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为灾难，我们怎么应对？

安全事故，谁之过？
2010-07-30
草根简介

1976年生于浙江湖州，北京化工大学教授，中国系统仿真学会科普与教育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自动化学会故障诊断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石油化工工业的安全技术，关注工程教育领域和本土科技创新问题。常自称奋青，意为愤怒之余还要务实奋斗。相信只有科教才能兴国，喜欢行动胜于言论。对于科研的态度是应当把技术转化为产品放在第一位，市场实际占有率比获奖和文章更有说服力。正直、勇敢和务实是我们必须要传递给下一代学生的精神。非常喜欢草根网，希望借这块宝地，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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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常务会议，议程之一就是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以煤矿、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冶金等行业为重点，全面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7月17日以来，全国各地连发4起煤矿矿难，导致38人遇难，13人被困。其中陕西韩城煤矿火灾28人遇难、河南郑州煤矿8人遇难、湖南郴州煤矿2人遇难；甘肃金塔煤矿透水13人被困井下。
7月28日，南京栖霞区万寿百江液化气厂爆炸，已5人遇难，300余人受伤。
以上事件充分说明，安全生产的形势是不以领导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实际上，近年来由于安全生产导致的各类死亡（包括交通死亡），全国每年都在十万人次以上。十万条人命，意味着十万个家庭！
老祖宗教育我们，只要欠了债早晚都要还的！
可惜，安全这笔债，还债的却往往不是欠债的人！
面对人为灾难，我们是怎么应对的呢？举以下两个例子借以说明我们的安全现状与水平。
2005年，吉林某化工厂爆炸，当班工人全部遇难，有毒物进入松花江，一度引起多个城市饮用水困难。我中心专家亲赴现场，经DCS数据和专家组讨论，最后结论为工人误操作，并指出装置开车流程和控制系统逻辑存在隐患。事实上，只要在DCS中加一条IF指令就可以避免该事故。事后我给做了一次技术报告，说明了隐患排查的重要性。然而，最后吸取教训主要方式是花数亿资金在类似的危险装置周围挖上深沟，以防止将来爆炸或泄漏之后，有毒物不再往外流造成社会影响太大，给上级领导添堵。
2008年，应山西某城市政府邀请，我前往该城市进行安全生产的摸底调研。在市里安监局的安排下，我们走访了当地安全水平所谓最好的一家化肥厂（上市公司）。显然，这家地方龙头企业已经很反感这类所谓调查活动。从他们领导和安全总监的眼睛里也已经早就烦透了接待、吃饭等无聊的工作。在听取了安全总监千篇一律的安全形势一片大好的汇报后，我问了几个基本的安全知识问题。他当场就愣了，心里想我这个专家怎么不按常规套路来呢？一看场面尴尬，宾主双方就转移一下话题，直接到现场去看看。走进中控室，我又随口问了一句连锁保护系统。这位安全总监大吹了一通全自动控制。在我一再要求要看一下实物时，他很不情愿地指着一块黑乎乎的木板说，这就是连锁保护系统。我仔细一看，上面只有一个灯，一个开关。在他解释下，我终于明白了其原理。在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时，操作工按下开关，灯泡亮起。该开关与远处调度室相连，那边同样一个灯光会亮起，告诉那边的工人将关停热源。我问他，如果那边工人看不到怎么办？灯泡坏了怎么办？他拍着胸脯跟我说，不会的。事实上，从上面挂着蛛丝来看，该简易系统从来没有人关注过。最让我瞠目结舌的，是他又和我吹嘘他们如何花了大笔的经费，将中控室从装置旁边搬到了远处，而且保证尽量减少装置附近工人出现。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用意。对于许多地方城市，领导安全生产问责制规定，如果一年死多少名工人以上就会就地免职。许多领导为了不让这个数字超标，与其花力气去查清安全隐患，还不如把工人弄外边，即使爆炸，装置没了就没了，别死人就行。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十年的安全科研做下来，越来越让我感觉到悲凉。现在官方对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原因分析，从体制到管理，似乎条条有理，我也不想再多重复。但是，做为一个安全工作者，我想说点儿主流媒体没说到的，算是补充吧。随手写来，可能总结得并不好，大家见谅。
