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决定观点，道德高于科学 | 经济学百科 - 走近经济学的美妙世界！

立场决定观点，道德高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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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中国大形势》践履的诚信本色之五
3.经济学急需回归常识
翰啸明确指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大的缺陷就是忘本，忘了发展之本。经济发展之本是发展生产力，也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结论恰恰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实践本质的回归，也是“真理只有一个”的最好实证。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界定清楚常识的感官“反映”和思维直观的两个前提条件。并不是常识的就只是眼、耳、鼻、舌、身经常看到、听到、嗅到、味觉、触到的物质性、结构性；还有思维直观到的规律性、本质性。
勿庸讳言，这个时候也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了人类的社会性，再单纯地从“自我”的感觉出发早就已经不够用了。那么，立场决定观点，必然地、也必须地要浮出水面。所谓：“虎毒不食子”、“子不嫌母丑”的真理性则上升到了道德的层面，而超越于科学的真理之上了。
这时，我们发问，西方经济学的三个阶段论中，为何只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被分离出来？这正是前引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关于“决裂”的那段话所表明的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根本立场：为了解放全人类。
也就是说，本质上，经济学既不是一个资本套利的学术问题，也不是金融证券市场的操盘技术问题，而是立场问题、道德问题。是为自己活得更滥更自由，还是让整个人类活得最好的问题。也只有这时，我们才能理解老子的忧伤：“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及老子之所以出关西游的对腐败统治者失望情绪的盖棺论定。悉达多不亦复如是吗？
由此，笔者自身也去掉了一块心疑，就是关于哲学定义的确定与否问题，起初也以为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智力问题，后来才发觉学者们都上了大当了，是被西方的所谓大师们因不得破解宇宙的生生秘密，缺乏正确宇宙观从而厌世仇人的情绪所误导。
尤其是当我们下了“哲学是解脱人类身心困惑的生活观和思维式法论，是事物构形生成、发展、变化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这一定义之后，一些问题也就相跟着浮出思维境域的水面（这与理念上帝“在水面上行走”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
生活观，必然涉及生活方式，自然宇宙观，人怎么活好？谁应该活好？人类社会怎样建构才能使全体人民活得幸福的问题。
思维式法，则标志着人类认识的高度和社会的文明程度。解决不了这一问题，从生活实践获得的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最高原理就只能被称为公理；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最高原理才可以上升为公道：大道，常道，恒道。
显然，懂得科学知识的是知识分子；掌握并能熟练运用公理体系的才是科学家，真理的获得者。但是只有解决了思维式法，建立起以公道为基础原理的科学哲学智慧体系的，才有资格称为大哲学家（科学哲学家）、有道的人。只有掌握并践履公道的，才是有德的人，道德的人，也才配得上大智慧的称呼。
遗憾地是，一方面，西方学者局限于“质点中心说”宇宙观，字母语言的社会文化历史，除了莱布尼兹、伏尔泰、狄德罗、魁奈、杜尔哥、歌德、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少数人类的脊梁、共产主义战士，因为中学西渐从而跳出了黑格尔所称的“圆圈”（当代的“希格斯粒子”）的束缚外，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摆脱历史的宿命，从而陷入偏执思想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而，最悲哀的恰恰是黑格尔。在已经找到了“中介”这一跳板，本当有所作为之际，却因其“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束缚，被“上帝”——“自我”的超人意志这一封建枷锁，无功而返。成为“打不走，骂不走，牵着才走”的一条“死狗”。
中国则不同，阴阳观（即太极阴阳原理、大道、恒道、常道）、五行生克（物理学）、八卦时空（数学宇宙模型）及阴阳六十四卦生象符号思维模式、思维方式、思维式法、思维建筑智慧体系的确立，恰恰完成了这一使命，并被孔子儒学转化运用到了人文社会之中。
这才有了中西方历史的不同历程和文明等级的根本差异。
如果说到中国文化的不足，则在于在“心”的困惑解决或陶醉于精神的享受之后，朝廷对解决“身”的困惑问题不但未予足够的重视，只将其列为“小学”，有时甚至有意打压民族自身的“科技创新”，虽然“科举制度”提拔了众多优秀的治国理政的杰出干才。于是，也就自然留下了蛮族入侵，李约瑟难题，包括“西学东渐”后的屈辱历史，使得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站在了互有长短，因而必须取长补短的同一起跑线上。
