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揭黑记者生存状态调查（图）

    这是2004年4月19日拍摄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资料照片。30多年前，《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曾披露“水门事件”丑闻，最终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离职。 新华社/法新

    对“揭黑记者”的“封口”，在国与国之间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区别；但这一区别，却使有的记者投身“揭黑”而孜孜不倦，有的记者流亡国外而噤若寒蝉。

    原属社会常态下的舆论监督权利正成为话题，在7月的中国凸显出问题的困惑和解决的急迫：《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交易内幕，遭到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华夏时报》通报称女记者陈小瑛疑因报道深圳市某有限公司负面新闻被打；还有北京电视台记者因试图就“别墅圈地占绿地”事件采访郭德纲，竟遭到其徒弟的殴打。

    事实上，环视国内外，“接黑”无一不使受监督对象如芒刺在背，无论被揭者是公众人物、公司企业或者政府官员。然而，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否、执行力度的坚决与否、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否，令身处不同环境下的“揭黑记者”们命运有着本质区别。或许，在与国外形形色色案例的对照下，我们能更理性地看待转型期中国在舆论环境方面的诸多困扰。

    美国：法律保护记者放手揭黑

    即使在“扒粪运动”最早掀起的美国，“揭黑”过程对记者而言，都很难与“顺利”直接挂钩。有记者被排挤，还有记者被揭黑对象羞辱……。

    然而历史是一面镜子：抚今追昔，几乎所有“揭黑者”——只要他们的揭露符合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基本原则，多半都能过上平稳幸福的生活。

    “水门事件”和“深喉门”是美国当代政治史上著名的特大丑闻，而这一惊天丑闻之所以大白于天下，《华盛顿邮报》记者鲍伯.伍德沃德是至为关键的人物。在内线“深喉”的配合下，他们通过媒体披露了前总统尼克松的一系列丑闻，最终迫使后者黯然下野。与尼克松的结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伍德沃德一路春风得意，他接连出书，轰动一时，继而重返《华盛顿邮报》，成为前排政治记者。不论历任总统、国务卿或国防部长，都不敢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新闻人稍有怠慢。不久前，他再度剑指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部门，受到了关注“揭黑”新闻后辈和观众们的兴奋欢呼。

    在美国，名利双收的揭黑记者不胜枚举。另一典型代表是出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纽约自由撰稿人帕莱特.库泊，她曾因揭露“科学教”的邪教面目而被该教徒疯狂围攻。197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了“科学教”嫁祸于人的证据，并追踪调查。如今，库伯和丈夫、制片人保罗.诺布尔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并已出版了14本书籍。

    新闻“揭黑者”之所以在美国可以享有不错的“晚年”，源于美国法律对新闻监督有明确的保护：什么是“个人隐私”、什么又是“国家机密”等界定明确，这让“揭黑”记者得以放手揭黑。因披露“阿富汗情报门”名声大噪的“维基揭秘”网站，几年前曾被美国一家地方法院一审判定“违法泄密”，但二审却裁判无罪，而宣判者竟是同一位法官，原因便是法律对“违法泄密”的规定作了新的调整。

    不仅如此，美国社会对“揭黑”普遍持宽容甚至欢迎的态度，当“揭黑”记者遇到麻烦时，服务媒体和公众往往站在他们一边，这也给当局形成强大压力。

    正是这种法律保护和社会风气，让“揭黑”在美国蔚然成风。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几乎就是“揭黑奖”。当然，如果揭黑者本身犯错，也要付出代价。

    如果记者仍然担心“揭黑”会受到当事人的打压，日本也许能提供媒体最为放心的环境。在日本各类报刊上，但凡负面新闻报道，就很难找到笔者的姓名。日媒进行舆论监督，往往以机构而非个人的形式出现。

    往往文章最终发表时，仅仅在文末标明“本报社会部某某问题采访组”等名义。在这种情况下，舆论监督对象很难去寻找记者个人的“麻烦”，而且也缺乏这种必要。因为即使“公关”或“摆平”了某名单独的记者，也很难避免其所在媒体的集体行为。

    而日媒更特殊的一点，是媒体与监督对象之间存在协调机制，即“记者俱乐部”。一般来说，在重大新闻上，日本媒体很少“单打独斗的”，而是由“记者俱乐部”成员共同行动，这一制度成为日本独特的媒体现象。政府部门、主要政党、大企业和经济团体等机构或组织，都有自己的“记者俱乐部”，成员来自日本主要报纸、各大电视台，一般不允许外国记者参加。

    通常，政府某部门确定一项方针后，一般都会首先向“记者俱乐部”成员吹风，由各媒体统一进行报道，但报道角度可各有差别。而同一俱乐部的成员也会互相通气，协调近期报道立场。正因为如此，在日本各大报政治、经济版面，经常出现关于同一事件的相近报道。此情况下，受监督对象很难通过“单独公关”来摆平所有媒体。