1、利益链
在生命与经济选择前，人们选择了后者。在道德与利益面前，人们又选择了后者。这是我们现在安全事故频发的重要根源之一。
我们生活在一个功利的年代，所有的成绩与功劳都化为了一个个的数字。量化的指标，逼着企业、领导和工人在经济利益面前毫无悬念地选择铤而走险。
事实上，在人类的发展史中，对于许多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并不是在充分认证了其安全性的基础上才进行产业化。商业社会使得人们在利益与安全面前，并没有将安全作为一个必要条件来看待。而是经常将两者进行对比。只要收益大于可能承担的风险，在资本的推动下往往就会盲目快速地投入产业化。因为，竞争使得你不去做，别人就会抢在先前做。谁先做，谁就获得先机，就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在这种逻辑下，生命往往会被折合成风险的数字，用来与产出进行简单的比较。这是生产过程中充满风险隐患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政府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技术标准和准入标准，并严格执行，许多所谓的“新技术”就会杀人。
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已经进入白热化。对于石油、化工、采矿等高危行业，成本的压力迫使人们大量采用更为复杂、更为危险的工艺，以获得更多的单位产能。而人类由于受限于可怜的短时记忆，不可能处理过于复杂的问题。当一个工人只需要分析十项以内数据时，他可以轻松胜任，因为它们的排列组合数量并不大。然而，当一个工人需要分析上百个数据时，由于这些数据之间相互大量的交互影响，使得生产过程形成的工况数量是一个天文数字。当人在面对这类复杂问题时，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准确判断和正确处理的。这类问题，在学术上称为“信息洪灾”。虽然，大量采用自动化技术表面上使得工厂运行更加稳定。然而，每一个控制回路，和一个工人一样，相当于一个智能体。当生产过程进入异常时，包括工人在内，几十个智能体都在同时调整系统。可想而知，其结果是多么地不确定。更何况，平时大量由自动化系统代替的人工操作，使得现在的工人对工艺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大打折扣。一方面，生产系统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人对复杂问题的分析和控制能力越没有相应提高，甚至是下降。在这两个趋势发展下，生产过程从设计、实施、运行等全生命周期过程中所隐含的风险，其数量将会大量增加。一旦发生异常，所引发的事故可能性也越来越大。由于保障人类安全的相关技术并没有随着生产复杂性的增加而相应提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缺少足够的防护能力，人类就像穿着雨衣在流矢阵中裸奔。然而，只要还是商业社会，危险和防护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我们很容易忽略的深层问题。要知道，在欧洲，人们把安全问题与生产力提升是放在一起的，因为那里的人们相信，如果不能提高人类的防护水平，那么在一定的安全要求下，其产能就只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只有在防护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能才能进一步提升。
以上算是宏观问题，反映了经济社会这个根已经埋下了安全事故隐患的诸多可能。接下来是微观问题。领导有领导的利益，工人有工人的利益。为了业绩，领导可以放松相关的安全管理，甚至削减相关的经费。为了加班费或者当月资金，工人同样也会明知有风险，仍然故意违章操作。其实，上面的案例中，工人已经发现了上一个的操作失误。如果选择停产重新开车，当月奖金就会全泡汤。为了一点点薪水，他们选择了违章操作，试图弥补上一个失误，结果造成了重大灾难。
非常痛心的是，这里还不得不要提到安全专家的作用。事实上，政府对安全的监管，不论是从技术标准的制定还是事故责任的界定，都需要仰仗各行业的安全专家。然而，安全技术这个行业刚刚兴起，就已经被各类利益渗透。
