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党的重要人物的回忆录是党史的一部分，它的写作服从于党在一定时期的自我塑造。１９７７年９月，为纪念毛泽东去世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徐向前元帅《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文章重复了延安时代以后对张国焘的三个主要指控：擅自决定红四方面撤出鄂豫皖根据地；长征时发过"以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擅自命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４日，徐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指出这三个指控与史实不符。"当时有当时的框框，当时有中央文件，有'西路军事件'，有那样的传说。""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１）
　　十大元帅中，正式写过回忆录的，只有聂荣臻和徐向前两人。他们的回忆录都在８０年代中期出版，此时框框仍然有，但确实少了一些。由于长征中四方面军与毛泽东及中央红军的矛盾，四方面军的历史与徐向前本人的政治命运都受到抑制，所以《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不但思想较为解放，且有浓郁的个人感怀。
　　　　　　　　　　　　　１　四方面军的理论
　　共产革命的建军原则、军事理论等通常归结为毛泽东的创造，但"毛泽东军事思想"确实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建立的。比如过去长期归之于毛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是朱德首先提出来的。游击战术的来源相当广泛，其中也有土匪的功劳，正如萧克说的："连井冈山的山大王朱聋子的游击战术，我们也吸收其合理成分。"（２）
　　在远离井冈山与江西苏区的鄂豫皖苏区，徐向前与红四方面军也建立了一套与中央红军相通相近的军队建设理论。
　　第一，游击战术。１９２９年９月，徐任鄂豫边特委委员和革委会军委主席，负责军事工作。他与戴克敏总结出了一系列"游击战术"：
　　（１）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２）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３）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４）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５）对敌人采取跑圈的形式；
　　（６）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出的方式；
　　（７）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页８６）
　　正如徐所说的："这些东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是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总结。"（页８６）朱毛与徐戴同样总结了这些东西。
　　第二，政治领导。一般认为是毛泽东主持的古田会议的贡献。《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中也规定各级建立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肉刑，不杀俘虏等等。
　　第三，组织纪律。"我们虽然没有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完整的规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条条和要求。"（页９１）这些"条条和要求"包括"服从命令听指挥。……打土豪所得和财物，都是归公的。不准贪污，……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抓人、杀人，不准抢东西，不准烧房子。……部队到一个地方，派饭一桌给一元；借一床被子给三个铜板，睡觉没稻草，要用钱去买；走的时候，得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等等，后来总结为十条：
　　（１）不拿穷人一针一线；（２）不拿穷人粮食；（３）对穷人态度要和蔼；（４）爱护枪不要弄坏；（５）节省子弹勿乱打；（６）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７）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８）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９）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１０）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页９１─９２）
　　毛泽东等的人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成为八项注意。
　　两相对照，内容基本一样，甚至语言都相同。这并不偶然，两地部队遇到的问题差不多（比如睡觉时常常用老百姓的门板当床），部队的性质也完全一致，那么无论是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是叫"十条纪律"，实质上都大同小异。可以推断，贺龙的二方面军也会有类似的规章制度。因为"这一套，不是上面规定下来的，也不是从黄埔军校带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步搞出来的。"（页９８）
　　其实，"这一套"不但不是哪一个人、哪一支部队的独创，而且还的深厚的传统基础。已经有人注意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爱民歌》的关系（３）最值得注意的是，《爱民歌》中也有关于门板问题的规定："第一扎营不贪睡，莫走人家取门板。"曾国藩统领的是"官军"，有国家供应，所以不允许他的军队取百姓的门板。但他把"门板问题"放在第一，可见当时还是有人动用百姓门板的。红军是要靠自己筹饷的，睡觉只能借用百姓家的门板。说明从曾国藩到红军，军队的生存条件没有大的变化，睡觉都离不开门板；也说明军队的纪律都是其生存状况的反映。
　　　　　　　　　　　　　　２　　委派
　　鄂豫皖的部队是由１９２７年黄麻起义发展起来的，领导人也主要是本地的。１９２９年后，中央即不断派人下来：
　　１９２９年６月，派徐向前到红３１师任副师长（没有正师长）；
　　１９３０年春，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姜镜堂等人为新成立的鄂豫特委主要领导，其中许为整编后的红一军军长，曹为政委，徐为副军长；
