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纪念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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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在1975-1976年已承认对文革要作"三七"开，承认文革存在"三分错误"。他发现自己主导形势的能力已日渐削弱直到渐近丧失。他甚至一度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迁就邓收拾文革残局的政策。

　　毛远新向毛报告邓欲否定文革时，毛并未特别被激怒，似亦难以下决心再次倒邓。因此他反要毛远新与邓谈，试图寻求妥协，由邓出面作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其潜台词是，只要形式上肯定文革，则邓仍可以继续留任。但此议被邓所拒绝。自称"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此乃借毛1973年之语反讽于毛及文革也。

　　至此而毛亦仅免除他所承担处理国内事务的责任。外事责任仍予保留。显示了对邓的极大宽容，与1966年对彭陆罗杨之果断处理形成强烈对比。由此可见毛此时内心深处之迟疑与矛盾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上，毛仍然授权邓主持了1976年1月周恩来的追悼会。（注：毛即使到此时，虽重病缠身，已入衰年，其对局势的深谋远虑，较之毛远新的少不更事及江张一类的刻忌悖妄仍足以形成鲜明对照。）

　　196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毛才不得不下决心第二次打倒***。但他仍然为邓保留党籍，而未将其置之于死地。对文革中其他几位直接政敌，他仅将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置之死地；但对彭、陆、罗、杨后来则均网开一面，保留一线生机，不为已甚，于1975年前后均批准释放出狱，"贬抑流放。（注：1973年11月，毛命解除对罗瑞卿的监护。毛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

　　1975年初毛亲命周恩来主持对前国民党关押战犯的一次性大赦，又亲命章士钊衰年赴港寻求重开与蒋的和平谈判。（此举未果而章氏死于香港。）试图与生前宿敌和解。

　　但反之，对陈伯达王关戚及林派军人，毛却始终关押不赦，提也不提。批邓后毛命叶剑英亦退出军委工作赋闲家居，却又不免除其军委副主席职务。以至临终弥留之际乃召唤叶似欲有所托付。他的暮年心态可谓极其矛盾而悲凉。

毛泽东没有留下重大的政治遗嘱。但天安门事件后，1976年6月15日，与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后一次集体会见时，毛讲了这样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段话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于文革问题的惶惑与不安。事实上，他可能已经知道文化革命在他死后将必定会归于失败。

　　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毛所使用的江张姚王一流皆属下下流品人物。此辈既缺乏政治智慧与才能，其人格形态又至为猬琐卑劣，唯以诌佞毛泽东为能事（于二十四史中可入"倖臣传"）。

　　文化革命以雄壮的悲剧开始，其最终结局却是1980年对四人帮的审判，从而以一种没有丝毫悲剧气氛也没有丝毫英雄色彩的喜剧形式落下最后一幕。

　　相形之下，在毛的对手阵营中，却汇聚了数十年中国革命所锻造出来的几乎全部政治精英。包括其领袖人物如周、林、邓、彭、陈等等，其才能智慧，政治意志与人格，皆是无论被置于任何时代都会闪光耀目的人中俊杰与政治奇材。

　　塑成毛领导的中国革命使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史上一个英才辈出的时代。百年间中国人才之盛，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秦汉之际、武帝时代、两汉三国魏晋及盛唐、宋初、明清之际。（注：参阅赵翼《廿二史札记》。）但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杰及俊秀，竟纷纷在这场运动中凋零殒灭。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目标，是试图维护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即追求社会正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社会主义就是谋求社会公正的制度和主义，即寻求社会正义的主义。）追求经济政治的相对平等，摧毁"官僚主义者阶级"，摧毁官僚特权制度，从而捍卫毛曾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反对国内外、党内外一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对私有制与人压迫人的制度。

　　然而，这一充满理想主义的政治目标，是远远超离于当时中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之现实的。这正是文革必然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

　　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对于六十年代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乃是一种历史进步而不是"倒退"或"复辟"。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近代化的工业革命尚未完成，新兴城市中心尚在萌生。社会成员的80%是公社中的农民，虽然已被组织在公社中，其生产方式却仍处在粗放人力与畜力农业阶段。他们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而仍然是近乎古典形态的村社农民。公社那种集体务动、集体分配的形式，也并不是什么新的生产方式。相反，却与周代井田制下的农村宗法公社和汉代的编户村社农民有诸多相似之点。知识分子除少数精英分子（在文革中乃是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之外，就其群体而言尚未形成独立思考的个性思想人格和觉醒的自我意识。之所以出现社论及大字报政治语言程式极其贫乏，全民抄"社论"千篇一律，万众一声；正是这种缺乏文化个性的表征。在这种背景上，根本不可能形成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生产力和经济组织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更高级社会体制。

　　因此，文革乃是一场不成熟的革命。革命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被自称"造反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所利用。从根本上看，江、张、王、姚正是流氓无产者的政治代表。（注：马克思《波拿巴政变记》深刻论述过在近代革命中流氓无产阶级的作用，可参看。）他们的真正目标并不是为了实现毛泽东的"共产主?quot;理念，而是"推翻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取而代之，以乘机窃取权力、特权和私利。因此，这一革命由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文革激进分子的浅薄私欲与权力欲，最终蜕变成一场宫闱权力之争，变成一场以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伪革命。并不是以95%反对5%，而是以5%反对95%。革命的敌人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增多，革命的人道目标本身，乃至最终竟淹没在反人道的大规模群众性暴力和暴行中（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这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这场革命之初绝对始料所不及的。也是使他晚年不能不为之深感痛苦和困惑直到抱恨终天的。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历史悖谬？这个问题也许涉及到人类的道德本性和历史中的非人可控性，颇为引人深思。

