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定：经济学与社会学：来自关系史的思考

作者：刘世定    发布时间：2007-04-06   信息来源：
陈介玄 ：
这是北大社会学系刘教授的最后一场演讲，之前刘老师谈了他对于整个乡镇企业的研究，今天早上他谈了对于整个华小商品市场 --- 白沟市场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说明刘老师在整个经济社会学或乃至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变迁长期的观察跟究。今天我想请他提升到个更具启发性、大家共同来关心的主题，也就是整个社会学在未来，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应该如何 approach ，这发展当然跟整个社会变迁主结构，比如和社会经济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开始来面对经济学在相对的社会结构变迁上所提出来的一些看法跟思考，因此今天最后这场刘老师对整个长期所关注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些对话来做切入，刘老师有非常丰富的背景，他本来就是个经济学家，后来转入社会学界。有个很有名的社会学家 (Harry Bago?) 后来转成经济学家后，原本是社会学的领域他用经济学的角度来切入、研究，所以造成我们后来的忧虑，有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所以我们相信经过刘老师的研究后，我们以后会被人家称颂为有个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我希望社会学的知识开始给社会大众觉得非常有用，而且非常有意义。接着请热烈掌声欢迎刘世定老师的演讲。
刘世定 ：
谢谢刚才陈老师的介绍，这两天和社会学系的老师同学做了些交流，而这种交流实际上从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在这交流中一直有种朦胧的感觉激动着我，这过程中，感觉到社会学实际上正在发生一场重要的变化，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用非常明确的学术语言来表达这种感觉，但我们相信这直觉可能不会错。今天想转到一个比较学科史的问题来谈，这和昨天以及今天上午谈的，根植于经验研究所做的理论思考有所不同，这样的角度我称之为经济学和社会学：来自关系史的思考。确定了这样的题目，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原来的学科背景是经济学，后来实际进入社会学领域，几乎的原因像经济学家讲的理性选择，完全是因为和朋友们一起做田野或经验研究，从中感觉到这其中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这其中没有一种更深入的思考，但跨越领域后确实使我发现很多宝藏，同时在这过程中也拓展了自己的知识，然后对这两学科研究的不同路线、视角及采用的工具，也开始在做一些疏理，同时对这两学科的关系也做些理论史上的工作，我在北大也开了一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比较研究」。基本的想法是感到我们处在学科重新整合、重新确立其各自分工的时代，实际上学科间的竞争显然是比原先更加的有趣。在这过程中，我们如何开展学术，想从理论史的角度来回头看看这两学科间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互动关系现在愈来愈受到重视，之所以受到重视当然不是较肤浅的考虑，比如说现实问题的解决，常常需要很多的学科都来综合的考虑，但这是尝试上的问题，任何一个现实问题的解决，单独学科实际上都是不合的，而这两个学科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年代后互动更加密切，实际上是因为学科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造成，在这互动过程中究竟会展示出什么机会，会出现什么前景，我想这问题可能须回顾这一个学科的历史，会有些启发。所以我想讲的第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历史回顾。在这方面应该蛮复杂的，因为要涉及很多文献，而且有不同的流派、国家，情况大多不同，概括来说，大致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叫做古典时期，第二阶段叫作经济学的新古典革命，或是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后，待会还会进一步解释。第三阶段就是二十世纪，七○年代后。
这三阶段在古典时期，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这两个学科间还没有明确的分野，从古典学者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后来分别被这两学科，各自发展理论的萌芽，或是一些重要的理念阐述。古典时期的第二个特点，则是出现了以社会学为旗帜对经济学批评，实际上这两个学科可说是子妹学科，孔德提出 sociology ，实际上就是在批评经济学，所以不论是学经济学或是社会学，我的看法是说若要了解其发展，如果不了解另一学科，就很难深刻对这学科理解。而古典时期，它是终结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也就是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后，所以边际革命出现，以系列的边际 MARGINAL 之分析，所谓的边际效用、边际成本、边际替代率、边际生产力，这一套以边际为基础的概念，然后来建立一系列基础模型的一个时期。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分歧，就这两个学科在经济学边际革命后出现了较大的分类问题。对于它们的起点，我想大致可以把它划定在古典经济学形成的时期，也就是亚当．斯密的著作，特别是【道德情操】和【国富论】这两本重要著作，后来不论是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都有人追溯到亚当．斯密的著作，所以我想大致可以把这思想归类，然而这些问题可以再进一步的讨论，我个人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仅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而且其中也包括很多对社会学家所关心的广泛社会生活论述。我在跟学生谈亚当．斯密的研究又重新体会国富论的一些阐述，看到很多后来被人们讲到，包括社会学家谈人际关系，实际上在亚当．斯密那也有萌芽的思想存在，而且将它和交易放在一起讨论，甚至其中还包含后来经济学家讨论某些交易成本概念，比如人们在进行交易，一是尽量取悦于对方建立良好的关系。但要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这就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在这情况下就会出现另外的制度安排，包括法律制度。