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的亲情世界——毛泽东和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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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谷 网摘
中央对毛泽东江青结婚“约法三章”
“主席结婚，惊天动地！”
1938年11月20日，从贺子珍出走苏联后当了近一年单身汉的毛泽东，与一个从上海来的女演员蓝苹结了婚。也就在这一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战斗机的轰炸。于是民间就有了这句名言，而毛泽东的家也连夜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婚后，这个叫蓝苹的女人改名江青。蓝苹是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于1937年8月下旬来到延安的。来到延安后，蓝苹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中央随即对她进行了审查。随后她于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在这里遇到了当年她母亲在诸城帮佣的张家二少爷，如今已经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他乡遇故知，蓝苹似乎找到了一个“靠山”。
这年春节，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剧队和延安的戏剧工作者第一次联袂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蓝苹也参加了这次演出。演出后，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了全体演出人员。蓝苹就是在这次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45岁的毛泽东和刚刚来延安才一年的24岁的蓝苹结婚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事。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处理也十分慎重，还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
毛泽东本人20世纪50年代在和他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周世钊谈话时，曾讲述过当年中共高层是如何处理他和江青的婚事的。他说：“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12点半钟，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尽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这个“约法三章”来自王若飞的笔记本。因国民党军队1947年进入延安时获得后公开。王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的这个会议记录是可信的。
“文革”爆发后两人感情裂痕不断加深
从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二十多年间，江青对于毛泽东个人生活的照顾，还是尽了责任的。但事情在胜利进城以后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不久，毛泽东赴苏联访问。就在这时，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毛泽东同意了，但也来了个“约法三章”。毛泽东的信是通过电报发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转交给江青的。信中说———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在毛泽东的家书中，往来信件最多的要数江青。仅在“文革”中，就不下数百件。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她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给予“约法三章”，并作了具体的限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的缺点暴露出来了。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发现江青“爱好虚荣，爱出风头。自私妒忌，专横跋扈，甚至打击报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林克还逐渐发现江青身上“滋长了一种危险的苗头———政治权欲”。
“文革”爆发后，“江青对毛泽东越来越不照顾、不体贴，反而不断干扰。毛泽东感情上得不到安慰，双方感情上裂痕不断加深。当然，感情上的离合是双方面的，这与毛泽东交际日趋广泛、对江青的冷淡也不无关系。”林克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与江青已经分居，他从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未结束，政治上还互有需要。”
“滴水洞”毛泽东构思“文革”战略
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见面，谈到了自己两年前的1962年7月6日在北京看到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认为它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大毒草”，要对此剧进行批判。柯庆施立即将此事交给张春桥办理，于是张春桥找到了“笔杆子”姚文元。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中国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1969年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时说：“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可见，此文的发表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江青又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黑线专政论”，成了否定建国十七年文化战线、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定首先要起草一份纲领性文件。他指定了起草的组成人员，其中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等10人，以陈伯达为组长。1966年4月16日，起草小组成员聚集上海锦江饭店。因陈伯达、康生奉毛泽东之召去了杭州，所以最初的起草工作由江青主持。这个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也就成了“文革”全面发动的日子。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康生任顾问。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从1965年秋天到1966年7月18日这半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南巡”。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18日回到了仅在1959年回来过一次的故乡湖南韶山冲，住进了他的故乡别墅———滴水洞。从18日到28日，毛泽东在这自称为“西方山洞”的滴水洞里一住就是11天，在这里构思起草了一封极不寻常的信，与《五一六通知》足以相提并论。因此，它被人们形容为具有“政治遗嘱”性质和“文革”又一纲领性文件的信。信是写给江青的：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又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
当年陪同毛泽东回滴水洞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形成的。”
毛泽东在这封家书中说，这十几天中，“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6月1日，毛泽东除了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外，还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大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6月1日，毛泽东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于是乎，全国局面顿时大变，北京乃至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迅猛地掀起了“革命”高潮。
6月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在南昌接见江西省委领导人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30日到武汉时，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告诉他们本定于7月1日发表他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因为此文是着重论述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这就是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下这封信的背景。
江青在九大飞黄腾达
信中的“魏、陈二同志”分别是指魏文伯和陈丕显。魏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希望江青她暂时还在上海住一段时间。因为他“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即7月12日会见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和7月17日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信中所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和“天才”问题的长篇讲话。林彪在这篇骇人听闻的“政变经”中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从此，“现代造神运动”的狂风吹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对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真实心境和心态，毛泽东本人其实是不赞成个人崇拜的，而且“总感觉不安”，并“历来不相信”。但是他却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林彪制造个人崇拜的“天才论”和“政变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逼上梁山”。但他为什么还要坚持违心呢？他说：“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其实，毛泽东在武汉写好这封信之后，是先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的。之后，此信由周恩来带到上海交给江青。周恩来看后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信中委婉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毛泽东同意了。于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的内容。林彪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了悔悟之意。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不过，保留了一份抄件。毛泽东选择在“九一三”事件后公布这封信，也是有特别用心的：一是为了在这极为难堪的处境中用这封信来证明毛泽东始终是“明察秋毫”的，从而继续维护个人崇拜；二是尽可能缩小“九一三”事件给现代造神运动带来的消极作用。但“九一三”不仅使人民群众逐渐在个人崇拜的狂热中清醒，也使毛泽东本人陷入极大的痛苦、难堪的境地，此后，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
