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传统制度2000年沉淀的精华与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3:31:55
中国传统制度2000年沉淀的精华与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第一篇：领导人的价值所在
领导人、管理人员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这番话点出了做领导人、管理人员的核心价值。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窥一斑可以知全豹”。真正的管理，最讲究的就是“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洞察奸邪、消除混乱”。是超前的预见、超前的管理，而不是去当救火队、甚至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被混乱所控制。
如果领导层不具备这种敏锐的洞察力、不善于预见问题、提前预防和解决问题，那就做不好领导，公司的治理必然混乱。在整个公司的价值链上，领导人产生不了应有的价值，就阻碍了公司的运转。
很多公司治理的现状是——很多问题已经大量出现、非常明显、非常普遍，在公司内部已经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却长期得不到治理。公司存在的问题太多，到底应该怎么治理也不清楚。领导层不能提前预见并防范混乱，忙于当救火队，普遍安于现状，对大量出现、明显、普遍的问题心安理得。员工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一切损失都由老板买单。一切矛盾，都在比较高的行业利润率的掩盖下，没有爆发，一旦行业形势紧张，就会面临重新洗牌的严峻考验。
随波逐流的人永远是大多数，忧国忧民的人本来就很少。如果不在老板身边、人微言轻，敢于冒险提意见的人就一定很少；敢提意见又能提出解决方案的人更少；提出的方案能冲破中高层的重重阻力、被老板看到并重视的，更是少之又少；即使象郑观应那样，写出振聋发聩的《盛世危言》，可能还会被人说成是“不了解情况、理想化、不可取”。即使被老板下令执行，执行中不被歪曲篡改、最后不是不了了之的，更是凤毛麟角。
第二篇：商鞅“徙木立信”树“法治”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王朝的开创者秦始皇，依靠秦国赏罚严明的“法治”，完成了秦国六代国王梦想的、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
秦国的成功，追本溯源，首先要归功于秦始皇的六世祖先秦孝公。
秦孝公一生中有一次最重要的决策，就是他任用了一位职业经理人——卫国（今河南北部）人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改革秦国原已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法治”。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是一个粗放型管理的、贵族大臣任意横行、而国王的政令却不畅通、赏罚不明、百姓对政府根本不信任的国家。这只须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
商鞅刚刚上任后，请求用国王的名义发布一个公告——“谁能把北城门口的这根百十斤重的木头，扛到南城门口，就赏五十两金子”。结果，百姓看到以后，都不相信他们的国王说的话真管用。你看，在重赏之下，这件很简单的小事，好多天都竟然没有人愿意去干。
最后，终于有一个百姓不信邪，把那根木头扛过去了，商鞅当场兑现奖励，秦国百姓才相信国王的话管用了。
商鞅就是用这个土得不能再土的办法，树立了推行“法治”的信誉。这就是被历史上称为“商鞅徙木立信”的事件。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变成了一个规范型管理的、甚至是精细化管理的、国王权威如日中天、政府赏罚严明、信誉卓著、百姓踊跃效忠国家的、国富民强的国家，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变法的核心管理机制是什么？
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是“以功绩论英雄”的赏罚严明的“法治”，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这是商鞅推行“法治”改革的中心。
商鞅以此为基础重新建立了政府的信誉，逐步完善了秦国的各项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扭转了本来已经积重难返的世道人心。
“管理以人为本”。这既是对现代企业绩效管理作用的认识，也是对商鞅变法的核心机制的概括。
因此说，“法治”是公司治理的基础，是必要条件。同时，“法治”又以管理人心为根本，最终体现在人上。
第三篇：运筹帷幄靠“人治”
今天，我们站在公司治理的角度观察秦国成功的原因，就会发现：
秦始皇的成功，除了秦孝公以外，他的五世祖先秦惠文王、和三世祖先秦昭王的作用最为突出。
如果说秦孝公的历史使命，在于任用商鞅变法，为秦国建立了严明的“法治”。那么秦惠文王、秦昭王的历史使命，就是“任用了卓越的职业经理人、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发展战略。”
秦惠文王任用了职业经理人、鬼谷子先生的高徒、魏国（今河南中部）人张仪为相，实行了“七国连横”战略，瓦解了六国联盟、使韩国和魏国投降、沉重打击了邻近的强敌楚国。
秦昭王任用了职业经理人、在秦国一位官员家里做门客的魏国人范雎（jǖ）为相，实行“远交近攻”战略，并最终在“长平之战”中彻底击败了另一个强敌赵国。从此，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没有悬念，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张仪、范雎这两位职业经理人，是在商鞅为秦国建立的良好“法治”平台基础上，发挥了自身杰出的战略策划才能，指挥秦国取得了外交和军事的一系列胜利。
选贤任能、制定并执行发展战略，这都是属于“人治”的范畴。“战略”是靠“人”的智能、洞察力、斗争艺术制定出来的、没有任何法律或者制度能够规定。识人的能力，尤其是识别高层的、“空降”的、来自底层的职业经理人的评估，几乎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敏锐的判断力。
“人治”很重要，然而识人、用人却最难。
齐桓公靠着管仲（管子）当相国，取得了“九合诸侯、一框天下”的、东周列国的霸主地位。以管仲那样具有非凡、杰出才能的人，如果不是靠着善于识人并且胸怀宽广的鲍叔牙的举荐，也只能做一个普通幕僚，齐桓公也不会重用他的。
管仲第一次面见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问他：“我有很多毛病啊，我好游玩打猎、又好女色，我想改还是改不了啊。都说玩物丧志，我知道这样当不好国君，你说我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这些事并不影响当好一位国君，影响当好国君的是四件事——
1、不知贤——不知谁是贤人、谁是奸佞小人；
2、知贤而不用——知道贤人却不用人家，知道奸佞小人却离不开；
3、用而不任——用了贤人但是不重用、不让人家真正管事；
4、任而复以小人参之——重用贤人以后，又听小人的谗言毁掉人家。”
如果不会用人，即使有食客三千，如果象齐宣王那样天天让他们集体吹竽、大合唱，还美其名曰：“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不但滥竽充数的人无法被淘汰，有能人、有责任心的人也无法脱颖而出。
因此说，“人治”的核心是“用人”。“战略”是制胜的根源，“用人”是战略的源头。
第四篇 诸葛亮谈“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三国时期的一代名相诸葛亮，在七擒孟获、平定南中、稳定蜀汉政权的后方以后，曾经准备出师北上、九伐中原、复兴大汉王朝。
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雄才大略而又赤胆忠心的诸葛亮，用饱经沧桑的笔触、披肝沥胆的语言、满怀忧国忧民的情怀，给蜀汉王朝第二代皇帝、幼主刘禅上奏了一篇表章，希望皇帝陛下励精图治、君臣协力，再造乾坤。这就是被千古传诵、永垂万世的《前出师表》。
诸葛亮《出师表》感人至深，读来催人泪下，被称为“鞠躬尽瘁的典范”、“位极人臣的楷模”。宋代诗人陆游在《书愤》诗中赞之为：“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唐代诗人杜甫在《蜀相》诗中感叹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一千八百年以来，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是，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还隐约点出了人治与法治的辨证关系。
《出师表》先讲法治——“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出师表》后讲人治——“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出师表》先讲法治，后讲人治。原因就是：没有法治的人治是不完善的；同时，没有好的人治，法治也会沦为小人为所欲为的工具。
人们不能忘记，秦始皇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六世祖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因此，“法治”的来源还是“人治”。
同样是秦国的这套法治，秦始皇可以用来统一天下，而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却在短短几年内就亡国了。这不是秦国的法治不行了，而是秦二世没有驾御这套法治的能力，被奸臣赵高篡了权。赵高用“指鹿为马”的欺上瞒下手段，把忠臣良将、甚至把太子都杀掉了，所以秦朝就不可避免灭亡的命运。
因此说，“法治”只是“人治”的工具和延伸，“法治”不能脱离“人治”。“人治”甚至比“法治”更重要。关键是让贤人来推行法治，还是让小人来推行法治。
第五篇：“白道”与“黑道”的斗争
从单纯的企业管理理论上讲，公司治理本身，公司治理者只关注了“白道”层面的东西——那些正面的东西、明面上的规章制度、能摆在台面上的东西、那些建设性的力量。没有关注“黑道”层面的东西——那些反面的东西、那些上不了台面的、隐藏在暗处的、伺机破坏性的力量。
“白道”与“黑道”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在政治上是如此，企业里也是如此，在古代是如此，现代也是如此。
无论是政治，还是公司治理，都是这么一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高一丈，魔在天上”的较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处在“白道”上的皇帝/企业主/忠臣，都是宵衣旰食、努力工作、尽忠尽责、铲除奸邪、开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处在“黑道”上的权臣/奸臣，却是通过擅行威福、结党营私、毁坏忠良、蒙蔽皇帝/老板、然后象钻进神像里面的老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损公肥私。
最高领导人英明、处理得好了，“白道”势力昌盛，“黑道”虽然存在、但是如过街老鼠、成不了气候，这就是一个太平盛世。
最高领导人糊涂，处理不好，“白道“势力形同傀儡、形不成气候，而“黑道”势力却异常猖獗、那里的老鼠连猫都敢欺负，那么，这就是一个末法乱世。
不管多么成功，多么风光的企业，其实内部都是暗潮汹涌、危机四伏。
“白道”往往是“法治”的。而“黑道”却往往是没有任何法治的绝对“人治”。法治全在明处，但是黑道在暗处、它更有效率、更有保密性，法治往往被内部的奸臣劫持和利用。
法治在实施惩罚时讲究“证据”，而黑道化的势力（包括腐败）却可以用“指鹿为马”的方式打击异己。
例如：黑道的人把一只鹿说成“是一只马”时，哪个不识相的敢说“明明是一只鹿”，黑道最多表面上承认“哎呀，我看错了”。而不久之后，那个说“是一只鹿”的人，就被他们加以其它罪名、或者干脆暗杀清除掉。这样，黑道悄悄完成了肃清异己的阴谋、巩固了自己的非法统治，却没有人能够拿到直接的证据。
2200年前的秦国奸臣、太监头子——赵高，就是用“指鹿为马”这种黑道方式欺上瞒下、剪除异己，实现自己一手遮天的阴谋，把忠臣良将、甚至把太子都杀掉了。
虽然赵高是“指鹿为马”这种的黑道手段的名义上的专利权人，然而，赵高既不是第一个用这种手段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古代，中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并没有活到赵高专权那一天，《韩非子》中没有“指鹿为马”的故事，但是有类似的论述。
《韩非子?孤愤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奸臣可以罗织罪名诬陷忠于国君的人，用国家的法令诛杀他们；不能强加罪名的，就派刺客追杀他们……而与奸臣狼狈为奸、结成党羽蒙蔽君主、损公肥私的人，会受到奸臣信任，这些人若有小小的功劳，就作为借口迅速提拔，若没有什么功劳，就借同党的颂扬作为借口抬高他的身价、加以提拔”。
在现代，政治制度是如此——西方成功的民主法治，虽然号称便于制衡，而到了由中国人（包括港澳台地区）操作，就会变成黑道化的势力（包括腐败）实际统治，至少是分庭抗礼。不过有时黑道与白道互相合作、暂时谁也不吃掉谁而已。有时黑道老大转为白道老大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经济制度也是如此——股市的制度在西方运行存在几百年，纽约的华尔街两百年都没有崩溃。可是这套经济制度照搬到中国来，证券业到中国十几年就被搞砸了，获利的是一帮黑道化的势力（包括腐败），广大股民都被坑了。
在企业里面更是如此——
当权者也是处处结党营私、却打击忠于老板的人——对于犯了法的私党处处保护，结成死党，当权者一手遮天、变成土皇帝，而把真正的老板架空。老板的指示经过他们操作，总是落不到实处；而奸臣的意图，总是得到圣旨一样地执行。
