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当年有多牛？随便进中南海面见毛泽东

核心提示：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类似笑话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记得他们是从鞍钢来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们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他们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泽东最后接见了他们。后来我是从中国人那里知道此事的。当我找到这些专家谈话时，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未料到毛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摘自《百年潮》2007年第11期 《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一文 本文有删节
阿尔希波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斯大林任命的在华总顾问，从1950年到1958年在中国工作了8年。我同阿尔希波夫第一次接触是在1955年夏。当时李富春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我当时为李富春当翻译，同阿尔希波夫接触较多。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李富春身体不适，搬到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的别墅休息，阿尔希波夫更是经常去看望，关怀备至。
1957年我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以后，在中央领导同志会见苏联同志的场合下时常见到阿尔希波夫。1958年，阿尔希波夫奉调回国，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1984年冬，我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正陪同20多位人大常委到四川、湖北视察。刚到重庆，当地人大的同志告诉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打来电话叫我立即返京，陈云有事找我。我当天就回到北京，第二天到陈云住所。陈云对我说。阿尔希波夫将要访华，他希望会会老朋友。陈云要见他，所以要我谈谈他的情况。我说，中苏关系恶化以来，阿尔希波夫从未发表过反华言论，最近又主动来华访问，显然是为了改善中苏关系，了解中共领导人的看法。陈云问了有关苏联的情况，我就谈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我又赶回重庆。但人大常委已结束在重庆的视察活动，乘船沿长江而下，途经宜昌赴武汉去了。于是我搭乘客轮赶到宜昌，同人大常委一同乘车去武汉。刚到武汉。当地的同志说彭真请我立即返京。于是我又连夜乘火车回到北京。彭真也是为了会见阿尔希波夫做准备，找我了解情况，并叫我出席了他和阿尔希波夫的会见。
1984年以后，阿尔希波夫多次访华，有些活动我参加了，但同他没有深谈。阿尔希波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和进一步改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苏联解体后，阿尔希波夫当选为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多次访问中国。他每次访华我都参加一些活动o 1996年5月阿尔希波夫应邀再次访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并庆祝他89岁华诞。我出席了这个隆重的仪式。随后又陪他到大连，接受大连市长授予他的“大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1995年夏，我受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的委托，到莫斯科有关档案馆查找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期间的档案材料。苏联解体后各档案馆的档案都公开了，在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和俄外交部的协助下，我们找到了不少材料。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多次去看望阿尔希波夫。我请他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他如何看待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他的同意下，我作了记录，有几次谈话还录了音。以下是阿尔希波夫的谈话记录：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期间，苏联同中国的关系恶化后，我的处境相当险恶。赫鲁晓夫不信任我，我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但是有些会议却不让我参加。当时我主管同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密切，他们又不能不用我。勃列日涅夫时期我的处境好一些，因为在30年代，我同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起工作，我向他建议采取积极态度改善苏中关系，他既不赞同，也不否定。后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中关系正常化当时已无可能。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继任，我向他建议改善苏中关系，他肯定了我的意见，但可惜不久他也逝世了。1984年2月契尔年科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派我访华，以了解中国对苏中关系正常化的看法并推动双方关系的改善。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外交部说，阿尔希波夫希望作为苏联大使的客人访华。中国外交部回答说，阿尔希波夫是中国的老朋友，欢迎他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
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中国同志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同年12月，我终于再次来到阔别已久的北京，会见了我的老朋友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同姚依林副总理进行了正式会谈，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为苏中关系正常化迈出了一大步，特别是同老朋友的会见，更加坚定了我对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心。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1989年他为了准备访华并同邓小平主席会谈，委托我牵头组织当年同中国事务有关的专家，包括外交部、苏共中央联络部、远东所的学者等，专门研究苏中关系恶化的原因、后果和改善关系的建议。在讨论中，我谈了一些情况和看法。
第一，根据两国的协议，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飞机、坦克、火炮和无线电工厂，提供了当时最现代化的仪器和设备、先进的军械样品，如飞机、坦克等。我们还帮助中国建立了生产潜艇的工厂和相应的基地。对苏联提供的设备，中国是用易货方式支付的，军工技术是用优惠贷款支付的。中国向苏联提供了某些战略物资，如锡、锡精矿和钨精矿等。中国还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费品。
苏中双方对于执行各自承担的义务都非常严肃认真。例如，1951年苏联企业向中国供货严重拖欠。我报告了斯大林。之后采取了严厉措施，撤了十来名部长和副部长的职。此后，严格执行对中国的供货协议便成了不可违反的法律。中国对于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是持这种态度。这可以举一例说明。50年代，苏联缺少可兑换的外币，我们请求中国用外币支付一部分我们供应的货物。中国每年向我们提供1亿至1.2亿美元，这笔钱主要来自国外的侨汇。1959年至1960年，中国侨汇情况严重复杂化，便向我们提供黄金，由我们拿到国际市场出售，从而弥补了苏联外汇的不足。这些事实都证明双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对双方又是何等重要。