毛泽东在“文革”序幕刚刚拉开之时，给已经分居的江青写这封信，他这个时候对江青是信任的。
在1969年中共召开的九大上，江青飞黄腾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紧接着在第二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争权夺利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江青一边。林彪集团，他的主要干将在中共九大上都进了中央政治局，而林彪本人又作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堂而皇之写进了党章，而当这两个集团打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却支持了江青。
江青对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发难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以自我爆炸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这令毛泽东黯然神伤，打击非常之大。江青却笑了，因为“枪杆子”林彪集团的自取灭亡，无疑给她的“笔杆子”集团消除了夺权之路的主要障碍和敌手。于是在中共十大之后，处心积虑想窃取最高权力的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
但毛泽东没有糊涂，他开始对江青的政治野心有所察觉，对江青开始进行遏制。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拒不会见江青。江青无奈只好在毛泽东住处最外面的那道门外边等候。过了好一会儿，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毛泽东写的一封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他对江青重新认识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直至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江青想见毛泽东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提出申请，在得到毛泽东许可后方可见上一面。
1974年3月24日晚，病重的周恩来强忍病痛，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几乎同时，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厉声呵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原因就是这份由外交部就中国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的专题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该次大会。周恩来批示同意了，毛泽东也亲笔圈阅了，准备正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本来江青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今天又看了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 1974年春，专门研究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要出席这次会议。而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实在不能远行。3月20日，外交部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收阅报告后，随即建议由邓小平当团长、同时由已连续三年出席联大的“识途老马”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出于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虑，毛泽东又对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此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写报告正式提出为好。
周恩来焦虑万分，他担心江青一伙再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便迟迟不肯住院。与此同时，江青还不罢休，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王海容、唐闻生在25日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毛泽东的秘书回电话了，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3月26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江青仍肆无忌惮地发难，并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她俩就认真如实地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是毛主席的意见一说，江青还不罢休，气呼呼地说：“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知道内情后，非常不高兴。3月27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毛泽东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尽管如此，视邓小平为“眼中钉”的江青并不罢休。1974年江青竟然在一次有若干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讲话，明目张胆地妄言称：“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有人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对江青如此的言行，毛泽东是清楚的，也是不满的。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众公开点名批评了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个工厂就不要开了。”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说。语气中透着一种不满的情绪。“钢铁公司”是毛泽东送给邓小平的。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因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上海帮”由此而来。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江青善意地敲了警钟。可是江青不甘心自己的“女皇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破灭。
10月17日晚，在讨论四届人大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攻击邓小平。“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做了许多文章。
于是，江青拿着“风庆轮”的材料，咄咄逼人地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沉默。江青又厉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忍无可忍：“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完拂袖而去。挫败“组阁”阴谋，支持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当日晚，“四人帮”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决定派王洪文立即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第二天，王洪文急飞长沙。当日晚上，毛泽东接见了他。于是，他诬称“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特别攻击了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反而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告诫说“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也就是在18日这一天，江青又把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十号楼谈话。江青对她俩说：“主席很快就要在外地会见外宾，有个重要情况请你们在陪同外宾去的时候向主席报告。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和我发生了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到达长沙，她们向毛泽东报告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达了对江青“四人帮”的不满。毛泽东立即对她们做了如下指示：“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还不死心，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方案：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而这个金祖敏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只是上海电机厂的工人、工段长，中共十大期间，突然有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当上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这封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但江青完全没有听进毛泽东的劝告，竟然还托人带来口信，提出要王洪文做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要当党的主席。”毛泽东坚定不移地支持了周恩来、邓小平，挫败了江青的组阁阴谋。