　　１９３０年冬，派旷继勋、余笃三为再次整编后的红四军军长和政委，徐为参谋长，许、曹分任师长和军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１年２月，派曾中生为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１９３１年４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接管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最高权力。
　　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在许多问题上与红四军领导人发生冲突。徐由此感到：
　　我们过去就觉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问题，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干部改组得太频繁。本来红一军成立时，已将鄂豫边、商南、皖西的三支红军统一起来，许继慎、曹大骏等同志虽然思想上有点毛病，但还是能干的，部队连战皆捷，发展很快。但１９３１年１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成红四军时，中央又派旷继勋来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其实，旷继勋并不比许继慎强。……此后，许继慎与旷继勋的关系疙疙瘩瘩。曹大骏同余笃三的关系也不融洽。军队不断改组，地方上也不例外。徐朋人同志能干，土生土长，与当地干部、群众有密切联系，熟悉鄂豫皖边区的情况，但上面换下了他，派来郭述申同志。三中全会后，又派来曾中生，替下了郭述申，曾中生文武都行，干得不错，但四中全会后，又把张国焘换来了。（页１４５）
　　鄂豫皖根据地是从黄麻起义开始创立的。一旦闹出点规模，中央就不断派人来。这固然是因为本地人才总归有限，中央必须选派一些政治军事的人才来加强工作，但也有要控制各地武装力量的考虑。１９３０年２月底，周恩来对即将派往鄂豫皖的郭述申等人说：中央认这那些地方党内的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对党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边特委，由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军部，许继慎为军长，曹大骏为政治委员，熊受暄任为政治部主任。（４）党指挥枪，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由谁掌握武装力量的问题，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必须由中央派来的人领导；中央也不是抽象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各有各的中央，中央领导变了，中央的政策变了，各地的领导人也得变。
　　还有一个通常较少提到的因素。这些中央派去的"钦差大臣"开始都代表中央接管鄂豫皖边区的权力，但他们"坐大"后，他们俨然就以地方领袖自居，比如彻底掌握了鄂豫皖和四方面军实权的张国焘就再也不是中央代表而是鄂豫皖和四方面的代表了，以至于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就自以为是与中央并列的一方。中央当然也明白这一点，解决的办法是不断以新换旧，以确保对这个根据地的领导权。
　　"钦差大臣"这种自我认同的变化，类似于历史上"波纹式的循环发生"的官制。"波纹式的循环发生"，就是天子左右的微臣逐渐获得权力，压倒政府大臣直到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后，又别有微臣变实权者，再来取代此前的微臣。天子只信任自己身边的人，所以予他以实权并取代大臣，但此人既取得大臣之位，就会有一定的角色意识，因此也不再为天子信任，所以又得再派身边的人取代这个从前是自己身边的人。"波纹式的循环发生"的官制是皇权中心的集权体制的必然现有的现象。
　　委派制度有它的必要性，否则星星之火就无法燎原，但因为没有就"钦差大臣"和各根据地"地方领袖"的矛盾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就不断出现中央来人杀地方领袖的现象，夏曦到贺龙的湘鄂西搞肃反，全区杀得只剩下三个半党员。
　　　　　　　　　　　３　　红３２师的胆量
　　鄂豫皖根据不断接受中央派来的人的领导，得到了发展壮大，也遭受到许多挫折。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顺从地接受上面委派的人。１９２９年５月，鄂东北特委、河南省委、鄂豫皖特别区委组织、发动了商南起义，成立红３２师：
　　周维炯是丁家埠和豫东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打仗很勇敢，但有点骄傲，看上去像个白面书生。３２师在豫东南活动期间，同鄂东北特委的关系一度搞得很僵，甚至把特委派去的徐思庶（子清）和徐其虚枪毙了，特委又派吴光浩同志去，半路上遇敌牺牲（后来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同志去调查处理枪毙二徐的事，也差点被杀掉，有人给郭述申报了信，他连夜跑了，才免于难）。（页８１）
　　３２师肯定属于鄂东北特委领导，却把特委派去的杀了。如果不是这样，特委派去的人会不会把３２师的人"肃反"掉？"这事闹得很大，上至党中央，下至鄂豫边区、商南根据地的干部，都知道。后来……证明枪杀二徐及戴杭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泽渥等人所为。"（页１５７）但周维炯是师长，当然脱不了干系。后来他和许继慎一起，被张国焘杀掉。
　　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想摆脱上面的委派，最终是不可能的，要想保存自己，贺龙的办法比较好：夏曦到湘鄂西后："他们开始在我身上打主意了。我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并且确实掌握了一些情况后，不得不采取自卫的措施。……挑选约一营精悍的战士，加以整编，归我直接指挥，并把他们布署在我的住地周围，以应付突然事变。"（５）当然，能够自保的前提是得有一支自己的亲兵。
　　　　　　　　　　　　４　　肃反的效果
　　鄂豫皖苏区"白雀园"大肃反，持续３个月，肃掉２５００多人，团以上干部百分之六、七十被捕或被杀。"'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页１５８）概括起来，一是有历史疑问的，二是知识分子的，直到"文革"为止的多次整风、审干运动，无不以这两种人为对象。
　　清洗这两种人无疑有纯洁革命队伍的理念支持，与党的纲领一致，所以每次"肃反"公开借口都是"清理阶级队伍"。但实际上，或许还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权力挑战者的整肃。因此，在鄂豫皖，"原来地方上土生土长的一些领导干部，多被搞了下去。"（页１４６）"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关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页１５９）张国焘的肃反，主要有两次，对象都是土生土长的领导人或在他之前被派到鄂豫皖来的领导人；时间都是在这些人向他的权力提出挑战之后。
