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交往与争斗

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
汪高鑫
序
我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历史和东北亚现状的研究工作，对古代东北亚历史涉猎不多，一向不敢妄加评论。近日，汪高鑫先生送来与程仁桃合著的《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一书书稿，并嘱为之作序。大作读毕，感受良多，因此欣然从命。
当前，区域化是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大趋势，区域认同是区域化的重要前提。毋庸讳言，在世界区域化的大潮中，东亚，特别是东北亚，相对落后。如何推进东亚区域化，实现东亚的和平发展与友好合作，我想，从历史之中寻找区域认同，总结经验教训是重要的环节之一。
中、日、朝三国同处东亚地区，中朝一江之隔，中日一衣带水，日朝隔海相望，作为近邻，三国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有了相互往来。古代中朝之间的交往，从中国商周之际的箕子入朝鲜算起，至今已有3000年历史；而中日之间，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吴越一带的中国先民就可能有从海上来到日本列岛的，徐福东渡的传说即是先秦秦汉之际中国人渡海移民到日本的一个缩影，而汉光武帝赐金印于倭王，则是两国regime有确切往来的开始。
从中国的汉魏至明清，古代中、日、朝三国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中国与日、朝之间，官方都有过频繁的遣使往来，中朝一直保持着一种宗藩关系，世代友好交往；中日宗藩关系时断时续，复杂而不稳定。三国经济上一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即使是处在regime敌对或者中断遣使往来时期，民间的各种贸易往来也一直不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盛唐时期中国唐文化对日、朝两国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当时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新罗两国以朝圣者的心态，频繁地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赴唐学习先进文明，在中国与日、朝古代友好关系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当然，历史上中日之间与中朝之间也发生过战争，不过这在数千年古代中国与日、朝友好交往史上只是一段插曲而已。古代日朝之间交流更为密切，而随着日本的逐渐强大，日本统治者对朝鲜半岛的野心也逐渐膨胀。
在东亚三国的努力和相互交往的作用下，古代东亚地区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辉煌的历史证明，友好相处和交流合作是发展的源泉。
汪高鑫、程仁桃两位学者合作撰写的《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一书，以古代东亚中、日、朝三国之间的交往和关系为主要考察对象。目前学术界已有的关于东亚三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分别关注于国别的历史，或者双边的，例如中日之间、中朝之间的古代交往情况，而较少对三国相互间的交叉与综合的考察和研究。因此，该书对于目前东亚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具有很大的启迪价值。
在古代东亚三国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是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古代中国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和巨大的磁场力，辐射和吸引着东亚日、朝等国，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它们的发展。正是由于古代日、朝等国普遍地接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由此而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区域，又称为“汉文化圈”，或者“中华文化圈”。基于这一事实，该书的作者在叙述三国之间的交往与关系时，着重阐述了古代尤其盛唐时期中国先进文化对于日、朝两国的影响。
今日之中国，在历经近代百年屈辱之后，已经呈现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气象，通过回顾古代中国对于世界与东亚文明的贡献，可以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今日之东亚，在历经古代主要以友好交往为主和近代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与掠夺之后，也迫切需要对于邻国的历史与相互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开创一个和平、友好与发展的新东亚。而这，也正是写作与出版本书的现实意义所在。
东亚区域的历史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要完整准确地反映历史的原貌是十分困难的。汪高鑫、程仁桃两位学者以中国的历史文献为主，勾勒出了古代东亚地区关系史的线索，实属不易。在这方面，日本和朝鲜、韩国的学者也有一些具有独特见解的成果，如果本书能够更多地吸收这些成果，将会更上一层楼。不过，任何研究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都会留下一些缺憾，学术才不断前进。
杨宁一　来源 http://www.009bbs.com/read.php?fid=15&tid=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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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东亚三国的早期交往
概述
古代中、日、朝东亚三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是从中国的隋唐帝国时期开始的。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以前东亚三国的交往，姑且称为早期的交往。