安全评价是对生产过程存在的风险及风险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全面、深入的排查和评估，是企业安全水平的判断和整改的依据，在安全工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技术标准为例，七十年代就已经是IEC国际标准的HAZOP安全分析技术，到今年才刚刚成为国家的推荐标准。也就是说，仍然是推荐，并不强制执行。为什么？是因为许多从事安全评价的公司与专家习惯于使用原始、简单和方便技术，虽然效果并不好，但是大家喜欢。采用新技术，意味着许多专家会丢掉饭碗，许多安评的公司会增加成本，许多地方的安监局会抱怨找不到人执行。一项安全评价的结果，从法律上是可以决定一家企业能否合法生产。但是，由于安全评价结论的好坏，很难定量。如果采用更好的HAZOP技术，需要企业方全力参与，时间会较长，成本也会较高。而如果找几个专家来企业走一圈，开个会签个字，同样也叫安全评价。即使效果不好，但是几天就搞定了，安评公司的成本也会很低。这样一来，这些公司向企业收取的安评费也可以低一些。在几家安评公司的竞争下，一个安评的盖章最低可以才到两三万块钱，甚至更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也学坏了。他们总会去找一些报价低的安评公司盖章，时间又短，费用又低，何乐而不为？而安评公司为了赚钱，当然也愿意使用低成本的技术，管它效果好不好？如果有个别有良心的安评公司，如果采用新技术认认真真去做风险排查，时间和成本上都处于劣势，那肯定是要倒闭的。总之，新技术采用难度太大。
当事故发生后，虽然很不幸，但是我们必须要从不幸中找原因，吃一亏长一智，坚决杜绝相似问题以后再犯。然而，这里的猫腻同样不少。首先，企业肯定倾向于欺上瞒下，不论是私企、外企还是国企，从利益链上看他们肯定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这个时候，就需要专家准确的判断事故原因，界定责任，以及提出整改意见。然而，专家从哪里来？高校、研究院是主要的来源。这些人靠什么吃饭？正是靠这些企业给的项目吃饭！大家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专家们怎么可能秉公处理。所以，大量的安全生产事故并没有进行严密的认证和分析，最后的结论大多是工人违章操作。保住相关领导的位子，意味着回头他们就会回报人情，在这个圈子里才能混下去。如果想当愤青，以后不会有人再请你来当专家。
为什么我们的事故调查会这么快？短短几句话，高度概括和浓缩，短短几张纸把大事化了，小事化没。人类之所以比别的物种聪明，是因为人类可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然而，当人类主动放弃这一能力时，就退化成了…
补充材料：比较一下国外的的作法吧，看看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在美国，FBI下设有一个叫CSB的专门处理化学类安全事故的部门（WWW.CSB.GOV）。一旦危化品生产出现事故，CSB会在第一时间内冲到现场，独立进行调研。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机构、部门和企业都无法干扰其调研取证工作。一次重大的灾难性事故，从调查到最终形成报告往往需要一年的时间，最后的报告也往往是厚厚的一沓。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是因为CSB是不满足于表面原因的探究，它必须要将事故从诱发、发展、爆发整个过程能够用技术手段重现，充分论证结论的科学性。同时，必须要将事故的深层原因分析清楚。如果是违章操作，那么为什么工人的培训没有到位？为什么现场允许这种违章操作的可能？其它又存在哪些条件促使该操作导致最后的事故？等等大量深层的问题都需要一一论述出来。这里的原因，不仅仅包括技术方面，同样也会关注经济层面。是否存在由于市场、资金等原始条件，导致企业运营困难，最终削减安全费用，就如博帕尔事件一样。最最关键的是，当这些问题全部调查清楚后，CSB会公开所有的内容。不仅向公众公开，如果觉得有价值，还会做成相关的视频，放在其网站上供人免费下载，希望更多的企业从中学到教训，避免类似事故。