对于忠于老板的人，能给你罗织罪名的就用公司制度除掉你。不能用公司制度赶走你的，就利用一切机会处处给你穿小鞋，让你不舒服、逼你自动离开公司。对于那些无法赶走的老板的皇亲国戚、或者那些暂时无法被赶走的对立面，就采取孤立政策，结果没有人敢答理他们、敢和他们走得近。否则，你还没有得到“白道”的支持，“黑道”就下手了，你的屁股就炸了，奸臣就已经罗织好罪名、找机会除掉你了。
形成这种“逆向淘汰”怪圈以后，正直、有道德操守的好人很快被清除掉、大多数人就会见风使舵、随风倒向黑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黑道更加气焰嚣张，残存的好人惶惶不可终日。
《韩非子》讲“和氏之璧”的故事，说明——对君主有利的，未必对权臣有利，可能相反。所以，推行法治的人虽然符合君主的利益，却与当权者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君主让推行法治的人，去和那些权臣商量改革，这就象是“与虎谋皮”，让猎人与老虎商量要它的虎皮，注定是要失败的。
《韩非子?孤愤篇》对这种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推行法制的“法治者”，处于五种不可能取胜的形势下：
1、推行法治的人与君主的关系疏远，而权臣被君主信任、宠爱；
2、推行法治的人是新来者的身份，而权臣是君主的老相识；
3、推行法治的人可能要矫正君主的错误，而权臣却专门琢磨投合君主的好恶；
4、推行法治的人地位低贱，而权臣地位尊贵、位高权重；
5、推行法治的人凭自己一张嘴，而权臣却有众人众口一辞地称誉。
再加上法治者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君主；当权者却能从早到晚在君主前说长道短。这样，法治者什么时候能被重用？君主什么时候才能醒悟？法治者哪能不危险？
“法治”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黑道在和白道的斗争中占据天然的优势。在“白道”与“黑道”的斗争中，如果最高领导人不具备政治斗争的敏感性，往往还会重复以上注定要失败的过程。这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单纯的“白道”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是在“白道”统治里面吸收了“黑道”统治的精华——既有严格的“法治”，又有灵活而敏锐的“人治”。这正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指导思想。
关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制度设计中的精华，在接下来的部分再深入探讨。
第六篇：中国房地产产业变革的前兆
整个中国房地产开发业，对这个行业的产业链的理解，绝大多数还停留在工业界早期的阶段，这比工业界对其产业链的管理，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
中国只有万科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已经在几年以前，主动向工业学习产业链管理，有意识地把工业界已经非常成熟的经验，移植到房地产开发业中来。
几年以前，万科提出“地产工业化”的概念，模仿工业界的产业链管理，以供应链管理“工业化”为中心，梳理了各阶段的控制要素和业务流程，建立了类似于工业厂商的精细化管理模式。万科设计和材料的标准化，实现了产品的标准化、供应商的相对固定化（类似于工业的ODM供应商模式），进而实现了异地开发的规模化效益，设计、材料、建筑都实现了成本最低、质量最可靠、周期最短。不消说供应链的相对稳定，万科甚至连装修样板房的“工法”都已确定，依照工业工艺规程进行控制。最近几天，万科在深圳梅山苑建立的“住宅工业化”示范基地，已经凭借“建筑节能化”的成果，受到了政府的政策性推广。
医药行业被政府强制“招标”以后，结果是演变成内外串通暗箱操作、联合抬价、公开走走过场，结果百姓的医药费打着滚往上番！工厂的供应链管理已经发展到ODM、OEM的合作方式。地产商年年都在开发、相当于工厂每天都在生产产品，却没有形成固定而可靠的合作方。??
若说地产开发的管理比工业界落后，绝大多数地产商会不服气。多年来，房地产企业工作都是以拿地、营销为中心，一路高歌猛进，市场上持续多年的“好日子”，掩盖了地产企业自身管理的落后。尽管多数地产开发商“强化管理”的调子很高，潜意识里总是把管理工作视为锦上添花的陪衬。只要有钱赚，管理中暴露的问题，总认为不是大问题。很多开发商都不设专职企业管理部门，对管理人员的重视可能还不如普通工程师。
地产业最终会象工业企业一样，利润率趋向社会平均水平。当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不放慢速度、审视现状、思考未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自身的管理竟然非常薄弱。粗放的管理产生的惊人暗耗，将会吞噬掉已经变得微薄的利润。于是，大规模的行业洗牌将会上演，只有少量实现了精细化管理的企业，才能得到正常的利润、生存下来、发展下去。
第七篇：西方的制度管不住中国人
现今，中国管理领域的指导思想极为混乱。管理学界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把照抄来的西方管理学的皮毛奉若神明，不研究其来源和适用模型，一味地以洋为镜、生搬硬套。企业里也推波助澜、盲从西方管理理论，致使此种情况越演越烈。
其实，无数事实证明，在西方成功的制度，根本管不住中国人。任何在西方成功的制度，用不了几年、几十年，中国人就可以把它败坏掉。
西方国家用君主立宪或者民主共和制度，在西方也是成功的。可是为什么到了由中国人操作，就变了味，就乱了套？会变成黑道化的势力（包括腐败）实际统治？
西方经济制度在西方运行了几百年，纽约的华尔街股市两百年都没有崩溃。为什么这套经济制度照搬到中国来，证券业到中国十几年就被搞砸了？
西方许多私营企业用这套公司治理结构也成功了。为什么中国的老板用这套办法，老是走不出“一放权就乱，一抓权就死”的怪圈？
这是为什么？
对中国式管理有着极为独到研究的管理大师曾仕强，曾经一语道破了天机——“中国人实在是太聪明了。在西方成功的制度用到中国来，就一定会被篡改、执行得面目全非。”
西方现代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取消君权，要“民主”不要“君主”。然而，民主法制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虽然号称便于制衡，但它很容易被内部的黑道化的势力（包括腐败）所利用。天生“太聪明”的中国人，很快就会发现、并利用这些体制性的漏洞。于是，在中国的政府部门、在社会上、在企业里面，一些没有道德的人，纷纷组成黑道化势力窃取权力、攫取利益。他们得到机会以后，一定是去结党营私、陷害忠良、蒙蔽领袖、劫持民众。这些人象白蚁一样，肆无忌惮地糟蹋国家、领袖、民众的利益。最终演变成架空甚至取消皇帝/老板，掌权的高官/高层真做主的局面。这就是早在2200多年前，就已经被《韩非子?五蠹篇》中明确断言的“国之蠹虫”。今天，这些蛀虫更加猖獗、更加厉害。
为什么在西方这种情况不是很严重？
以美国为例，美国从200多年前建国开始，人人都有持有武器的权利，也有言论自由。所以，在美国谁敢欺人太甚？（这个话不正确，美国白人在二战前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屠杀私刑，太多了，那又是为什么呢？）当今中国百姓没有武器，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在言论威胁到官僚的时候，官僚就会用自己垄断的武器、扑灭自己不喜欢（哪怕最高领导喜欢）的言论。
因此，西方的权力层如同狼群里面的狼，它如果敢咬别的狼，任何一只狼都敢咬它，它是不得不“文明”一些的。而中国的权力层，却是羊群里面的狼，而且这些羊被狼命令不准叫，所以，狼是可以无法无天的。
西方企业里人人都可以表达意见，沟通渠道千条万条、畅通无阻，人人都可以发现问题，无形中人人都是监督者，所以，西方企业好管理。中国很多企业里，一些人窃取了权力，第一个就是要搞一言堂，肃清异己、搞得人人噤若寒蝉，专门的监督机构也一样的被腐蚀成摆设，奸臣胡作非为而无人敢说、无人敢顶、员工被任意操纵、老板被蒙蔽。
所以，能管住西方人的制度，根本管不住中国人。 （以上这段分析比较重要，由此可见人民群众的四大自由，公有制条件下，不被操纵的毫无限制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多么重要！同时还要注意到的是，大民主只适用于工人农民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对剥削阶级是不给他们大民主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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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管住中国人？
究竟什么制度才能管住中国人？
极为聪明的中国人，却长达几千年都篡改不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确保家族传承为中心、进行精巧的权力分工、信息处理、监督制衡，是一套异常精密、异常稳定可靠的、异常有效率的制度。最适合私营企业设计治理结构借鉴。
两千年来，王朝政治制度统治着整个中国和周边的藩属国，绝大多数王朝总能统治几百年之久。即使改朝换代，新朝也只承认前朝是“人治”的失败，仍然沿用这一套制度，只在必要时做一些并不伤筋动骨的改变。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制度，真是一套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稳定的“超稳定治理结构”。
中国传统制度实际上集成了民主的制衡、以及黑道化统治的效率两种优点，兼有黑白两道统治艺术的精华。特别是明清两朝的制度，达到了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颠峰，可以说是已经登峰造极、臻于极致。
西方的政治制度，实际上类似中国早期不成熟的王朝政治制度。中国王朝制度早期，确切地说是在明朝以前，皇帝依靠宰相治理国家，有时宰相权力一大，皇帝就被架空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封建早期（明朝以前）的制度如出一辙——君主立宪制相当于皇帝被宰相（首相）架空；民主共和制相当于真皇帝没有了，由宰相轮流做“假皇帝”（总统/主席）。
明朝以前的王朝制度是不完善的，有很大的隐患。这就是权臣容易篡权、结党营私、架空皇帝，最后可能没有皇帝。而到了封建统治的成熟时期明清两朝，早已从消除了早期制度的不完善。所以，在明清500年间，即使发生奸臣乱政，也无一例外，全部是违背这套“法治”乱授权、造成一些人职务上兼并多项本来分开的权力造成的。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在议事规则、权力分工、监督制衡、信息沟通、赏罚升降任免、伦理文化等机制上，都是共同互相合作互相监督，设计得非常精密、科学、和完善。除了皇帝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专权，有效防止了权臣乱政。经过两千多年血与火的洗礼，历代圣贤的完善修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凝结了中华民族5000年管理智慧的精华，是世界管理艺术的颠峰，在很多方面是西方制度望尘莫及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不成熟的制度打败了中国成熟的制度？
问题还是出在“人治”上。例如：野蛮民族蒙古，曾经靠军事上的优势，打败了高度文明的大宋王朝，建立了元朝。野蛮民族满族，也曾经靠明朝军事上的失误，打败了高度文明的大明王朝，建立了清朝。这都不是他们的制度先进，他们的制度实际上是远远落后的奴隶制。他们取得胜利以后，都沿用了“失败者”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不得不承认这套制度的先进性。
近代所谓西方制度优越，仅仅是“一美遮百丑”。近100年里中国对科技不重视，西方人凭借科技进步，打败了早已暮年衰落的清王朝，使人们误以为西方制度优越，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西方什么都是先进的。其实，如果不是光绪皇帝，而是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面临清末的格局，他一定会领导帝国操练洋枪队，最终打败洋人，继续称霸亚洲，甚至有可能称霸全球。
在引进西方制度之前，中国传统的制度，也曾孕育了规模庞大、历时百年以上的家族企业。中国当时的家族企业规模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远比当时的美国摩根、洛克菲勒等财团实力雄厚。例如：清朝的一家——山西的“乔家大院”的乔家，他们在200多年前的康熙年间开创的商业帝国，延续了150余年。乔家“复盛公”商号带动了整个包头城的兴起；他们建立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是世界商业银行的先驱。1876年左宗棠带兵去新疆平叛时军饷就是从山西乔家借的钱，1900年慈禧从北京往西安逃难也从乔家借钱。但是，由于国家政治的腐败、官僚资本（现代俗称“官倒”）的倾轧，乔家的商业帝国终于被毁掉了，取代他们的是官僚资本家——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1945年之前，实行的是皇帝掌实权的君主立宪制，这和中国的封建王朝实际上没什么两样，只是换了个标签。一样的富国强兵、称雄世界。后来，日本战败，美国强制把日本改成皇帝被架空的“首相负责制”。而后来的中国人则是把老祖宗的统治艺术的精华彻底抛弃。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现在似乎被破坏了。但是用不了几代人，早晚又有复兴的趋势。黑道化势力在获得足够的实力和机缘以后，就会窃取政权，转变成名正言顺的政府；就象曹操从丞相篡位后曹丕就废除丞相、赵匡胤从武将篡位后宋朝就极力防范武将一样，新的统治者会废除这种容易被黑道化势力利用的制度。以上是单纯从制度上分析，其实其他分析渠道的结果也大致相同——中国的预言书：1500年前唐朝国师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和600年前明朝国师刘伯温的《烧饼歌》，也早就预言了这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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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传统制度设计的演变