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最根本的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有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学术上本身有缺陷。这一缺陷，又只有中华传统的阴阳观才能弥补。也就是说不论什么革命，立场和学术都是不可分家的，立场决定进退的方向，学术决定胜败的程度，立场与学术的正向运动才能开辟人类社会民众参与的广度。“大浪淘沙去，抵柱立中流。”中国共产党高举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旗帜，不但是正确的，也是艰难的。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必然就会重蹈中国革命时期左倾盲目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覆辙，给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带来灾难和祸患。
历史不能假设。不从根本上找原因，而纠缠于“朋党”恩怨，就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给人民群众带来长久痛苦。一如翰啸所言：“将时间与精力研究一些深层次东西会更有意义。”
要求每一个中国人达到这一境界是不现实，也是做不到的。但是中国学者，必须成为天下主义者，才能完成大自然所赋予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中国学者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守住中华优秀文明传统的阵地，才能为人类开辟新的未来。
附：《原道》韩愈（《古文观止译注》，诠释有大改动，文责自负）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孟县人。25岁中进士，29岁应宣武节度使董晋征为属官。后官至吏部侍郎。
韩愈生活在中唐时期。当时社会危机四伏，藩镇割据和朝廷内部的权力争夺，成为直接威胁唐王朝的两大祸患，更兼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人民苦不堪言。韩愈维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比较关心人民疾苦，曾上书要求减免灾区赋税，罢除宫市。被贬为地方官后，还曾赎出过一些债务奴婢。韩愈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上反对佛教和道教，曾因上书劝阻迎佛骨触怒唐宪宗，几乎被杀。
韩愈是当时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他提出“文以载道”的主张，反对南北朝以来华而不实的文风，反对当时流行的骈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要求变革文体。在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下，在文坛上开展了一个古文运动，使文体为之一变，促进了散文的发展。
本文是韩愈的一篇着名哲学论文。
唐朝中后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热心提倡，佛教、道教泛滥成灾，僧侣、道士中的上层人物拥有大量寺院田产，勾结官府，兼并土地，剥削农民，形成一个特殊的大地主阶层，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韩愈在本文中从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以正统的道德伦理观，猛烈地抨击佛道二教。
这篇文章大开大合，有破有立，反复论述，气势充沛，有如大江奔流，一泻千里，代表了韩文的主要风格。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对自然生命体广泛施予护持就是仁。遵循自然生命体固有的生成、发展、变化规律而不扭曲就是义。由此而得出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法则、规律的定义、公理、公式、公（大）道，才可以称为道。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认识体系、思维式法，而不再依赖具体的实例来提示启发以明确真理，才称为德。仁和义是感官知觉可以确实把握的真（位）范畴；道和德是思维直观才能通过想象力界定的在（格）范畴。（也就是说，道和德是人类社会超越于物质世界、即机械自然界的位格品质、高尚情操。）所以，在人类社会本质和法则规律的意义上，就有了君子和小人的范畴规定之分，以及趋吉避凶的品质情操礼仪规范之别。老子之所以蔑视一些社会上的礼仪规范，并不是要废弃它，而是认为其不符合机械的自然的规律性。坐在井里观察天空，说天空有井口那么大，（是立场原因）并非天本身真的就只有井口那么大。老子既然把直接对个体的小恩小惠称做仁，将个体孤立的发展、变化法则当作义，那么，他对一些社会礼仪规范的蔑视，也就是自然的了。老子所说的道，是物质科学的真理，不是我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公道；老子所说的德，是科学的知识体系，不是我所说的大道位格品质体系。凡是我论及的大道位格品质体系，是个体与整体相得益彰的中庸智慧，是人类社会整体民众共认的公义啊！老子所说的道或德，是个体的仁与整体的义相分离，个体的“自由放任”罢了。】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立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周公的大道哲学体系，是随着孔子去世，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逐渐衰落的。以道家为本，兼采各家学说，注重守成无为的黄老学盛行于汉初。主张“众生平等”、“有生皆有苦”，以个人独自超脱生死为理想境界的佛教盛行于晋、北魏、梁、隋之时。那时论述道德仁义的学者，不是划入“为我”的杨朱一派，就是归附“兼爱”的墨翟思想体系；不是修行跨进道门，就是出世逃遁佛教。尊崇那一家，就指责这一家；抬高自己的学派，贬低别人的知识；自己学派的观点怎么说都是对的，别人的学派正确的观点也要污蔑。那么，后代学人若执意寻求仁义道德的究竟，又该何去何从呢？