根据文献记载，古代中朝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中国商周之际的箕子入朝鲜，如此算来，至今已有3000年历史了。从朝鲜半岛的历史来讲，从箕氏王朝到卫氏王朝，大概相当于中国商周时代到西汉武帝时期，它们的建立者和统治阶层都来自中国，与中国中原regime形成一种藩属关系。汉武帝灭掉卫氏朝鲜后，正式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置郡统治，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汉四郡”。在整个汉魏时期，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郡县统治，在中朝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乐浪汉文化；与此同时，半岛南部地区则相对落后，经过不断战争，逐渐形成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大部落联盟，不过在北部乐浪汉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也在快速发展中。到了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也进入了北部高句丽与南部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这三国分别与中国的南北各regime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
古代中日之间的交往究竟从何时开始已不得而知。据学者推断，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吴越一带先民，就可能有一些人从海上来到日本列岛，这大概是日本最早的中国移民。徐福东渡的传说，实际上是秦汉之际中国人渡海移民到日本的一个缩影。文献明确记载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当在中国东汉时期，汉光武帝赐金印于倭王，则是一个典型的实物例证。到了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先有邪马台王国女王卑弥呼与曹魏的通使往来，继有大和奴隶制国家“倭五王”统治时期遣使南朝刘宋，双方的交往非常频繁。
古代朝日之间的交往，先期主要表现为移民风潮。当时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的移民，既有朝鲜人，也有“汉四郡”统治时期生活在朝鲜的中国人。他们和从中国直接来到日本的移民一道，为日本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和生产技术，从而大大促进了日本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发展。到了公元4～5世纪时，日本随着大和统一奴隶制国家的建立，趁着朝鲜南部的分裂和百济、新罗势力的弱小，开始走上了对朝鲜半岛侵略的道路。
第一节 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早期交往
中朝自古以来就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5世纪以前，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交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周秦时期与箕氏朝鲜的交往，两汉时期与卫氏朝鲜的交往和“汉四郡”的设置，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朝鲜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之间的交往。其中箕氏入朝鲜的传说，“汉四郡”时期创立的光辉灿烂的乐浪汉文化及其对“三韩”的影响，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各regime展开的政治外交，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交往的重要事件。
一、箕子入朝鲜与移民潮的出现
根据中、朝两国早期历史文献的记载，朝鲜半岛上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者，是中国商朝末年的贤臣箕子。箕子是怎样到朝鲜半岛建国的？箕子王朝的存在是否可信？这一时期中朝之间进行了怎样的交往？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作出解答的。
◎ 箕子入朝鲜
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纣王的叔父，名胥余，因封国在箕，所以称箕子。箕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贤”，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微子》中称赞的“三仁”（三个仁人）。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残暴无道，而且不听任何劝谏。于是微子离他而去；比干坚持劝谏，却被剖心而死；箕子则装疯卖傻以求自保，结果还是被囚禁了起来。
周武王灭商后，释放了箕子。至于箕子是如何移居朝鲜半岛的，根据汉初儒生伏生所传《尚书大传》的说法，箕子是因为不愿意周朝来释放他，而自己前往朝鲜的。周武王得知消息后，便将朝鲜封给了他。箕子在接受周朝分封后，曾经朝见过周武王。武王向箕子请教人伦规范，箕子便作《洪范》，向武王讲述定国安民的道理。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与《尚书大传》大致相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它认为是周武王先向箕子请教，箕子告以《洪范》，然后武王才封他于朝鲜，以表示不以他为自己的臣子的。班固《汉书·地理志》则认为，箕子来朝鲜的时间是在商朝末年，而不是武王灭商以后。当时箕子也许是看到商朝大势已去，便率领一部分商民迁居朝鲜。后来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只是承认一种既成事实罢了。
