团内部的原因造成的。上述几种意见虽都可备一说，但又似乎难以据其圆满地解释各地发生的上述变化。我们认为，鉴于上述广阔的地区都发生了这种的变化，因此，在考虑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时，也应当从广阔的空间去思考，将各个地区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仅仅涉及某一个区域的局部原因，可能不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的或根本的原因。无论如何解释，下列事实都是不容忽视和否定的：这一时期，在相当广阔的空间范围里，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革，一些原来相当繁荣的文化衰落了，一些新的文化脱颖而出，不同地区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接触、碰撞和融合，从而改变了原来这些地区的文化格局和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我将其称之为该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下面，将以这一认识为前提，试对产生如此大范围的文化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

三、距今4000年前后自然环境的变化

在分析大范围文化衰变原因的时候，以下背景情况应予以注意：

1、根据国内外古环境专家的研究，在距今5500年和4000年左右，在全球相当一部分地区发生了气候的异常，主要表现是气温的降低和降雨量的不正常，我国也不例外1。

2、在先秦时期的不同文献中，均可见到尧舜禹时期发生气候异常和大规模洪水泛滥的记载。《孟子·滕文公上》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墨子·非攻下》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可知当时无论是在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都出现了气候异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五谷不登”、“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的记载，表明当时有洪水的泛滥，还遇到了冷夏、地震，给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3、最近发现的“  公盨”铭文中，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的内容。表明西周中期的人们确信大禹治水的史实2。

4、近年，山西襄汾陶寺、河南辉县孟庄等龙山时代后期的城址中，相继发现洪水泛滥遗留下来的痕迹。有迹象表明，这些遗址的废弃可能与洪水的泛滥有关3。另外，在青海民和喇家遗址，还发现先发生地震，紧接着黄河泛滥，导致整个村落被毁，村中的男女老少来不及逃避而惨死在屋中的悲惨景象，被喻为“东方小庞培”4。

5、在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距今四千多年的龙山时代的遗址多位于高于周围数米的人工堆筑的“堌堆”之上。显然是为了防御洪水的危害。

6、在长江中游发现的距今四千多年的湖北石家河等龙山时期的城址，城墙外往往有宽达十数米乃至数十米的护城壕，这些护城壕有些是利用了天然河道，有相当一部分则是人工挖掘而成的，其主要目地应当是为了抵御洪水5。

7、近年，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周围，也发现了宽大的壕沟，在数处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发现洪水泛滥后形成的淤泥层6。如江苏吴江梅堰遗址良渚文化层之上有厚0.33－0.9米的淤泥层，在浙江吴兴钱山漾、上海青浦果园村、上海闽行区马桥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之上，也都发现厚度在0.25－0.30米的淤泥层。可见在良渚文化末期，长江下游地区确实曾出现过大洪水，对人类生活的造成巨大的破坏。

上述考古发现与上述古环境学家研究的结果及先秦时期的古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的相关记述可以相互印证。从而表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似乎确有一段气候异常，灾害频发，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的接踵而至，无疑会对人们的生活乃至文化与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恰恰在前这一时期，上述广阔地区发生了文化的衰变，可能与此背景有一定关系。

四、中原地区文化的“连续性”和“兼容性”

1、二里头文化对河南龙山文化的继承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发生了这种文化系统上的“断层”和衰变。在华夏文明诞生地――中原地区，虽然也发生了河南龙山文化被二里头文化所取代的情况，但是，将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相比较，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在相当一些方面存在着共性，如陶器以灰陶为主，流行篮纹、方格纹等纹饰、无鬲少甗，以三角形扁足鼎和夹砂罐及甑为炊器，盛器有小平底宽肩罐、平底盆和圜底盆（擂钵）、高把豆等陶器。两者的磨制石器的种类和形制以及建筑技术、墓葬形制等方面也较为相似。特别是在河南新密新寨遗址发现的 “新寨期”遗存，在层位上，介于当地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在文化面貌上，兼有两者的某些特点，表现为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渡性质，从而将两者较为紧密地联系起来7。这一遗存其实早年已有所发现，只是在近年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它的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文化因素是继承了河南中西部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

2、二里头文化中非河南龙山文化因素的存在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