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灭门案调查：暴富村民连死21人

2010年01月19日10:01三联生活周刊李鸿谷我要评论(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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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接二连三的死亡事件，还有120多起财产纠纷官司，才是天宫院村民们日常的兴趣所在。所有村民对我们叙述起来，不会遗漏的事实是：只有半年时间，村里病死的、撞死的已经有21个了。
 
开发区
马永德拿到任命书，就任村主任不到一周时间，被镇里找去商量向天宫院村征地。这次要征的是实实在在的600亩耕地。
当年北臧村镇与天宫院村联合给村民的一封公开信里解释说：“根据2010年北臧村镇总体规则，村西工业区占地已经纳入大兴卫星城总体规则，与埝坛工业区做有效衔接。而且这个规划早在今年4月就已经得到了首都规划委员会的批准。”问题是，天宫院农民新的30年土地承包合同刚刚签署两年，随即征地，这个变故太过剧烈。何况耕地对农民而言，是生存之根本所在——而对镇政府，包括马永德而言，他们意识到的未来，一如公开信里所说：“仅仅靠农业种植业是不行的，有哪个地区靠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每一个家庭都有孩子，而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愿意在家种地。”
这些判断现在看来都是事实，但回到曾经的历史现场，虽然仅仅只有8年的时间间隔，但当年引发的村民的情绪震荡，超乎想象。
就在公布征地的当天，村民李成友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跑到村里的广播室，结果村主任和支书，还有广播员杨振荣都不在。李成友找来人把广播弄好打开，在大喇叭里朝村民喊：不愿意卖地的都到村里来，让支书与村主任给大伙儿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结果，村委会办公室前一下来了200多人。村小学老师王治邦有记日记的习惯，那天的日记他记录：结果等到半夜也没出来一个干部给大伙解释。不过，半夜两点多钟，倒是有人找到李成友家，向他要500块钱，说他把大队广播员杨振荣打伤了，要去医院看病。除了要钱，还要把李成友带走，李成友的儿子向他们要逮捕证，没有，当然不去。
过了两天，李成友被人叫去派出所问情况，结果一上车就被直接送到宋庄看守所。看守所的人在“接收”李成友时发现他有高血压，跟送他来的人说：不行，这个人不能放我们这儿。但是送他来的人一听，就跑了。李成友的儿子去找杨振荣，问他爸爸到底打了他没有，还说如果真打了，就是卖房子也给你治伤。杨振荣当然作证说没有打，还把500块钱退了回来。饶是如此，李成友还是被关了10天。
农村的故事，如果以城市人的想象来理解，会将上述拘留事件想象得过于严重，而农民自己理解和处理这等事件，要放松并且柔软得多。出来后，李成友就去找那个开车骗他进了看守所的人，结果，“问他，他就乐，说他也不言语，骂他也不理”。进看守所，李成友手里当然有一份在看守所签名的拘留证原件。出来后，同村的村民来找他弟弟，说村里要拘留证的复印件看看，拿到复印件后，又说不清楚，要原件——“我当时想，给他们看看也没什么，就把原件给他了。结果就再也没有拿回来，被村里销毁了。原件没了，我想告他们也不行了。”村民与村干部如此斗法，也确实简单直接。我们后来在另一位有心的村民手里看到这份拘留证的复印件，如果真打官司，证据当然有。打官司，其实也只是说说而已。
李成友当然会去找马永德讨公道，马永德的处理也简单明了，给李成友安排了一个“看大街”的工作，一条街上有乱倒垃圾的就去制止一下。这份工轻松简单，而且每个月有300块钱的收入，有了这份利益安排，拘留事件基本结束。不过，这份活干了半年后，镇里取消这个机构，李成友的活也没了。马永德跟我们回忆：“他媳妇又来找我，而且是大年三十，你说我怎么过年呢？我说你别闹了，我给你2000块钱得了。”这时，这个故事才终告结束。