所以在这些思想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对人们很关注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萌芽，甚至在后来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推崇为天才的，猜想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基本思想，事实上他讨论的也是后来社会学家关注的基本的问题，个人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行为和社会秩序等的核心问题。对当时经济学持严厉批判态度的孔德，而提出 sociology 的词，锋芒所指事实上也是指向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对亚当．斯密的研究仍表示景仰。所以说亚当．斯密的研究中有很多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家所公开，包括现在一些专门研究亚当．斯密的专家也都认为他的研究实际上是出现在学科尚未真正像今日如此划分的时代。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马克思，这是大家熟悉的古典社会学代表性人物，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我们看到他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从没把自己任何一部分称作社会学。在读到一些马克斯的笔记和非正式的东西，他对孔德实际抱持一种非常不屑，有时甚至是粗暴批评。当然对空想社会主义与孔德本身也受其影响，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话，当然他还是肯定的。在马克思的研究中，他试图把当时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也就是价值理论和当时历史学家关注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的演变研究结合起来。在他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对价值、剩余价值、再生产体系等的关注，同时想把这些问题和后来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社会变迁等问题结合，这是很重要的尝试，当然是否为成功的体系，后来也有诸多的批判及意见，特别是经济学领域认为其价值理论实际上且不讲劳动价值理论本身的假设的现实性问题，是就理论体系本身而言，从内在的论述逻辑来讲，也认为逻辑上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 " 彭巴维克 " 对马克思提出由交换价值转向价值，这论述逻辑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后来 " 撒米尔森 " 提出由价值转向生产价格的讨论所存在的转型，转型也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而这当然都对马克斯的经济学体系很致命，但这当然并不排除某些思想对后来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韦伯，大家都知道他是社会学家，但事实上韦伯一开始是经济学家德国历史学派，也是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当中的新历史学派当中最年轻的人物。最初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只是后来精神出问题就开始进行他自由的研究，随自己兴趣展开其研究领域，例如宗教。到后来他才意识到研究的领域可以叫作社会学。事实上谈韦伯理论时，有些理论及方法很著名，比如说价值中立，事实是起因于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内部的争论，方法论之争。关于理想型，是和经济学历史学派和理论学派的争论有密切关系，韦伯试图用理想型来打通历史的分析和理论分析间的鸿沟。我现在有个学生，他将来的研究方向是研究作为经济学家的韦伯和社会学家的韦伯。韦伯的思想实际上和其经济学活动和社会学的活动间都有密切连系，不仅是社会学者，很多重要的思想是从参加历史学派的讨论当中而提出。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提出原创性的问题，并没是属于某个学科，但我们从这本着作中可以读到，特别是他的一个批注，其批本及主旨在于指出像原来那些经济学家所说似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因于世俗的经济智慧，这一点他不认同，而他想提出另外一路径。
这是韦伯很重要与经济学对话的著作，如果他没有深厚的经济学研究基础，是无法完成。如果从韦伯的活动年代来看，主要是二十世纪初，也就是刚才讲的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出现后，但我觉得从研究风格看，应该说是古典时期，这原因在于德国本身的特殊性，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古典革命，或是说边际革命，主要是发生在奥地利、英国这样的国家，没有发生在德国，那在韦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某些很短的片段曾提到边际分析，但似乎没有深入研究。我不知道韦伯的数学基础如何，因为边际理论是藉由数学来讨论，所以我估计他的数学并不好，他显然没有强烈对边际经济学的出现作出强而有力的响应，而是试图比较、更广泛的视野中来处理经济学的问题，所以我仍把他归为古典时期。
还有像涂尔干也是古典时期的重要人物，从涂尔干的理论中可以清楚看到其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包括关于分工的论述都能判断他实际上是针对经济学有诸多思考，今天早上和陈老师也谈到很多涂尔干的研究，而且从涂尔干可以看到他把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来处理。所以古典时期重要的代表人物，不管他们是否使用社会学这样的词，在其研究视野中，基本上是把后来被视为经济学的问题和被称社会学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的。有必要说明一点，在这时期虽然出现 sociology 此词作为一个语言标记对经济学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主要是集中在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的问题，因为孔德说经济学根本不是科学，等一下我会提到孔德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想建构学科的分工或者学科的分野的企图。事实上涂尔干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也是建立在一般方法论的基础上，他把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专门的分工领域检讨论。「社会学」这用语出现，我想当时的社会科学的分化和统一的问题，几乎是起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俱有强烈的统一倾向，这倾向实际埋下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之间长期的摩擦、猜疑、不愉快的基础，因为孔德一上手要把经济学灭掉，一开始出手很重，但好像跟我们的大师父一样内功不足，后来没有把经济学灭掉，经济学翻过身却灭掉社会学。但他提出这概念带有非常强的要建立统一社会科学的倾向，因为他根本否认经济学可以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这词提出后，又为那些尚未系统化、专业化的学科，或是系统化、专业化程度较低的一些研究领域，提供一个旗帜和归宿，使他们能够在这大伞之下来寻求自己的天空。这是古典时期。
