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化龙:“文革”中备受周恩来关注的将军

                           □ 许人俊　
　　1967年春夏,“秦化龙问题”在北京闹得沸沸扬扬,王府井大街、长安街、天安门广场,贴满了有关秦化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有打倒他的,有拥护他的,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当时,正是中央机关“文化大革命”极端混乱时期,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大多数群众茫然、迷惑:秦化龙何许人也?他的问题为何闹得满城风雨?声势和规模何以如此之大?
　　大家更没有想到的是,此事竟然还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在中南海曾先后七次召集国务院农办农政的群众组织代表开会,商谈如何处理“秦化龙问题”。当年,我作为秦化龙的秘书和机关群众组织代表,有幸参加了每次接见和讨论,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全过程。
　　
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受命进京 　　
　　秦化龙,湖南平江县人。1930年初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少共平江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部长,湘鄂赣军区后方留守部队政治部主任。坚持了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1938年,秦化龙赴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0年底在回国途中,秦化龙在新疆同杨之华、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等100多人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后经营救出狱。解放战争时期,秦化龙被派往山东,担任师政委,后带领部队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公安军政委、南京军区炮兵政委、上海警备区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4年,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建立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并指示中央军委抽调军队优秀政工干部支援地方组建政治部。不久,南京军区推荐了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进京工作。
　　秦化龙到京后,受命主持农林口的政治工作。当时,农林口的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八机部(农机部)、中央气象局等部门,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了政治部,并从部队选调了一批将军担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农林政治部负责领导农林口各部政治部和直属企事业单位的政治工作,同时指导各省、市、区农村政治部的政治工作,既面向中央农林口机关,又面向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一次,刘少奇在会议上风趣地说:中央农林政治部的工作大有可为,工作开展起来后,它将是全国最大的政治部,比解放军总政治部还要大。
　　秦化龙深感担子重,责任大。他进京后,多次拜访农林口邓子恢、谭震林、陈正人、王观澜等领导人,一一求教。随后南下广东、湖南,北上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了解各级农林政治机构组建情况,调查总结农村、农场、大中专院校基层政治工作典型经验,研究农林政治部的工作计划,筹备召开全国农林政治工作会议。
　　1965年秋,秦化龙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全国农林政治工作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秦化龙和全体代表,热情鼓励大家做好农林政治工作。