第九篇：传统制度设计的演变
要想切中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设计的核心要害，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制度设计，研究几千年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较量与演变。
中国是有5000年以上历史的文明古国，从秦朝以来的2200来，中国200年以上的长命王朝有7个，有规模的政权约有30个。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演变出中国管理制度的精华，留下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中国传统制度以“确保家族传承”为中心、建立了精巧的权力分工、信息处理、监督制衡机制。经过历代圣贤的完善修改，凝结了中华民族管理智慧的精华，是世界管理艺术的颠峰，在很多方面是西方制度望尘莫及的。
中国传统制度是一套异常精密、异常稳定可靠的、异常有效率的制度，是一套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稳定的“超稳定治理结构”。特别是明清两朝的制度，达到了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颠峰，可以说是已经登峰造极、臻于极致。
下面简要说一下中国传统制度设计的演变：
1、先秦时期——“三公九卿制”
从距今5000年前的“五帝”时期、以及夏商周三代，一直到距今2200年前秦统一中国，这3000年里中国实行的是“分封制”。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国众多，号称有“万邦”。当时对诸侯国的管理接近于放任自流的松散联盟形式。
从西周开始，中央机构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是最尊显的三个官职：司马、司徒、司空。“九卿”是三公下面的九个中央机构：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
东周时期，诸侯国互相兼并，形成战国七雄，各诸侯国基本沿用西周的官制。后来，由秦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大统一。
2、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丞相”和“三公”的拉锯战
从距今2200年前的秦朝，一直到距今1500年前的南北朝结束，这700年里，中国处于封建制的早期探索阶段。“分封制”逐渐废除，“郡县制”确立。中央政府围绕“丞相”和“三公”的权力进行拉锯战，逐步从“三公九卿”制过渡到“三省六部制”的雏形。
秦朝统一后，废除诸侯“分封制”，实行中央直辖的“郡县制”。秦朝开始设置丞相，废除了三公，保留九卿。丞相权力很大。秦始皇一死，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勾结，假传圣旨杀死大将蒙恬和公子扶苏，秦朝很快就灭亡了。
从汉代开始的相权不断下降。汉朝重新实行“分封制”，分封皇族诸子为各地诸侯王，与中央直辖的“郡县制”并行。西汉初中央机构基本沿用秦朝的设置。汉武帝时，感到丞相的权力太大，就削弱丞相的权力，改为以太尉（大司马）为首，太尉和丞相（司徒）、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东汉光武帝将“三公”变成虚职，东汉时实权渐归内廷少府设置的 “尚书台”。
三国时，曹操罢去“三公”而又置丞相、御史大夫。曹操自任丞相，把少府下的尚书各部曹改为归丞相管，还设立专门处理机密文书的“秘书省”。曹丕篡汉建魏以后，削弱丞相和尚书各部的权力，在“秘书省”基础上设“中书省”，掌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同时恢复“三公”虚职。
晋代，正式有“门下省”的建制，“尚书省”成为中央执政机构，下分为各曹（部门）。南北朝时，权力进一步向尚书机构转移。北朝的“门下”成为中央政治机构的重心。
3、唐宋元时期——“三省”和“一省”的反复演变
从1500年前的隋唐时期，到600年前元朝结束，这900年里，中国处于封建制的过渡期，研究出一套相对成熟的“三省六部制”管理制度。但是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从“三省”到“一省”的反复演变。
隋朝时，“三公”完全变成虚衔，而丞相的权力则一分为三（产生三个“宰相”），“三省六部制”逐渐成型。
唐朝正式设立“三省六部”为中央机构。“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尚书省下的各曹渐渐演化为“六部”。另设“御史台”管监察。“三省”沿用到明朝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丞相，沿用了1000年，“六部”和“御史台”一直沿用到1911年清朝结束，沿用了1500年。
唐代初期，尚书省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后来为了制衡尚书省的权力，又建立了中书省（相当于中央书记处）、门下省（相当于人大），互相牵制，总为“三省”。
中书省与门下省合称为“北省”或“内朝”，直接为皇帝服务。尚书省称为“南省”或“外朝”，起到执行皇帝命令、反馈治理状况的呈上启下作用。
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起草政令，交门下省审议后上奏皇帝批准，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中央各部、寺、监及地方呈上的奏章，交尚书省，需要请旨定夺的，转交门下省审议后，送中书省草拟批答，再由门下省审议后呈请皇帝批阅。
中书省——相当于企业里的董事长办公室/秘书处。负责与皇帝讨论法案的起草，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
门下省——相当于企业里的董事会。（御史台相当于企业的监事会。）负责事项的审议、劝谏。
尚书省——相当于企业里的总经理与公司各部。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尚书省左右丞相分管六部。六部下有二十四司。
“三省”的尚书，理论上相当于三个互相制衡的“宰相”，但实际操作上做不到有效制衡，往往皇帝宠信哪个“省”的宰相，他就实际上兼有“二省”、甚至“三省”的权力。于是，唐代“三省”制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转变（也就是三个“宰相”最终还是变成一个“丞相”，倒退回去了）。为了便于控制，皇帝使用一些资历较轻的官员实际行使宰相的权力。渐渐的，宰相（三省的长官）已经变成了虚衔，而真正行使“宰相”权力的却是一些临时性的职务。于是，三省之中，“尚书令”（相当于企业里的总经理）名义上位极人臣而无实权。实际行使相权的是“中书”、“门下”两省的权臣。唐玄宗时先后宠信奸相李林甫、杨国忠，造成“三省”实际上变成由一个“中书省”或者“门下省”宰相控制，变成“一省”。这些奸相没有深谋远虑，最终在军事上失控，酿成“安史之乱”。
五代制度与唐无异，连年战乱，“三省”形同虚设，宰相并不掌权，政事多由皇帝特派“差遣官”（类似后来的“钦差”）办理。
北宋神宗在1082年进行“元丰改制”，废除庞杂的“差遣官”制度，从形式上恢复了“三省制”和宰相，但同时设立枢密院掌军权、三司掌财权，“三省”制度名存实亡。
元代以中书省总领百官，“三省”已经基本被废除成为“一省”。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
4、明清两朝——封建制度的成熟期
从距今600年前明朝到100年前的清朝，这500年里，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成熟期。突出表现是废除了“三省”和“宰相”，代之以内阁、军机、御使台等几套班子辅佐皇帝，与“六部”分权制衡的管理制度。
明清两朝在政治制度上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程序，规定得比以前任何朝代都更为周密。
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之后，多次反复修改制度。从周朝、汉朝初期的 “王国分封制”，到唐朝的宰相辅政的“三省六部制”、到自己废除丞相、创立的制度，等于是把3000年来的制度，在自己执政的30多年里，整个又浓缩演化了一遍，并升华提高。自从明初朱元璋毅然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开始，明清两朝500年里根本就不设宰相，三省六部制的“三省”被彻底废止，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清朝从康熙、雍正开始建立了南书房或军机处，专门处理机要奏章，加强了与内阁、各部、御史台等的分工制衡，辅政机关实行内阁与军机处双轨制。一起作为中央机构，辅助皇帝统治。
明清两朝的制度，真正做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在议事规则、权力分工、监督制衡、信息沟通、赏罚升降任免等机制上，都是共同互相合作互相监督。除了皇帝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专权，有效防止了权臣乱政。
前面已经指出，西方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以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和各部为框架，还停留在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的模型上。与明清两代的制度设计相比，可以说落后了500年。
第十篇：传统制度2000年来沉淀的精华
传统制度2000多年沉淀的精华，尽体现在明清两代的制度设计中。明清两代的制度设计中，信息沟通和处理渠道、权力分工机制、监督制衡机制等、设计得非常精密、科学、和完善，达到了制度设计的颠峰。
明清两代的中央辅政机关是围绕着加强君主专制，加强中央朝廷对全国的控制和指挥而演变的，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近2000年来不断压抑相权、提高君权，不断防范和限制权臣的治国秘诀——即在体制上极力做到中央权重、地方权轻；君主集权、臣僚分权；君主掌握一切重大决策、亲自驾驭国家机器运转，而各机关部门的职权则必须做到互相制约和监督。
明初的中书省（相当于企业里的总经理班子）组织庞大，设左右丞相，职权很重。当时中书省“总理机务”，六部（相当于企业里的各职能部门）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领导是丞相的下属。各级人员给皇帝上奏也要先经过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也要经中书省下达。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据历史记载，胡惟庸任丞相时，“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擅行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视之（给皇帝的奏折他先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有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都压住不往上报）。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于是那些趋炎附势的人都争着投靠了他）”。
对于中书省对皇权造成威胁，明太祖朱元璋早就高度不满和戒备，曾几度要削减中书省的权力。洪武十一年（1378年）三月下旨命令官员的奏折不用通过中书省。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促使了矛盾激化。朱元璋就决定由皇权完全兼并相权、帅权，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皇权与相权、帅权的矛盾。洪武十二年（1380年）朱元璋断然以“谋反”罪杀胡惟庸，并对中央机构作了大的改变：
1.撤销中书省，宣布永远废除丞相。2.提高六部的官职，直接由皇帝领导指挥。3.将统领军权的大都督府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
但是，这样一来，皇帝就要以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来驾驭一个庞大的帝国，是极难做到的。例如：仅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8天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奏件就有1660份，反映的事件共3391件。皇帝要亲自裁决如此多的事件，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后，苦思到底怎样设置中央辅政机构，才能既帮助自己办事，又不会使自己大权旁落？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朱元璋仿照周制，设置“四辅官”制度（相当于企业里的董事长秘书处）。为了不会威胁皇帝，“四辅官”由在全国挑选没有官僚背景老朽儒生担任，到中央协助皇帝做具体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政治经验、不能有效地辅政，两年后这套办法被废除。
朱元璋又创造了用“内阁”以作为皇帝的辅政部门。“内阁”使用翰林学土，协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奏章，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等等。不得干预各机关的事务，各机关奏事也不许通过内阁。朱元璋时期的内阁实际上相当于皇帝的“文秘”班子，而不是机要班子。