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AICHE又是怎么做的呢？它们会把相关的企业组织成会员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位会员企业都必须承担公布其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事故的通报的责任。不管是多小的事故，只要立项就必须找原因，同时把调查结论通过网络的方式发布给每一位会员企业，以使安全方面的知识能够快速共享。比如，A企业由于某一型号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了一次非正常停车。当B企业得到该信息后，由于在它的生产装置中也同样使用了该型号的设备。那么，B企业就可以根据A企业提供的信息，早期诊断出问题，或者增加巡检次数，对该设备提高相应的风险等级，增大监控力度，就可以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在这种良性的利益链下，每一企业都获得了有利的知识传播和积累。
2、意识差，甚至是无知
这是从下到上的问题，从普通工人到领导，对安全生产都缺乏基本的认识和相关知识。对安全问题的原因排查与解决都缺乏基本的思路和能力。
现在的管理层，对安全生产基本上有两种心态：
第一种，盲目乐观型。认为生产装置不存在多大的安全问题。常见的理由是“几十年都没出过事儿，凭什么我这任就能出事儿？”这是一种不重视安全的心态。
关于生产复杂性导致的风险隐患，我在前面利益链一节中已经论述过了。事实上，由于这几年市场与生产环节越来越紧密，柔性制造概念，使得许多装置在一年当中经常需要切换牌号，或者改变原料。以我亲自做过一个项目为例，这家位于东北的炼油厂，其原油的来源就包括大庆、俄罗期、中东和委内瑞拉。产地不同，原油的腐蚀性也差异很大，对设备的冲击也是不同的。同时，柴油、汽油和航煤等不同产品售价的波动，直接导致该装置最频繁的时候四天就切换了一次工艺。工人连监控系统上的报警限都懒得改，任由其在不停地闪烁。但是，一旦大的问题来了，报警也很可能会被工人忽视造成严重后果。当然，不重视安全的心态，往往也来源于对于利益的过度追求。
第二种，盲目悲观型。认为生产装置不可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由于条件的缺乏，与其疲于奔命地去消除隐患，还不如找点儿偷奸耍滑的招数，就像前面挖沟、撤工人，都属于这一层。这是一种缺乏管理能力的心态。事实上，安全工程学上早就已经论证过是生产事故是完全可以控制和管理的。
引发安全生产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安全工程学也告诉我们，重大安全事故与中等安全事故、小型事故的比例是1：30：300，这是几十年前海因里希通过统计得到的数据。这项数据的意义不在于数字本身，而在于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任何一次重大事故，都是在经历了大量的小事故和中型事故之后才发生。也就是说，重大安全事故是完全有预兆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是整个安全管理能够成为一门工程科学的关键依据。正是因为安全事故有迹可循，所以我们才可以通过完善的制度进行安全管理。
更重要的是，海因里希通过这一调查数据，支持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问责依据，即企业领导有能力通过完善其管理制度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因此在法律上，企业领导人责无旁贷地成为安全责任的第一负责人。这一重要论断被西方写入了法律，中国也在安全生产法中做了等同的规定。然而，执行和意识截然不同。
这一论断和法理依据的言下之义是什么呢？它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即使是工人误操作导致安全生产事故，该事故的责任人仍然将是企业领导。为什么？许多领导可能会叫冤：“工人素质太低了！我都跟他说过叫他别那样，他就不听！你看，出事了吧！这不是我的错！”这可能是目前大部分企业领导的普遍意识，甚至也可能是许多安全监管部门领导的意识，也是许多去处理安全事故所谓专家的意识！
请问，什么是领导？领导的职责是什么？凭什么你要我尊敬你？凭什么你要拿比我们工人高得多的收入？那是因为首先你要承担起管理的职责。工人素质低，不听话，这不是推卸责任的理由。作为领导，应该通过：1、人事筛选，将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工人强制换岗，甚至根本就让他上岗。2、一旦上岗，企业要担负起保证该工人能够胜任其岗位的职责。企业有义务和责任教会每一个工人如何正确工作，如何避免人身伤亡。企业把一个人工放到某一岗位上，在教会他相应技能的同时，必须要让他知道背后的风险。换句更清晰的话讲，工人犯错，首先不是他的错，是企业没有培训好的错。这一点，在西方的工业界已经成为了不必写在纸上的常识，而在国内，却屡屡成为安全生产事故调研的堂而皇之的推卸责任之词。