　　第一次是１９３１年９月旬开始的"白雀园肃反"。起因是９月初曾中生等人在南下（曾）还是北返（张）问题上与张有不同看法，红四军的一些活动分子就在鸡鸣河开会，通过申明书，决定派人向以张国焘为主席的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官司一直打到中央。这使张感到自己的意志难以在四军贯彻，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不久他发动了大规模的肃反。"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页１５７）杀掉了许继慎等人，张国焘建立了他对鄂豫皖苏区的绝对权威。
　　第二次是１９３３年６月开始的"反对托陈取消派与右派"运动。起因是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在小河口，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同志酝酿，要派人去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请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页２２７）张琴秋与陈昌浩交好，想争取他的支持，陈当然不会支持，并立即告诉张国焘。张表面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意见，但"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逮捕或危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页２２７）从此以后，红四方面军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他。
　　处于四面包围中的红军内部残杀，"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页１５９）然而"白雀园大肃反"后不久的四次战役，红四军连战皆胜；川陕根据地"反托陈取消派"的同时，红军连续发起三次战役，战绩辉煌，川陕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正如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反ＡＢ团"没有影响反"围剿"的胜利一样。如果总结胜利经验，张国焘肯定算上"肃反"这一条。正由于"肃反"不妨碍战斗胜利，所以"肃反"的教训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总结。徐痛彻的说："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页１６１）确实值得研究，而且必须在一个相当复杂的思维结构中来研究。
　　周维炯临死前说："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页１５８）看来，此人只有素朴的革命感情而不真正懂得中国革命，他不懂得，在革命的逻辑中，滥杀同志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坏人，他或者是好人做错事，或者根本就没错。
　　这个道理国民党也不懂。"１９４２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亲口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页１５８）这个国民党特务也不大了解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杀许继慎诚然是上当，但杀了许，张国焘强化了个人的权威，上下都怕他，因而更加义无反顾地上阵杀敌，并没有因为杀了许继慎就败于国民党。
　　　　　　　　　　　　　５　　陈昌浩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徐与他有许多矛盾，４９年以后陈作为张国焘的追随者，在党史上的形象一直不好。但徐在回忆录中一再说他"很能干，有才气，但年青火旺，盛气凌人，连张国焘都得让他三分。平时，干部佩服他能写能讲，但也怕他发脾气。"（页３３０）
　　陈昌浩在部队政治工作上有很大成绩："陈昌浩同志有实干精神，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了积极贡献。"（页１９１）军事上也不外行，在１９３２年４月要不要打苏家埠、同年６月要不要西出平汉线作战、同年１０月漫川突围的方法等许多作战中，他都和徐一起坚持了与张国焘不同的正确立场。陈还有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１９３０年初，红军缴获了一架飞机。"陈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２７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带他听指挥。"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２日，他又坐上这驾飞机到敌占区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页１７５）
　　党内的肃反通常是"一逼、二供、三相信"（页１６１）但"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页１６０）凭什么呢？那就只能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和自己看着不顺眼的人。１９３２年６月的木门会议上，"陈昌浩的头脑清醒了些"，他承认抓错了人、同意停止肃反。（页２９８）似乎他也明白随便杀人不好。可是会后不久，他与参谋主任舒玉章为打不打杨森争论起来，舒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代表说了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
　　这下陈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说：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对政治委员！下令："马上给人把他捆起来！"……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杀掉了！（页３２９─３３０）
　　一方面要停止"肃反"，另一方面仍然捕杀与自己争论的人，可见陈是多么习惯于不把同志的生命当回事。
　　徐对陈的总的评价是："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青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页５７１）
　　陈昌浩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都是杀人甚多的左倾宗派主义者，但徐一再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对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就要杀死，这样的"好人"不是在道德的意义，而是革命事业的意义上，革命不就要干劲十足、有狂热性的人吗？