　　不久,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的三个政治部与中央农林政治部合并,秦化龙主持全面工作。
　　1966年春节,为扩大中央政治机关的影响,中共中央确定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姚依林、中央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龙等,分别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节日讲话,向全国工交、财贸、农林系统的干部、职工,以及广大农村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慰问。
　　3月8日至22日,河北邢台两次突发强烈地震。周恩来指定秦化龙随同乘直升机紧急赶赴灾区视察慰问,鼓励灾区军民团结抗灾,重建家园。秦化龙朴实、勤奋、稳健的作风,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
　　
“炮打司令部”打出“秦化龙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秦化龙受命担任农林口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全面负责农林口各部和所属大中专院校的政治运动。谭震林副总理指定由秦化龙代表中央接见各地的农林院校红卫兵。
　　随着运动逐步深入,农林口各部领导人先后被打倒,唯有秦化龙因是两年前才从解放军选调来的将军、老红军,自然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响当当的成员。当时,每逢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检阅红卫兵,秦化龙总是被指定参加。
　　8月,北京政治气温骤然上升。中央机关紧急部署开展“炮打司令部”运动。
　　“炮打”的含义是什么,炮打谁,当时谁也闹不清楚,普遍以为是毛主席号召群众给领导人提意见。当时中央农林政治部有位年轻干部,热情响应号召,给一位中央领导人贴大字报,说他贯彻毛主席“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不得力,不认真”,希望他“来群众中听取意见,加以改进,以便把今后的工作搞得好上加好”。 大字报只有200多字,内容十分简单,纯粹是响应号召、政治表态类型的大字报,毫无恶意。但因为是中央农林部机关的第一张大字报,又是政治部干部写的,贴在办公大楼正中央,位置显著,所以引人瞩目。
　　那位中央领导来机关看过大字报后,误认为是“小干部的行动,大干部的思想”,怀疑是秦化龙幕后策划。于是,马上召集机关干部开会,大发脾气说:“炮打司令部打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炮弹,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炮弹,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农林口打什么?就是打邓子恢!邓子恢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长期以来在农林口阴魂不散!”接着,他又说:“在座的就有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紧接着,那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会议,批判秦化龙春节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有“政治野心”,想当“全国农民运动领袖”;指责他到中央农林口建政治部,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像赫鲁晓夫一样搞农业党。
　　随后,秦化龙直通中南海的保密电话被撤去,职务也被宣布撤销。罪名是:一、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二、追随苏修搞农业党;三、参加平江史编委会为彭德怀翻案;四、与反党分子张子意(中宣部副部长)、高登榜(国务院副秘书长)过从甚密。 ［注：此人当是谭震林］
　　问题一出现,顿时在机关里掀起轩然大波。一些干部仗义执言,贴大字报反对,强烈要求为秦化龙翻案,恢复名誉。面对莫须有的罪名,秦化龙不服气,立即上书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提出申诉。
　　1966年底,林彪找那位中央领导谈话询问情况,并表示自己过去在莫斯科就认识秦化龙,随后阴阳怪气地说秦化龙是“白面书生,见人不见灵魂”,实际上等于默认、鼓励了对秦化龙的批判。