道家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和尚说：“孔子，是我们佛祖的弟子。”研究孔子儒学的人，常常听到这些说法，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也就被其熏陶得妄自菲薄了。于是鹦鹉学舌道：“先圣孔子也曾经向他们学习过啊。”这可不止是嘴上说说而已，白纸黑字有证为凭。那么，后代学者如想界定仁义道德的范畴，又该以哪家以何人的解说为诚信权衡呢？荒诞，人们的好奇心太容易误入歧途了。不探求本原的构形本质，不考察变化流行的历史规律，错把例外当必然，能不误人子弟！】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古代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现在民众成了士、农、工、商、道教徒、佛教徒六类。古代施行教化的只有士一类，现在施行教化的却有士、道教徒和佛教徒三类。种田的只有农民一家，吃粮的却有六家；务工的只有工人一家，使用器具的却有六家；经商的只有商人一家，可是依靠他们搞商品流通的却有六家。这又怎能不使人民困穷而去做贼偷盗呢？古时候，人民面临的灾难多种多样。直到圣人出现，教化民众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知识和道理，民众才得以相生相养。之后，圣人要么做君主，要么做教师现身说法，不但带领人民群众驱赶了豺狼虎豹毒蛇猛兽，还建立起了邦国社会，开辟农业实现定居。冷了，就教人民做衣裳穿戴取暖；饿了，就教人民种植庄稼蓄养牲畜充饥。在树上睡觉经常掉到地上，住在潮湿的洞穴里又常常闹病，圣人就教百姓建造房屋。培训工匠，以打造民众使用的器具；设置商贾，以利人民互通有无；采集医药，以救死扶伤；制定葬埋祭祀的规矩，以增进长幼恩爱；规定尊卑礼节，以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制作音乐，以疏导郁闷调适心情；创制宪法，以促进政通人和；严格刑律，以铲除那些强暴之徒。因为有互相欺骗的事情发生，于是就制作符节、印玺、斗斛、权衡，以作为凭信。因为有相互抢夺的事儿发生，于是就建造城池、盔甲、兵器来进行扞卫。为了防范灾害苗头，预防患难发生，圣人总是长谋远虑。现在却有人胡说：“圣人如果不死，强盗就会不断产生。砸烂斗斛，折断秤杆，人民就不会相互争夺。”唉！这都是些不长脑袋的人说的话啊。如果古代时不出现那些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哪里还会有你的今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类没有足以抵挡冬冷夏热的羽毛鳞甲，也不具备强硬的爪牙以与猛兽争夺食物。】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所以，君主是发布诏令和督察宪法执行的；大臣是遵照君主的诏令为国家的长远建设和利益而服务于民众的；民众是生产粮食棉麻，制作器具、交通商贸，以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现实保障的。君主不能发出正确诏令和严格督察宪法的落实情况，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执行力；大臣不能按照君主的诏令以国家的长远建设和利益及时解决民众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渎职犯罪；民众不能完成职业操守所规定的生产粮食棉麻、制作器具、交通商贸的现实事务，就应该受到惩罚。现在人们的说法却是：“一定要抛弃你们政府的君臣，远离你们的父子，杜绝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的仁义道德，才能跳出虚幻的现实世界进入天国成仙成佛。”唉。这些麻木的人幸而出生在夏、商、周三朝之后，没有直接受到夏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大道中庸社会律法体系的贬斥和严惩；也很不幸，没有出现在公三代之前，因为没有夏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尊崇的大道中庸社会原则的映照和纠正，可以是非混淆，颠倒乾坤。】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何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尧、舜的帝号，禹、汤、文、武的王称，虽然名义上不同，但是作为圣人的质素、要素是一致的。夏日穿藤葛布衣，冬天着锦帽貂裘；渴了喝水，饿了吃饭；事件虽然不同，但作为常识知识和聪明举动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现在有人说：“为什么不能像原始社会那样自由放任呢？”这就像责难冬天穿裘皮衣服的人说：“为什么不穿简洁清爽的葛藤短衫呢？”或者犹如责备饿了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喝水，省钱又省事，还一样填饱肚子呢？”
《礼记·大学》有言：“古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想用恰当的思想文字明确阐述自然规律的本质运动属性，而又要取信于人，必须先用这一理论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想让自己的理论诚信于人，必须先用这些道理把家族宗亲管理得当。想让自己的方法策略为家庭宗亲服从，必须先自己言行一致。若要自己做到言行一致，必须首先端正思维。若想端正思维，必须先树立踏实正确的人格志向。”也就是说，古圣先贤所说的端正思维，树立正确的人格志向，正在于人类社会超越于禽兽的智慧所在。现在一些人所谓的学术思想，却是抛弃天下国家集体的利益，毁灭天然伦理纲常的胡诌。以致：做儿子的，不把父亲当父亲；做大臣的，不把自己的君主当君主；做百姓的，不做自己应份的事儿。