第二个时期，刚才讲到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后到二十世纪的六○年代，这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这两个学科的疏远化，所谓疏远化就是双方很少甚至不关心对方在做什么。社会学这名词出现后，虽然一开始出现的是孔德思想认为经济学根本没有作为独立发展学科的可能性，但其批评并没有抑制住经济学独立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发生，使经济学和其它的社会科学更加鲜明的分离，这样造成经济学和社会学愈来愈疏远，原因待会谈。当然在做经济学和社会学史的时候应该看到，虽然这时期两个学科间的互动大大减弱，甚至非常小心的避免互相对话，但这时期也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人物不论成功与否，都试图打破学科间的藩篱，讨论认为可以沟通的问题。大家最熟悉的是帕森斯，他所写的『经济和社会』，就谈到其著作企图继承马其尔和韦伯的传统，然后使这两学科能够实现统合。当然帕森思把系统理论较生硬的套入，我个人认为这研究法对后来没有提供很多值得生长，基本上形成一个框，就可以往里装了。但是他的理论常识应该说是不失为打破这两个学科之间边界的努力。帕森思是有经济学基础的，我觉得问题是，他是敏感、敏锐地提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对经济学的前提假设等讨论，经常是在严格的假设下，然后将复杂的问题一般性的推给其它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另外还有后来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经济地理学家 " 塞蒙 " 对经济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他一方面在经济学里，把人设想为全职全能，无所不知、智商超高的程度；另一方面在其它社会科学中，包括社会学都不考虑人的选择性，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特别极端，完全认为是由潜意识起作用而没有理性的选择，他认为这是在两个极端上试图弥合起来，后来提出有限理性的假设，在这假设的基础上对人的行为、组织来作讨论，在事实上也是这方面努力，而且我们还会看到他对于社会学所讲的，如角色理论等的批评，角色理论本身也没有考虑人的选择性的行为，这塞蒙的情况。另外还有五十年代初 Errorc ，他虽然是个数学基础很强的经济学家，从福利经济学的路径最后提出社会学理论，但后来关于所提出的社会学理论，五○年有进一步的发展，提出来所谓的不可能性病理，这事实上可以把它看做是试图打通这两学科原来各自关路的问题，因为原来所提的一些基本问题，就像是我们在现代社会民主所承认的基本规则和价值的前提下能不能从个人的偏好去、逻辑的推导出一个统一的社会假状性，最后他用数理逻辑推导也就是反证法，才发现不可能用个人偏好去同时满足社会价值大家所公认的规则，这条件下无法导出一个统一的社会学，这样的问题同时存在，不管经济学界或社会学界及其它社会科学都引起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在原来所说的社会利益如此笼统的理解被他的严格逻辑给打碎了，事实上虽然它没有明确说明这些东西在社会学及经济学间的作用，但可看出它是跨越传统边界的努力。这时期虽然两学科疏远，没有那种积极的流动，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做一些工作为两学科间的关系提供营养东西。再来是第三个时期也就是二十世纪的 60 到 70 年代表现一系列非常有趣的现象，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经济学家开始进入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主要代表人物如 Harry Baker ，他是采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譬如经济学方法的三个基本假设。一个是关于社会非常化假设，一个是关于市场均衡，三个基本的方法进入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像犯罪、家庭各种越轨行为歧视包括社会互动等进行讨论，另外像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等人利用传统经济学方法进入传统政治学领域，另外像新制度经济学也进入社会学所关注的制度组织。反过来社会学家也有积极的改革，像代表人物格拉诺维特试图采用社会学的传统方法和视角让人际关系进入经济学家以往传统的领域市场中。如此这两学科的学者互相进入对方的领域中，这行为有人称经济学帝国主义，有人称社会学帝国主义，这是非常活跃的领域，按照格拉诺维特和 Swedberg 认为经济学和社会学间存在一些很重要学派，虽然这领域并没有整合为一，但这之间的活动却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学派像是刚说的被肯和 Pullman 所做的理性选择学派，不拉维特一派被称为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学派，另外还有一派是今年获得经济诺贝尔奖的 Aflord 即是做信心不对称 Lamersmarket 的学者，他在 Beerklee 率领一个小小的群体被称为是心理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经济学派，试图一些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经济学的模型做某种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学科间的努力发展。另外称作社会经济学，继承了韦伯的传统，但这一派没有形成强而有力的论述，目前型式仍在继续深化，我后面还会谈到。那在这过程中，我们有自己的研究策略，大致三个阶段的情况就是如此。下面我想讲的是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间的关系，这其中的划分并不是有什么伟大的学者事先根据理性计算来将它们严格的分开，事实上完全是因为一些学科的带领人各自的努力然后造成当时的某种格局，再通过我们讲路径依赖的一些特征延续下来。