　　1967年初,国务院农办革命委员会成立,加重打击秦化龙及其同情者,宣布他们是反革命,勒令他们接受批斗和监督劳动。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没有几天,那位领导人突然出了问题,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唯恐天下不乱,立即插手中央农林部的机关运动,借题发挥,说农林口机关搞假夺权,鼓动首都红卫兵到机关造反。
　　
绕过其他问题,周总理亲自抓“秦化龙问题” 　　
　　1967年3月8日,首都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闻风而动,开着卡车,架着高音喇叭,举着红旗,像潮水一样涌进农林口机关造反。一时间,机关大院内人山人海,“秦化龙问题”从机关大院走向社会。
　　此时,“文革”动乱正处于高潮时期,国务院几位副总理除李先念外,已相继被打倒,周总理肩上的担子更为繁重。即使这样,他依然关注着“秦化龙问题”,多次派联络员武博山和红旗杂志社记者到农林口机关大院私访。让他们通过看大字报、找人谈话等方式,了解事情真相。
　　5月初的一个深夜,武博山约我们几位军队转业干部(吴文平、刘子兵和我)到中南海面谈。农林口各部及所属院校约100名支持秦化龙的代表,也同时来到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厅等候总理接见。    　会议大厅中央安放着一张大条桌，供总理和主要代表就座。吴文平、刘子兵和我等国务院农办农政５名代表，被安排在中央会议桌旁。我是秦化龙的秘书，属于知情人，总理联络员让我紧挨总理而坐，以便于汇报情况。
　　那天，总理身着浅灰色旧中山服，佩戴一枚镶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红色小徽章，神采奕奕来到会场。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家微笑招手致意，然后同中央会议桌旁的代表一一握手，逐一点名认识对方。
　　“秦化龙问题”是主题。总理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说：“目前，农林口运动中有几个问题很突出，‘秦化龙问题’尤其突出，大家很关心。我决定绕过其他问题，首先抓‘秦化龙问题’。”接着，吴文平详细汇报了“秦化龙问题”的由来。总理听得非常认真，边听边记，不时还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们补充。  　
　　这之前，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听说秦化龙蒙冤落难，感到愤愤不平，指示军区政治部写来公函证明：“秦化龙同志在军队工作期间，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场坚定，作战勇敢，为人正派，作风民主，群众威信高，多次当选军区党委委员。”证明信是用毛笔写的，工工整整，极为正规，而且盖有南京军区政治部的红色大印。会上，我宣读了证明信，并呈送总理过目。总理边看边点头说：“这么好啊！”
　　随后，我补充汇报说：秦化龙主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正式任命的，但有人为了打倒他，竟然迫不及待违背干部管理程序，以国务院农办名义向全国发文，宣布撤销他的职务，手续和形式都不对头。 　　我随手将国务院农办印发的文件呈送总理。他边看边皱眉头，感到惊讶，并马上指示秘书孙岳去机要室查阅档案，看看有无请示报告和中央的批示。  　   　不一会儿，孙岳回来汇报：国务院农办向中央常委写过报告，中央领导无人表态。总理当场严肃地表示：“这种做法明显不妥。”  　   　总理如此重视“秦化龙问题”，我们感到为秦化龙平反大有希望，顿时欢呼雀跃，拼命鼓掌。 　   　一个月后的一天深夜，总理确定在中南海的小会议室召集我们机关３个群众组织的９个代表座谈，其中保秦化龙的５人，反秦化龙的３人，持中立态度的１人。 　   　总理坐下后，摊开双手笑着说：“听说你们在‘秦化龙问题’上有三派。其实，我看只有两派，中间派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存在。我建议你们联合起来开一个辩论会，定名‘秦化龙问题辩论会’。辩论双方也是你们，你们最了解情况，也最有发言权。辩论会的地点，同样在你们农办农政。农林口各部和院校红卫兵，可以派代表听会，但不参加辩论，他们不干预辩论。”  　   　关于辩论会如何开，总理设想得十分周到、具体、细致。他说：秦化龙是当事人，实行回避，不要出席辩论会。辩论会围绕秦化龙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是否搞农业党，是否为彭德怀翻案等问题展开。辩论双方发言，应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吵架。