孔子作《春秋》史传的时候，把那些习用夷狄礼仪的诸侯，都称做夷狄；采用华夏王朝礼仪的，才称做是中国人。《论语·八佾》上说：“即使设立了君主的夷狄，也比不上华夏没有设立君主的诸侯国政令通达。”《诗经·鲁颂·闷宫》吟到：“对西北方野蛮凶残的戎狄民族要采取武力打击的方式使其屈服和平；对东南方狡诈无赖的荆舒民族要利用智谋策略惩罚教训使其改邪归正。”现在，朝廷不但施行夷狄的惯习，而且让他凌驾在先圣的文明教化之上，这不是让我们自己扔下优良的道德传统和智慧力量而成为野蛮的靠武力压人的暴徒么？】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那么，先圣的教化是什么呢？在道德品质和思想情操上就是：对自然生命体广泛施予护持就是仁。遵循自然生命体固有的生成、发展、变化规律而不扭曲就是义。由此而得出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法则、规律的定义、公式、公理、公（大）道，才可以称为道。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思维式法，而不再依赖具体的实例来提示启发以明确真理，才称为德。
在文献着作方面有《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在法律规范方面有礼仪、协律、刑法、诏令；在民众的职业区分上有士、农、工、贾；尊卑位格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在衣裳服饰方面有麻布和丝绸；在居处住所方面有房屋、宫殿；在饮食烹饪方面有粮食、蔬菜、瓜果、鱼肉。整个体系的规律很容易清楚明白，教育方法也简便易行。所以，这套制度用在个人身上，顺畅而吉祥；用到集体组织上，正义而公道；胜于思想交流，和气而愉快；把她用到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治理上，到处都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以，一个人一生都能过得很幸福，终老足寿不会留下任何遗憾。郊祀是为了感谢上苍，设庙祭则是为了与祖宗共享太平成果。
也许有人要问：“这个道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知识体系呢？”答案是：“这就是中华大道哲学位格品质体系，是道德智慧的，而不仅是知识的，更不是过去所说的道和佛的宗教信仰。”尧将其传授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将其传授孔子；孔子将其传授孟轲。孟轲死后，大道哲学的道德智慧也就失传了。荀况和杨雄选择的虽然也是这一道德体系，但是并没有全部精通。虽有阐发却不详尽周密。周公以前，传授大道哲学思维式法的都是君主，所以能够普遍得到推行。周公以后，传讲大道哲学思维式法的都是臣属，所以只能靠其学说的知识体系而流行。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才可以继承她呢？回答是：“不堵住佛老宗教思想的泛滥成灾趋势，儒学就不能实行；不禁止佛老宗教的迷信崇拜，儒术就不能被正确执行。操作的方法有四：让教徒还俗，恢复常人性情；把他们的经书烧掉让其研习科学、哲学及社会礼仪规范；将寺庙道观重新建设，改造成适宜民居；用古圣先贤创立的大道哲学智慧启迪教化他们的心灵。如此，社会上的鳏夫、寡妇、孤儿、老人、残疾者就都能幸福生存了。这样做人民百姓就会觉得公平，因而必将积极响应。”】
现时代，人们对美元滥发的诅咒，并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最恶劣的根本点上。因为问题不在于货币符号的如何发行，而在于商品经济固有的规律，决定了货币的噬血本性、及给人带来的物化、工具化。
认识不到这一点，即使华尔街与纽约同亡，还会有新的东京、伦敦、柏林、莫斯科、巴黎或新德里来重蹈覆辙。
所以，在世贸规则体制下研究“经济学”，人类只能被物化、工具化、缺德化，只能让印钞机牵着鼻子走，互相争斗不息，而活不出人的本质来。
所以，我们不但要清楚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也必须要清楚什么是万恶的资本主义。
那么，关于“别野”和“小产权房”的解释就当如下：一个农民，或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盖起的房屋——家，无论是土坯结构、草缮的；还是砖瓦结构，由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只要其不成为商品，而只是做为自己的劳动产品存在，再破也是一种别野——自由的天地，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即自然存在，是永续的。除了被自然灾害所祸，是不被剥削的。但是在城市，一个人无论购买了多么豪华的别墅，因其毕竟是种商品，所以终归逃脱不了“小产权”房强制拆迁的下场。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产权、所有权、只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无论是其被以更高的价格卖掉，还是被以货币补偿形式挪动，包括税赋、及物业的服务以货币交换的形式实行，都免不了“剥削”的存在。
也就是说“剥削”不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而是在作为交换的尺度货币这一一般等价物的流通之中。
产品→奉献，主体性，道德尊严。
商品→货币交换，客体性，物的价值量。人，没了。
所以，在当下，老欧洲不但处境艰难，面子更难堪。
大不列颠，早就被它的奴役所造就出的叛逆弃儿美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了能够争一口刮掠的骨汤不能不一再一日三变脸，成为美国的打手和可怜的跟班儿。直到今天，不知悔悟。欧罗巴，文艺复兴的精神和劲头哪儿去了？上帝死了，尼采也就灭亡了吗？
死与生俱来，狂妄与败亡同在。这不是在玄哲学，而只是对“不屈意志”这一军演代号的科学解读。与死亡抗争的正确途径不是保有现存的已经腐烂了的肢体或理念教条，而是寻求化作另一本质的有益生命。
懂得了大道哲学，有了宏大而文明的思维建筑，政治、经济的决策者，才可能进入机械化、自动化、人性化；才能造就多位一体的国家体制，社会机制。
那么，国士者何？道德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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