　　"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已，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页１５９）早已投敌的张国焘肯定不是"好人"，如果他没有投敌的呢？即使如此，徐还是肯定了他的能力。长征途中张与中央分庭抗礼，四方面军的将领至少是服从了他。直到延安时期清算张国焘时，"由于张国焘统治四方面军多年，又一直挂着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的招牌，长期在四方面军内实行愚民教育。所以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出于对党的朴素感情，对张国焘还有些盲目迷信，把他看作四方面军的代表和化身。对抗大贯彻中央决定，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学习产生了反感和不满情绪。在这些同志中，有的甚至走上与党组织对立的悬崖"（６），莫文骅是批张先锋，他的语言不太准确，如"愚民教育"云云，是不会得到四方面军将领认同的，但他反映了一个事实：战争年代，领导人的"肃反"杀人，并不妨碍他的威信，甚至就是立威的主要形式，一个双手沾满红军干部战士鲜血的人仍然是一个"好人"。
　　　　　　　　　　　　　６　"民穷财尽"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页２５８）但到两年后，红军就不得不撤出这块风水宝地。除优势敌人外，根据地"民穷财尽"是主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里，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页４０８）
　　如果战争的破坏有不可避免性的话，那么有组织地、公开地大量杀戳"阶级敌人"、禁止一切经济交易行为活动就是政策性的破坏了。竭泽而渔的后果，是"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有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页４０７）当时农村开会，所见都是妇女，因为男的都当红军去了，如果有年轻人没有参加红军，那就一定是地富子弟。
　　　　　　　　　　　　７　　徐与毛泽东
　　一、四方面军会合是长征的胜利。但四方面军兵多粮足，一方面军有"中央"的之名，双方都不很自在。虽说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大方向并不矛盾，但实力原则在革命队伍也依然有效。
　　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撤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页４２７─４２８）
　　双方都对分裂负有负责任："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制造分裂，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页４２９）分裂的责任后来被坚决地划到失败者张国焘的头上。当历史的真相已被改写得难以复原时，徐这种各打五十板的说法其实是很含蓄的，他的真实思想，更可能是对中央方面的不满："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页４２９）
　　张的肃反把徐的妻子也杀掉了，两人在军事战略上也时有分歧，但张、徐之间仍然保持着过得去的合作关系。尽管可能是张不得不用徐的军事才能，尽管在此过程中徐有过不少委屈和忍耐，但徐对张并不总是否定的。在一、四方面军分裂时，他不会舍弃自己的队伍跟中央红军走。他毕竟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一方面，几年来自己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页４５３）
　　不过徐不是锋芒毕露的人。毛儿盖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和陈昌浩都同意毛向东发展的主张；１９３５年９月８日，张发电要陈、徐率右路军南下，中央方面反对，开会时，毛等拟好一份要张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并要陈、徐表态：
　　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页４４７）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表态。陈、徐都同意北上，但陈显然愿意考虑南下作为另一种方案，所以次日张再次来电坚持已见时，陈就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而徐没有就南下与否表态，尽管事实上徐肯定不愿离开左路军单独北上，次日也和陈一道同意南下。善于利用矛盾的毛泽东从此捕捉到陈、徐是有区别的。１０号晚上：
　　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页４５２）
　　当天深夜，毛与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在分裂的前几个小时，毛找他的动机显然是对他和张、陈的关系略有了解，想把他从张、陈那里来分化出来，争取他的支持。他的态度当令毛失望，以至于给徐后来的地位留下阴影。
　　但处在徐的位置，他的选择是最得体的。即使他想义无反顾地支持毛，也带不走队伍："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是带不动队伍的，只能悄悄地带走几个人。"（页４５４）没有队伍，他对毛的支持也就没有多大价值。正因为徐没有离开四方面军，始终参与掌握着这支部队，即使兵败祁连，他也当之无愧地是这个"山头"的代表，特别是在张遭到清算、陈自我消沉之后。
　　１９４０年徐重回延安，"总政治部的同志热情接待，……毛主席住杨家岭，很快接见了我。……过了不几天，中央机关通知我搬到王家坪大院去信。那里环境幽静，树木不少，朱德、叶剑英同志也住在那里。"（页６６７）这不是偶然的，师哲记得："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徐向前同志被调回延安。……不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我把徐向前也请到枣园来住，并要我照顾好他的生活。朱德同志特别交代：'生活待遇要和我们差不多，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７）
　　生活待遇差不多，但不可能再掌握一个方面军或一个战略区了。军人功勋和位置在其扩兵占地，但是否有机会这样做。则要看毛是否放手让他去干。１９３７年整编时，四方面军的部队被编在刘伯承手下，徐屈居一二九师副师长；１９３８年率该师左纵队赴冀南独立发展，刚打出一片天下，即于１９３９年春被派往山东；山东纵队发展起来后，１９４０年５月调他去延安参加整风；１９４２年５月任晋绥联防司令贺龙的副手；１９４３年春任抗大校长；１９４７年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始终没有开疆辟土、独立发展的机会。后来主要是从地方部队中建起了后来的与阎锡山较劲的十八兵团，终于在国共决战中争了一功。