以上古代汉文资料的记载，虽然存在一定的出入，但都不否定箕子入朝鲜这一事实。朝鲜的早期历史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也都赞同这种说法，并肯定箕氏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对于箕子入朝鲜之事，考古学材料也透露了一些信息。中国商、周之际，大致相当于朝鲜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中期。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有石斧、石镞、石刀等。特别是其中数量众多的半月形石刀，这正是中国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中朝学者普遍认为它与商朝的灭亡是有关系的。可能是由于商、周易鼎，大量商民不愿意受周族的统治，而经过东北迁移到了朝鲜半岛。
从神话和民俗学角度来考察箕子入朝鲜之事，似乎也能作出一定的解释。古代黄海、渤海沿岸，属于东夷地区；而商族活动区和朝鲜半岛地区，便是属于这个区域。在神话传说中，东夷族应该都是“卵生”的部族，如同《诗经》里所传唱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实际上也就是以鸟为图腾，作为部族的崇拜物。正因此，古代东夷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民俗，如像商部族盛行的鸟图腾、支石墓（墓葬石棚，有桌形和棋盘形）、拔齿习俗等，在朝鲜半岛的青铜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0到前5世纪）也普遍存在。这种共同的神话传说和民俗风格，当然还有相邻的地缘关系，使得箕子在商朝灭亡后，东走同属东夷地区的朝鲜半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 箕子王朝及其与古代中国的交往
箕子受封建立朝鲜箕氏王朝后，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文明开化，加强了古代中朝之间的交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箕子入朝鲜后，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他以礼义教化人民，又教给耕织技术。受殷商文明的影响，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的进步，产生了自己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
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这里“乐浪朝鲜民”，指汉武帝时期设置的乐浪郡及其治所朝鲜县的过去箕氏王朝统治时期的百姓。对于“犯禁八条”这一成文法，中朝学者一般认为应该是商、周之际来自中国的流民集团制定的。而成文法的制定，是一个社会具有较高文明的标志。“犯禁八条”虽然内容记载不全，却足以反映古朝鲜人的文明程度。
从近年在朝鲜平壤城南发现的箕田，也可看出殷商农业文明对于古朝鲜的影响。据朝鲜朝学者韩百谦的《箕田考》记载，箕田方正有规则，与中国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每田分4个区，每区有田70亩，与中国“殷人七十而助”的文献记载相一致。箕田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应该说是受商朝耕作制度影响的结果。
据《史记》记载，箕子在朝鲜立国后，曾经回到周朝国都朝见周王。当经过殷商故国，看到过去华丽的宫殿，如今已成为废墟，禾黍丛生时，箕子十分伤心，便作《麦秀之诗》咏道：
麦秀渐渐兮，
禾黍油油。
彼狡僮兮，
不与我好兮！
诗中所说的“狡僮”，指的就是商纣王。商朝遗民听到这首诗后，都感伤不已，不禁痛哭流涕。这个故事说明，受封于朝鲜的箕子，与周朝之间还有一定的政治往来。
当然，在箕氏王朝时期，中朝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在这方面虽然没有留下具体文字资料，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朝鲜半岛北部各地，出土了大量中国战国时期燕国的货币——明刀钱，多者一次竟达千余枚。这充分说明了燕国与古朝鲜经济往来的密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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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卫氏朝鲜的建立与“汉四郡”的设置
就在西汉初年这股移民潮中，有一个名叫卫满的燕人，也率领1000多名部属，来到了朝鲜半岛。后来正是他灭亡了已经衰落的箕氏王朝，建立了“卫氏朝鲜”。卫氏朝鲜前后存在近90年，于公元前108年被汉武帝所灭。汉朝在卫氏朝鲜旧地置郡统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乐浪文化”。
◎ 卫氏朝鲜的建立
卫满率领部属刚来朝鲜时，得到朝鲜王箕准的礼遇。箕准拜他为博士，赐给圭，封给西部方圆百里的地方。箕准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过卫满，来为他守护西部边境。然而卫满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利用封地为依托，不断招引汉人流民，积聚自己的政治、经济力量。
公元前194年，羽翼已丰的卫满，派人向箕准假传汉朝要派大军来进攻，请求到准王身边来守护。箕准不知是诈，许诺了卫满的请求。于是卫满趁此机会，率军向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进发，一举攻占王都后，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箕准战败后，逃到了半岛南部的马韩地区。
◎ 汉之藩属外臣
卫氏王朝建立后，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与西汉燕地相邻。此时正值西汉惠帝时期，天下初定，辽东太守经汉廷批准，主动与朝鲜国王卫满相约：卫满为汉朝藩属外臣，为汉朝保卫塞外，不使汉朝边境受到侵犯；塞外各族首领朝见汉朝天子，以及各国与汉朝通商，不许从中阻扰。作为回报，汉朝答应给予卫满以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援。
有了西汉藩属外臣的身份和汉廷的军事、经济的支持，卫满便开始不断地侵凌和征服临近小邦，真番、临屯都主动前来归顺，卫氏regime的势力因此迅速膨胀，领地扩大到方圆几千里。
◎ 卫氏朝鲜的灭亡
卫满的孙子右渠成为朝鲜王时，更是大量招引汉人流民，以此来扩充卫氏regime的实力；而随着卫氏势力的日益雄厚，右渠不但自己不肯再向汉朝通商朝贡，而且还阻碍邻近真番等小国与汉朝通商朝贡。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朝鲜半岛小番君南宫等，因不满朝鲜王右渠的控制，率众28万归降汉朝，汉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