    但应当指出的是，在舆论监督方面，日媒并非不存在问题。例如，由于各媒体特别是私营媒体在经营方面受到广告收入等影响较大，因此在各媒体上均很少见到对广告业巨头以及其背后大财团的不利报道。这种情况下，即使有相关的“揭黑记者”，也不可能有平台发布自己的采访结果。

    此外，虽然日美在舆论监督以及政策议题讨论方面较为活跃，但其也有一定的内部自律规律。如在涉及警察部门丑闻、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皇室等领域，记者的报道就非常谨慎，极少触及此类领域的负面新闻。一旦有媒体“越线”，往往本身就会成为一大新闻。

    2004年1月，针对北海道警察部门私设“小金库”的嫌疑，《北海道新闻》以两年时间，发表了1400余篇专题报道，深入跟踪发掘。这一系列报道最终导致北海道警察部门3000多人受处分，还有1名警察署长因此自杀，涉案的数亿日元资金则最终全部返还北海道地方政府。

    对“揭黑”记者的“封口”，在国与国之间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区别。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据，俄罗斯是世界上记者工作环境最危险、最恶劣的三大国家之一，排名仅在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之后。从1993年至2009年，有记录在案的记者被谋杀、意外死亡、失踪等案例超过300起。

    据俄媒报道，记者遇害在俄全境各州区都有先例，其中以“汽车城”托里亚蒂最为“臭名昭著”。截至目前，这里至少有6名当地媒体负责人被雇用杀手残害。2002年4月29日，独立评论性报纸《托里亚蒂》创办人瓦列里.伊万诺夫在这里身中6枪死于非命；一年半后，他的继任者阿列克谢.西多罗夫在自家门前被人刺伤不治身亡。舆论认为，他们被暗杀是由于揭露了当地黑帮收买和勾结政府官员及警察的丑恶内幕。

    在俄罗斯，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许多记者选择了沉默。俄独立观察家认为，司法部门很难得到民众信任：一是由于调查部门效率低下，另一更主要的原因是司法不独立，调查过程往往受到强权机构或黑帮势力的阻挠。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建议，俄内务部应该成立处理针对记者犯罪案的特殊部门，切实维护记者的人身安全。

    黑帮的暴力阴影也是意大利“揭黑”记者们面临的主要威胁。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意大利“揭黑记者”当数罗伯特.萨维阿诺，他不仅写揭黑文章，还写了本详细揭露黑手党在那不勒斯为非作歹的书。此书出版后迅速列为全国畅销书榜首，销量更达200万册。但由于不断受到威胁和恐吓，萨维阿诺2006年10月起在警方的保护下开始了“逃亡生活”。

    为记者、特别是“揭黑记者”权益奔走呼号的还有非洲。在这里，“揭黑者们”又被称作“吹哨人”。

    肯尼亚许多书店里，有本名为《轮到我们吃了》的书只能放在收银台下面卖。只有和店主们熟识之后，他们才会将这本关乎肯尼亚“吹哨人”约翰.吉松葛的禁书推荐给你，以免引火烧身，收到政府的起诉和打击。

    吉松葛曾是一名肯尼亚专栏记者，负责调查国内贿赂和欺诈案件。因为在前总统莫伊执政期间坚持与贪污腐败作斗争，他在现任总统齐贝吉掌权后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室道德与管理实务常务秘书”，专门负责政府反腐工作。2005年，吉松葛辞去公职，并在次年揭露：包括一名副总统在内的肯尼亚政府高层以支付子虚乌有的护照和实验室费用为名，诈骗约6亿美元的国家基金。

    这一被称为“非洲水门事件”的巨大丑闻导致肯尼亚时任财政部长戴维·姆维拉里亚辞职，也迫使被媒体称为“肯尼亚甘地”的吉松葛开始了流亡英国的生活。吉松葛曾不止一次表示，自己在揭露政府黑幕后收到多次死亡威胁。

    但与生命威胁相比，更让吉松葛痛苦的是，因为揭露的政府黑幕触动了自己所属的、以现任总统齐贝吉为代表的基库尤部族的利益，他被部族斥为叛徒、异类。

    在非洲，于个人而言，部族比国家更有意义，部族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国家”，同部族的人互相提携、互相保护在许多非洲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潜规则”。像吉松葛这样揭露本部族执政的政府内部黑幕，需要面对巨大的社会和道德压力。这也是非洲“吹哨人”们所经历的最主要的精神考验。

    不过，也有一些非洲国家正在努力改善对揭黑者的保护。利比里亚新公布的保护揭黑者措施中，就包括给予信息提供者5%被追回的贪污款项作为奖励、为害怕提供信息后收到打击报复的人调动工作等措施。因为他们意识到，只有保护好这些“吹哨人”，才能让非洲政府摆脱腐败的阴影。（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记者：陶短房、华山、王星桥、刘凯、桂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