到明成祖朱棣时期，“内阁”的演变成皇帝的“秘书班子”兼“机要班子”。朱棣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七位年轻有才能的“大学士”进入内阁，并对他们放手重用。有关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御前进行高层次的审议，让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在这种体制下，皇帝必须具有高度的权威、能力并勤于政事，才能有效地直接指挥“内阁”和“六部”。
但是，明朝后来的皇帝做不到勤政，日常国务依靠“内阁”去办，六部就要听“内阁”的，内阁就会演变成从前的“中书省”，实际上还是“中书省统率六部”。例如：洪熙、宣德以后皇帝年幼，正统以后的皇帝懒惰或宠信宦官，日常国务只能推给内阁。这样，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没有“丞相”名义的“权相”。正统以后的皇帝宠信宦官，甚至将“批红”大权也交给宦官头子代行。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大宦官，得势时都压抑和控制着内阁。所以，实际上存在着“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
清代辅政机关实行“内阁”与“军机处”双轨制。清朝的内阁只办理一般性的日常公事（工作量也很大），但不掌管重大的机密重务。机要事务由皇帝直辖的机要部门（最初是南书房、后来是军机处）处理。
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立翰林院、恢复“内阁”。内阁负责组织文书运转、票拟及保管档案等工作，而不许“潜操威福”（相当于企业里的董事长秘书处、行政部）。
清初的机要事件都由议政王大臣议奏（相当于企业里副总以上的联席会议）。康熙时抽调一些翰林到皇宫里南书房办事，“南书房”实际上成为皇帝个人的“机要秘书处”。（注意，康熙大帝时，这些去南书房掌管机要的翰林，可是不兼任其他部门官员的。这样就避免了权臣兼并权力的危险。）
从康熙开始，推行了一种“密奏”制度。密奏与一般的奏折不同，一般奏折由内阁、通政使司等正常途径递送上来，但密奏要求直接报给皇帝。康熙谕令全国的重要大臣，如领侍卫大臣、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正副都御史、正副都统、总兵、总督、巡抚等人，要求他们把职务内外所知所闻，凡有关政治和社会经济、民间舆论、官员动态等等都写成密件报来，不可令人知道。这些密奏件可以直接送到宫门递进，也可以送到南书房，有时也由南书房将批件发回。南书房人员当然也有责任上密奏。康熙通过南书房的工作不但直接下达旨意，而且能够广泛地了解到全国各方面各级官吏的情况。
“军机处”是雍正皇帝在南书房的基础上扩大形成的。雍正十年以后，“军机处”便成为辅佐皇帝工作的主要办事部门，一直存在到清末改设内阁总理大臣时止，共存在了约180年。
军机处由皇帝直接指挥，人员精干，工作高度机密而又高效。军机处大多是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挑选那些得到皇帝信任而又熟悉政务的人来担任。设“首席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此外，又考试录取一些中书、郎中等官到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协助军机大臣处理工作。清朝规定，军机处一律不许使用书吏（文员）办事，以防止泄密。（注意，雍正四年设立最初的军机处时，其人员完全是秘密的、专职的。从雍正十年后，这些军机大臣有些是兼任其他部门官员的。就是说，后来雍正帝改了康熙大帝“南书房”制度的精华。这样虽然暂时提高了效率，却带来了条块分割的“山头主义”的危险。因为，军机大臣兼任其他部门的官员，就会制造出新的权臣，这些人各自把持自己的势力范围，搞派系斗争。这一点，在乾隆帝以后，逐渐表现得非常明显。）
雍正皇帝进一步扩大密奏的范围，充分发挥密奏及亲笔批示的作用。允许上密奏的大臣扩大到各省主要官员，甚至特许一些道、府、县甚至更低的一些中下级官吏给他上奏折。规定，在通过内阁上报的报告中不便反映的情况，在秘密奏折中报告。同一部门和同一省的官员，不许互相告知上奏及批示的内容，所得皇帝亲笔批示必须及时缴回。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密奏广泛收集情报，并驱使官吏们互相防范和戒备，可以收到制衡的作用。皇帝收阅密奏并作批示后即交军机处录副保存，有时也命军机大臣参与研究处理，它比南书房的工作范围更为广泛，工作量更为繁重，地位更为重要。
一般例行公事，正式奏章还是由内阁上报下达的。正因为有内阁来处理极其大量的公开性的政务，才能保证军机处不陷于一般公务中。有些军机大臣由内阁大学士兼充，有些问题要知会内阁然后施行，两者之间有配合。
军机大臣差不多每天都要朝见皇帝，报告和请示工作，诸如呈交遵照皇帝意图起草的各种“上谕”草稿和转达皇帝指示的“廷案”草稿、提出人事任免名单以及回答皇帝询问的各种问题等等。这是当时清朝中央最重要的领导工作方式之一。但军机处从来没有过独立执政的大权，一切都必须经过皇帝批准。
明朝废中书省，提高六部的地位，六部尚书（部长）成为法定的九卿中的成员，直接受皇帝领导，不听命于丞相。六部分别管理国政，六部下有二十四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吏部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户部负责财政、国库。礼部负责科举、礼仪、教育。兵部负责军事。工部负责工程。刑部负责司法、审计事务（大理寺负责司法解释和最高审判）。
清朝对六部的控制比明朝更严密。明朝中后期个别部尚书是内阁大学士，清朝的六部尚书全是内阁大学士。
六部（相当于企业里的各职能部门）由皇帝直接指挥，尚书（部长）大都由大学士兼任，六部一切决议必须请示皇帝批准。
内阁、军机处都无权向六部发布指示，如有所见，只能奏请皇帝同意，以皇帝名义，用谕旨的形式发布。
部的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也没有向各省、地方发布指示之权，也必须奏请皇帝，以皇帝谕旨的形式发布。
一部之内，清朝允许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各有单独的上奏的权利，尚书与侍郎意见不一致时，除了两方各自奏请皇帝裁决之外，别无他法。
而且，尚书和侍郎各有纠奏对方不守法、不称职的责任，如对方有不守法不称职行为而不及时上奏弹劾，应负连带责任。
清朝在六部不设总负责人，而以满汉2位尚书，2位侍郎，4个人均列为“堂官”，均可参加领导而又不能单独决定任何重要政务，正是在这方面的巧妙运用。
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制度（类似企业里的各地的项目公司）
在省一级的管理，有几次较大的变动。朝廷既要紧密控制各省的权力，将财权、军权、司法权尽可能集中于中央，但又深感地区分散辽阔，不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很难充分履行统治职能。
明朝在省一级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别掌管行政、监察司法、军事行政，称“三司”，将一省的地方军政权力一分为三。一省之内并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或官员可以单独决定大事。“三司”之间虽有分工，但加强了相互监督制衡。遇有重大问题，要由“三司”领导共同议定出来一致意见以后，上奏皇帝，听候圣旨批办。“三司”如果达不成共识，只能各自单独上奏皇帝请示。
遇有军务紧急、及大规模地修建工程或发生重大骚乱等情况下，“三司”分治就暴露出指挥不灵。明成祖开始，以监察官或临时军事首长的身份临时派遣特派员（类似于“钦差大臣”），到各地统一指挥“三司”完成特定任务，逐渐形成总督、巡抚、经略等职位。清朝省一级的地方行政沿用明朝由总督、巡抚统领省政的做法，并规定为正式制度。
清代在省一级确定了以总督、巡抚为军政首长，但中央对督抚们的工作控制极严。一切较为重大的政务，必须按照事情的性质，通过六部或内阁，机密的通过军机处奏报皇帝，等候皇帝批示（内阁或军机处协助）。清代的皇帝通过批示，对各省地方政务，能够做到具体安排和指示。如果督抚们有越轨行为和不服从命令之处，立予法办。故清代督抚们虽被授予一省甚至两三省的军权，但并没有能力和机会对抗朝廷。因此清代曾有过约200年的相对稳定。
（注：可见，清朝对于地方，从组织机构上就是二元制领导，而且再加上中央机构的领导、监察机构的监察、同事之间互相密奏的监督，控制得非常完善。）
明清两代的监察机构（相当于企业里的监事会）
明代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专门负责维持朝廷利益及纲纪，“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负责对全国的监察工作。都察院的主要工作人员是都御史、按地区划分13道御史。
御史是言官，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利益的人物，他们的职级不一定高，但权力很大，所监察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御史们凡认为各级官僚有奸邪乱政、结党营私、作威作福、贪冒坏纪、甚至学术不正的，每个御史都有单独上奏弹劾之权，可以公开当面劾举，也可以秘密上奏，其副本可以不送交都察院。都察院还会同吏部考察官员是否贤能，提出意见。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共同会审重大案件。重大的案件，要“三法司议奏”，就是说要三个机关共同议定，上奏皇帝请旨定夺。
除了都察院系统的各种御史外，在六部之中又设六科“给事中”，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给事中”的职名表示他们仍然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即“给事”于宫中。要求“给事中”在工作中便发现并纠正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御史则比较侧重于对所谓触犯纲常礼教、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的弹劾。给事中也同样可以像御史一样对各级机关和官吏进行弹劾，疏议论朝政得失。
朝廷对监察人员要求更严厉，规定：凡御史犯罪，罪加三等处罚，有赃私的从重处理。
清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沿袭明代，但将御史、给事中统归都察院领导。但各省总督、巡抚，兼“右（副）都御史”职务，从名义上也归督察院。
明代还设有庞大的宦官机关，但后来皇帝害怕大臣和自己争权，依靠身边的宦官，造成明代的宦官势力膨胀。逐渐地，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竟然拥有对内阁所拟谕旨的最后判定权，事实上变成皇帝的代表、内阁的领导。明代最重要的特种监察部门是锦衣卫和东厂，合称厂卫。锦衣卫是皇帝的亲卫军，又是内廷的侦察机关，有权侦察一切官民，不经过法定手续逮捕和审问。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厂，东厂由最亲信的宦官（一般是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主持，直接受皇帝指挥。东厂除有权侦察一切官民以外，还可以侦察锦衣卫。明宪宗曾设立过西厂，但存在时间较短。武宗朱厚照正德九年（1514年），刘瑾曾设立过内行厂，来侦察东厂、锦衣卫，使厂卫之间互相勾结配合但又互相钳制。
第十一篇：现代私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弊端
前面已经比较分析，西方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以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和各部为框架，还停留在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的政治结构模型上。
而“三省六部制” 与明清两代的制度设计相比，可以说落后了500年，甚至是1000年。所以，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比起中国传统制度设计的精华，落后了至少500年。
这种治理结构弊端也很明显——在国家里，“三省”最终混同成“一省”，不是皇帝被权臣架空成为衣帽架，就是宰相被架空成为衣帽架，最后皇帝也忙得象没头苍蝇。总之高层内部总有人心有不甘，结果也是最终没有人真正能管好，乱作一团。这种局面在历史上已经反复出现过。
在企业里，不是董事长被总经理/其他高层架空，就是总经理等高层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最后董事长也忙得象没头苍蝇。总之高层内部总有人心有不甘，结果最终没有人真正能管好，乱作一团。
今人不察，反认为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先进”制度。人类社会这种几百年、上千年的轮回怪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一种“老鼠克大象”规律。
法家思想家韩非子，他生活的时代，离真正出现“三省六部制”还有七八百年，但是《韩非子?亡征篇》里，却对最终这种“三省变一省”的、权臣专权的混乱局面的描述，却是如同穿越千年时空亲眼所见、洞若观火，还是古今治乱兴衰原本是一理？
私营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帝国。私营企业是老板自己的企业，股权是老板自己的，是要传之于子孙后代的。哪能让别人把自己架空？哪能让公众做老板、让人把自己的股权瓜分？西方的政治制度，本质上都是对君主个人权力的颠覆，从结构上，又是中国淘汰了1000多年以前的政治结构模型。中国的私营企业却糊里糊涂地跟在西方公司制的后面，照搬照套上了西方的政治原型，从形式上盲从公司法的框架，又不进行实质性改造，就像“戴着枷锁跳舞”，非常别扭。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文化本身就不同，中国的老板用这套公司治理结构，老是走不出“一放权就乱，一抓权就死”的怪圈。
对于一个成长期的私营企业来讲，当务之急也许不是制度，而是发展。就象那些正在打天下的王朝一样，重要的是军事斗争，而不是建立和完善制度。
但是，当一个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开始着眼于长远的发展，着眼于长期稳定发展，着眼于子孙后代对企业的有效传承、掌控的时候，公司的治理结构，以及在它基础上的制度建设，就成为生死存亡的关键。