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为加强与卫氏朝鲜的藩属关系，派涉何为使节前往朝鲜，劝谕右渠王改变对汉朝的不友好政策，结果无效。涉何对出使没有结果非常气恼，在回国途中，将护送他出境的朝鲜裨王长杀死，并将情况飞报汉武帝。汉武帝不但没有责怪涉何，还任命他做辽东郡东部都尉。右渠王对涉何怀恨在心，发兵突袭辽东，杀死涉何。这便是著名的“涉何事件”，它成了汉武帝发动对朝鲜战争的导火线。
就在这年秋天，汉武帝发兵5万，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一支，从齐地渡过渤海；由左将军荀彘率领一支，从陆路出辽东，水陆两路联合攻打右渠王。杨仆的水军先到达朝鲜列口（今大同江入海口附近），未等荀彘的陆军到达，就单独率领水军进攻王险城，结果战败。荀彘的陆军遭遇朝鲜西部大军，久战也没有取胜。两路大军出师不利，消息传到朝廷后，汉武帝再派卫山为使臣，前去晓谕右渠王。右渠王受汉朝两路大军压迫，表示愿意降服，派太子到汉廷谢恩，并献上大量军粮和马匹。然而，当太子带领1万士兵前往汉朝时，使臣卫山和左将军荀彘怀疑太子有阴谋，要求他的军队不能携带武器；太子则怀疑使臣和左将军要谋害他，便率军返回王险城。此事激起汉廷的愤怒，命令在朝鲜的两路大军加紧进攻王险城。由于王险城长期被汉军包围，在抵抗汉军的问题上，卫朝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公元前108年夏，朝鲜右渠王被主和的臣属杀害，王险城终于被攻陷，卫氏朝鲜灭亡。
◎ “汉四郡”的设置
汉武帝灭了卫氏朝鲜后，在其管辖地先后设置了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四郡之下设有很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很显然，“汉四郡”的设置，说明汉武帝已经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纳入了汉帝国的统治范围。
汉武帝之后，西汉在朝鲜半岛北部的郡县设置情况有所变化。昭帝始元五年（前82），罢去临屯、真番二郡，并入乐浪、玄菟二郡。乐浪郡治所仍在今朝鲜平壤，管辖貊、沃沮等族；玄菟郡治所则初在夫租（今朝鲜咸兴），后因受貊所侵而迁往高句丽西北（今辽宁东部新宾地区），管辖高句丽、夫余等族。
汉朝在朝鲜北部地区进行郡县统治，客观上大大促进了汉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助于汉朝先进文化在朝鲜汉朝郡县地区的传播。当时不仅有汉人官吏到朝鲜四郡去任职，更有很多富商大贾与农民前往经商、垦荒，朝鲜四郡已是一派汉文化景象。这一点从考古发掘也可证明。近年来，在汉四郡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朝的官印和各种质地不同、形状各异的器皿，考古学家将这种文化现象称作“乐浪文化”，其实也就是汉文化。在“乐浪文化”的考古发现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地处今朝鲜平壤市乐浪区土城南面，总数达2000余座的乐浪墓葬群。这些外形多为方台形封土的坟丘墓，是中国周、汉时期墓葬的普遍形状。其墓葬结构主要有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其具体造法、式样，乃至细微到砖上花纹，都与中国的中原汉墓没有差异。墓中随葬品非常丰富，为清一色的汉文化特色。乐浪墓葬群可以被看作是朝鲜北部受汉文化强烈影响的一个具体见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汉文化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于“汉四郡”所在的朝鲜北方地区，它对于半岛南部地区同样具有魅力和吸引力，引起它们的普遍向往。早在公元前109年，也就是汉武帝出兵卫氏朝鲜前夕，南部马韩目支部落就曾派遣使者赴汉地朝觐汉武帝，只是由于朝鲜王右渠的阻扰而没有实现。“汉四郡”设置后，南部部落酋长们钦慕北部乐浪汉文化，其中不少人都与汉朝乐浪郡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而他们与北方的来往，自然也带动了南北人民之间的往来通商。与此同时，还有北人南来，更是直接带来了北方先进的乐浪文化。像箕氏朝鲜的箕准王南逃到马韩地区，自称韩王，自然也间接地传播了汉文化；而南部有一些部落，甚至就是北方人南迁后，与南方土著人杂居而形成的移民社会。从出土文物可知，当时的汉四郡文化已经影响到半岛的最南端济州岛等地。　来源 http://www.009bbs.com/read.php?fid=15&tid=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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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鲜三国与中国魏晋南北朝regime的交往
正当朝鲜半岛进入三国争雄局面时，中国自东汉皇朝灭亡后，也进入了三国鼎立时代，此后又长期陷入诸封建regime并存的大分裂时期。中朝两地的政治分裂局面，不但没有妨碍相互之间的交往，反而这种交往还异常活跃。
◎ 高句丽与中国regime的使节往来
在朝鲜半岛三国与中国regime的交往中，高句丽regime无疑是最早的。早在该regime在中国东北期间，就曾先后与中国东汉、曹魏、西晋和十六国regime保持着政治上的朝贡关系。迁都平壤后，由于地理之便，高句丽依然是在朝鲜半岛三国当中与中国regime交往最频繁的。据学者统计，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向北朝派使节多达102次，主要集中在北魏时期；向南朝派使节有42次，其中以派往宋朝的使节最多。与此同时，中国的南北朝regime也主动遣使到高句丽，其中北朝诸regime有7次，主要是北魏regime；南朝的宋、陈两朝也各有1次和2次。
◎ 百济与中国regime的使节往来
277年，百济奴隶制国家才形成不久，百济古尔王就开始派遣使节与中国西晋regime通商朝贡。从这一年开始，到290年，前后10余年间，百济总共派出8批使节到西晋来，足见当时双方交往之频繁。西晋灭亡以后，中国中原大乱，东晋偏居江南。在这种动乱的情况下，百济依然向东晋regime先后派了6批使节，而东晋regime也向百济遣使2次。到了中国的南北朝时期，与高句丽主要出使北朝不同，百济则以遣使到南朝为主，总共对南朝4个regime遣使27次，同时向北朝遣使仅有5次。与此同时，南朝向百济遣使4次，而北朝仅北魏向百济遣使1次。
◎ 新罗与中国regime的使节往来