这过程中有两件重要的事对两学科后来有重大的影响，一是孔德引发的方法论之争，另一个就是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早期关系，孔德有很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他的重要的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书中他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有非常激烈的批评，而且在批评过程中使用了社会学这名词，他对经济学的批评包括了以下几点：第一点，他认为对经济不能和社会其它部分相隔绝加以研究，他认为根本不能把经济隔离；第二点，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及社会其它部分隔绝开研究，是以贬义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因此并不能构成真正的实证科学，而且他还提到很看不起当时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当时的经济学家事实上都是律师或文学家来从事的，这些没有科学思维的人根本没有能力从事经济研究；第三点，他批评经济学是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建立起的政治经济学，在方法上过于抽象和演译；第四点，他批评经济学家的价值取向超乎常理的仇视国家干预，忽视工人阶级所蒙受的痛苦。
孔德的批评最初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很多关注，但后来他的哲学著作影响愈来愈大，在这教程中又把经济学贬得一文不值，当时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就开始回击孔德的批评，比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还有当时的约翰．卡尔尼斯、还有后来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的马歇尔、还有凯恩斯的爸爸，老凯因斯都加入争论。在对孔德的批评反应中，事实上对经济学家而言也有所进步，我们在老凯因斯的『经济学方法』，较早期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轨迹。这本一直被认为是后来经济学方法重要的一本早期著作，而且后来经济学的分类就包括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回答应该是什么，规范经济学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是要回答应该是什么的，这一系列的作法实际上是来自于老凯因斯一直延续到今天。对孔德的回应中，经济学家明确几点：第一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分工是必要的，经济学可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比如说马歇尔响应孔德时说道，孔德不认为人类社会行为任何有益的研究，其范围和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广泛的看法，但他认为是不对的。他对于孔德提出的研究策略，即经济学家不该从事经济学研究，而要专心致志的来共同发展一门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他表示不赞成，他的看法是人类社会的行为太广、太复杂，不能单独由一门学科加以分析和解释，他认为孔德的思想可说在思想上开辟了新纪元，但建立统一的社会科学这问题却很难迈出第一步，他承认孔德思想上的价值，但在操作性层面并没有迈出第一步，他认为当时建立统一的社会科学的设想仍为时过早，这作法在当时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所以分工仍是必要的。第二个，经济学家们达共识的情况是对社会现象加以抽象研究，这是必要且有用的，对笼统、无法分析的社会现象唯有透过适当分离、抽象的现象及理论才能实证，而且经济学家强调在科学研究中，演译也是有用的。第三点，他们达到共识实际上也应该是在孔德的批评中，经济学家明确的在科学研究中不应该使用价值的道德尺度和政治尺度，应当区分对事实的研究和价值判断，这主要表现在老凯因斯的政治经济学范围和方法。事实上在后来韦伯关于方法论中，关于区分应然和实然、价值中立的看法，和当时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所提出的基本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斯维特博格的考证认为从孔德引发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学科生存边界上的争论和摩擦，在两学科争夺大学的位子时有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科学才开始走向大学讲坛，当时欧洲为了在大学讲坛上竞争位子两学科发生激烈争辩，毋当时大学设的社会科学的位子有限，两学科不能都进去，究竟那一个学科能够到大学去占一个位子，就发生很多问题和争辩，最后要到大学去试讲说明其学科的研究领域，当时经济学已出现边际革命，而且用微积分这套方法将学科进行系统化整理，因此在讲坛上就显得头头是道，而社会学当时还没有发生这样的转变，它似乎在进行一种无所不包的研究，争论的结果是社会学被淘汰，经济学首先进去。此时经济学趁胜追击，因当时社会学是最早提出要把经济学灭掉，后来反而经济学先跨入大学，这时反过来要求当时的社会学学会的主要人物到经济学会上去说明研究领域，这对社会学来说是极大的屈辱。说明之后，大家自然形成一种内心的隔阂。之后社会学实际上也面临抉择，进一步采取何种研究策略，当时有三种策略可以选择，第一是延着孔德的路以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统一社会科学，这是很难执行的；第二是使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进入经济学，但当时社会学还没有成熟到自己的路线；第三就是所谓剩余策略，从事经济学研究之外的领域，彼此互相和平共处不发生矛盾。自然选择的结果似乎是剩余策略占上风而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之深到后来的社会学发展，基本上对经济学强势进入的领域，社会学家都可以不去争锋，这是有历史性原因的，这是先前所谈的孔德引发方法论之争。第二个影响很大的因素就是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当时在十九世纪七○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的像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著作的问世，经济学边际效应学派开始兴起，同时经过数学家马歇尔之手编进教科书，在马歇尔的体系中，是把古典经济学从生产角度，或是说原本的角度对价格、价值的解释和边际效应学派，从效用、需求角度对价值的解释结合，他认为边际效应学派和马克斯学派没什么可争的，像一把剪子一样唯有两边合起来东西才能剪开，后来发展出来叫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最后供给曲线背后是边际成本理论，需求曲线背后是边际效用理论，重新整合构成一个体系被称作叫新古典理论，直到今天成为征观经济学的基础。九○年代后，微观经济学也发生变化，主要用博弈理论再重新整合，看起来是经济学的进步同时也是经济学的危机，实际上也是如此，因为博弈理论事实上是适合社会学家使用的工具，因为是谈社会互动，结果现在经济学家大量使用，社会学家尚未积极反攻。