第一篇：领导人的价值所在
领导人、管理人员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这番话点出了做领导人、管理人员的核心价值。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窥一斑可以知全豹”。真正的管理，最讲究的就是“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洞察奸邪、消除混乱”。是超前的预见、超前的管理，而不是去当救火队、甚至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被混乱所控制。
如果领导层不具备这种敏锐的洞察力、不善于预见问题、提前预防和解决问题，那就做不好领导，公司的治理必然混乱。在整个公司的价值链上，领导人产生不了应有的价值，就阻碍了公司的运转。
很多公司治理的现状是——很多问题已经大量出现、非常明显、非常普遍，在公司内部已经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却长期得不到治理。公司存在的问题太多，到底应该怎么治理也不清楚。领导层不能提前预见并防范混乱，忙于当救火队，普遍安于现状，对大量出现、明显、普遍的问题心安理得。员工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一切损失都由老板买单。一切矛盾，都在比较高的行业利润率的掩盖下，没有爆发，一旦行业形势紧张，就会面临重新洗牌的严峻考验。
随波逐流的人永远是大多数，忧国忧民的人本来就很少。如果不在老板身边、人微言轻，敢于冒险提意见的人就一定很少；敢提意见又能提出解决方案的人更少；提出的方案能冲破中高层的重重阻力、被老板看到并重视的，更是少之又少；即使象郑观应那样，写出振聋发聩的《盛世危言》，可能还会被人说成是“不了解情况、理想化、不可取”。即使被老板下令执行，执行中不被歪曲篡改、最后不是不了了之的，更是凤毛麟角。
第二篇：商鞅“徙木立信”树“法治”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王朝的开创者秦始皇，依靠秦国赏罚严明的“法治”，完成了秦国六代国王梦想的、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
秦国的成功，追本溯源，首先要归功于秦始皇的六世祖先秦孝公。
秦孝公一生中有一次最重要的决策，就是他任用了一位职业经理人——卫国（今河南北部）人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改革秦国原已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法治”。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是一个粗放型管理的、贵族大臣任意横行、而国王的政令却不畅通、赏罚不明、百姓对政府根本不信任的国家。这只须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
商鞅刚刚上任后，请求用国王的名义发布一个公告——“谁能把北城门口的这根百十斤重的木头，扛到南城门口，就赏五十两金子”。结果，百姓看到以后，都不相信他们的国王说的话真管用。你看，在重赏之下，这件很简单的小事，好多天都竟然没有人愿意去干。
最后，终于有一个百姓不信邪，把那根木头扛过去了，商鞅当场兑现奖励，秦国百姓才相信国王的话管用了。
商鞅就是用这个土得不能再土的办法，树立了推行“法治”的信誉。这就是被历史上称为“商鞅徙木立信”的事件。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变成了一个规范型管理的、甚至是精细化管理的、国王权威如日中天、政府赏罚严明、信誉卓著、百姓踊跃效忠国家的、国富民强的国家，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变法的核心管理机制是什么？
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是“以功绩论英雄”的赏罚严明的“法治”，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这是商鞅推行“法治”改革的中心。
商鞅以此为基础重新建立了政府的信誉，逐步完善了秦国的各项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扭转了本来已经积重难返的世道人心。
“管理以人为本”。这既是对现代企业绩效管理作用的认识，也是对商鞅变法的核心机制的概括。
因此说，“法治”是公司治理的基础，是必要条件。同时，“法治”又以管理人心为根本，最终体现在人上。
第三篇：运筹帷幄靠“人治”
今天，我们站在公司治理的角度观察秦国成功的原因，就会发现：
秦始皇的成功，除了秦孝公以外，他的五世祖先秦惠文王、和三世祖先秦昭王的作用最为突出。
如果说秦孝公的历史使命，在于任用商鞅变法，为秦国建立了严明的“法治”。那么秦惠文王、秦昭王的历史使命，就是“任用了卓越的职业经理人、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发展战略。”
秦惠文王任用了职业经理人、鬼谷子先生的高徒、魏国（今河南中部）人张仪为相，实行了“七国连横”战略，瓦解了六国联盟、使韩国和魏国投降、沉重打击了邻近的强敌楚国。
秦昭王任用了职业经理人、在秦国一位官员家里做门客的魏国人范雎（jǖ）为相，实行“远交近攻”战略，并最终在“长平之战”中彻底击败了另一个强敌赵国。从此，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没有悬念，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张仪、范雎这两位职业经理人，是在商鞅为秦国建立的良好“法治”平台基础上，发挥了自身杰出的战略策划才能，指挥秦国取得了外交和军事的一系列胜利。
选贤任能、制定并执行发展战略，这都是属于“人治”的范畴。“战略”是靠“人”的智能、洞察力、斗争艺术制定出来的、没有任何法律或者制度能够规定。识人的能力，尤其是识别高层的、“空降”的、来自底层的职业经理人的评估，几乎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敏锐的判断力。
“人治”很重要，然而识人、用人却最难。
齐桓公靠着管仲（管子）当相国，取得了“九合诸侯、一框天下”的、东周列国的霸主地位。以管仲那样具有非凡、杰出才能的人，如果不是靠着善于识人并且胸怀宽广的鲍叔牙的举荐，也只能做一个普通幕僚，齐桓公也不会重用他的。
管仲第一次面见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问他：“我有很多毛病啊，我好游玩打猎、又好女色，我想改还是改不了啊。都说玩物丧志，我知道这样当不好国君，你说我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这些事并不影响当好一位国君，影响当好国君的是四件事——
1、不知贤——不知谁是贤人、谁是奸佞小人；
2、知贤而不用——知道贤人却不用人家，知道奸佞小人却离不开；
3、用而不任——用了贤人但是不重用、不让人家真正管事；
4、任而复以小人参之——重用贤人以后，又听小人的谗言毁掉人家。”
如果不会用人，即使有食客三千，如果象齐宣王那样天天让他们集体吹竽、大合唱，还美其名曰：“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不但滥竽充数的人无法被淘汰，有能人、有责任心的人也无法脱颖而出。
因此说，“人治”的核心是“用人”。“战略”是制胜的根源，“用人”是战略的源头。
第四篇 诸葛亮谈“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三国时期的一代名相诸葛亮，在七擒孟获、平定南中、稳定蜀汉政权的后方以后，曾经准备出师北上、九伐中原、复兴大汉王朝。
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雄才大略而又赤胆忠心的诸葛亮，用饱经沧桑的笔触、披肝沥胆的语言、满怀忧国忧民的情怀，给蜀汉王朝第二代皇帝、幼主刘禅上奏了一篇表章，希望皇帝陛下励精图治、君臣协力，再造乾坤。这就是被千古传诵、永垂万世的《前出师表》。
诸葛亮《出师表》感人至深，读来催人泪下，被称为“鞠躬尽瘁的典范”、“位极人臣的楷模”。宋代诗人陆游在《书愤》诗中赞之为：“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唐代诗人杜甫在《蜀相》诗中感叹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一千八百年以来，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是，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还隐约点出了人治与法治的辨证关系。
《出师表》先讲法治——“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出师表》后讲人治——“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出师表》先讲法治，后讲人治。原因就是：没有法治的人治是不完善的；同时，没有好的人治，法治也会沦为小人为所欲为的工具。
人们不能忘记，秦始皇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六世祖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因此，“法治”的来源还是“人治”。
同样是秦国的这套法治，秦始皇可以用来统一天下，而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却在短短几年内就亡国了。这不是秦国的法治不行了，而是秦二世没有驾御这套法治的能力，被奸臣赵高篡了权。赵高用“指鹿为马”的欺上瞒下手段，把忠臣良将、甚至把太子都杀掉了，所以秦朝就不可避免灭亡的命运。
因此说，“法治”只是“人治”的工具和延伸，“法治”不能脱离“人治”。“人治”甚至比“法治”更重要。关键是让贤人来推行法治，还是让小人来推行法治。
第五篇：“白道”与“黑道”的斗争
从单纯的企业管理理论上讲，公司治理本身，公司治理者只关注了“白道”层面的东西——那些正面的东西、明面上的规章制度、能摆在台面上的东西、那些建设性的力量。没有关注“黑道”层面的东西——那些反面的东西、那些上不了台面的、隐藏在暗处的、伺机破坏性的力量。
“白道”与“黑道”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在政治上是如此，企业里也是如此，在古代是如此，现代也是如此。
无论是政治，还是公司治理，都是这么一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高一丈，魔在天上”的较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处在“白道”上的皇帝/企业主/忠臣，都是宵衣旰食、努力工作、尽忠尽责、铲除奸邪、开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处在“黑道”上的权臣/奸臣，却是通过擅行威福、结党营私、毁坏忠良、蒙蔽皇帝/老板、然后象钻进神像里面的老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损公肥私。
最高领导人英明、处理得好了，“白道”势力昌盛，“黑道”虽然存在、但是如过街老鼠、成不了气候，这就是一个太平盛世。
最高领导人糊涂，处理不好，“白道“势力形同傀儡、形不成气候，而“黑道”势力却异常猖獗、那里的老鼠连猫都敢欺负，那么，这就是一个末法乱世。
不管多么成功，多么风光的企业，其实内部都是暗潮汹涌、危机四伏。
“白道”往往是“法治”的。而“黑道”却往往是没有任何法治的绝对“人治”。法治全在明处，但是黑道在暗处、它更有效率、更有保密性，法治往往被内部的奸臣劫持和利用。
法治在实施惩罚时讲究“证据”，而黑道化的势力（包括腐败）却可以用“指鹿为马”的方式打击异己。
例如：黑道的人把一只鹿说成“是一只马”时，哪个不识相的敢说“明明是一只鹿”，黑道最多表面上承认“哎呀，我看错了”。而不久之后，那个说“是一只鹿”的人，就被他们加以其它罪名、或者干脆暗杀清除掉。这样，黑道悄悄完成了肃清异己的阴谋、巩固了自己的非法统治，却没有人能够拿到直接的证据。
2200年前的秦国奸臣、太监头子——赵高，就是用“指鹿为马”这种黑道方式欺上瞒下、剪除异己，实现自己一手遮天的阴谋，把忠臣良将、甚至把太子都杀掉了。
虽然赵高是“指鹿为马”这种的黑道手段的名义上的专利权人，然而，赵高既不是第一个用这种手段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古代，中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并没有活到赵高专权那一天，《韩非子》中没有“指鹿为马”的故事，但是有类似的论述。
《韩非子?孤愤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奸臣可以罗织罪名诬陷忠于国君的人，用国家的法令诛杀他们；不能强加罪名的，就派刺客追杀他们……而与奸臣狼狈为奸、结成党羽蒙蔽君主、损公肥私的人，会受到奸臣信任，这些人若有小小的功劳，就作为借口迅速提拔，若没有什么功劳，就借同党的颂扬作为借口抬高他的身价、加以提拔”。
在现代，政治制度是如此——西方成功的民主法治，虽然号称便于制衡，而到了由中国人（包括港澳台地区）操作，就会变成黑道化的势力（包括腐败）实际统治，至少是分庭抗礼。不过有时黑道与白道互相合作、暂时谁也不吃掉谁而已。有时黑道老大转为白道老大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经济制度也是如此——股市的制度在西方运行存在几百年，纽约的华尔街两百年都没有崩溃。可是这套经济制度照搬到中国来，证券业到中国十几年就被搞砸了，获利的是一帮黑道化的势力（包括腐败），广大股民都被坑了。
在企业里面更是如此——
当权者也是处处结党营私、却打击忠于老板的人——对于犯了法的私党处处保护，结成死党，当权者一手遮天、变成土皇帝，而把真正的老板架空。老板的指示经过他们操作，总是落不到实处；而奸臣的意图，总是得到圣旨一样地执行。
对于忠于老板的人，能给你罗织罪名的就用公司制度除掉你。不能用公司制度赶走你的，就利用一切机会处处给你穿小鞋，让你不舒服、逼你自动离开公司。对于那些无法赶走的老板的皇亲国戚、或者那些暂时无法被赶走的对立面，就采取孤立政策，结果没有人敢答理他们、敢和他们走得近。否则，你还没有得到“白道”的支持，“黑道”就下手了，你的屁股就炸了，奸臣就已经罗织好罪名、找机会除掉你了。