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的口号：“党内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想用“经验主义”影射富有经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们，目的仍是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邓小平立即注意到江青的这个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1975年5月3日，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异乎寻常地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话。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出席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来往的人极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正因此，5月3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一一打招呼。会议开始后，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两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当着所有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所指的“材料”是指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的材料。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6月3日先后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也不再由王洪文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了———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写出了书面检讨。“女皇梦”彻底破灭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讨论《水浒传》。毛泽东即兴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再比如：“《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
江青知道后，觉得有机可乘，立即发起了一场“评《水浒传》运动”。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传》“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因为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迅速收到成效，让全国人民从长期的混乱中看到了希望，人心大振。但是，全面的整顿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这种情势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容。
毛泽东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便提出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然而，邓小平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
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的。毛泽东批示：“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泽东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是理所当然的继任者。但在1976年1月2日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就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两星期之后，“消失”的邓小平又突然露面了！1月15日下午三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时候，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致悼词。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6年10月6日，江青在钓鱼台被捕，她的“女皇梦”彻底破灭。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始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首犯。江青的判决书长达一万六千字。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江青关押于秦城监狱。
1983年1月，江青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江青保外就医。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酒仙桥住处高烧不退，随后住进公安医院。住院期间，江青每天早上坚持阅读毛泽东著作，然后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5月10日，江青当众撕毁自己写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回到自己酒仙桥住处。
5月12日，江青拒绝女儿李讷夫妇来医院探望。
5月13日，江青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写下一行文字：“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1966年的今天，江青受毛泽东委托，在上海挂帅起草“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五一六通知》。
5月14日凌晨，江青在自己住处自缢身亡。
6月4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刊登了新华社关于江青自杀的新闻……
中央对毛泽东江青结婚“约法三章”
“主席结婚，惊天动地！”
1938年11月20日，从贺子珍出走苏联后当了近一年单身汉的毛泽东，与一个从上海来的女演员蓝苹结了婚。也就在这一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战斗机的轰炸。于是民间就有了这句名言，而毛泽东的家也连夜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婚后，这个叫蓝苹的女人改名江青。蓝苹是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于1937年8月下旬来到延安的。来到延安后，蓝苹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中央随即对她进行了审查。随后她于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在这里遇到了当年她母亲在诸城帮佣的张家二少爷，如今已经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他乡遇故知，蓝苹似乎找到了一个“靠山”。
这年春节，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剧队和延安的戏剧工作者第一次联袂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蓝苹也参加了这次演出。演出后，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了全体演出人员。蓝苹就是在这次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45岁的毛泽东和刚刚来延安才一年的24岁的蓝苹结婚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事。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处理也十分慎重，还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
毛泽东本人20世纪50年代在和他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周世钊谈话时，曾讲述过当年中共高层是如何处理他和江青的婚事的。他说：“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12点半钟，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尽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这个“约法三章”来自王若飞的笔记本。因国民党军队1947年进入延安时获得后公开。王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的这个会议记录是可信的。
“文革”爆发后两人感情裂痕不断加深
从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二十多年间，江青对于毛泽东个人生活的照顾，还是尽了责任的。但事情在胜利进城以后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不久，毛泽东赴苏联访问。就在这时，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毛泽东同意了，但也来了个“约法三章”。毛泽东的信是通过电报发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转交给江青的。信中说———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在毛泽东的家书中，往来信件最多的要数江青。仅在“文革”中，就不下数百件。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她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给予“约法三章”，并作了具体的限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的缺点暴露出来了。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发现江青“爱好虚荣，爱出风头。自私妒忌，专横跋扈，甚至打击报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林克还逐渐发现江青身上“滋长了一种危险的苗头———政治权欲”。
“文革”爆发后，“江青对毛泽东越来越不照顾、不体贴，反而不断干扰。毛泽东感情上得不到安慰，双方感情上裂痕不断加深。当然，感情上的离合是双方面的，这与毛泽东交际日趋广泛、对江青的冷淡也不无关系。”林克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与江青已经分居，他从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未结束，政治上还互有需要。”
“滴水洞”毛泽东构思“文革”战略