新罗在朝鲜半岛三国当中，与中国regime的交往最晚。原因是它在地理上偏居朝鲜半岛的东南，离中土遥远，又一度受到倭军的侵扰。新罗对中国遣使，始于377年，当时是新罗奈勿王首次派使节出使中国的前秦regime。在整个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罗统共向前秦遣使2次，向北朝遣使4次；与此同时，前秦和北魏也各向新罗遣使回访1次。521年，新罗法兴王派遣使节随百济使团出使到中国南朝的梁regime，这是新罗与南朝交往的开始。后来，新罗又先后8次派遣使节到陈朝。梁、陈两朝也各自派使节回访新罗1次。
◎ 中朝交往频繁的原因
以上介绍的中国与朝鲜半岛三国使节往来情况，主要依据中国的正史和朝鲜《三国史记》的记载。从中可知朝鲜半岛三国派往中国的使节次数，要远远多于中国派往朝鲜半岛各regime的使节次数，这说明在这一时期的中朝外交中，朝鲜半岛三国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而究其原因，主要是朝鲜半岛三国竞争激烈，各自都想通过外交途径，以谋求中国封建王朝对自己的支持，从而增强政治实力，打击竞争对手。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三国对中国的外交，还具有双重外交特点。像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是敌对regime，而三国派往中国的使节，既有到北朝的，也有到南朝的，其目的很清楚，那就是要从外交上寻求更大的支持。
当然，朝鲜半岛三国积极遣使到中国来，也有学习汉文化的需求。在使臣到中土寻求政治支持的同时，也注重吸取中国的先进文明。根据《北史》记载，高句丽的“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兵器与中国略同”；百济人“行宋《元嘉历》……婚娶之礼，略同华俗”；新罗“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这些史料充分说明，当时朝鲜半岛三国使节出使中国时，是非常注意学习汉文化的，也一定带回了不少中国的文化典籍和器物。　来源 http://www.009bbs.com/read.php?fid=15&tid=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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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早期交往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特殊的地缘关系，为两国之间的早期交往带来了便利。早在先秦时，据说吴越先民就有一些在国亡家破后，渡海移民到日本。秦汉之际，不少秦民为躲避秦朝苛政和中原战乱，纷纷“走海东”来到朝鲜半岛，一些人经过朝鲜半岛移民到日本，也有一些中国人直接从海路到日本。徐福东渡的传说，大概就是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人渡海到日本的情况。两汉时期，日本对汉朝已开始直接遣使交往，汉光武帝授金印于倭王之事，便是这一时期中日交往的重要见证。到了中国的三国时期，由于政治、军事和地理的因素，中国曹魏regime与日本邪马台王国的交往比较频繁，卑弥呼女王与曹魏的使者不断地往来于道途。到了5世纪，也就是中国南朝和日本大和国家“倭五王”统治时期，倭五王不断遣使刘宋，希望得到宋帝的封号，中日之间继续着密切的交往。
一、徐福东渡的传说
徐福（一作“市”）东渡，是一个反映古代中日交往的古老传说，而这个夹杂着历史真实与合乎逻辑推理的传说，是经过若干世纪才逐渐缔造出来的。徐福东渡的传说，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东渡日本，在那里传播中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中日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可谓是源远流长。
◎ 《史记》关于徐福东渡的最早记载
徐福东渡的传说，最早起源于中国；而关于此事的最初记载，便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徐福上书，请求入海求仙之事，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个信息：徐福是秦始皇时期齐地人，他曾经得到秦始皇的允许，率领数千童男、童女到海中三神山去求仙人。至于三神山在何处，《史记·封禅书》说就在渤海中，似乎离陆地不远，却又“莫能至”。
《史记·秦始皇本纪》还有一处记载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时，徐福入海求仙人回来时的情况，从中可知，徐福入海寻求仙药，耗费巨大却没有结果，因害怕秦始皇怪罪下来，便编谎言说是鲛鱼当道，希望能得到武装随行，再度入海。
《史记》中记载徐福之事最为完整的，当属《淮南衡山列传》。该篇记载了徐福与海神的答问、从东南来到蓬莱仙山以及海神要童男女等礼物的事情，显然还是徐福对秦始皇的“伪辞”、诈言，却再次被秦始皇所相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记载与秦始皇二十八年的记载有一定的出入，那就是徐福并没有一开始就带领数千童男女入海，而是入海数年无所得后，才以诈言得到秦始皇的相信，而如此行事的。此外，这一记载还有几点补充，一是徐福的入海，应该是从东南陆地出发的；二是徐福在率童男女3000人入海的同时，还带去了谷种以及百工随行；三是这次徐福入海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而是“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史记》被历代史家奉为信史，司马迁如此三番五次地提到徐福入海之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此事的真实性。我们从《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可知，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是很迷信、渴望长生不老的，而方术之士则是最好言长生不老之事的，由此推论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入海求长生不死之药，是完全符合情理的真实之事。只是徐福所说的三神山，《史记·封禅书》只是说在渤海中，具体位置并不确定；而同书《淮南衡山列传》中伍被所说的徐福滞留不归的“平原广泽”究竟在何处，则更是不得而知。
◎ 《三国志》与《后汉书》关于徐福滞留洲说