　　在某种意义上，文革运动是中国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新中国建国后，中国政治中渗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马列毛主义）被置于不适当的过高政治地位，对人的评价甚至阶级属性，都以意识形态（即"政治思想"）作为第一标准分类和评价。从而意识形态成为支配现实评价现实至高无上的宗教性神圣准则。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体制。文革的大批判运动使中国全部社会生活政治意识形态化达到了极点。

　　但矛盾的是，毛在文革中又提倡人民关心国事，勇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鼓励造反?quot;反潮流"，倡导"四大"和"大民主"，把权威的标准由迷信党组织、社会的集体理性而下放于个人理性。这恰恰是启蒙精神的标志。

　　当外在的权威随造反浪潮被冲垮之后，仅剩下抽象的马列毛思想。而如何理解和解释之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身。（遇罗克、张志新等殉道者正是这种启蒙精神的最初代表。他们从个人的角度试图对马列毛主义作出新的独立解释。）思想终于冲破了牢笼。而毛本身，又恰恰是这种启蒙与自觉的首倡者（参看毛1964年与毛远新、王海蓉等的谈话）。在这一意义上，毛是中国的马丁·路德。

　　9·13事件后，毛本人永远正确和战无不胜的神话事实上已被打破。林氏"571工程纪要"中对毛及中国政治现实的尖锐批判，尽管当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是作为"反面教材"即作为一种政治靶子提供给全国，但在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笔者本人）心中所产生的效果恰恰相反，它唤起许多人对文革运动的梦醒反思和内心呼应。

　　外在的政治权威和神圣偶象从此开始从神坛上陨落。林彪事件后，一种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新精神（思想解放），正是从这时在一部分政治家和知识界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中涌动萌生。

　　毛驾驭文革的方向是矛盾的，心情一直是极其复杂而痛苦的。他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最终答案。他拒绝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而在某种程度上纵容周恩来、***纠正文革的政策，显示了作为一代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和公心。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经历了最深刻的内心感情冲突。

　　事实上，对于文革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系统的计划或"伟大战略部署"。他开启了造反的闸门，点燃了火种，然后坐山观斗因势利导，试图将运动一步一步引向他所追求的方向。

　　但在1971年后，他自己也已日益感到困惑和迷失了。文化大革命积极的一面是摧毁了解放后效仿斯大林模式而建立的官僚主义体制。把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文化启蒙因素深深地播种到民族的精神中。

　　在林彪事件后，怀疑毛而敌视江张王姚激进派小集团的思潮暗流汹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到1976年清明节事变，由于周的逝世，邓的贬黜，被压抑多年的民怨终于在全国范围爆发而起。一个启蒙、寻求改革的新时代至此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毛及其发动的这一文化大革命，以最深刻的历史悲剧的形式，为中国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伟大文化解放的火种。

　　英国历史学家霍兰·罗斯论拿破仑曾说：

　　"综观他的一生，这样断言似乎是公正的：他垮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法国人民有什么缺点，因为他们对他效忠始终不渝，连阴曹的判官拉达曼瑟斯也会为之感动流泪；也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将军或政客叛变出卖，因为既有四千万人忠心耿耿，这种叛卖就无足轻重；根本原因在于这个人的性格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创为。没有毛泽东，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巨人中的超级巨人，但毛的反对者，或者为毛所反对的刘、林，以及后来的周、邓，也都是一代巨人。在后者的政治主张中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合理性。这种现实主义的合理性就历史发展的逻辑而言，实际是一种难以逆转的现实必然性，甚至强大如毛泽东也无法逆转之。

　　但是，毛却是一位天才；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他的洞察与痛苦，他所奋斗的目标，是远远超越于现实之上的。

　　因此，在尘埃落定的三十六年之后，我们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所有这些当时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词出现（没有人真正理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发动文革所欲在历史中加以遏止的东西，而对大多数人在当时则似乎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似乎强不可摧的铁一般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正面与负面的一切效应。尽管资本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是一种必然，但它绝不意味着一种公正，更不是一种历史正义，不是一种永恒与合理！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充满传奇戏剧性的一个伟大世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这个世纪中卓越拔立的三位真正的传奇英雄。

　　这个世纪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最终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达到一个震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高潮。但随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乃以九十年代全球社会主义体制的全面崩解，从而转向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

　　但是，历史远未终结。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留下的精神和政治遗产，包括文化大革命，仍然会被人们思索和研究下去。

　　罗斯在他那部论拿破仑战争包括滑铁卢失败的杰出著作中曾指出：

　　"尽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在治理国家，焕发人民才智和运用战争艺术等方面，完全是超群绝伦，伟大之极。

　　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业绩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而更在于他的始创性以至在完成所有这些业绩中投入了雄伟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却还是宏奇壮丽！

　　屈处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人类毕竟不以最高的荣誉授予那些谨小慎微、知难而退、毫无建树传于后世的庸碌之辈，而是把它授予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功勋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万人同遭大祸之际还主宰着千百万人之心的人。"

　　这些话似乎更适用于评论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失败了。但是，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了数亿人口的伟大国内战争和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了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营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终极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国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屹立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千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作为在青年时代曾身历文革全过程者，此文写就，百感交集，不胜唏嘘。

　　　　　　　　　　　　　　　　　　　　         2002年12月26日改定于京华秋澄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