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房价控制人口膨胀门槛究竟靠谱吗?(图)

2010-10-17 08:34:00　来源: 华声在线(长沙)　　　编前语：如何解决北京等大城市人口暴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近日撰文表示，“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他说北京想成为国际化都市，必须要有生态门槛：车子档次不能差，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 　　文/陈岚桦

　　将“低素质”流动人口赶出中心城市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而且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出各种提案，呼吁限制甚至驱赶“低素质”流动人口。例如，2005年，北京市民建议北京站迁郊区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2006年，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正在个别行业上研究抬高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2008年初，广东省东莞市提出，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东莞人回乡创业，转移城市低素质劳动力、优化城市人口结构。可以说，在公民自由就业和自由迁徙的法律制度下，这种冷冰冰的傲慢官位思维与执政观念，是与在公平就业已经立法和自由迁徙呼声高涨的今天、现代文明国家的理念格格不入的。而且，如果考虑到，提出这一建议的，恰恰是担负着为民服务重任的有一定社会身份的公众人物与政府机关，那么这样的论调就更令人不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北京的人口膨胀，从表面上来说，北京市有事可干，有钱可挣，北京市需要人来干来挣。特别是周边被以往相对落后的内蒙、山西、河北等省份包围，对周边贫困省份自然形成辐射效应，也是周边人口进城务工、就业寻找机会的必然场所。但更实质的原因，这与北京的城市负担功能过多、定位不当有极大关系。

　　无论首都北京当初是如何规划定位，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客观上就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工业中心、科教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国际会议和展览中心，几乎一切一切的中心，都要围绕北京来做文章，好像只有这样，就能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但客观情况是，作为北方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功能早已不堪重负。而且，由于城市功能的多重，客观上也导致了城市的土地资源、交通、医疗、教育资源、承担能力严重超载。例如，外地白领在京，孩子入托、上学的费用是普通人家难以承受的。个别优质学校缴纳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赞助费，幼儿园教育每月数千元稀松平常，这又与外来“低素质”人口何干?

　　城市功能定位过多，必然要产生巨大的建设和就业机会。这也是北京一再修环线，城市一再扩大也不堪重负原因了，不是最近有说法北京城区要往西扩充，利用山地吗?要盖那么多房子，修那么多路，种那么多花草，吃那么多蔬菜，有那么多东西要买、要卖、要修、要搬，甚至有那么多垃圾要处理，没有价格低廉的外来农民工行吗?

　　而且，北京城市功能定位过多，也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距。实际上，北京国内其他城市的均衡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被彻底打破了。北京不但是政治中心，而且是军事、金融、教育、科研、出版、新闻中心，后来更加成了经济中心和工业重镇。这是在计划经济下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资源。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北京以外的地区担负着给首都提供鸡鸭鱼肉蛋奶各种副食品的任务，而且是政治任务。除了沿海潮湿的空气，北京几乎什么都不缺。由此，也就形成了巨大的城乡差距，在改革开放前人口不能自由迁徙时期，这种状况尚不明显。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农民可以外出务工了，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在北京，全国人民往北京挤就是很正常的事件了。

　　所以说到底，北京人口膨胀，不仅是个城市功能定位失当的问题，也是个巨大城乡差距问题。为什么农民工就没有在大城市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这种建立在“低素质论”之上的歧视对实现社会公平带来的巨大危害，本文已不再赘述。我们更想问的是，一个城市当其需要建设时离不开所谓的“低素质人口”，而当其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之后需要公众分享时，却拒绝所谓的“低素质人口”进入，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观?

　　无论基于哪个角度而言，也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一个城市永远都不要拿“低素质论”作为控制城市人口的挡箭牌。解决北京人口问题，就必须肩负北京的多种功能。就拿首都的定位来说，一些国家为了解决首都人口过多，采取分散首都功能的措施，将政治首都、文化首都、经济首都分离的方式，避免城市功能不堪重负。美国的华盛顿、加拿大的渥太华、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巴西的巴西利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就是很好的例子。南非甚至有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立法首都开普敦、司法首都布隆方丹，有效分散了城市功能。

　　编后语：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不能只有一种人，而必须能容纳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人担当这个系统不同的功能，这样才能保持生态的平衡。用高房价当成抑制一座城市人口膨胀的门槛，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使这个城市只剩下富人。实际上，高房价并没有抑制住这座城市的人口膨胀，不是生态门槛，而是严重破坏了这座城市的生态平衡。

　　现象　北京究竟要扩多大 扩到哪里去? 1
　　10月12日，正好看到这样两条消息，一条是：《2000亿元投向京西》，西部地区将形成“一核、两区、三带”的产业发展空间新格局;一条是《打造全新的北京汽车品牌新形象》。两条消息，一个目标：北京还要大干快上，再扩大。

　　北京现在人口已经接近2000万，城市中心区也接近1000平方公里，还要扩大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反正北京水也紧张、路也紧张、房子“刚需”更紧张。如此无限度地扩张下去，北京还要扩多大，扩大到哪里去?

　　我这里不想说北京市的规划、发展无节制，因为人都是趋利的，政府也是一样。北京市要GDP，要财政收入，要人口就业等。扩充就可能有GDP、财政收入、就业。可是，这样的城市发展方向有没有问题?

　　北京完全可以放弃汽车工业、重化工业、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逐步限制和取消装备制造业、建材业等。

　　美国首都华盛顿几乎没有工业，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跨国公司总部，但它首都功能非常完美;纽约也没有汽车制造业、钢铁企业等，只是金融贸易中心。而上海呢?什么工业没有?