如果这一安全责任认定的基本逻辑，不能在我们国家包括领导人、监管机构、专家、企业领导和工人深入心灵的话，相当法规的制定、执行都会变成一纸空文。如果这一逻辑能够成为我们的常识认识，谁也不能把责任就简单地推到工人身上。
3、安全技术低下，缺乏实用、有效的手段
中国人现在是有钱了，也不担心买不起国外昂贵的安全设备与技术。但是，在买人家东西之前，首先要先学会怎么用？如果连原理都不懂，简单地以为穿条西服就是文明人了，只能是闹笑话，甚至被骗。我们的企业上了多少安全系统？有多少是真正用到了实处？有没有相关机构在对进入中国市场的安全产品进行相关技术认证？欧洲有TUV，有各大船级社。中国呢？虽然我们也有了一些国字头的研究院，但标准之所以能成为标准，不是抄来的，而是需要多年没有产出的基础研究和大量数据的积累才能形成的。就拿腐蚀标准来讲，盲目从国外引进的腐蚀计算方法和基础数据，与中国国情和设备截然不同。计算出来的结果能准吗？如果没有中石化、中石油这类大型国企的参与，大量的基础数据如何得来？再比如，在设计安全仪表控制系统中，需要大量设备的失效数据，同样，我们还是抄国外的数据库。没办法，我们一直就没有积累相应的数据，当然也只能抄别人的。
那么，我们自主研发的安全技术又如何呢？我还清晰地记得，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召开的一次专家组会议上，相关司局领导愤怒地拍着桌子，对着专家们说出了这样的话：“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弄点儿解决问题的实用技术出来？别再整那些没用的！”这句话，我一直用来教育我的学生。如果研发的技术没有用，凭什么拿科研人员这份工资？ 这实际上就是渎职！
然而，话又说回来了。这些专家们也不容易。是人就要吃饭的，更何况在当前的社会中，不仅想吃饭，还要住得起房，开得起车，再弄个雅癖啥的，这些都需要钱。工资显然是不够的。关于科研腐败的问题，我先前已经写过相关文章，这个主题太大，一时也说不全说不清。但是，造成的现状就是，学术壁垒和门阀的形成，客观上造成国家科研资金无法到达真正做自主研技术的科研人员手里。大量的国家资金，被学者们用来从国外购买相关技术，通过汉化、整容，甚至直接委托第三方改造，然后贴上自主知识产权（重点在产权上，杨松林的博文已经教育过我了）的标签用于向政府讲故事。说白了，这些学者已经退化为国外技术的代理商。
当然了，他们赚他们的，咱们又何必眼红呢？问题是，这些技术和产品的大量涌入，要品牌有品牌，要质量有质量，要人脉有人脉，于是对本土原创的技术形成致命地压倒性竞争优势。同时，更为糟糕的是，由于政府的安全审查和其它一些由国家权力支撑的工作，下放或者依赖国字头机构、企业来实施。这就又造成了事实上安全成为了这些机构、企业赚钱的法宝。一旦他们进入了某一领域，这一领域就成为了他们的自留地，是不可能与其它人分享这一市场的。手里挥舞着国家赋予的权力，这些机构和企业快速地将市场分割成自己的地盘，将权力迅速转变为现金。怪不得许多企业对于安全审查就犹如支付保护费一样。没有市场的支持，就是认真做学问的学者，其研发的技术也只能发文章为主了，不可能在市场化中形成真正的成熟技术与产品。这样的现象，我已经在上一篇《警惕摘果子者》中详细论述。在这种情况下，自主研发怎么可能做得下去？
安全技术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是不会在几年内有直接利益产生的。这类研究本应由国家来支撑，或者由大型企业和机构来支持。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从这些地方很难拿到相应的研究经费。最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安全的强制执行是靠国家权力来支持的。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授权，而想从市场化中得到滚动持续的研发经费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国字头的研究机构，谁能赋予你权力来推广技术呢？就是研究出来了东西，不是被别人抢走，就是慢慢死掉。这可能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安全科研领域了，许多其它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写《警惕摘果子者》的原因。政府及其相关下属机构（亲儿子们）不仅在经济领域中直接参与做生意而形成垄断地位，在科研领域中同样形成了垄断地位，使得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民间科研力量无法成长起来。以我们自己为例，2000年开始研发自动风险辨识技术，2003年与美国、英国几乎同一个月发布第一版软件。