形成这种“逆向淘汰”怪圈以后，正直、有道德操守的好人很快被清除掉、大多数人就会见风使舵、随风倒向黑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黑道更加气焰嚣张，残存的好人惶惶不可终日。
《韩非子》讲“和氏之璧”的故事，说明——对君主有利的，未必对权臣有利，可能相反。所以，推行法治的人虽然符合君主的利益，却与当权者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君主让推行法治的人，去和那些权臣商量改革，这就象是“与虎谋皮”，让猎人与老虎商量要它的虎皮，注定是要失败的。
《韩非子?孤愤篇》对这种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推行法制的“法治者”，处于五种不可能取胜的形势下：
1、推行法治的人与君主的关系疏远，而权臣被君主信任、宠爱；
2、推行法治的人是新来者的身份，而权臣是君主的老相识；
3、推行法治的人可能要矫正君主的错误，而权臣却专门琢磨投合君主的好恶；
4、推行法治的人地位低贱，而权臣地位尊贵、位高权重；
5、推行法治的人凭自己一张嘴，而权臣却有众人众口一辞地称誉。
再加上法治者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君主；当权者却能从早到晚在君主前说长道短。这样，法治者什么时候能被重用？君主什么时候才能醒悟？法治者哪能不危险？
“法治”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黑道在和白道的斗争中占据天然的优势。在“白道”与“黑道”的斗争中，如果最高领导人不具备政治斗争的敏感性，往往还会重复以上注定要失败的过程。这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单纯的“白道”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是在“白道”统治里面吸收了“黑道”统治的精华——既有严格的“法治”，又有灵活而敏锐的“人治”。这正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指导思想。
关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制度设计中的精华，在接下来的部分再深入探讨。
第六篇：中国房地产产业变革的前兆
整个中国房地产开发业，对这个行业的产业链的理解，绝大多数还停留在工业界早期的阶段，这比工业界对其产业链的管理，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
中国只有万科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已经在几年以前，主动向工业学习产业链管理，有意识地把工业界已经非常成熟的经验，移植到房地产开发业中来。
几年以前，万科提出“地产工业化”的概念，模仿工业界的产业链管理，以供应链管理“工业化”为中心，梳理了各阶段的控制要素和业务流程，建立了类似于工业厂商的精细化管理模式。万科设计和材料的标准化，实现了产品的标准化、供应商的相对固定化（类似于工业的ODM供应商模式），进而实现了异地开发的规模化效益，设计、材料、建筑都实现了成本最低、质量最可靠、周期最短。不消说供应链的相对稳定，万科甚至连装修样板房的“工法”都已确定，依照工业工艺规程进行控制。最近几天，万科在深圳梅山苑建立的“住宅工业化”示范基地，已经凭借“建筑节能化”的成果，受到了政府的政策性推广。
医药行业被政府强制“招标”以后，结果是演变成内外串通暗箱操作、联合抬价、公开走走过场，结果百姓的医药费打着滚往上番！工厂的供应链管理已经发展到ODM、OEM的合作方式。地产商年年都在开发、相当于工厂每天都在生产产品，却没有形成固定而可靠的合作方。??
若说地产开发的管理比工业界落后，绝大多数地产商会不服气。多年来，房地产企业工作都是以拿地、营销为中心，一路高歌猛进，市场上持续多年的“好日子”，掩盖了地产企业自身管理的落后。尽管多数地产开发商“强化管理”的调子很高，潜意识里总是把管理工作视为锦上添花的陪衬。只要有钱赚，管理中暴露的问题，总认为不是大问题。很多开发商都不设专职企业管理部门，对管理人员的重视可能还不如普通工程师。
地产业最终会象工业企业一样，利润率趋向社会平均水平。当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不放慢速度、审视现状、思考未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自身的管理竟然非常薄弱。粗放的管理产生的惊人暗耗，将会吞噬掉已经变得微薄的利润。于是，大规模的行业洗牌将会上演，只有少量实现了精细化管理的企业，才能得到正常的利润、生存下来、发展下去。
第七篇：西方的制度管不住中国人
现今，中国管理领域的指导思想极为混乱。管理学界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把照抄来的西方管理学的皮毛奉若神明，不研究其来源和适用模型，一味地以洋为镜、生搬硬套。企业里也推波助澜、盲从西方管理理论，致使此种情况越演越烈。
其实，无数事实证明，在西方成功的制度，根本管不住中国人。任何在西方成功的制度，用不了几年、几十年，中国人就可以把它败坏掉。
西方国家用君主立宪或者民主共和制度，在西方也是成功的。可是为什么到了由中国人操作，就变了味，就乱了套？会变成黑道化的势力（包括腐败）实际统治？
西方经济制度在西方运行了几百年，纽约的华尔街股市两百年都没有崩溃。为什么这套经济制度照搬到中国来，证券业到中国十几年就被搞砸了？
西方许多私营企业用这套公司治理结构也成功了。为什么中国的老板用这套办法，老是走不出“一放权就乱，一抓权就死”的怪圈？
这是为什么？
对中国式管理有着极为独到研究的管理大师曾仕强，曾经一语道破了天机——“中国人实在是太聪明了。在西方成功的制度用到中国来，就一定会被篡改、执行得面目全非。”
西方现代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取消君权，要“民主”不要“君主”。然而，民主法制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虽然号称便于制衡，但它很容易被内部的黑道化的势力（包括腐败）所利用。天生“太聪明”的中国人，很快就会发现、并利用这些体制性的漏洞。于是，在中国的政府部门、在社会上、在企业里面，一些没有道德的人，纷纷组成黑道化势力窃取权力、攫取利益。他们得到机会以后，一定是去结党营私、陷害忠良、蒙蔽领袖、劫持民众。这些人象白蚁一样，肆无忌惮地糟蹋国家、领袖、民众的利益。最终演变成架空甚至取消皇帝/老板，掌权的高官/高层真做主的局面。这就是早在2200多年前，就已经被《韩非子?五蠹篇》中明确断言的“国之蠹虫”。今天，这些蛀虫更加猖獗、更加厉害。
为什么在西方这种情况不是很严重？
以美国为例，美国从200多年前建国开始，人人都有持有武器的权利，也有言论自由。所以，在美国谁敢欺人太甚？（这个话不正确，美国白人在二战前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屠杀私刑，太多了，那又是为什么呢？）当今中国百姓没有武器，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在言论威胁到官僚的时候，官僚就会用自己垄断的武器、扑灭自己不喜欢（哪怕最高领导喜欢）的言论。
因此，西方的权力层如同狼群里面的狼，它如果敢咬别的狼，任何一只狼都敢咬它，它是不得不“文明”一些的。而中国的权力层，却是羊群里面的狼，而且这些羊被狼命令不准叫，所以，狼是可以无法无天的。
西方企业里人人都可以表达意见，沟通渠道千条万条、畅通无阻，人人都可以发现问题，无形中人人都是监督者，所以，西方企业好管理。中国很多企业里，一些人窃取了权力，第一个就是要搞一言堂，肃清异己、搞得人人噤若寒蝉，专门的监督机构也一样的被腐蚀成摆设，奸臣胡作非为而无人敢说、无人敢顶、员工被任意操纵、老板被蒙蔽。
所以，能管住西方人的制度，根本管不住中国人。 （以上这段分析比较重要，由此可见人民群众的四大自由，公有制条件下，不被操纵的毫无限制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多么重要！同时还要注意到的是，大民主只适用于工人农民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对剥削阶级是不给他们大民主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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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管住中国人？
究竟什么制度才能管住中国人？
极为聪明的中国人，却长达几千年都篡改不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确保家族传承为中心、进行精巧的权力分工、信息处理、监督制衡，是一套异常精密、异常稳定可靠的、异常有效率的制度。最适合私营企业设计治理结构借鉴。
两千年来，王朝政治制度统治着整个中国和周边的藩属国，绝大多数王朝总能统治几百年之久。即使改朝换代，新朝也只承认前朝是“人治”的失败，仍然沿用这一套制度，只在必要时做一些并不伤筋动骨的改变。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制度，真是一套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稳定的“超稳定治理结构”。
中国传统制度实际上集成了民主的制衡、以及黑道化统治的效率两种优点，兼有黑白两道统治艺术的精华。特别是明清两朝的制度，达到了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颠峰，可以说是已经登峰造极、臻于极致。
西方的政治制度，实际上类似中国早期不成熟的王朝政治制度。中国王朝制度早期，确切地说是在明朝以前，皇帝依靠宰相治理国家，有时宰相权力一大，皇帝就被架空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封建早期（明朝以前）的制度如出一辙——君主立宪制相当于皇帝被宰相（首相）架空；民主共和制相当于真皇帝没有了，由宰相轮流做“假皇帝”（总统/主席）。
明朝以前的王朝制度是不完善的，有很大的隐患。这就是权臣容易篡权、结党营私、架空皇帝，最后可能没有皇帝。而到了封建统治的成熟时期明清两朝，早已从消除了早期制度的不完善。所以，在明清500年间，即使发生奸臣乱政，也无一例外，全部是违背这套“法治”乱授权、造成一些人职务上兼并多项本来分开的权力造成的。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在议事规则、权力分工、监督制衡、信息沟通、赏罚升降任免、伦理文化等机制上，都是共同互相合作互相监督，设计得非常精密、科学、和完善。除了皇帝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专权，有效防止了权臣乱政。经过两千多年血与火的洗礼，历代圣贤的完善修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凝结了中华民族5000年管理智慧的精华，是世界管理艺术的颠峰，在很多方面是西方制度望尘莫及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不成熟的制度打败了中国成熟的制度？
问题还是出在“人治”上。例如：野蛮民族蒙古，曾经靠军事上的优势，打败了高度文明的大宋王朝，建立了元朝。野蛮民族满族，也曾经靠明朝军事上的失误，打败了高度文明的大明王朝，建立了清朝。这都不是他们的制度先进，他们的制度实际上是远远落后的奴隶制。他们取得胜利以后，都沿用了“失败者”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不得不承认这套制度的先进性。
近代所谓西方制度优越，仅仅是“一美遮百丑”。近100年里中国对科技不重视，西方人凭借科技进步，打败了早已暮年衰落的清王朝，使人们误以为西方制度优越，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西方什么都是先进的。其实，如果不是光绪皇帝，而是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面临清末的格局，他一定会领导帝国操练洋枪队，最终打败洋人，继续称霸亚洲，甚至有可能称霸全球。
在引进西方制度之前，中国传统的制度，也曾孕育了规模庞大、历时百年以上的家族企业。中国当时的家族企业规模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远比当时的美国摩根、洛克菲勒等财团实力雄厚。例如：清朝的一家——山西的“乔家大院”的乔家，他们在200多年前的康熙年间开创的商业帝国，延续了150余年。乔家“复盛公”商号带动了整个包头城的兴起；他们建立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是世界商业银行的先驱。1876年左宗棠带兵去新疆平叛时军饷就是从山西乔家借的钱，1900年慈禧从北京往西安逃难也从乔家借钱。但是，由于国家政治的腐败、官僚资本（现代俗称“官倒”）的倾轧，乔家的商业帝国终于被毁掉了，取代他们的是官僚资本家——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1945年之前，实行的是皇帝掌实权的君主立宪制，这和中国的封建王朝实际上没什么两样，只是换了个标签。一样的富国强兵、称雄世界。后来，日本战败，美国强制把日本改成皇帝被架空的“首相负责制”。而后来的中国人则是把老祖宗的统治艺术的精华彻底抛弃。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现在似乎被破坏了。但是用不了几代人，早晚又有复兴的趋势。黑道化势力在获得足够的实力和机缘以后，就会窃取政权，转变成名正言顺的政府；就象曹操从丞相篡位后曹丕就废除丞相、赵匡胤从武将篡位后宋朝就极力防范武将一样，新的统治者会废除这种容易被黑道化势力利用的制度。以上是单纯从制度上分析，其实其他分析渠道的结果也大致相同——中国的预言书：1500年前唐朝国师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和600年前明朝国师刘伯温的《烧饼歌》，也早就预言了这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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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传统制度设计的演变
第九篇：传统制度设计的演变