第二，谈谈共同舰队问题。我们并未提出共同舰队这一特殊任务，然而，1958年赫鲁晓夫不得不为此问题专程前往北京。尤金大使报告说，毛泽东表示：“由于发生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他本人愿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去莫斯科。但是，现在他因健康状况无法成行。”收到这份情况报告后，赫鲁晓夫决定最好由他本人访华，时间定为1958年7月底到8月初。代表团成员有苏联海军参谋长、我及其他同志。
应当指出，在此之前，中国领导就已决定在华南地区建立一座大型无线电台。我们对该电台有兴趣，因为它不仅可以使我们能够向亚洲一些邻国进行广播，而且能够同我们的太平洋舰队保持无线电联系。
当时尤金大使在莫斯科，他见了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他得到指示：同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触时，可以问问能否共同建设和使用上述无线电台。同时，指示他询问一下苏联潜艇能否进入中国港口并在其中停泊。
根据各种情况来看，尤金未能完全正确领会给予他的指示，而向毛泽东转达成：我们对于利用中国的军港感兴趣。毛泽东把这种提法理解成是带有侮辱性的，是对中国独立、主权的侵犯。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像上面所说的他本人要去莫斯科亲自澄清已经积累起的严重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也才不得不前往北京。
赫鲁晓夫在同毛泽东会谈中，很快就澄清了关于苏联潜艇进入中国港湾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苏联大使把领导上请他转达的指示理解错了。尤金本来身体就欠佳，不时患病，听到赫鲁晓夫讲这番话时，心脏病发作，好不容易才将他活着送回苏联。此后，他再也未能回到中国，他的大使职务实际上也就到此结束了。
至于说无线电台问题，苏方在会谈中的立场是：因为我们想利用该电台，所以愿意支付电台设备费用的50％，以换取在10年中使用该电台的权利。曾经设想，苏联专家应当同中国专家在电台里一起工作。中国拒绝了这个方案。声称：中苏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兄弟般的关系，既然如此，中国人不想小里小气，如果苏方想使用，中方准备无偿地提供给你们使用的权利。稍后，中国人的确建成了这座无线电台，而苏联确实也使用过一些时候。后来，苏中关系恶化了，我们自然也就停止使用了。
第三，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严重分歧。在1958年夏天的会谈中，和平共处成为主要问题。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问题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请求毛泽东对此立场予以赞同和支持。毛泽东十分明确地对这一方针作出了否定的反应。他说，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总路线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将继续推行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赫鲁晓夫指出，鉴于当前已经出现了核武器，如果发生冲突就会导致巨大灾难，所以和平共处是一个原则性的立场。他几次重复这个论点，说话时显得急切而冲动，令人感到毛泽东的态度已经使他按捺不住了。
与此相反，毛泽东则显得冷静，不动声色。毛泽东重复了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论述的关于核武器是纸老虎，如果帝国主义发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将被彻底打倒。
对此，赫鲁晓夫反应非常激烈。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轻松地作这样的假定呢！我们在战争中牺牲了2000万人，我们懂得这意味着什么。你不了解什么是核武器，而我了解，我看到了核武器的实际应用。毛泽东回答说：核武器是个纸老虎。总之，双方围绕和平共处问题的谈话进行得非常尖锐、紧张，双方没有取得共识。
第四，关于中国制造原子弹问题。从原则上来说，这个问题成了造成苏中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55年，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协助中国制造原子反应堆以用于和平目的(发电)的协议。这项协议在很短时期内就实现了。
中国建起了一座试验性工业核反应堆和相应的研究所，该研究所安装了当时最现代化的苏联设备，有最优秀的苏联专家在那里工作，并将有关的科技资料与技术文献交给了中方。中国付清了建设研究所的一切款项。1957年，中国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生产原子弹所需物质的技术。经过多次会谈，苏方终于让步了，在中国开始建设加工铀矿石的工厂。
1958年，正当此项工程业已铺开的关头，建厂工作被停止了，设备供应也停止下来。参加项目的苏联专家无事可做。甚至连中方已付清货款的设备也不供应了。问题在于，恰恰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提出了禁止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倡议。苏方请中国支持这个倡议，然而中国一直未予答复。1959年，用于核项目的设备供货完全中断了。
在此以后，中国专家利用苏方的图纸与设备继续自己研制原子弹。中国人很快就建立起以钱学森为首的科研所，从各高等院校最有才华的青年中挑选出成千名各行业的专家到该所工作。钱学森访问过苏联，讲过学，听过他讲座的苏联专家反映，他的专业水平非常高。苏联专家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在钱学森和其他中国专家的努力下，中国的核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到60年代中期就生产出核武器。
总之，原子弹事件对于双边关系产生了极其令人痛心的消极影响。可以说，正是从此开始，中国人失去了对苏联的信任。
第五，撤退苏联专家是另一个对双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事件。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的每个部委都有苏联顾问组，由总顾问领导。总顾问通常是由在苏联最有权威的人担任，往往是副部长或部务会议成员。在中国工厂里，仿照苏联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师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苏联专家工作。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逐渐增加。苏联专家受到中国同志的充分信任。苏联专家手中的小红本(身份证)实际上成为去任何单位的通行证。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类似笑话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记得他们是从鞍钢来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们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他们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泽东最后接见了他们。后来我是从中国人那里知道此事的。当我找到这些专家谈话时，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未料到毛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彼此间的信任程度。1950年，根据中国同志的提议，我有时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1951年我奉召回国，向斯大林汇报苏中合作协议执行的情况。在谈话中，斯大林对我说：看来，你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中国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后，我未再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同志还是继续发给我政府会议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