李成友的拘留故事结束了，但征地还没有落定。当时北臧村镇与天宫院村确定的承包的土地的流转费是每年每亩1000元，剩下的28年承包期，先付10年的流转费，余下的10年后再一次付清；地上农作物则以小麦每亩600元、西瓜每亩1600元、花生每亩600元的价格给予一次性补偿。这其间的利益计算，充满着农民的智慧。
在村民一方，签署了土地流转协议后，600亩土地所涉及的184户村民有122户集体将村委会告上法院。这一诉讼，村民的理由极其朴素：“如果是国家征地那就有正式批文，要跟政府签合同，可最后出面跟各户签合同的是村委会，这不符合‘鼓励土地承包到户’的国家政策，而是‘反包倒租’。”真上了法庭，原告席上是马广书等5名代表，旁听席是122户村民代表，被告席上的马永德，“他念稿子的时候手直哆嗦，是真有点害怕了”。
这个官司并不顺利。村里一位在城里上班的人认识一个东北女律师，这位律师很热心，接手了这桩官司，并到村里来开会取证。结果令人失望，不仅最后的起诉状没有将镇政府列为被告，真正到了法庭，那位律师却称病未到，而由另一位律师代替。官司最后当然是122户村民输了，原因很简单：村民们已经签字，又拿到了土地流转费。输了官司的村民当然心里不满，他们想起那个热心此案的女律师，“输了还能收我们的钱？”这3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可是村里122户每家几百元钱凑起来的——北京市一中院维持原判的结果一出来，村民们又开始回过头来找那个女律师要回自己3万元的代理费，最后告状到北京市司法局，终于讨回代理费。即使在严肃法律程序里，乡村逻辑仍有成功的可能。
我们的采访，所有涉及这一轮征地的农民，回忆当年他们的抗争，极其真诚：对于农民，土地才是命根子啊！保卫自己的耕地，是他们所有努力的唯一目标。但是，官司最后还是输了。马永德与镇政府的第一次内生性的工业化尝试，虽然最终也完成了600亩土地的流转，但因其手段的过于简单，以及由此引发的村民集体对抗，显然未来之路已无内生可能。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虽然已经明确成为趋势，但在天宫院这个有着“集体化”性格的村庄，它的进程，以600亩土地流转为标志——断然的转折方式，其后演化的方向超越我们的想象。
在这一轮征地期间，先前天宫院村引以自豪的机耕机种方式，也开始面临解体。机械化的大规模耕种，前提是土地平整与种植作物统一。“服从集体区域化种植”甚至是写在承包合同里的要件。600亩土地流转事件，意外结果是萌发了改变这一村庄“集体化”性格的可能性。王治邦跟本刊记者描述这一看起来并不那么让人注意的过程：过去大家要种玉米就都统一种玉米，这样方便机耕。后来，农民发现种小油菜一季只要一个月，每斤能卖0.6元；而种玉米4个月一季，每斤却只能卖0.35元——土地价值意识一经启蒙，大家当然不会再在乎是否大规模是否更有效率，纷纷开始按各自最大利益来种植了。机械化的优势，在村民各自利益面前，逐渐消退，这一过程甚至显得自然而然，波澜不惊。
这一次征地，在村主任位置上的马永德，自然有着自己精确的算计。镇里要征这块地做开发区搞工业，马永德自是无可抗拒，而且要积极配合。镇里对天宫院这600亩土地的出价是每亩3.6万元，这块土地如果镇里招商成功由商家接手，价格自然会超过这个数目，其间差价当然由镇里享有支配权。马永德自然明白这其间机巧，当他跟我们回忆这段计算，很为我们这些“不明白的”城里人而生气，马永德也有自己应对的智慧，“卖土地的这部分钱最后是要归村集体的，当然越高越好。我当时也不反对他们的价格，但我不跟他们签合同”。不签合同，意味着这块地已经完成征用，所有权却仍然在村委会。在镇里与村里对土地利益的争夺中，马永德当然有捍卫村庄利益的本能。也算天助马永德，镇里对这块地的招商未能及时进行，于是所有权一直握在村委会的600亩土地，两年后有了新的买家。区政府要将这块地列为生物制药基地，除了既有的600亩，还要征地1000亩。地价是每亩9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