辩论会首先由支持秦化龙的一方发言，反对方后发言，持中间立场者最后发言。为防止会场出现混乱，他指示辩论会要发票，凭票入场，保持会场秩序。他提醒我们：支持秦化龙的是多数派，要有雅量，不能以强欺弱，不要搞小动作，大小组织一律平等。  　   　当时，中央机关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总理十分头疼。他希望国务院农办农政的群众组织在“秦化龙问题”上带一个好头，通过辩论求同存异，统一思想，为中央机关消除矛盾开创一个好风气，树立一个好榜样。最后，周总理让我们回机关相互协商，积极筹备辩论会。 　  　不久，又是一天的深夜，周总理再次在中南海召见我们，询问辩论会的筹备情况。他听说筹备顺利，很高兴。此时，北京开始进入夏季，细心、周到的总理又指示说：“现在是夏天了，天气很热，大家肝火旺，开起会来容易吵架。但上午还比较凉快，大家头脑冷静，适合开会。你们的辩论会，可以上午召开，下午休会，第二天上午继续辩论。”
　　那天总理的情绪很好。他在会上还出人意料地表示：“我要亲自到你们农办农政去出席辩论会，听你们辩论发言。”我们很受鼓舞，马上鼓掌欢迎。但他接着又谨慎地补充说：“我的事情实在太多，往往身不由己。如果因故不能到会，我一定派秘书和联络员出席。”他还嘱咐我们开会一定要搞好辩论录音，散会后将辩论录音交秘书和联络员带回中南海给他听。 　    　在那次会上，反秦化龙的一方突然向总理举报说，他们发现秦化龙有利用写小说反党的罪行。 　   　总理很诧异，问我：“秦化龙还会写小说？” 　   　我解释说：“过去，中央军委曾布置军队高级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秦化龙写了一本《泉源滔滔》，回忆红军长征后湘鄂赣边区革命群众支持红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故事，回忆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我指责对方缺乏常识，胡言乱语，把回忆录错误当做小说，而且妄加罪名。总理恍然大悟，知道属于误会，见对方哑口无言，也就不再细问。 　 　“秦化龙问题辩论会”陷入僵局，周总理深感失望  　　 　　８月初的一天，北京上空骄阳似火，暑气逼人。“秦化龙问题辩论会”正式举行，总理因有外事活动未能出席，派秘书孙岳和联络员武博山到会。 　   　农林口各部和院校十分关注辩论发言，纷纷派人听会，场内场外人山人海。会场上悬挂着“秦化龙同志问题辩论会”的横幅，气氛紧张、热烈。双方摆开架势，准备一决高低。   
　　遵照总理指示，我以首席辩论人身份发言。通过列举大量事实，我逐一分析、批驳了强加给秦化龙的“四条罪状”，历时４０分钟。然后，反方和中立方也作了相应发言，各自陈述观点。  　   　虽然辩论各方慷慨激昂，言词尖锐，但因有总理秘书和联络员在场，大家态度都比较克制、文明，无违规举止，辩论秩序井然。 
　　会上，保秦化龙的人数多，理由充分，呼声高，掌声响，形成压倒性优势。对方理亏，明显处于下风。他们多次提出抗议，想退出辩论，但又不敢。 　   　辩论会连续开了一周多，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农业电影厂天天派人录音，并将录音按时交总理秘书孙岳和联络员武博山带回中南海。 　   　随着辩论会逐步深入，“秦化龙问题”的是非越辩越明，许多问题真相大白。眼看辩论会快要接近统一思想，但一些人又利用派性斗争，从中挑唆，不断制造混乱，致使辩论会时开时停，最终陷入僵局。周总理深感失望。  　  　９月的一天深夜，周总理再次召见我们。我们９位代表进入中南海时，他正在接见七机部的两派代表。 　　时针已指向深夜１２点，总理的接见仍未结束。我们在走廊里可以清晰地听见七机部两派代表的争吵声。周总理好不容易才平息矛盾，开始接见我们。此时已是凌晨，总理明显累了，脸上不再像往日那样充满微笑。不过，他依然强打精神，带着歉意同我们边握手边说：“七机部的事情耽误了时间，让你们久等了。”  　   　随后，总理坐下来听我们汇报辩论会的情况，不时作笔记。他毕竟是年近７０岁的老人了，精力有限，而且心脏开始出现问题。总理连续通宵达旦接见群众代表，确实筋疲力尽，不时打哈欠。但他又不愿意让大家看出自己有病，于是经常巧妙地用左手捂住嘴巴。 　  　听完汇报后，总理不无遗憾地说：“你们辩论会的录音，我每天都听了。你们各讲各的道理，看来很难统一。‘秦化龙问题辩论会’到此为止吧，不必再开了。你们各家回去分别就秦化龙问题写一个３０００字的报告给我，但不要超过３０００字。我现在实在太忙，超过３０００字的报告，我看不过来，只好让秘书去砍。秘书不熟悉情况，说不定把你们重要的内容砍去了，影响意思的准确表达。所以希望你们自己推敲３０００字的报告。” 　  　那次会上，反对方突然向总理报告：“秦化龙在新疆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他有叛徒问题。”总理当即表示：“新疆监狱的事情，我最清楚。当时，党中央委托我通过张治中先生把他们营救出来，并护送回延安的。我是当事人，最了解情况。”但接着他又谨慎地表示：“你们如果有新材料，也可以送给我转交中央文革。”他并声明：“这类材料，我是不会看的，只是转交而已。”总理的口气沉重，话中有话，听得出有某种难言之隐。