　　城市化，我们正在走着一条业已被证明错误的道路：产业无限齐全、门类无限繁多、就业无限集中、城市无限扩大。

　　北京究竟能扩多大?我不免提出这样的疑问。

　　思考 究竟是什么在给大城市“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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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销1700万辆汽车、达到美国历史最高水平的同时，堵车已越来越成为当下国内大中城市生活的重要标志。日前，5位国务院参事建议北京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在未来五年控制小汽车消费，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新京报》10月14日)

　　加强经济手段调控，这种思路在各地诊治“城市病”的“药方”中日益常见，有几个城市对开征“拥堵费”早就蠢蠢欲动。经济手段调控当然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思路之一，但这能否上升为主要措施，尚待商榷。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北京的种种特殊性，过于倚重经济手段调控，问题未必就能迎刃而解，反倒可能加重纳税人负担。

　　北京的机动车目前已超过450万辆，尽管限制措施越来越严，但日均进出北京的外地车辆仍大踏步攀升至55万余辆。为保证道路畅通，近年来的重大活动或节日，北京不得不采取单双号限行措施，并在经济手段方面有过多次尝试。4月1日，北京曾上调13个重点区域停车费，“但根据交管部门监测，重点区域车流量并无太大变化”(《京华时报》4月2日)。这或已表明，在路权高度紧缺的现实面前，所谓经济手段到底有多大功效，叫人实在不敢乐观。

　　从调控举措看，只有当成本效果能不折不扣地传递到使用者身上，经济手段才可能令车主“望而生畏”，进而在趋利避害的思维下，积极选择替代出行的工具。北京奥运会期间，“公车封存量达到21万余辆，停驶70%%”(《京华时报》2008年6月21日)，依此类推，仅北京一地，公车数目就令人瞠目结舌。

　　另一方面，北京又是公共资源高度集中之地，“跑部钱进”已成为一大特色。在上面的三令五申下，今年以来，一些地方极不情愿地关闭了一些“驻京办”，但“跑部钱进”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遏制呢?有媒体就曾报道，因为“有人开车送礼，还有人打着‘飞的’送礼，而一些手握权力和资源的部门自然成为被公关的重点”，这都加剧了北京交通的拥堵。(中广网9月24日)

　　对庞大的公车体系而言，所谓经济手段调控，除了徒增公车成本开支，并一分不少地转嫁至纳税人外，不太可能真正挡住公车的强力驱动，否则，在这么多年有关控制公车的无数规定面前，公车不太可能成长为一个那么令公众揪心和郁闷的问题。再者，尽管北京面临水资源不堪重负的严峻现实，但北京的大城市化脚步并未放缓。对更多城市而言，经济发展意味着城市“做大做强”，更多时候则是“摊大饼”。

　　北京堵车的特殊性在于，各种资源正快速地向这个城市汇聚，同时又得不到有效分流和疏解。如果不顾北京的种种特殊现实，兜售使用成本过低论，草率出台经济调控举措，很难达到专家憧憬的理想成果，反倒可能抬升上路车辆无法逃避的硬性开支。

　　甚至到头来，也难免让公众进一步质疑，此举到底是为了解决堵车问题，还是为了给政府开辟新财源。

　　憧憬 北京如何做胸怀博大的世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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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建设的北京样本，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积极改善民生，让广大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红利。

　　城乡养老、医保实现全覆盖，惠及1270万人;不少社区居民吃喝玩乐、办事求助，尽享一刻钟服务圈便利;数以千计的大学生社工服务城乡大众;政府出资1亿元购买300项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近年来，北京的社会建设不断有新突破，让首都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走出了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新路。

　　对北京这座常住人口逼近两千万、流动人口超千万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说，社会的发展变化，不只是量的极大扩充，更是质的跨时代飞跃。在这里，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大量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70%以上的单位、人群处在老体制之外的社会领域。面对现代化所造就的这样一个全新社会格局，社会建设就像一张白纸，充满了空白，也充满了想象和创造的空间。

　　社会建设需要创新，这已经是共识。但需要怎样的创新?如何找到符合现实和公众需求的创新路径?北京市在这方面作出了不懈探索。从目前看，北京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有两大突出亮点。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率先在全国组建党的社会工作委员会、政府的社会建设办公室，合署办公;出台“1+4+X”系列文件，初步形成新的政策体系框架。这说明北京的社会建设，从一开始就注重顶层设计、系统规划，体现了鲜明的制度理性。

　　在社会建设实施方面，大胆引入和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公益组织的作用，致力建设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工队伍，鼓励志愿服务常态化，等等。这一系列举措，说明北京的社会建设具有充分的公众参与性，正在形成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和建设新格局。

　　从计划时代的单位管理，走向市场时代的社会管理，其中要经历的意识转变、改革阵痛、利益调整等是不言而喻的。老体制不适用了，新的体制犹未成熟，青黄不接的阶段，正是风险和机遇同时上升的时候。改革者以怎样的方式和智慧穿越这个特殊时期，关乎改革的成败。在这方面，北京社会建设采取的循序渐进思路同样很有价值。

　　面对政社分开、管办分离的目标，北京采取了分步实施的方案。先建房、后迁居，先把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先让同类别、同性质的社会组织跟相关枢纽型社会组织挂钩，像属于科技的和科协挂钩，属于文化的和文联挂钩，先建立工作联系，把工作做起来，最后，再根据条件成熟的程度，逐步实现与原行政部门脱钩。事实证明，这种思路和做法符合现阶段客观条件，不急功近利，而是稳妥推进，也符合社会建设自身规律。

　　北京是中国首善之区，也是了解中国的一个最好样本。北京面临的社会发展形势、社会建设挑战，其实也是中国城市在高速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对的时代新课题。社会建设的北京样本，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积极改善民生，让广大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红利。而这正与“包容性增长”的精神相互呼应，它启示人们：勇于并且善于进行社会建设的城市，才是真正具有博大胸怀的世界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