经过新古典革命，边际分析成为经济学的准则，随经济学边际革命而来的是经济学的精确化，马歇尔对当时的情况，我觉得非常好的总结，而且我认为对今天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对我个人有所启发，他说十九世纪后期经济学的发展显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推理和前提表述的精确化，这样的变化导致重要后果，通过这样的变化表明一般的理论在以前的许多应用，现在发现是站不住脚的，以前没有留心到的很多暗含假设，以及讨论特殊事例中，是否大致有效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他说这种精确化是很多年来模糊及教条看法被打破，然后使这建立更新、更强的经济学奠定工具性基础。边际革命后，经济学和数学的连系就愈来愈密切，而且在一段时间中，经济学精确化程度的和数学连系的密切程度，发展速度应该是超过社会学。除工具上的变化，因当时很多社会学家所关注像宗教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很难以数学表述，所以对经济学家进行的那套数学玩意社会学家不感兴趣，这是工具上的差异，而事实上边际革命造成了不光是工具上差异，而且也引起经济学范式很大的变化，实际边际是一个微分学上或是倒数中增量的概念。边际概念的提出使它特别适合于采用微分或者积分的方法来处理问题，采用这一套工具来处理问题时，事实上最大化处理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变得非常容易，因此经济学就导向一个重要的范式即最大化，而最大化范式使经济学走向更像一门技术科学，我个人的看法技术科学和基础的社会学科实际是不同的，基础的社会科学试图找到现象间的连系，其典型的语言表达是在某种条件下 A 的某种变化将引起 B 的某种变化，这是最简单、最典型的表现，而技术科学实际上则非如此，技术科学是在将行动者的目标预先设定，研究和揭示如何可供手段可以达到目，就像经济学假设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何种条件达到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达最大化，这样一种范式事实上是典型的技术科学的范式，但在现实当厂商是否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去考虑，因为我只要假设就行了，现实中如果发现厂商不是停留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条件下，我们如何解释，经济学家不用考虑，因为我只要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把最大化那点及均衡点找到，任务就算完成，他并不去做更多的经验研究来证实、证明，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技术科学的倾向，而且经济学的技术化有一些更重要的标志，他对行动者的目标采用简单的假设方法处理，而不再深入研究行动者的目标。第二个特点是他们满足于某种变量发展到某种程度，行动者的目标形成最大化，并不关心那些变量究竟会如何变化。经济学的这种技术科学化，当然不能够以经验实证的科学作为目标的社会学家反应，所以经济学最大化的范式，一方面是指经济学家愈来愈少的关注和最大化无关的其它问题他就不关心了。
接着谈七○年代以来，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新趋向，很多同学都了解从七○年代以来，社会学和经济学间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向，在这两学科间的互动产生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是刚讲到的相互进入对方传统的研究领域，比如像刚才的讲到的贝克尔用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三个假设，进入传统社会学的分析领域，另外交易成本经济学把市场组织、厂商层级组织，原本是社会学家的传统研究领域，统一到交易成本分析工具上，那产权经济学家不仅注意到不同的产权制度对行为的影响，而且特别关注到制度的不完全性及彼此相连系，人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对产权的不断建构，因而从更精确的研究姿态进入社会学家关于所谓结构与行为的研究工作，比如说纪登斯谈结构、行动，经济学家也从产权经济学家，巴泽尔以前的研究路线，像公共选择经济学对集体行动、政治过程、政府行为也进行独到的研究，从而把传统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公共领域问题，变成学科的公共领域，新制度的经济史的研究，像诺思采用更为精巧的工作来实现韦伯试图将理论分析和历史分析打通的理想，而且把社会学有关变迁的理论视角融进分析框架，在诺思的书中可以很清楚呈现，他认为经济学的分析较有利于说明个人的行为，但很难解释变迁，因为变迁常常是通过大的集团运动，而其它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理论较能够解释大的集团行动，但不能和个人的行动通过起来。另外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改变了以后的经济学仅分析价格作为中介的关系的缺点，直接进入人际互动关系的研究，然后得出一些应该有一定预测力的东西，这实际上也对社会学产生压力，就是使人际互动的研究不断成为社会学家的专利，当然反过来也是对于其传统的核心模型的逐步放弃，这会对经济学产生很大影响。另外就是像包括大陆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他和一些学者试图建立所谓新兴古典经济学，他用 new 和原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 neo 来相区别，试图将古典经济学当作和后来被经济学家所放弃的组织、分工及专业化研究，将他们重新融入经济学体系来。社会学方面，像刚才讲到的格拉诺维特，格拉诺维特很重要的著作『 Getting a Job 』在原文著作中可看到他明确地是和经济学家对话，特别是针对当时被认为对经济学市场和价格理论有所发展的斯蒂格勒的搜寻理论，斯蒂格勒后来也得经济学的诺贝尔奖，针对市场搜寻理论提出供给和需求如何匹配的问题，并且选择劳动力市场的作为分析的入手点，把社会学家熟悉的人际关系这套分析引入经济学的核心领域。还有 Burt 作的 Strucural Holes 结构洞的分析，事实上也是针对经济学或经济领域中被公认的生产方程，提出进一步的人际网络分析，这些都是可看作是这两学科强而有力进入对方的研究领域。