　　 最后，总理叹了一口气，无奈中流露出一句话：“秦化龙的问题，中央文革有材料。”  　   　中央文革有材料？是什么性质的材料？这是一个谜。会上总理不好明说，我们也不便问。但从总理忧郁的神情和沉重的语调中，我们预感到中央文革的材料显然对秦化龙不利。原本为秦化龙平反信心十足的我们，此时此刻心情无限沉重、无限忧伤，充满了一种不祥的预兆。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才知道，因为当年新疆监狱问题是总理亲自处理的，林彪、江青等人一直处心积虑地利用这一问题做文章。所以，总理接见我们时总是主动回避，反复声明收到这类材料只转交，不拆看，以免节外生枝，产生麻烦。  　 秦化龙遭难，周总理指示卫戍区予以“监护”  　  　 果然，总理那次接见我们不久，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在首都红卫兵会议上就宣布：“秦化龙不是好人，我们中央文革有材料。”“你们不要保秦化龙了，他是‘五一六’黑后台，还有叛徒问题，你们要反戈一击，再立新功！” 
　　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原先一马当先积极保秦化龙，如今闻风而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连夜将秦化龙关押拷打、突击审讯，企图搞出叛徒材料向中央文革报功。秦化龙被整得死去活来，生命危在旦夕。周总理知道后，马上紧急干预。他派联络员给北京农大红卫兵头头送去一张便条，指示他们立即将秦化龙移交北京卫戍区。便条简单明了，十分巧妙。内容是：“傅崇碧同志：现有北京农大红卫兵×××将秦化龙扭送卫戍区监护。周恩来。” 　  　周总理真可谓用心良苦。他用“扭送”二字，大大满足了当时红卫兵的揪斗热情；又用“监护”二字，让秦化龙及时脱离险境，迅速转到卫戍区，免遭了红卫兵的毒打。“扭送”为虚，“监护”是实。秦化龙正是在“扭送”、“监护”下才转危为安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江青一伙对秦化龙的迫害并未就此罢休。１９６８年底，他们抓“五一六”和揪“叛徒”的活动逐步升级。陈伯达毛遂自荐出任“五一六”专案组组长，谢富治、吴法宪等为专案组成员。同时，成立代号为“五一六”的专案组（即所谓的“新疆监狱叛徒集团专案组”），把秦化龙定为“五一六后台”和“新疆监狱叛徒集团重要成员”，宣布开除党籍，取消户口，解除监护，从北京卫戍区移交秦城监狱关押审讯。  　   　此后，秦化龙一直被置于专案组的控制下，周总理对秦化龙已爱莫能助。加之后来总理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更是力不从心了。幸好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毛泽东发现专案工作有问题，及时指出：各个专案都已搞了好多年，再不结案，非要把人整死不可。１９７４年，他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   
　　１９７４年底，中央三办对新疆监狱问题进行复查。１９７５年３月，写出复查报告，否定了“新疆监狱叛徒集团”的存在。重病在身的周总理看了复查报告，立即提笔将“复查报告”改为“平反报告”。  　   　１９７５年５月，被囚禁８年之久的秦化龙拄着拐杖，艰难地移动着残腿，缓缓走出了牢门。但即使是这样，他的自由也是有限的。由“四人帮”控制的专案组，禁止他在北京逗留，而是派人送他直接登上了开往河南的火车，送到新乡市干休所软禁，并规定不得与亲人通信，不得与外界联系。 　  　第二年，“四人帮”被粉碎了，举国欢腾，万民同庆。身在河南新乡的秦化龙也沉浸在欢乐之中。后来，秦化龙被允许返京回家。 
　　关于“秦化龙问题”，中央的最终结论是：“把秦化龙同志作为叛徒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长期关押是错误的，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平反结论还明确指出：“‘文革’初期原给秦化龙同志的撤职处分是不当的，应予撤销。”随后，中共中央任命秦化龙为国家农业部顾问。  　  　１９９１年６月，７８岁的秦化龙因病久治不愈，在北京逝世。生前，他念念不忘周总理对他的深切关怀，多次对人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亲切关怀，自己早已命丧九泉了。

《党史博览》 2009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