　　　　　　　　　　　　８　　一句话保终生
　　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到四方面军的帮助也感到四方面军的压力。发生冲突后，毛于９月１０日夜带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北上，还带走了右路军的军用地图。不太了解内幕的徐向前很紧张：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点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页４５３）
　　照徐的说法，张国焘并没有要他们"武力解决"中央，他和陈昌浩一起制止了两军分裂后可能发生的冲突：
　　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听从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页４５３）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成为徐后来的护身符；陈昌浩可能也正因此在４９年后还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９　电报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说法来自毛泽东。"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不可分开行动'。９月９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１９３７年３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８）廖盖隆后来说："我们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看到１９３７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纪录，毛主席在发言中说到，叶剑英同志把电报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这样的话。"（９）
　　徐向前回忆与此不同：由于９月８日右路军的主要领导曾致电张国焘，要其北上，张则于次日"复电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页４５０）
　　１９８２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等的访问，明确说："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
　　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１０）
　　当时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过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是否收到叶的回信，廖没有说。可见这段历史还不能说是清楚的。
　　叶剑英一生有三大功劳，一是１９２７年向叶挺、贺龙通报张发奎要扣押他们的消息，使南昌起义得已进行；二是长征中向毛泽东等人报信；三是在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当华国锋、汪东兴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措施之后，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４日，华派李先念去征求叶的意见，双方一拍即合。但华下台后，叶成为抓捕"四人帮"的主要决策者，很多发表的记述都和事实真相有出入。１９７７年，李先念曾说："去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后来，《李先念文集》的编者们在收录这篇讲话时，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在文后加了一个注释，写成叶为主华为辅。只是在李先念大发脾气之后，才改写成以下文字："注１５７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１１）抓"四人帮"是极其秘密地进行的，似乎不可能像李先念说的那样是"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但李的脾气是有因而发的：作为主动者（华国锋）的沟通人，李也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角。
　　　　　　　　　１０　　"党内斗争"与"危害"
　　延安时代以后的党史一般都认定张国焘有一份电报给陈昌浩，据毛泽东１９３７年说有"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一说。为什么凭此一句就判断张有危害毛泽东和中央的意图？答案只能是一条，这就是"党内斗争"等于"危害"。
　　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党内斗争无非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却常常由思想、路线的分歧引发残酷整肃直至肉体消灭，张国焘、毛泽东在这一方面都是行家里手，以至于毛一看到"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一语，就知道张要干什么了。
　　"危害"没有成功，但一、四方面军的斗争确实是展开了。原属于一方面军和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两军会师后调到四方面军任九军参谋长，没有受到四方面军将领的欢迎。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３日晚，"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对我进行斗争"；次日，陈要调离九军，九军要他把九军的东西留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五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得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１２）其实，王树声副总指挥、孙玉清军长都是真正的革命同志，王后来是十大将之一、国防部副部长；孙次年即壮烈牺牲。陈伯钧不懂得真正的革命同志之间，也会有残酷的斗争。
　　到延安后，轮到四方面军的将领难过了，以至于许世友、王建安等人要拖枪出走，何畏干脆投向国民党。斗来斗去，革命党人积累了太多的矛盾，终于在"文革"来了一次总爆发。
　　　　　　　　　　１１　　哪里是"中央主席"的料