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见面，谈到了自己两年前的1962年7月6日在北京看到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认为它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大毒草”，要对此剧进行批判。柯庆施立即将此事交给张春桥办理，于是张春桥找到了“笔杆子”姚文元。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中国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1969年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时说：“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可见，此文的发表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江青又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黑线专政论”，成了否定建国十七年文化战线、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定首先要起草一份纲领性文件。他指定了起草的组成人员，其中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等10人，以陈伯达为组长。1966年4月16日，起草小组成员聚集上海锦江饭店。因陈伯达、康生奉毛泽东之召去了杭州，所以最初的起草工作由江青主持。这个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也就成了“文革”全面发动的日子。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康生任顾问。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从1965年秋天到1966年7月18日这半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南巡”。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18日回到了仅在1959年回来过一次的故乡湖南韶山冲，住进了他的故乡别墅———滴水洞。从18日到28日，毛泽东在这自称为“西方山洞”的滴水洞里一住就是11天，在这里构思起草了一封极不寻常的信，与《五一六通知》足以相提并论。因此，它被人们形容为具有“政治遗嘱”性质和“文革”又一纲领性文件的信。信是写给江青的：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又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
当年陪同毛泽东回滴水洞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形成的。”
毛泽东在这封家书中说，这十几天中，“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6月1日，毛泽东除了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外，还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大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6月1日，毛泽东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于是乎，全国局面顿时大变，北京乃至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迅猛地掀起了“革命”高潮。
6月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在南昌接见江西省委领导人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30日到武汉时，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告诉他们本定于7月1日发表他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因为此文是着重论述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这就是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下这封信的背景。
江青在九大飞黄腾达
信中的“魏、陈二同志”分别是指魏文伯和陈丕显。魏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希望江青她暂时还在上海住一段时间。因为他“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即7月12日会见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和7月17日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信中所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和“天才”问题的长篇讲话。林彪在这篇骇人听闻的“政变经”中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从此，“现代造神运动”的狂风吹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对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真实心境和心态，毛泽东本人其实是不赞成个人崇拜的，而且“总感觉不安”，并“历来不相信”。但是他却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林彪制造个人崇拜的“天才论”和“政变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逼上梁山”。但他为什么还要坚持违心呢？他说：“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其实，毛泽东在武汉写好这封信之后，是先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的。之后，此信由周恩来带到上海交给江青。周恩来看后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信中委婉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毛泽东同意了。于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的内容。林彪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了悔悟之意。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不过，保留了一份抄件。毛泽东选择在“九一三”事件后公布这封信，也是有特别用心的：一是为了在这极为难堪的处境中用这封信来证明毛泽东始终是“明察秋毫”的，从而继续维护个人崇拜；二是尽可能缩小“九一三”事件给现代造神运动带来的消极作用。但“九一三”不仅使人民群众逐渐在个人崇拜的狂热中清醒，也使毛泽东本人陷入极大的痛苦、难堪的境地，此后，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
毛泽东在“文革”序幕刚刚拉开之时，给已经分居的江青写这封信，他这个时候对江青是信任的。
在1969年中共召开的九大上，江青飞黄腾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紧接着在第二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争权夺利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江青一边。林彪集团，他的主要干将在中共九大上都进了中央政治局，而林彪本人又作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堂而皇之写进了党章，而当这两个集团打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却支持了江青。
江青对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发难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以自我爆炸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这令毛泽东黯然神伤，打击非常之大。江青却笑了，因为“枪杆子”林彪集团的自取灭亡，无疑给她的“笔杆子”集团消除了夺权之路的主要障碍和敌手。于是在中共十大之后，处心积虑想窃取最高权力的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
但毛泽东没有糊涂，他开始对江青的政治野心有所察觉，对江青开始进行遏制。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拒不会见江青。江青无奈只好在毛泽东住处最外面的那道门外边等候。过了好一会儿，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毛泽东写的一封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他对江青重新认识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直至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江青想见毛泽东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提出申请，在得到毛泽东许可后方可见上一面。
1974年3月24日晚，病重的周恩来强忍病痛，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几乎同时，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厉声呵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原因就是这份由外交部就中国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的专题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该次大会。周恩来批示同意了，毛泽东也亲笔圈阅了，准备正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本来江青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今天又看了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 1974年春，专门研究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要出席这次会议。而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实在不能远行。3月20日，外交部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收阅报告后，随即建议由邓小平当团长、同时由已连续三年出席联大的“识途老马”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出于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虑，毛泽东又对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此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写报告正式提出为好。