三国时期的吴国，因为濒海的缘故，与此前以内陆地区为中心的regime相比，更加重视开拓海上交通。根据史书记载，吴国的船队已经远抵夷洲、洲（一作澶洲）一带。《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在黄龙二年（230）的记事中，不但记载了吴国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洲的情况，还延续了徐福入海的故事传说——徐福率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止洲不还。
《三国志》关于徐福入海传说的记载，第一次提到了徐福滞留不归的地方是洲。洲在何处？根据《三国志》的这一记载，当与夷洲属同一方向，都在中国东南外海中，并且相距也不会太远。夷洲即是台湾，而洲有人认为就是今天的日本，与倭国是一地两名。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根据《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当时中国人关于倭国方位的认识，认为就在中国东南外海之中，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在中国东北方。如《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就说倭国：“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传》也沿袭了这一说法，认为它的方位“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
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在其《倭传》中还增补了一些情况——徐福滞留洲后，“世世相承，有数万家”；洲与会稽、东冶有往来，洲徐福的后代时常到浙江会稽来，会稽、东冶的人也时常有入海遭风漂流到洲去的。
◎ 《释氏六帖》提出的徐福滞留日本说
《释氏六帖》为中国五代后周时济州开元寺缁徒义楚所撰，故又名《义楚六帖》。该书在卷21“国城州市部”中有一段话，明确指出徐福入海，滞留的地点就是日本国（也叫倭国），并说倭国“人物一如长安”，东北有一座山，名叫富士山，徐福称它为蓬莱山。后代至今还自称是秦人。这是迄今为止明确指出徐福入海滞留地为日本的最早的中国文献。
不过，《释氏六帖》关于徐福滞留日本的说法，其中既有义楚本人对历代关于徐福传说的理解，主要还是来自他的好友、日本醍醐时代僧人宽辅的说法。五代时期的中日两国交往已经比较频繁了，这个名叫宽辅的僧人，法号弘顺大师，是927年来到中国的，与义楚交往密切。义楚关于日本富士山的描绘，显然是从宽辅处听说来的。
◎ 《日本刀歌》关于徐福赍书东渡日本说
随着中日两国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徐福传说的不断流传，到了宋代，关于徐福入海到日本的说法已经很普遍，开始成为文人们诗词文章的内容。与此同时，徐福入海的传说，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故事情节，徐福赍书东渡日本说便是一个具体事例。此事记载于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之中：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肥沃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欧阳修在所咏《日本刀歌》中，不但再次明确肯定了徐福东渡的滞留地是日本，而且还第一次将徐福东渡的传说与中国秦朝秦始皇焚书事件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徐福在秦始皇焚书之前赍书东渡，才使日本保存了中国失佚的《尚书》百篇。
欧阳修的“赍书说”，也许是当时已经流行的一种传说，也许是文人欧阳修的一种主观想象，现在我们对此都不得而知。不过这个说法，后来在日本却是产生了很大影响。如1339年日本南朝重臣北 亲房著《神皇正统记》，就将《日本刀歌》所记徐福赍书东渡日本说当作信史加以记载，并且认为由于中国秦朝的焚书坑儒，“孔子全经唯存日本矣”。近年来，有个名叫铃木贞一的学者，通过潜心研究据说是中国先秦典籍的《宫下文书》，甚至统计出徐福当年携带到日本的书籍共有儒家经书1850卷、其他典籍1800卷，认为这大致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典籍。
◎ 徐福东渡的传说在日本
徐福东渡的传说，从中国古文献的记载来看，大致经历了从《史记》的“入海说”，到《三国志》与《后汉书》的“渡洲说”，再到义楚《释氏六帖》的“渡日说”，最后衍生出宋欧阳修的“赍书说”。于是乎，一个系统的徐福的传说就这样形成了。而传说的内容则比较简单，无非是率领童男女，携带五谷种子以及百工随行，宋以后才有了赍书一说。然而在日本，关于徐福的传说更为丰富，不但有文献记载，还有文物遗迹，传说的内容也更为具体。
日本文献对徐福传说的记载比较晚。8世纪成书的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了早期秦民东渡日本和移民的一些情况，却没有记载徐福的传说。也许是8世纪以前的中国文献还没有明确提出徐福“渡日说”，虽然《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指出洲和倭国的方位都在“会稽、东冶之东”，但毕竟没有明确说洲就是倭国。一般认为，日本最早记载徐福传说的文献，就是上文提到的著于1339年的北 亲房的《神皇正统记》。从这以后，关于徐福渡日的传说便在日本流传起来，收录徐福传说的书籍也逐渐多了起来。
在日本的徐福传说中，人们给予徐福高度的评价。在他们看来，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来到日本，还有随行的百工，并且带来了五谷种子和先进的生产农具、生产技术以及医术药物，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如此，日本人民尊称徐福为“司农耕神”、“司药神”。
近年来，在中日学界还有一种说法，即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的神武天皇。其实，近代中国的变法人士黄遵宪在所著《日本国志》中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不过这种观点再度被提出，也反映出徐福对于日本人来讲，是一个与神武天皇一样神秘的人物，他们其实都是无法作出真正探究的传说人物。
与中国关于徐福的传说有一个重要不同，那就是日本人确信徐福是从日本的纪州熊野的新宫（今和歌山县新宫市）登陆的。至今新宫市还有徐福墓和徐福祠（现称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徐福的日子。在祭祀活动期间，一些地方街头扎上彩带，男女老幼手提彩灯，有的还身着印有汉字“徐福”的和服，以表示对这位前贤的怀念。那么徐福墓和徐福祠究竟是什么时候建的呢？现在已无法知晓。有学者认为最晚当在14世纪70年代以前，因为在1368年日本僧人绝海中津来到明朝，后来他觐见明太祖朱元璋时，曾赋诗提到“熊野峰前徐福祠”，说明此时以前日本熊野已有徐福祠了，有祠自然也该有墓。