　　张国焘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５日宣布另立中央，当然没有任何合法的组织程序，但也不是没有人拥护：
　　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页４５９）
　　这时与四主面军一起的有原属一方面军的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十二军，究竟是哪一个"军的干部"讲得很激动，徐没有讲。张国焘则说："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示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１３）
　　徐、张都这样说，肯定是有根据的。至少五军团对中央是有意见的。延安时期，各根据地分别召开座谈会，主要是检查对毛泽东的态度，附带也就一些历史问题作出决议。"红五军团的座谈会开得很激烈，因为他们是宁都暴动的队伍，不被'左'倾路线所信任，肃反时抓了不少人，当反革命错杀了，连总指挥季振同也被杀害，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后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军团领导相继牺牲，部队留下的人很少了。随西路军过黄河时基本打光了。会上，发言的人很激动，当有人拿出董振堂军团长被国民党杀害时的头颅照片时，不少人嚎啕大哭。"（１４）
　　张国焘１９３１年初到达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１９３３年创立川陕根据地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尽管他有才干、有威信，以至于四方面军对"张主席"有"盲目崇拜心理"（页４６１）。但"张主席"只能是某个中央分局的主席而不是做"中央主席"的料。朱德、刘伯承等中央方面领导人的反对，百丈决战的失利，中央到陕北后的种种争取等等，都是他的"临时中央"解散的原因。在主观上，他也没有毛泽东那种"崇拜我好一点"的霸气和自信，特别担心远在天边的共产国际：
　　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绝。（页４７４）
　　共产国际当然是中共的太上皇，但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不就把它的"宠儿"博古和它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扳倒了吗？而且后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承认了毛泽东。可能正是掌握了张这种畏惧共产国际的心理，已到陕北的毛泽东就利用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其实共产国际是否有这个指示还要存疑），而给了张"当头一棒"。
　　中国革命需要的政治领袖是一门心思干到底、把事情做彻底的人，任何犹豫和动摇都只能是死路一条。而张最缺乏的就是坚定性和自信力，一边凭人多势众自封"主席"，一边"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页４７５）这怎么能成大事呢？徐说了一件小事：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打了一个胜仗，徐得到消息后找张，要出个捷报，发给部队。"张国焘态度很冷淡，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可是，没过几天，张国焘又准许在小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页４７６）消息公开后，使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形成了对比，对张国焘很不利。在这个问题上，张本来既可以大大方方地公开出来，因为他是"中央主席"，一方面军的胜利也是"主席"的光荣嘛。当然他也可以永远压着不发，真的搞一点"愚民政策"。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严格审查一切新闻信息，封锁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文革"时期，除了毛自己的书和他允许的书，古今中外的所有书都是要烧毁的"封资修黑货"。
　　张之缺乏政治领袖的素质，还在于他会动感情。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夕，因这一次会上陈昌浩及与会的多数人不同意张的意见，张极其沮丧。
　　这是张国焘自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大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藉，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页４９７）
　　政治家不是不流泪。比如三国时的刘备，那是为了表示"仁心"以争取人心；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召见许世友时也流了泪，那是为了得到军中将领的支持以与林彪斗。而张这样的泪纯粹是妇人的斗气之泪，没有任何政治功效。
　　　　　　　　　　　１３　　西路军之败
　　西路军兵败祁连，几乎全军覆灭。"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页５５５）后来、特别是"文革"中，不但西路军的失败、甚至四方面军的渡河西进也被说成是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徐向前的错误。只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徐才得已一吐块垒，把失败的原因总结为三条：第一，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是导致失的根本因素。第二，无法取得战场主动权。三，战场指挥上缺乏机断专行。
　　除客观条件外，三个原因都与中央军委指挥不当有关。关于第一点，西路军的任务凡五变：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西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第一变是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第二变是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第三变是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到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第四变是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第五变是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