周恩来焦虑万分，他担心江青一伙再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便迟迟不肯住院。与此同时，江青还不罢休，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王海容、唐闻生在25日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毛泽东的秘书回电话了，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3月26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江青仍肆无忌惮地发难，并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她俩就认真如实地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是毛主席的意见一说，江青还不罢休，气呼呼地说：“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知道内情后，非常不高兴。3月27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毛泽东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尽管如此，视邓小平为“眼中钉”的江青并不罢休。1974年江青竟然在一次有若干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讲话，明目张胆地妄言称：“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有人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对江青如此的言行，毛泽东是清楚的，也是不满的。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众公开点名批评了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个工厂就不要开了。”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说。语气中透着一种不满的情绪。“钢铁公司”是毛泽东送给邓小平的。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因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上海帮”由此而来。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江青善意地敲了警钟。可是江青不甘心自己的“女皇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破灭。
10月17日晚，在讨论四届人大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攻击邓小平。“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做了许多文章。
于是，江青拿着“风庆轮”的材料，咄咄逼人地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沉默。江青又厉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忍无可忍：“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完拂袖而去。挫败“组阁”阴谋，支持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当日晚，“四人帮”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决定派王洪文立即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第二天，王洪文急飞长沙。当日晚上，毛泽东接见了他。于是，他诬称“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特别攻击了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反而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告诫说“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也就是在18日这一天，江青又把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十号楼谈话。江青对她俩说：“主席很快就要在外地会见外宾，有个重要情况请你们在陪同外宾去的时候向主席报告。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和我发生了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到达长沙，她们向毛泽东报告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达了对江青“四人帮”的不满。毛泽东立即对她们做了如下指示：“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还不死心，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方案：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而这个金祖敏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只是上海电机厂的工人、工段长，中共十大期间，突然有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当上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这封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但江青完全没有听进毛泽东的劝告，竟然还托人带来口信，提出要王洪文做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要当党的主席。”毛泽东坚定不移地支持了周恩来、邓小平，挫败了江青的组阁阴谋。
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的口号：“党内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想用“经验主义”影射富有经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们，目的仍是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邓小平立即注意到江青的这个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1975年5月3日，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异乎寻常地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话。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出席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来往的人极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正因此，5月3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一一打招呼。会议开始后，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两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当着所有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所指的“材料”是指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的材料。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6月3日先后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也不再由王洪文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了———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写出了书面检讨。“女皇梦”彻底破灭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讨论《水浒传》。毛泽东即兴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再比如：“《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
江青知道后，觉得有机可乘，立即发起了一场“评《水浒传》运动”。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传》“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因为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迅速收到成效，让全国人民从长期的混乱中看到了希望，人心大振。但是，全面的整顿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这种情势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容。
毛泽东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便提出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然而，邓小平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
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的。毛泽东批示：“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泽东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是理所当然的继任者。但在1976年1月2日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就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两星期之后，“消失”的邓小平又突然露面了！1月15日下午三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时候，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致悼词。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6年10月6日，江青在钓鱼台被捕，她的“女皇梦”彻底破灭。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始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首犯。江青的判决书长达一万六千字。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江青关押于秦城监狱。
1983年1月，江青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江青保外就医。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酒仙桥住处高烧不退，随后住进公安医院。住院期间，江青每天早上坚持阅读毛泽东著作，然后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5月10日，江青当众撕毁自己写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回到自己酒仙桥住处。
5月12日，江青拒绝女儿李讷夫妇来医院探望。
5月13日，江青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写下一行文字：“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1966年的今天，江青受毛泽东委托，在上海挂帅起草“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五一六通知》。
5月14日凌晨，江青在自己住处自缢身亡。
6月4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刊登了新华社关于江青自杀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