近年来，在江苏连云港普查地名时，发现赣榆县金山乡有个徐阜村，原名叫徐福村。经考证，认为就是东渡传说中的徐福的故乡。1985年12月，人们在徐福的故乡——赣榆县金山乡徐福村，竖起了一座题写着“徐福村”的石碑，以纪念这位最早东渡日本的使者。
◎ 徐福的传说与秦民东渡
徐福东渡是一个历经2000年之久的历史传说，至今仍然有其生命力。一个具有如此漫长历史和生命力的传说，自然是不能被我们简单地否定的。究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徐福入海，为有“信史”美誉的《史记》最早记载，而且该书在若干篇章都记载了此事。后来的《三国志》和《后汉书》也同样将此事当做信史加以记录，只是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徐福的滞留地就是会稽、东冶海外的洲。以上三书与《汉书》合称为中国古代正史的“前四史”，代表了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徐福入海之事本身产生任何的怀疑。
第二，关于徐福入海最终到达与滞留的地方究竟是否为日本，《史记》的记载只是说“在渤海中”，似乎离陆地不远，却又“莫能至”，确实没有透露与日本相关的信息。但是，结合《三国志》的《吴书·孙权传》、《魏书·倭人传》和《后汉书·东夷列传》来看，它们所提到的徐福滞留洲说，以及洲的方位与倭国的方位都是在中国会稽、东冶以东海外，从逻辑上推论，洲当属倭国或倭国的一部分。
第三，徐福东渡日本，以当时的条件是否具有可能性。我们认为，徐福东渡是一次想法成熟、准备精心的行动，他对于寻求到蓬莱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渡海的成功系数又有多少等等问题一定是有考虑的。如果此事危险太大，成功渺茫，他只是为了躲避秦朝苛政，尽可以想想别的办法，不必要冒着可能是九死一生的危险。首先，徐福为秦琅琊郡人氏，相传为今江苏赣榆县金乡徐福村人，靠近沿海地区，熟悉海事。其次，徐福入海是得到秦始皇的许可和支持的，他的一切行事，尽可以假天子之令，这为他入海之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再次，春秋战国时期先民们的渡海，多少也会为秦民东渡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2000多年前的古代东海与黄海，由于大陆漂移的缘故，并没有今天这样宽阔。尽管当时的造船技术还很落后，但渡过并不十分宽阔的东海或黄海，还是有相当的可能性的。
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其内容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其实并不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也许徐福没有真的到达日本，也许日本的徐福墓、徐福祠都不是真实的，更有可能徐福只是日本的中国移民传说的一个缩影。不过传说本身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日本人民对于早期中国移民向日本传播先进的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是抱着感激之情的。也正因此，中日两国才有了徐福东渡日本这样的历久不衰的历史传说，才有了人们对于这位伟大渡海人士的祭祀和怀念。
来源 http://www.009bbs.com/read.php?fid=15&tid=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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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光武帝授金印之谜
古代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不但有具有严肃特点的史书的记载，而且有充满着遐想的动人的传说，还有那常年埋藏在地下的最具有说服力的实物。在日本距离中国大陆较近的九州地区，曾经在发掘的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后）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由中国大陆传去的古器物，主要是铜镜、铜剑、铜茅等。而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历史上汉光武帝授于倭王的那块弥足珍贵的金印，竟然也在1700余年之后于日本九州的志贺岛奇迹般地重见了天日。这一重大发现，无疑是反映中日两国古代交往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 中国史书关于汉光武帝授金印的记载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南朝人范晔撰《后汉书》，其《倭传》有关倭国列岛情况的记载，几乎全部抄自《三国志》。不过，在谈到两国之间交往时，则有不少增补内容，其中关于汉光武帝赐倭人印绶的记载，便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后汉书·倭传》中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是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后汉书·倭传》明确记载了这一年光武帝接见倭国使者，向倭人“赐以印绶”之事。由于在《后汉书》之前问世的《三国志》未载此事，而《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又是最早系统记载日本列岛情况的史书，加上也没有旁的记载可资佐证，此事的可信度，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受到一些史家的质疑。
◎ 日本福冈县志贺岛汉金印的发现
1784年阴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
