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回顾n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3:39:27
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回顾
中国现代新闻事业曾经有一个不坏的历史起点,在它的早年成长期,甚至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强学报》1896年就曾发表“开设报馆议”,认为办报有助于“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梁启超1902年则确认“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乃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1
民国成立,举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办报高潮,民间办报蔚然成风,报纸开始确立社会良心载体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3月4日临时政府内务部曾颁布《民国暂行报律》,规定对“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将停止其出版发行,没成想报律刚一公布即引起大哗。上海报界促进会首先通电全国,指出“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众多报纸亦发表社论,表示“所定报律,绝不承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采纳了这些批评意见,于3月9日发表《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公开宣布“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再“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颁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可从权办理。”2
民初报人群星灿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均是其中之佼佼者。中国最早的独立政论家黄远生力主办报需“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
邵飘萍创《京报》,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公开主张新闻独立于政治,办报宗旨即在于“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3
在他们看来,办报乃民主政治下最光辉的事业,值得用自己的生命去追求,去捍卫。1926年,邵、林先后被当时的统治者杀害,他们果然用鲜血浇灌了自己的理念,成为中国捍卫新闻自由的先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在“训政”和“以党治国”框架内,曾推行“为党的需要立言”的新闻观,“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背本党之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在制度层面设立新闻审查机构,“各刊物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级党部宣传部的审查”。4
然而,国民党中仍不乏为新闻自由鼓与呼的人士。被称为“元老记者”的于右任1910年创办《民立报》时就曾畅言“有独立之言论,然后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然后有独立之国民”。30年后身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仍然不改新闻自由之理想,乃至于1947年在复旦新闻馆落成典礼上发表“新闻自由万岁!中华自由万岁!”的演说,令台下听众动容。5
事实上,国民党对新闻的控制,从未达到多高的水平。国民党政府认可民间报刊的存在,对官营新闻机构有时也网开一面,承认其运营的独立性。1932年萧同兹接手中央通讯社社长职务时,蒋介石就同意了萧提出的三个条件:第一,独立经营,使中央社有机会与报界及社会接触;第二,以新闻为本,发稿不受干预;第三,用人行政,社长有自由决定权。6
虽然这里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不能违背“国法”和国民党的“党纪”,但作为官方最大的通讯社,能有如此“自由”已经令后来者刮目。
民国时代的报人、学者对新闻的本质、报业的定位均做过深入思考。比如,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闻学刊物《新闻学刊》的学者黄天鹏就曾指出,报纸既要独立于党派,又要独立于资本。一方面,若“新闻事业完全受党之支配,私人支持编辑之独立报,已无存在之可能,成为清一色之新闻界,党指鹿为马曰,此马也,全国报纸必随声附阿曰,此马也。若此种者已失舆论之精神”。另一方面,若把新闻只当作商品,一味博取读者欢心,亦难以保证新闻之真;更何况过分依赖广告,报纸也难免卷入资本的漩涡而无法自拔。7
邹韬奋亦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既反对媒体隶属于党派,也反对报刊为金钱所控制。“我无意恳求一两个大老板的援助,又坚决地认为大众的日报应该要完完全全立于大众的立场”;“我心目中没有任何党派,这并不是轻视任何党派,只是何党何派不是我所注意的,只须所行的政策在事实上果能不违背中国大众的需求和公意,我都肯拥护,否则我都反对”。8
以上简略的历史回顾是为了说明,中国现代新闻事业曾经有一个怎样的起点,与新闻自由之人类普世价值观曾经达到何种高度的吻合。
如果这个普世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1、新闻媒体的使命在于客观地报道事实,为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服务;2、媒体必须成为社会公器,成为公众表达权的手段;3、媒体必须承担社会监督职能,所以既不能仰赖权力,又不能仰赖资本,而必须与二者保持距离,那么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新闻事业确曾接近过这个理想、执着于这种标准。我们应该为此向我们的先贤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