要想切中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设计的核心要害，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制度设计，研究几千年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较量与演变。
中国是有5000年以上历史的文明古国，从秦朝以来的2200来，中国200年以上的长命王朝有7个，有规模的政权约有30个。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演变出中国管理制度的精华，留下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中国传统制度以“确保家族传承”为中心、建立了精巧的权力分工、信息处理、监督制衡机制。经过历代圣贤的完善修改，凝结了中华民族管理智慧的精华，是世界管理艺术的颠峰，在很多方面是西方制度望尘莫及的。
中国传统制度是一套异常精密、异常稳定可靠的、异常有效率的制度，是一套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稳定的“超稳定治理结构”。特别是明清两朝的制度，达到了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颠峰，可以说是已经登峰造极、臻于极致。
下面简要说一下中国传统制度设计的演变：
1、先秦时期——“三公九卿制”
从距今5000年前的“五帝”时期、以及夏商周三代，一直到距今2200年前秦统一中国，这3000年里中国实行的是“分封制”。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国众多，号称有“万邦”。当时对诸侯国的管理接近于放任自流的松散联盟形式。
从西周开始，中央机构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是最尊显的三个官职：司马、司徒、司空。“九卿”是三公下面的九个中央机构：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
东周时期，诸侯国互相兼并，形成战国七雄，各诸侯国基本沿用西周的官制。后来，由秦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大统一。
2、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丞相”和“三公”的拉锯战
从距今2200年前的秦朝，一直到距今1500年前的南北朝结束，这700年里，中国处于封建制的早期探索阶段。“分封制”逐渐废除，“郡县制”确立。中央政府围绕“丞相”和“三公”的权力进行拉锯战，逐步从“三公九卿”制过渡到“三省六部制”的雏形。
秦朝统一后，废除诸侯“分封制”，实行中央直辖的“郡县制”。秦朝开始设置丞相，废除了三公，保留九卿。丞相权力很大。秦始皇一死，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勾结，假传圣旨杀死大将蒙恬和公子扶苏，秦朝很快就灭亡了。
从汉代开始的相权不断下降。汉朝重新实行“分封制”，分封皇族诸子为各地诸侯王，与中央直辖的“郡县制”并行。西汉初中央机构基本沿用秦朝的设置。汉武帝时，感到丞相的权力太大，就削弱丞相的权力，改为以太尉（大司马）为首，太尉和丞相（司徒）、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东汉光武帝将“三公”变成虚职，东汉时实权渐归内廷少府设置的 “尚书台”。
三国时，曹操罢去“三公”而又置丞相、御史大夫。曹操自任丞相，把少府下的尚书各部曹改为归丞相管，还设立专门处理机密文书的“秘书省”。曹丕篡汉建魏以后，削弱丞相和尚书各部的权力，在“秘书省”基础上设“中书省”，掌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同时恢复“三公”虚职。
晋代，正式有“门下省”的建制，“尚书省”成为中央执政机构，下分为各曹（部门）。南北朝时，权力进一步向尚书机构转移。北朝的“门下”成为中央政治机构的重心。
3、唐宋元时期——“三省”和“一省”的反复演变
从1500年前的隋唐时期，到600年前元朝结束，这900年里，中国处于封建制的过渡期，研究出一套相对成熟的“三省六部制”管理制度。但是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从“三省”到“一省”的反复演变。
隋朝时，“三公”完全变成虚衔，而丞相的权力则一分为三（产生三个“宰相”），“三省六部制”逐渐成型。
唐朝正式设立“三省六部”为中央机构。“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尚书省下的各曹渐渐演化为“六部”。另设“御史台”管监察。“三省”沿用到明朝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丞相，沿用了1000年，“六部”和“御史台”一直沿用到1911年清朝结束，沿用了1500年。
唐代初期，尚书省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后来为了制衡尚书省的权力，又建立了中书省（相当于中央书记处）、门下省（相当于人大），互相牵制，总为“三省”。
中书省与门下省合称为“北省”或“内朝”，直接为皇帝服务。尚书省称为“南省”或“外朝”，起到执行皇帝命令、反馈治理状况的呈上启下作用。
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起草政令，交门下省审议后上奏皇帝批准，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中央各部、寺、监及地方呈上的奏章，交尚书省，需要请旨定夺的，转交门下省审议后，送中书省草拟批答，再由门下省审议后呈请皇帝批阅。
中书省——相当于企业里的董事长办公室/秘书处。负责与皇帝讨论法案的起草，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
门下省——相当于企业里的董事会。（御史台相当于企业的监事会。）负责事项的审议、劝谏。
尚书省——相当于企业里的总经理与公司各部。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尚书省左右丞相分管六部。六部下有二十四司。
“三省”的尚书，理论上相当于三个互相制衡的“宰相”，但实际操作上做不到有效制衡，往往皇帝宠信哪个“省”的宰相，他就实际上兼有“二省”、甚至“三省”的权力。于是，唐代“三省”制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转变（也就是三个“宰相”最终还是变成一个“丞相”，倒退回去了）。为了便于控制，皇帝使用一些资历较轻的官员实际行使宰相的权力。渐渐的，宰相（三省的长官）已经变成了虚衔，而真正行使“宰相”权力的却是一些临时性的职务。于是，三省之中，“尚书令”（相当于企业里的总经理）名义上位极人臣而无实权。实际行使相权的是“中书”、“门下”两省的权臣。唐玄宗时先后宠信奸相李林甫、杨国忠，造成“三省”实际上变成由一个“中书省”或者“门下省”宰相控制，变成“一省”。这些奸相没有深谋远虑，最终在军事上失控，酿成“安史之乱”。
五代制度与唐无异，连年战乱，“三省”形同虚设，宰相并不掌权，政事多由皇帝特派“差遣官”（类似后来的“钦差”）办理。
北宋神宗在1082年进行“元丰改制”，废除庞杂的“差遣官”制度，从形式上恢复了“三省制”和宰相，但同时设立枢密院掌军权、三司掌财权，“三省”制度名存实亡。
元代以中书省总领百官，“三省”已经基本被废除成为“一省”。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
4、明清两朝——封建制度的成熟期
从距今600年前明朝到100年前的清朝，这500年里，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成熟期。突出表现是废除了“三省”和“宰相”，代之以内阁、军机、御使台等几套班子辅佐皇帝，与“六部”分权制衡的管理制度。
明清两朝在政治制度上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程序，规定得比以前任何朝代都更为周密。
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之后，多次反复修改制度。从周朝、汉朝初期的 “王国分封制”，到唐朝的宰相辅政的“三省六部制”、到自己废除丞相、创立的制度，等于是把3000年来的制度，在自己执政的30多年里，整个又浓缩演化了一遍，并升华提高。自从明初朱元璋毅然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开始，明清两朝500年里根本就不设宰相，三省六部制的“三省”被彻底废止，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清朝从康熙、雍正开始建立了南书房或军机处，专门处理机要奏章，加强了与内阁、各部、御史台等的分工制衡，辅政机关实行内阁与军机处双轨制。一起作为中央机构，辅助皇帝统治。
明清两朝的制度，真正做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在议事规则、权力分工、监督制衡、信息沟通、赏罚升降任免等机制上，都是共同互相合作互相监督。除了皇帝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专权，有效防止了权臣乱政。
前面已经指出，西方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以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和各部为框架，还停留在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的模型上。与明清两代的制度设计相比，可以说落后了500年。
第十篇：传统制度2000年来沉淀的精华
传统制度2000多年沉淀的精华，尽体现在明清两代的制度设计中。明清两代的制度设计中，信息沟通和处理渠道、权力分工机制、监督制衡机制等、设计得非常精密、科学、和完善，达到了制度设计的颠峰。
明清两代的中央辅政机关是围绕着加强君主专制，加强中央朝廷对全国的控制和指挥而演变的，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近2000年来不断压抑相权、提高君权，不断防范和限制权臣的治国秘诀——即在体制上极力做到中央权重、地方权轻；君主集权、臣僚分权；君主掌握一切重大决策、亲自驾驭国家机器运转，而各机关部门的职权则必须做到互相制约和监督。
明初的中书省（相当于企业里的总经理班子）组织庞大，设左右丞相，职权很重。当时中书省“总理机务”，六部（相当于企业里的各职能部门）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领导是丞相的下属。各级人员给皇帝上奏也要先经过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也要经中书省下达。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据历史记载，胡惟庸任丞相时，“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擅行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视之（给皇帝的奏折他先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有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都压住不往上报）。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于是那些趋炎附势的人都争着投靠了他）”。
对于中书省对皇权造成威胁，明太祖朱元璋早就高度不满和戒备，曾几度要削减中书省的权力。洪武十一年（1378年）三月下旨命令官员的奏折不用通过中书省。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促使了矛盾激化。朱元璋就决定由皇权完全兼并相权、帅权，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皇权与相权、帅权的矛盾。洪武十二年（1380年）朱元璋断然以“谋反”罪杀胡惟庸，并对中央机构作了大的改变：
1.撤销中书省，宣布永远废除丞相。2.提高六部的官职，直接由皇帝领导指挥。3.将统领军权的大都督府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
但是，这样一来，皇帝就要以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来驾驭一个庞大的帝国，是极难做到的。例如：仅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8天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奏件就有1660份，反映的事件共3391件。皇帝要亲自裁决如此多的事件，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后，苦思到底怎样设置中央辅政机构，才能既帮助自己办事，又不会使自己大权旁落？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朱元璋仿照周制，设置“四辅官”制度（相当于企业里的董事长秘书处）。为了不会威胁皇帝，“四辅官”由在全国挑选没有官僚背景老朽儒生担任，到中央协助皇帝做具体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政治经验、不能有效地辅政，两年后这套办法被废除。
朱元璋又创造了用“内阁”以作为皇帝的辅政部门。“内阁”使用翰林学土，协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奏章，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等等。不得干预各机关的事务，各机关奏事也不许通过内阁。朱元璋时期的内阁实际上相当于皇帝的“文秘”班子，而不是机要班子。
到明成祖朱棣时期，“内阁”的演变成皇帝的“秘书班子”兼“机要班子”。朱棣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七位年轻有才能的“大学士”进入内阁，并对他们放手重用。有关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御前进行高层次的审议，让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在这种体制下，皇帝必须具有高度的权威、能力并勤于政事，才能有效地直接指挥“内阁”和“六部”。