说起金印的发现，其实是很偶然的。当时志贺岛农民甚兵卫正在为防备来年可能出现的旱灾而修筑一条水渠。在搬动一块大石头时，他无意间发现了大石底下一块与泥巴相裹着的金属。他并不认识此物，便让家里人和近邻辨识，一个名叫才藏的米铺主人告诉他这是一方金印，不过这个人也没有认识到此印章的价值。后来消息传到地方官那里，金印便逐级上交到了管辖这片土地的黑田藩主的手中，他赏给了农民甚兵卫五枚白银，又将此印送给藩中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叫龟井南溟的儒者鉴定。龟井南溟经过仔细鉴定后告诉黑田藩主，这方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便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汉光武帝所赐印章。黑田藩主知道这方金印的价值后，便将它作为传家之宝珍藏起来。据近代变法人士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他当时做驻日本公使时，“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印是“蛇钮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现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冈市立美术馆中，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当年发现金印的地方，早在1922年就树立了一块刻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以作纪念。
◎ 志贺岛汉金印的真实性问题
那么，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果真是《后汉书》中记载的、被人们传说已久的汉光武帝所赐日本委奴国王的印章吗？龟井南溟的鉴定究竟是否可靠？经过中日双方的学者的长期考证和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证实金印的形制是符合汉制的，它的真实性完全可以确定。
志贺岛汉金印后来经过实测，它的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厘米见方，高约2.2厘米，蛇钮高1.3厘米，阴文篆书。根据汉制，赐予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这块金印每边长为2.3厘米，正好符合东汉建初铜尺的一寸，可以说在尺寸上是符合汉制的。
不过，汉代的印章是等级分明的，一般从质地来讲，天子是玉印，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银印，蛮夷则为铜印；从印钮来讲，诸侯王为驼钮，列侯为龟钮，将军为虎钮，蛮夷则为虺钮。从这两方面看，学者认为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并不完全与汉制符合，所以当初龟井南溟鉴定此印时，也说与汉制有一些出入。不过，龟井南溟认为蛇钮倒是可以解释得通，因为蛮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类，蛇钮应该同于虺钮。这个问题随着1956年中国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的东汉金印出土，得到了明确的解释。在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钮金印。这个发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东汉所赐蛮夷的印章，并不完全依照汉制；金印驼钮本为诸侯王印章，蛮夷一般为铜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钮的。
◎ 金印与中日的早期交往
自从金印发现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那么，为何一枚金印会受到中日两国学者如此的重视？它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首先，日本九州志贺岛汉金印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代史籍记事的严谨，一条看似不经意的记载，却决不是凭空而来，它一定是有所依据的。
其次，汉光武帝赐予日本委奴国王金印，说明早在公元57年时，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汉朝奉贡朝贺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赐给委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皇朝对于委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广言之，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
再次，金印是古代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标志和证据。古代中日之间的往来，最早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先秦时期，更有一些中国难民经过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也有少数直接从海上到达日本，关于这些被日本称作“渡来人”的中国流民，在中日两国特别是日本的早期史书和其他书籍中都有很多的记载。相对而言，在公元前后日本弥生时代中日相互间的往来可能更加频繁一些，这一点从考古发掘中已经得到证实，同时史籍中的记载也可为佐证。就在《后汉书·倭传》记载光武帝赐金印之事后，又接着记载了汉安帝时日本倭国遣使的情况：“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永初元年，即107年，这与上次委奴国遣使相距刚好50年。这里所献“生口”，一般认为是奴隶，也有学者认为是派来学习的，近似于后来的遣隋使、遣唐使。不过无论哪种说法，从“百六十人”这个数字可见，这次的遣使规模确实是很大的。将此两件事结合起来看，说明日本弥生时代，也就是中国汉朝时，日本遣使往来不但比较频繁，而且规模也比较大。由于比起书籍记载，实物更具有直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印无疑是古代中日友好往来的最好的见证。
最后，随着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不断的民间往来，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贺，先进的中国古代文化也因此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古代日本，这对于古代日本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离中国最近的九州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来源 http://www.009bbs.com/read.php?fid=15&tid=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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