　　关于第二点，西路军孤军深入，没有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河西走廊狭长的地形又无法集中兵力，不可能发挥红军的战术特长。"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并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页５６０）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的还手之力。
　　关于第三点。中央统得过死，不给战场指挥以应有的自由权。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对此前张国焘不服中央的回报。毛泽东不能容许西路军领导人对他掌握的中央有半点异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页５４４）这就把西路军的行动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在一起，谁还敢动弹？后方的张国焘此时急于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发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是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和威信。"（页５３８）西路军政委陈昌浩此时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急于表忠心："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页５６３）
　　西征行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军委决定的，渡河后张国焘也没有给自己的部下单独发过电报，有关四方面军的各种指令，是以毛为中心作出的。一向精于游击战的毛何以在指挥西路时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
　　　　　　　　　１３　张国焘"肃反"与延安抢救
　　鄂豫皖根据地和四方面军有特殊的历史。徐是中央派去的，从副师长到方面军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被认定要为西征失败负责后，徐成为四方面军的旗帜。原因很多，但徐本人的谨慎是重要一条。
　　鸡鸣河会议上，徐与曾中生等人意见一致，结果他的妻子被杀。此后徐就谨慎多了。"小河口会议我没参加，一些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页２２７）张国焘的第二次"肃反"就没有他的事。
　　张国焘与中央闹别扭，首先发生在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时，"后来我听说，张国焘曾在那里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此时徐正率军向松潘出发，"我当时被在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页４２７）８月１１日的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张和中央"吵得很凶"（页４３８），"至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谁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事，没有人和我谈过，自己也不想过问。"（页４３９）。８月下旬右路军穿过草地后，张和中央之间"南下""北上"之争日益紧张，"陈昌浩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又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熟悉。有什么事情，都是他去和中央联系。"（页４４４）
　　也许不是故意回避，但在关键时刻总能远离是非之地，是徐的过人之处。他比较延安整风与张国焘肃反，认为"延安整风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开展党内斗争，克服矛盾，才能达到教育全党，团结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页６９３）但细读下去，就会发现徐实际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
　　经历过鄂豫皖、川陕根据地两次残酷的"肃反"，徐对"整风"、"肃反"中的极左行径极为敏感。延安整风初期，他是抗大校长兼负责整风的"分学委"主任，举措比较温和，他还给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以提醒大家保持清醒头脑。这当然不符合整风的发动者毛泽东的预期，不久康生的社会部派黄志勇来抗大主持审干，张国焘用过的手法"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页６９５）黄志勇是搞逼供信的专家：
　　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页６８６）
　　这些比例与"白雀园肃反"差不多。"白雀园肃反"随张国焘一起被否定，康生的肃反审干却与"延安精神"一起永放光芒。"文革"中，康生又一次威风八面，黄志勇再次出击，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成为批徐的急先锋："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征？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页８４１）
　　当然，延安整风的积极分子并不都像康生、黄志勇这样好运长久。抗大绥德分校的一位副校长当时也是整人的急先锋，他曾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逼供。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１９４３年他说过的这些话！"（１５）
　　　　　　　　　　　　　１５　　血统论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徐向前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行为提出激烈批评。此事初以"二月逆流"、后以老一辈革命家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著名。谭震林首先说："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又是什么？"（页８３３）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１６）