第二个特点是传统学科边界事实上更加模糊了，学科之间本来就没有截然清晰的边界，而经济学和社会学相互进入对方传统的研究领域，使这个边界更加模糊，有一本书，很多同学都读过 Swedberg 所写的『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他纪录十几个热心于两学科互动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访谈，其中一个讨论主题是新的学科边界问题，有个学者也预见到未来的发展将表现在不仅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间，而是各个学科间，社会学的各学科间都有可能出现如此普遍的情形。而且边界的模糊不仅于外在表现为领域的交叉，内在的体现为研究的风格乃至基本的研究假设的转变，比如有些学者甚至指出社会学和经济学间正在出现新的趋同的体现，认为传统的分工格局是经济学研究高度抽象的这些理论，而研究比较复杂的现实的重任就落在社会学肩上，原来分工格局是这样，但这时已过时，现在的研究愈来愈须要考虑到人所受到的各种约束，包括制度约束、社会约束等，而社会学家也开始注意到所谓策略行为即可选择性，因此社会学家开始考虑到人的可选择性行为，而经济学家该如何考虑到人所受到的各种社会约束，因此两学科间关于人的假设开始平衡。
另外旧的分工中，经济学家假定偏好是给定的，而社会学家是探讨偏好如何形成，但这种分工也开始被认为过时，所以这两学科间的边界愈来愈模糊，不仅是外在领域或是内在假设。第三个特点，是这两学科间的分界标准开始不确定，有关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科边界的讨论引出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学科间的分界标准究竟是什么，过去是按研究领域，那互相进入彼此的核心传统的研究领域来分，显然是不太行。虽然有边界的模糊，当然也有一些核心领域也许不太相同。另外还有按方法分，但哪种方法是哪种学科特定的这很难说，一种看法是经济学注重演绎逻辑而社会注重归纳，但这只是一种传统风格，很难说社会学就不能够利用更多的演绎逻辑，而经济学就不该运用更多的注重实现归纳，有什么样的内在演绎逻辑要如此划分。有人提议按基本假设划分，但刚才谈到基本假设也开始趋同，所以尚未有说服力的做法，而且没有出现很强的、事实上的划分。第四个特点，是这学科愈来愈具学派化的趋向，或是学派和学科间的界线变得愈来愈活。在学科边界模糊分界标准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学科似乎呈现出某些学派的趋向，或学科和学派间的边界变得更模糊，特别是要以研究方法、风格、传统文献为标识来实现学科划分，学派的意味就更强了。第五个特点，就是跨学科的学派开始出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贝克尔和科尔曼，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他们形成一个学派，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也承认，他说实际上和某些社会学家的距离，比他和主流社会学家要近。另外一个较积极的现象，在不同著作中可看到一些有潜力的结合点和对话点，而且我们也努力地朝这方向。
第三个方面我想谈一下，在这样的形式下的几点思考。一是对这两学科的扩展和反思，因为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间互动出现，主要是起因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才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但若仔细考察，经济学向其它领域的扩展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是一种机械的扩展，也就是把经济学传统的假设和方法，用于其它的领域；二，一种是反思的扩展，现在看到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一开始实行机械扩展的，后来愈来愈具反思性扩展，最明显的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家，他们愈来愈对原先经济学基本假设及基本范式持怀疑态度，包括贝克尔早期较坚信把经济学的一套方法用到社会领域是很有效的，它是这样的机械过程，那么最近他的研究偏好的书中，把他的研究分为两大类， personal practical 和 social practical ，所谓 personal practical 是试图把个人生活经验当中历史因素进入到人的行为，而 social practical 则试图把人际网络进入到经济学模型中，实际上已经对原来的作法有所反思。而在社会学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初好似是一种面对经济学的机械扩展，只是一种被动机械式的接受者，但当它进入传统经济学的领域后，事实上也成了这种扩展。社会学的扩展也不可避免引起对社会学本身的反思，这时进入经济学的传统的领域中，就要和经济学原来的理论竞争，这时就须考虑社会学的特殊解释力及命题是否接受与经济学竞争，是不是准备采用尽可能少其意的科学通用的语言，我想这些问题对社会理论都具有挑战意味。第二个问题就是学科演进和有效学术演进的问题，这方面我读熊彼特关于经济分析史后很有感触，他谈到学科专业化的过程，事实上从来不是按理智计划进行，所以就整体而言科学从没有一个完整、逻辑上前后一贯的结构，他说各学科整体就像是一片热带丛林，而不是依照蓝图建造起来一座大厦，从事科学活动的个人、集体都是追随带头人或是遵循已开创的办法，或被各种因素诱发而前进的，这情况的后果就是各别学科的全部或部分的边界存在的不断移动，因而试图按内容或方法给他们下定义是没有意义的。刚才所说的就是学科发展到今日，事实上和早期带头人的作法及后来的延续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东海高老师的带动下发展出来的风格和其它地方是很不同的，这绝不是事先将这两学科的边界划分好。在学科演进事实上就如刚才所说具有这种很强的路径依赖特点，就先前的学科的命题风格会透过一系列的机制得到强化，强化机制包括四方面：第一，如果进入经济学的语言，可以叫作规模经济，也就是在规模扩大中可以得到递增的收益，就学科的演进而言，这种递增的收益可能是学术发展内部，如通过更多交流可以激发学术创新，也可能是外部，比如说它透过学科的发展能够得到更高的社会声望和收入，递增收益可能会使人们去扩大最初的选择，尽管当时的选择可能不是好的，但它有如此内在的利益推动扩大；第二，学习效应，比如说学生在学习中学习老师教的道路，因此使老师最初的选择得到强化；第三，协作效应，了解同样学术套路的人，按这样的套路协作，因为其共通的语言学会了同样的套路，然后他们间互相的协作，这种套路就会进一步扩大和强化，有自我强化的过程。第四，适应性预期，因为人们按照传统套路预期，并按这预期来确定行动计划，形成一种自适应的循环。比如学生预期按照老师的路走会较顺利得到学位，因此他便去努力适应这种学术路子，如此一代一代循环。这种强化机制，既可能强化学术积累促进学术的有效演进，但也可能强化无效的学术封闭和摩擦。为避免自我强化的机制导致锁闭等问题，学术运行的制度环境、学术界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及在这些规则约束下的竞争，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个想法是研究策略，这也是跟介玄多次讨论过这重温古典，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间的互动引起注意的今天，也同时发现事实上两学科演进中各自的路径依赖已导致一定程度的封闭。