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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祭》到《城记》历史打在人心上
(2004-03-25 10:41:01)
《城记》的责编张志军回忆２００１年初，王军抱着厚厚两大本６０多万字的书稿，第一次来到三联书店的情形时说：“他看上去很憔悴，闭着眼睛就来了。”
十多年的研究，一年多的写作，王军自己形容说，是一次地狱的体验。当这６０万字呈现在张志军面前时，她看到了一个人情感的陷入：“长时间的研究和写作，他已经深深地陷了进去，在他的叙述中渗透了过多的主观情感。”这种主观情感，其实从原来的书名就能看出来，王军的初稿叫《城祭》。张志军说：“这个书名冲击力太大，而历史还没有完，许多是非功过在等待评说，用一个‘祭’字，似乎有些终结的味道。”
其实王军的本意，也是要做一种深度报道，他是一名记者，原本也擅长。而同时作为一名保护北京的斗士，他眼看着梁思成的忧虑，正一天天地变成现实，梁思成的个人悲剧已经变成一种历史的悲剧，一个城市的悲剧，他很难从这种心痛中出来，用冷静的态度，进行客观的陈述。
从２００１年５月确定选题，到２００３年底出书，两年多的修改过程，对王军，对这本书来说，就是这样一个超拔的过程，它对作者和责编来说，也是一种折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城记》四易其稿，从６０多万字，变成２５万字。修改后，王军曾对张志军戏言说：“你又逼我在地狱里多走了一回。”
修改工作是从梳理史实开始的，原书的开头是以和梁思成一起提出“梁陈方案”的陈占祥的追悼会切入的，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后来王军改成用１９９８年“粤东新馆”被拆毁开篇，用这样一个“北京还在拆”的现实，切入对１９４９年到文革前，近２０年的城市规划史的叙述。
修改后的《城记》是一部客观的城市记录，张志军认为，抽掉了所有的主观情感后，心痛感却是抽不掉的，作为编辑，她必须反复阅读全书，每次阅读，都会让她心痛到不得不在每节之后停顿一会儿。
原本６０多万字的《城祭》在修改后，其实是两本书。一本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城记》，抽掉的大量关于梁思成个人际遇的叙述，现在正在由王军整理成一本梁思成传。张志军说，没有人比王军更适合为梁思成做传了，从厚厚的一部《梁启超年谱长编》随便找个内容，他差不多都能说出，该事件在书中所在的位置。
另一本暂定名为《胡同之死》的书中，王军将沿着《城记》的历史进程，讲述从１９６６年到现在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古建筑的命运，分析为什么那么多人奔走呼吁，却挡不住北京被拆毁的命运。我们不知道这部作品是否会像《城记》那样让人心痛，只知道这是王军又一部北京的历史，对于这个曾碾碎了梁思成梦想的历史，张志军有一种感受：“历史打在人心上一定是很疼的”。
(文／本报记者 洪蔚)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的一项统计，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99个。由于道路拥堵，按计划，在中关村路，332路公共汽车每小时应通过19个车次，而交通高峰时间经常只能通过9个车次；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经常要花160分钟。
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大气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问题。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三环路以内的汽车尾气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为30％多，现在翻了一倍。其比重的增加，虽与锅炉等其他污染源减少有关，但汽车尾气污染的增长趋势是明显的。这表明，北京市中心区的交通已相当繁重。作为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
北京市中心区现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业与交通，而目前市区的核心——明清古城内，商业性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东城区大规模发展王府井商业区，并提出建设北京“中央商业区”、“现代化中心城区”的口号；西城区则在加速建设金融街，同时还要把西单商业区发展到15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崇文区大力推进崇文门外商业街的建设；宣武区也在加快建设以菜市口为中心的商业区。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筑取代，中心区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承受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 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
北京市区的“中央大团”集中了行政、商务、商业、文教等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业功能，“边缘集团”则以居住为主要功能；而在离城市更远的郊区，又规划有良乡、大兴、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卫星城镇，它们现已开始为市中心区承担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区建设的望京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25至30 万；在远郊区建设的回龙观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30万。它们的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城市，但它们的功能只以居住为主。为了就业，居民们必须早晚拥挤在往返于城郊之间的交通之中。在如此钟摆式的流动中，许多市民都要花很长时间奔走于家庭与单位之间，生活与就业成本难以降低，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超负荷运转。
与此同时，这样的住宅郊区化发展模式，又对市中心区的人口疏散产生消极影响。因为，缺乏就业功能的郊区，很难吸引市区的居民，从而导致中心区建设与郊区发展相互掣肘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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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着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2000年2月22日，《经济参考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青年建筑学者方可的文章《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尖锐指出：“精华日遭蚕食，京城‘撑’破在即”，“旧城内大规模拆房开路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当前的交通拥堵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旧城‘聚焦’效应，使旧城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考虑到日本东京由于城市过度拥挤而不得不准备迁都的事实，若北京旧城过分拥挤的局面不可收拾（百米宽的长安街目前已经经常堵车），北京被迫‘迁都’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长期以来，北京各届政府由于大都急于在任期内做一番‘宏伟’事业，并且常常把城市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中央的支持上，因而一直缺少对北京未来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研究。其结果导致城市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大都着眼于眼前的经济建设需要，并且多集中在旧城做文章，使北京多次错过了合理解决‘旧城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矛盾的机会。”
在这篇文章里，50年前的往事被再次提起。方可介绍道，20世纪 50年代初，新中国定都北京，百废待兴，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当时的中心区主要是指中央的行政中心）。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方主张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予以发展，主要理由是：旧城本来就是故都，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似乎顺理成章。另一方为梁思成、陈占祥等，主张在当时的西郊（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另立行政中心。“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作是‘封建社会’遗留，主张对旧城进行‘革命’和‘改造’，因此，这场原本非常学术味的争论，很快就被一些人从政治上加以否定了。”
他认为，“今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见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带来的后果，不能不感叹梁思成当年的远见卓识。从北京1950年以来发展的事实来看：短短四十余年，市区建设已经‘摊’到四环一带，不算卫星城，今天的北京市区面积已经是旧城的六至七倍，等于又建了好几个北京旧城，如果当初能够有计划地集中建设，完全可以在旧城外建设几个新的中心。由此可见，梁思成的主张不仅是一个新的行政中心选址问题，而且是关于北京城市空间未来发展的一种战略思考。”
历史就这样画了一个圈，许多问题又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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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元旦，梁思成在他的日记本上留下最后一行字：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