　　血统论原是"自来红"的干部子弟提出的，因为他们的老子是英雄，所以他们也是好汉。《５.１６通知》发出后，"北京各大学、中学几乎都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而默契的现象：敢于出来给校党委、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干部子弟'。例如：在清华园给当时的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贴大字报，将其定性为反革命黑帮的，就是刘少奇和贺龙的孩子。再例如，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一个出来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是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１７）他们与父辈派出的工作组密切配合，想按照自己的构想来运作文革，具体地说就是重复１９５７年反右的过程，以期打倒一批走资派和黑五类后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１９６６年的毛泽东不是１９５７年的毛泽东，"文革"的目的是要整党内走资派。在毛指责工作组是"白色恐怖"，中央文革小组掌管了"文革"领导权，运动的矛头指向各级当权者直至刘少奇后，第一批红卫兵干部子弟发现，他们的父辈和他们自身都大难已到。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这些干部子弟成立了一个叫"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试图在父辈倾覆之际反抗中央文革、捍卫爹娘。"戚本禹十七级，你他妈的算老几？"在中央文革抓捕了部分成员之后，"联动"更加嚣张纵恣，进而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六次冲击公安部。
　　１９６７年初，《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专政机关大肆抓捕"联动"。
　　这就是谭震林、聂荣臻为高干子弟鸣不平的背景。
　　"黑五类"的子弟受迫害是"血统论"，抓捕无法无天的干部子弟也是"血统论"：
　　子弟们的命运取决父母。"血统论"理所当然受到从党的领导人谭震林等到青年工人遇罗克的批判，但"血统论"在中国就是有生命力，像"文革"这样要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大革命"也不能铲除。既然老干部不能全部打倒，他们的子弟也就要放出来。于是，１９６７年４月下旬，近百名"联动"分子被放出来，被送到人民大会堂。江青流着眼泪对他们说："你们受委屈了"；周恩来也动情地流下了眼泪：抓"联动""是不教而诛"。此后不久，"十七级"干部戚本禹被抓，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平民造反派蒯大富等人像土匪一样被全部歼灭；批判"血统论"的遇罗克被枪毙。
徐向前简历
　　１９０１年１月生于山西五台县永安村。
　　１９２４年５月年进黄埔军校。
　　１９２７年３月加入共产党。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参加广州起义，任第六工人联队队长。起义部队退到海陆丰后，任红四师参谋长、师长。
　　１９２９年６月，到鄂豫皖根据地，先后任副师长、副军长、军长。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任西路军总指挥。
　　１９３７年后，先后任一二九师副师长、山东纵队司令员、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大校长。
　　１９４６年６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兼政委。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任总参谋长。
　　１９５４年６月，任军委副主席，分管空军和国防防空工作。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１９６７年１月，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１９７８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
　　１９９０年９月逝世。
（１）（９）（１０）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北京：《炎黄春秋》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２）萧克：《朱毛红军侧记》页１５２，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参见李锐：《３０岁以前的毛泽东》页１５４，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４）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１８９８─１９４９》页１９９，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引自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页２９０，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６）（１４）《莫文骅回忆录》页３４４、４１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７）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页３０１。
（８）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页３６２─３６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１）参见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上卷页８０─８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陈伯钧日记》页４５９─４６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３）《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２７２，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
（１５）韦君宜：《思痛录》页１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６）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页６６３，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４。
（1７）刘双：《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太原：《黄河》２０００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