当我们以学科间的互动为背景作为思考学术生长点时，如果重温两个学科尚未分离或没有过分分离时的古典著作，也许不失为一种打破分离造成的锁闭、获得灵感、寻找新研究途径的办法。最后一点看法，在这样的形式上，究竟经济学能告诉社会学什么？社会学又能告诉经济学什么？我想从自己的学习中掺一点粗浅的体会。以我目前的体验认为经济学能告诉社会学的有四点：第一，理论前提是如何精确化，这一点社会学做得还不够，一些基础概念不清楚，长期在一些模糊的概念争论不休，在于社会学对理论前提的精确化没有自觉的意识，但经济学家已跨出了这一步。第二，事实上很多社会学也意识到人是有选择行为的，而大量的选择具有可传递性，可传递性是经济学中所谓理性假设的基本特点，虽然很多社会学家批评这一点，传递性简单来说是一个逻辑性问题，如果 a 大于 b ， b 大于 c ，则 a 大于 c ，这就可能具有可传递性；如果不具有可传递性，就 a 大于 b ， b 大于 c ， c 反过来却大于 a ，这当然是指这行为不具可传递性，经济学也有人说是非理性的。虽然说很多人颠三倒四，但有大量的行为确实是非理性的，我想这一点社会学家不必要因为经济学家已讲了这问题，然后就看不到这个问题，这是不必要的。第三，我想经济学可以告诉社会学就是一种所谓的可分析性策略是有效的，所谓可分析策略就是说在研究时要分离出相对孤立性来寻找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社会学里大量采用不可分析策略，这些东西是同一体的，但在现实中是相互连系的，你如果说不采用可分析性策略，很难能把它讲清楚，这可能是人思维的局限性，但我们必须要正视。第四，我想经济学能够告诉社会学要有可反复出现的简单现象的深入研究作为基础，逐渐进入对复杂现象的研究，而这是可行的。我想这点社会要急于关注，因为社会学传统上是喜欢从复杂现象入手，也就是像有些人说经济学是 clean hand 用干净的手来分析复杂的现象，而社会学经常用 dirty hand 用一双脏手来分析，本身从过于复杂入手，这时很难推进更进一步的研究。我想经济学的作法，虽然有时已把手洗到连肉都没有的程度，但他要把手洗净后再作手术，这点仍是值得社会学家考虑。
社会学能够告诉经济学什么：第一，社会学告诉经济学社会学科是经验的、实证的，对科学而言，数学工具的使用是必要但不是根本性的特征，最根本的特征是用经验事实来检验理论，而不在于数学工具。而经济学家也有反思，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家都讲到这一点，像张五常也讲到 Cours 的理论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在方法论上引起对经济学的冲击，他要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重新寻找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第二，社会学可以告诉经济学的就是人的行为是有非选择性的，人的决策在于他人的关连。贝克尔也意识到，但在他的函数中强调有一个二质，那个质就是来自他人影响，但这一旦引入他人的影响，整个经济学基础会发出非常大的变化；第三，社会学家能告诉经济学家社会组织的形式是多样的，市场组织仅是其中的一种，不要将市场范式到处套，可能还有更深刻的东西，但我想至少今天这些是必要的。最后我想谈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互动中，或寻找新的各自进入的发展中，我认为我该反对的，第一，我想应该反对「将社会学当作采掘业，而经济学当作加工工业」的看法。我也和一些经济学家谈，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社会学理论会对他们有何种冲击，而是说社会学的好处就是对现实能够较快的反应和调查。实际上把社会学看作一门调查，你们收集资料，我们挖掘、采煤及收粮食，然后加工的事，你们没有能力，是我们的事，我想这是不行的。实际上是延续传统的社会学剩余化的内容，事后来考虑问题，这我想社会学家不应该将自己定位，经济学家也不该如此看待社会学；第二，我想应该反对学科宗派主义，学科宗派主义不是以学科的发展，而是以学者群的、学科之外的利益做为考虑，我想这是应该反对的。第三，我想强调的是反对逃避主义，逃避主义是没有科学勇气面对来自其它学科对本学科有挑战意义的成果，这逃避主义事实上不仅是在社会学中存在，在经济学中也存在，逃遁主义在经济学家中最主要是把经济学变成纯数学，然后以此来避免来自现实的冲击，因为现实冲击后，那么修改自己假设后做个漂亮的模型，再用数学的手段及假设来隔断自己唤现实的交往。在现在来看，我认为逃避主义在社会学当中表现之一，是将社会学非社会科学化，采用这样一种做法及策略来批评。我认为这两种作法事实上都是，不管我打的多么有理由、多强的社会关怀，至少在科学意义上来讲都是考虑的做法。今天先谈到这儿，因为我是很关怀社会学的发展和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大作为可能性的时代，两学科间密切互动，而且经济学也面临着范式的转变，我想社会学面临一定的转变，当然这转变能否发生不是命定的，不是由上帝来确定的某种必然性，完全取于我们这些从事研究本身的成綪及能力，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勇气及自信来发展我们的学科。谢谢大家！
陈介玄 ：
谢谢刘 教授精采演讲，我想这对话在今天的场域很具特殊意义，我举个例子，前阵子校长找学校里几个重点系所的系主任谈，谈如何发展各系的重点，社会系当然第一就选上了，校长跟我提了个问题：「陈主任，我们都知道社会系表现很优秀，在国内东海社会学是很有名望，可是未来呢？」我问校长的意思？「现在各系都在改名字，好像这时代已经是若不赶搭社会变迁主干的列车，有一天会被淘汰的！」谈这问题为何和刘教授的演讲有关呢？事实上我们知道未来整个社会学的发展，虽然说我们过去的成绩很好，可是未来整个社会变迁主干信息化，所谓异化后，我相信每一个学门都会面对根本的冲击。今天谈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两个学门的历史有独特的血源关系，我们谈是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可以更知道将来如何取益，这是值得思考的，因此我认为刘老师的讨论帮我们点出方针，在未来我们势必不是来自学科本身、学校本身，或是学院及学术界本身，而是来自整个广大社会，在这变迁中如何看待知识本身，同学在学校里有没有竞争力，可能出去后马上碰到挑战，就像今天刘教授所提的问题，迫切使我们做一个思考讨论社会学本身的一些发展的前瞻性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进行开放，在座的老师跟同学，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跟刘老师请教。谢谢！
杨开云 ：