但是，明朝后来的皇帝做不到勤政，日常国务依靠“内阁”去办，六部就要听“内阁”的，内阁就会演变成从前的“中书省”，实际上还是“中书省统率六部”。例如：洪熙、宣德以后皇帝年幼，正统以后的皇帝懒惰或宠信宦官，日常国务只能推给内阁。这样，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没有“丞相”名义的“权相”。正统以后的皇帝宠信宦官，甚至将“批红”大权也交给宦官头子代行。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大宦官，得势时都压抑和控制着内阁。所以，实际上存在着“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
清代辅政机关实行“内阁”与“军机处”双轨制。清朝的内阁只办理一般性的日常公事（工作量也很大），但不掌管重大的机密重务。机要事务由皇帝直辖的机要部门（最初是南书房、后来是军机处）处理。
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立翰林院、恢复“内阁”。内阁负责组织文书运转、票拟及保管档案等工作，而不许“潜操威福”（相当于企业里的董事长秘书处、行政部）。
清初的机要事件都由议政王大臣议奏（相当于企业里副总以上的联席会议）。康熙时抽调一些翰林到皇宫里南书房办事，“南书房”实际上成为皇帝个人的“机要秘书处”。（注意，康熙大帝时，这些去南书房掌管机要的翰林，可是不兼任其他部门官员的。这样就避免了权臣兼并权力的危险。）
从康熙开始，推行了一种“密奏”制度。密奏与一般的奏折不同，一般奏折由内阁、通政使司等正常途径递送上来，但密奏要求直接报给皇帝。康熙谕令全国的重要大臣，如领侍卫大臣、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正副都御史、正副都统、总兵、总督、巡抚等人，要求他们把职务内外所知所闻，凡有关政治和社会经济、民间舆论、官员动态等等都写成密件报来，不可令人知道。这些密奏件可以直接送到宫门递进，也可以送到南书房，有时也由南书房将批件发回。南书房人员当然也有责任上密奏。康熙通过南书房的工作不但直接下达旨意，而且能够广泛地了解到全国各方面各级官吏的情况。
“军机处”是雍正皇帝在南书房的基础上扩大形成的。雍正十年以后，“军机处”便成为辅佐皇帝工作的主要办事部门，一直存在到清末改设内阁总理大臣时止，共存在了约180年。
军机处由皇帝直接指挥，人员精干，工作高度机密而又高效。军机处大多是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挑选那些得到皇帝信任而又熟悉政务的人来担任。设“首席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此外，又考试录取一些中书、郎中等官到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协助军机大臣处理工作。清朝规定，军机处一律不许使用书吏（文员）办事，以防止泄密。（注意，雍正四年设立最初的军机处时，其人员完全是秘密的、专职的。从雍正十年后，这些军机大臣有些是兼任其他部门官员的。就是说，后来雍正帝改了康熙大帝“南书房”制度的精华。这样虽然暂时提高了效率，却带来了条块分割的“山头主义”的危险。因为，军机大臣兼任其他部门的官员，就会制造出新的权臣，这些人各自把持自己的势力范围，搞派系斗争。这一点，在乾隆帝以后，逐渐表现得非常明显。）
雍正皇帝进一步扩大密奏的范围，充分发挥密奏及亲笔批示的作用。允许上密奏的大臣扩大到各省主要官员，甚至特许一些道、府、县甚至更低的一些中下级官吏给他上奏折。规定，在通过内阁上报的报告中不便反映的情况，在秘密奏折中报告。同一部门和同一省的官员，不许互相告知上奏及批示的内容，所得皇帝亲笔批示必须及时缴回。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密奏广泛收集情报，并驱使官吏们互相防范和戒备，可以收到制衡的作用。皇帝收阅密奏并作批示后即交军机处录副保存，有时也命军机大臣参与研究处理，它比南书房的工作范围更为广泛，工作量更为繁重，地位更为重要。
一般例行公事，正式奏章还是由内阁上报下达的。正因为有内阁来处理极其大量的公开性的政务，才能保证军机处不陷于一般公务中。有些军机大臣由内阁大学士兼充，有些问题要知会内阁然后施行，两者之间有配合。
军机大臣差不多每天都要朝见皇帝，报告和请示工作，诸如呈交遵照皇帝意图起草的各种“上谕”草稿和转达皇帝指示的“廷案”草稿、提出人事任免名单以及回答皇帝询问的各种问题等等。这是当时清朝中央最重要的领导工作方式之一。但军机处从来没有过独立执政的大权，一切都必须经过皇帝批准。
明朝废中书省，提高六部的地位，六部尚书（部长）成为法定的九卿中的成员，直接受皇帝领导，不听命于丞相。六部分别管理国政，六部下有二十四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吏部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户部负责财政、国库。礼部负责科举、礼仪、教育。兵部负责军事。工部负责工程。刑部负责司法、审计事务（大理寺负责司法解释和最高审判）。
清朝对六部的控制比明朝更严密。明朝中后期个别部尚书是内阁大学士，清朝的六部尚书全是内阁大学士。
六部（相当于企业里的各职能部门）由皇帝直接指挥，尚书（部长）大都由大学士兼任，六部一切决议必须请示皇帝批准。
内阁、军机处都无权向六部发布指示，如有所见，只能奏请皇帝同意，以皇帝名义，用谕旨的形式发布。
部的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也没有向各省、地方发布指示之权，也必须奏请皇帝，以皇帝谕旨的形式发布。
一部之内，清朝允许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各有单独的上奏的权利，尚书与侍郎意见不一致时，除了两方各自奏请皇帝裁决之外，别无他法。
而且，尚书和侍郎各有纠奏对方不守法、不称职的责任，如对方有不守法不称职行为而不及时上奏弹劾，应负连带责任。
清朝在六部不设总负责人，而以满汉2位尚书，2位侍郎，4个人均列为“堂官”，均可参加领导而又不能单独决定任何重要政务，正是在这方面的巧妙运用。
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制度（类似企业里的各地的项目公司）
在省一级的管理，有几次较大的变动。朝廷既要紧密控制各省的权力，将财权、军权、司法权尽可能集中于中央，但又深感地区分散辽阔，不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很难充分履行统治职能。
明朝在省一级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别掌管行政、监察司法、军事行政，称“三司”，将一省的地方军政权力一分为三。一省之内并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或官员可以单独决定大事。“三司”之间虽有分工，但加强了相互监督制衡。遇有重大问题，要由“三司”领导共同议定出来一致意见以后，上奏皇帝，听候圣旨批办。“三司”如果达不成共识，只能各自单独上奏皇帝请示。
遇有军务紧急、及大规模地修建工程或发生重大骚乱等情况下，“三司”分治就暴露出指挥不灵。明成祖开始，以监察官或临时军事首长的身份临时派遣特派员（类似于“钦差大臣”），到各地统一指挥“三司”完成特定任务，逐渐形成总督、巡抚、经略等职位。清朝省一级的地方行政沿用明朝由总督、巡抚统领省政的做法，并规定为正式制度。
清代在省一级确定了以总督、巡抚为军政首长，但中央对督抚们的工作控制极严。一切较为重大的政务，必须按照事情的性质，通过六部或内阁，机密的通过军机处奏报皇帝，等候皇帝批示（内阁或军机处协助）。清代的皇帝通过批示，对各省地方政务，能够做到具体安排和指示。如果督抚们有越轨行为和不服从命令之处，立予法办。故清代督抚们虽被授予一省甚至两三省的军权，但并没有能力和机会对抗朝廷。因此清代曾有过约200年的相对稳定。
（注：可见，清朝对于地方，从组织机构上就是二元制领导，而且再加上中央机构的领导、监察机构的监察、同事之间互相密奏的监督，控制得非常完善。）
明清两代的监察机构（相当于企业里的监事会）
明代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专门负责维持朝廷利益及纲纪，“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负责对全国的监察工作。都察院的主要工作人员是都御史、按地区划分13道御史。
御史是言官，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利益的人物，他们的职级不一定高，但权力很大，所监察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御史们凡认为各级官僚有奸邪乱政、结党营私、作威作福、贪冒坏纪、甚至学术不正的，每个御史都有单独上奏弹劾之权，可以公开当面劾举，也可以秘密上奏，其副本可以不送交都察院。都察院还会同吏部考察官员是否贤能，提出意见。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共同会审重大案件。重大的案件，要“三法司议奏”，就是说要三个机关共同议定，上奏皇帝请旨定夺。
除了都察院系统的各种御史外，在六部之中又设六科“给事中”，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给事中”的职名表示他们仍然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即“给事”于宫中。要求“给事中”在工作中便发现并纠正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御史则比较侧重于对所谓触犯纲常礼教、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的弹劾。给事中也同样可以像御史一样对各级机关和官吏进行弹劾，疏议论朝政得失。
朝廷对监察人员要求更严厉，规定：凡御史犯罪，罪加三等处罚，有赃私的从重处理。
清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沿袭明代，但将御史、给事中统归都察院领导。但各省总督、巡抚，兼“右（副）都御史”职务，从名义上也归督察院。
明代还设有庞大的宦官机关，但后来皇帝害怕大臣和自己争权，依靠身边的宦官，造成明代的宦官势力膨胀。逐渐地，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竟然拥有对内阁所拟谕旨的最后判定权，事实上变成皇帝的代表、内阁的领导。明代最重要的特种监察部门是锦衣卫和东厂，合称厂卫。锦衣卫是皇帝的亲卫军，又是内廷的侦察机关，有权侦察一切官民，不经过法定手续逮捕和审问。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厂，东厂由最亲信的宦官（一般是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主持，直接受皇帝指挥。东厂除有权侦察一切官民以外，还可以侦察锦衣卫。明宪宗曾设立过西厂，但存在时间较短。武宗朱厚照正德九年（1514年），刘瑾曾设立过内行厂，来侦察东厂、锦衣卫，使厂卫之间互相勾结配合但又互相钳制。
第十一篇：现代私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弊端
前面已经比较分析，西方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以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和各部为框架，还停留在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的政治结构模型上。
而“三省六部制” 与明清两代的制度设计相比，可以说落后了500年，甚至是1000年。所以，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比起中国传统制度设计的精华，落后了至少500年。
这种治理结构弊端也很明显——在国家里，“三省”最终混同成“一省”，不是皇帝被权臣架空成为衣帽架，就是宰相被架空成为衣帽架，最后皇帝也忙得象没头苍蝇。总之高层内部总有人心有不甘，结果也是最终没有人真正能管好，乱作一团。这种局面在历史上已经反复出现过。
在企业里，不是董事长被总经理/其他高层架空，就是总经理等高层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最后董事长也忙得象没头苍蝇。总之高层内部总有人心有不甘，结果最终没有人真正能管好，乱作一团。
今人不察，反认为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先进”制度。人类社会这种几百年、上千年的轮回怪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一种“老鼠克大象”规律。
法家思想家韩非子，他生活的时代，离真正出现“三省六部制”还有七八百年，但是《韩非子?亡征篇》里，却对最终这种“三省变一省”的、权臣专权的混乱局面的描述，却是如同穿越千年时空亲眼所见、洞若观火，还是古今治乱兴衰原本是一理？
私营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帝国。私营企业是老板自己的企业，股权是老板自己的，是要传之于子孙后代的。哪能让别人把自己架空？哪能让公众做老板、让人把自己的股权瓜分？西方的政治制度，本质上都是对君主个人权力的颠覆，从结构上，又是中国淘汰了1000多年以前的政治结构模型。中国的私营企业却糊里糊涂地跟在西方公司制的后面，照搬照套上了西方的政治原型，从形式上盲从公司法的框架，又不进行实质性改造，就像“戴着枷锁跳舞”，非常别扭。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文化本身就不同，中国的老板用这套公司治理结构，老是走不出“一放权就乱，一抓权就死”的怪圈。
对于一个成长期的私营企业来讲，当务之急也许不是制度，而是发展。就象那些正在打天下的王朝一样，重要的是军事斗争，而不是建立和完善制度。
但是，当一个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开始着眼于长远的发展，着眼于长期稳定发展，着眼于子孙后代对企业的有效传承、掌控的时候，公司的治理结构，以及在它基础上的制度建设，就成为生死存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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