由于所有源码包括核心推理引擎均是自己开发，所以在效率上比国外的产品要高一些，应该说大家都在一条起跑线上。然而，中外体制上的差异在后来的长跑中完全体现出来。美国的软件同样也是由教授研发完成第一版，随后就转手卖给了其它公司去产业化，这是美国的特色，总有人接手去做下一个环节的工作。英国的软件是由一家研究机构研发完成，不久就找到了一家着名开发设计软件的公司融资并与其合作，将多个产品形成了一个成套体系。通过几年的产业化发展，英国的软件在产品化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我们呢，在2003年多方努力下，终于争取到了60万元的国家研究资金支持，结果临到下拨资金时，又被人平白从中抢走了一半，变成了30万。一个研究化工安全的项目愣是和一项研究网络流量控制的项目拼成一个项目，还要在验收的时候把道理讲圆了，可笑吧？就这笔钱，还要三家研究单位分，用于三年的研究。当然，干活的主要是我们。最后，虽然这一项目成果被评了部级一等奖。然而，成果不属于我们，国家层面技术推广也跟我们无关。由于缺乏国家权力的支持，市场推广搁浅。搁置到现在，其结果也只能是不了了之。另一项成果，2005年我们做到了炼油装置流程级的系统在线诊断，这在国际上也大都是在实验室阶段，我们已经开始工业尝试，也算国际先进了吧。这次的资金支持同样是可怜的30万，三家单位两年分，同样还是我们干活。最后，贴了钱才把项目做完。虽然也同样获了奖，但又能怎么样？因为安全技术说到底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东西。在现在的认知水平下，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制执行，企业是没有动力上这类项目的。同样，任何一项关键技术，不经历两到三年和多个项目的磨炼也不可能从原型到产品的升级。但这些条件，我们都不具备，所以又只能搁置。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在用其它领域产品研发赚的钱来补贴安全科研的经费。作为教育部的化工安全工程中心，我们条件还算好的，其它院校的科研条件估计更糟糕。事实就这么困难，但不会有人同情。谁让我们喜欢呢？当然，这里面也跟我们在科研定位过于超前有很大关系，但是体制和环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补充一点（顺便简单回复一下包海松博主关于让我写科研申报的文章一事）：可能也有人会问，既然你说得这么好，怎么会拿不到国家项目支持呢？这事实上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过，安全科学与技术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在我国的科研经费安排中，没有学科就意味着没有专项的科研经费。那么，我们要申报安全类的项目，必须要从别的学科去“抢”人家的额度，人能轻易给吗？虽然科技部、财政部和安监局都多次设立了专项经费，但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指南是由大佬们写的，钱也是基本分好的。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一批处于金字塔尖的专家，其研究涉猎之广往往是令人惊奇的。原因就在于，只要政府开始重视某一方向了，他们就会一窝蜂地冲上去。但凡能扯上关系，他们就会摇身一变，变成那个领域的专家。所以，你会发现弄来弄去，在这个行业内，就这么几个顶尖的人说了算。事实上，他可能对你做的东西并不了解，也没时间来了解。在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况下，你既不是他的圈里的人又没利用价值，凭什么把项目给你呢？再说，国家的经费肯定优先要考虑相关的国字头科研机构，所以能够落到高校来的，本身也很少。
当然，教育同样不可推卸职责。多年的理论教学独大，严重忽视产业化所需的基本技能的培养。现在的研究生，其动手能力还远不及技校的学生。研发高新技术，在许多情况下，并不需要多高的理论水平。从应用为目的的研发角度来看，我们更需要一大批能够将想法转变成实用技术或产品的工程人才。但以我们目前的教育水平显然达不到。连设计能力都够呛，还谈什么研发能力？这可能也是许多教授和学者为什么会去当代理商的原因之一吧。
如果连劳动者的人身安全这类基本问题都无法保障，中国要想成为制造业强国，从何谈起？我们和谐的目标又从何谈起？
希望这篇文章能唤醒一些我们对生命的尊重。愿每一位工人师傅，能够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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