我很佩服你在演讲中把两个学科的历史发展以及互动过程，还有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详细介绍，但基本上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我提出几个看法，第一，似乎隐然的你把经济学当作所谓比较科学的学科，然后用社会学来作对比，因此你会在最后面会提出来社会学一些是需要改进的，比如概念精确化，学科鉴定要更加强等，在我看来这样的对比方式是有问题的，因为比如谁概念的这种建构的话，我们似乎应该回想或仔细思考一下，当我们企图把一个概念建构成一个所谓放诸四海皆准的情况，本身是否就已经隐含、确定在这概念的构成里有一些是一致的，不论是在何种情况下，都是很肯定这样的特色。这样的认定其实恰是目前社会学需要反省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学对于概念建构、认定等所谓很科学的程序，恰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是值得去反省及思考，这只是个小例子，所以我觉得社会学这学科本身是有其特性，而这特性可能不适合跟经济学比较。第二，刚才演讲的后半部谈到所谓学科边界的强化，其实我觉得里面还有一点可以参考，现在看到的这学科强化过程中，其实跟主事者或是学科领导者，本身的能力不一定有孑然关系，而是跟其所能够掌握的社会资源大环境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掌握社会资源的这些所谓的学科领导人，他在强化自己的这种狭隘的认知，这种过程就造成学科本身的所谓边界愈来愈僵化的结果，所以我想这部分似乎也应该加入考虑，可以把这问题讲得更清楚，这是我不成熟的看法，请指教，谢谢。
陈世定 ：
杨大师，我稍微响应一下，有一些误解，我丝毫没有用经济学的范式改造社会学的企图，而且谈经济学的技术科学化，实际上我认为它是持批评态度的，我觉得在这一点社会学恰是它特别优秀的地方，没有把它变成技术科学，而经济学变成技术科学后，实际上脱离最基本科学的态度，可能我没有讲的很清楚。我不赞成经济学现在的路径，当然它不能在用这路径改造社会学，而事实上社会学不论精确化程度如何，它一直坚持着实证的精神。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学科强化，确实是如果全面分析学科本身的发展封闭性问题，那大环境的资源所导致的导向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我刚才讲的实际上只是从路径依赖的角度分析，指出学科一旦早期的选择和隐讳内生的产生，内在强化的机制，我们确实把外部的东西忽略了不计，如果全面地来考虑事情，就该把它考虑进来。另外一个是关于概念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说概念本身如果说不是构成命题工具的话，这种概念之争是不具意义的，因为它只是认知上的问题，只有和命题连系才能积极进入讨论，而要形成较有效的命题，作为命题构成基础的概念的陈述，我觉得确实是要清楚，若不清楚则对命题无法作重复性讨论，我觉得科学的研究本身是有局限的，在于只能研究重复性现象。而概念确定后，我并不认为在一个清晰的概念基础上所确定的较能够进行进一步讨论，或者是说持续、有后代继续讨论的命题，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我认为经济学在这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它对于一个命题所存在的前提假设等的讨论特别关注，我想如果关注到这一点，任何命题的确都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有时我感觉人的思维有某种局限，如果我们强调它作为科学讨论，只能讨论一个可重复性的问题。
问 ：
刚才陈老师所提的正好是传统上的分工，就像生物系改成生物科技系刚好搭上线，我们国家想要做产业的列车，或是工业工程系搭上了信息、经济管理，然后就搭上知识经济的列车，好像是传统上的分工，我想说社会学到底是那边可以和经济学对话呢？是发问方式吗？那发问方式是要靠近刘老师刚才所提的技术科学，还是还是基础科学？若靠近技术科学，我们必然要有对话空间就是要接受他们那种目标的、既定的假设，就好像今早刘老师举的例子，白沟镇为什么是大市场小厂商，我发现其实在老师的分析中，教育成本里的社会构成是非常非常精采的，可是我们隐然已经接受了这是因为教育成本的社会构成小厂商才有比大厂商更有生存的空间，但这意味我们已接受厂商本身的存在还是要要求基本目标，那社会学和经济学对话或者是否要进行对话这是另一个层次讨论的空间，我们是否必须向技术科学靠拢才能进行对话？不晓得刘老师的看法是如何？
答 ：
我个人的看法是，社会学是一门基础科学而不是技术科学，但这并不意味它不研究行为目标，其研究办法不像经济学先设定、假设目标，然后分析到最大化为止，事实上包括介玄的协力网络，他作企业分析时，会去调查企业各式各样的情形，分析如何实现目标、作调整，这些都是做行为的因果连系，但我们并不是把我们研究的范式局限在，先假定一个目标，然后告诉你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目标能够达到，然后工作结束。我觉得那样做恰是技术科学的特点，另外我也讲了像交易成本和这些概念的使用，我觉得和技术科学的目标间没有关系，因为技术科学特征是一个范式，而不是一个概念的使用，将来说不定会有比交易成本更好的概念也尚未得知。
问 ：
我的问题是，学科内部比如经济学和社会学，你有反对一点是说，其中各系有宗派林立，那种派别分立会强化学科间对话的阻碍。你提到当初像孔德对经济学的批判，经济学也对此做响应，然后它也发展它们的经济学特色，有别于社会学的发展，我想这种分立也是一种促进对话发展的方式，让彼此看到说彼此的优缺点，而且我比较倾向竞争也是促进彼此进步的方式。
答 ：
我希望有多元的结果，并不想出现一个统一的格局，那是对发展不利的，而且我认为学术中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研究方法，这实际上是很自然的，刚才讲要力求避免的，指的是对学科发展外的，比如说实际上的发展，学科外的一些意义和价值引入，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无法完全避免，但我想总是要试图减少，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像博弈论本来是一个数学家研究的，然后在经济学中运用多一点，经济学马上抓着这旗帜因而得了诺贝尔奖，因此社会学家就有所顾虑，说我要用这工具时是不是就意味了那是经济学的东西？这样是不是对我整个群体不利？我觉得这种考虑有时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是学科、学术之外的考虑，只要是有效的，原则上是可以来使用，至于哪一个工具更好，则是见仁见智的。
陈介玄 ：
因为这一场算是完整的三场演讲，这也是东海社会系一系列两岸，海峡两岸三地知名学者的演讲，我们往下还有刘老师从北大、清大社会系的老师、教授，可能还有北京社科院、社会所的一些老师，在东海社会系会变成一种常态性的交流，这主要感谢在座几位老师，像高老师，九二年带队到北京，开启了东海社会系跟北大、清大的学术交流。又加上系上的沈老师、朱老师、杨老师、赵大侠支持我们迈开这一大步。刘老师的演讲真的很精采，我们在北京结交的好朋友及学者，都有很扎实的研究基础，能邀请他们真的很荣幸。去年我们申请了很久才请到比如清华大学社会系的系主任李强、沈元沈教授，各种政治因素都影响了申请的限制，能够听到他们的演讲是很难得的，希望在座的老师及同学，如果对海峡两岸未来有兴趣，多多来利用、参与社会系提供的这一系列演讲。刘老师没有办法待很久，明天就要上台北，之后就回北京，我们再度热烈地感谢他在东海社会系的演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