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的创新历程与经验

作者：朱志敏,魏启晋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
[中图分类号]K27;D616[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5-0058-07
新中国60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创新进取的60年。回顾创新历程，总结其经验，有助于进一步理性地发扬创新精神，建设创新型国家。
一
新中国60年的创新历程，可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努力创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组织人民群众，动员各方面力量，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管理、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创新工作。
在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创新成果是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化国家，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人民代表大会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大创新，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具有显著特点。众所周知，近现代西方国家制度大体为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度。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提出建立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领导苏联革命过程中相继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则不同，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同盟者。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各民主党派其主张虽与共产党不同，但在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等方面与共产党站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前夕，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号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中一些人还担任了领导工作。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取消民主党派，而是支持并帮助他们完善组织、改进工作，与中共一道担负领导国家的责任。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社会团体为主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起政治协商和政治监督作用。1957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0年代，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建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关系。中国既不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一党执政，也不是欧美等国的多党制，在各国政体中独具特色。
经济方面的创新，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改进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民主主义方针指导下，一度形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的状态。1953年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采取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特别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采取对资本家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经过三大改造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并不完善，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推翻了剥削制度，使几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
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改进是从东北解放区开始进而推向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创新纪录”和劳动竞赛、技术革新运动。从1949年初起，《人民日报》陆续报道华北辛集永和厂工人“赶制慰劳毛巾创新纪录”、津郑铁路发挥机车效能从而“牵引力与速度创新纪录”等消息。1O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号召东北工人阶级创造生产新纪录，迎接全国经济建设的新高潮”。当月下旬形成“从工厂到矿山、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铁路到贸易部门”，“有数十万劳动大军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创造新纪录的群众运动”。“创新纪录运动”最初主要是提高产量，后来逐渐推向技术、工具、管理方式的改进，从而推动了各项技术革新和劳动竞赛。如西北钢铁公司炼钢部为创新冶炼时间纪录将“冷装”炼钢改成“热装”炼钢;机器制造行业“推行高速切削法”使生产水平“飞跃提高”;南京大学机械工厂自制成功“比西门子的产品质高而成本低”的汽轮机叶汽，等等。1953年10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把劳动竞赛从合理化建议与推广先进经验的群众运动引导到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方向上来。此后，“技术革新”成为劳动竞赛的重要内容。从20世纪50至70年代全国各行各业持续开展多种技术革新运动，涌现出许多技术革新能手。特别是60年代初鞍山钢铁厂在技术革新生产过程中创造了一套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现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结合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被毛泽东誉为“鞍钢宪法”在全国推广，甚至还被国外一些企业所借鉴。
在科技创新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注意到世界高新科技发展的动向。在1956年初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并强调“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才可能在技术上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随后中央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有力地激发了科技工作者的创造热情和创新精神，促进科技创新取得不少重大成果。如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等运用独创的地质力学方法，研究地壳运动和油气聚集规律，揭示我国东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地带具有广阔的含油前景，经过勘察、钻探，相继发现并开发了大庆、大港和胜利等大油田，推翻了“中国贫油”的观点，1963年我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应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认识，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原子能专家和技术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氟油、真空阀门、高能炸药三大关键技术问题，相继于1964、1966、1967、1970年成功研制原子弹、携带核弹头地地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著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培育出具有根系发达、分蘖力强、穗大、粒多、产量高等优点的强优势杂交水稻，并进一步形成一套籼型杂交水稻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利用杂交优势取得水稻连续高产的国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协作组成功实现了人工合成具有天然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居世界领先水平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在数学研究方面，王元于1958年证明了(2+3)，使中国科学家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研究上首次处于领先地位，潘承洞和王元于1962年分别证明了(1+5)和(1+4);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陈景润创造性地提出并巧妙地运用“加权筛法”，引进一个转换原理建立了一类新型的“均值定理”，从而取得证明哥德巴赫猜想(1+2)的“陈氏定理”。
这一时期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一方面体现在党和政府下大力气清除了土匪、帮会及包工
头、把头等恶霸，提倡移风易俗，取缔妓院，禁止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废除包办婚姻，实行普及识字的“扫盲”运动，倡导和推行破除迷信，追求科学、平等，爱国家、爱集体、爱劳动，以及为人民服务等新的社会风尚;一方面体现在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市到县、镇或乡(公社)、街道(生产大队)、居民组(生产队)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户籍管理、工作单位所属，以及共青团、工会、妇联、少先队等各级各类社会团体，并将党的基层支部设立在企业厂矿车间(班组)、村(生产大队或生产队)、街道，领导或协助各基层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乡村农民和城市居民组或委员会，形成自上而下的有效组织。同时又借助报纸、广播等现代传媒设施，形成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有效的社会动员网络，为组织数亿人口的现代公民社会生活与交往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尝试尽管没有取得成功，但它在一段时间里将全国农民组织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落后农村面貌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这一时期文化方面的创新，在两个方面特别突出：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思想领域的一系列批判，也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全国高等学校和其他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设政治理论与思想教育课，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指导科学研究，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方针。二是大众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以及文艺“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的方针得到贯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新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向以工农兵生活为原型、以歌颂党和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风尚为内容的方向发展;教育领域提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大办工农速成学校为工农群众子女受教育创造更多机会，到开办半工半读学校探索“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体育领域提倡“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实行“劳卫制”，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医疗卫生大力宣传健康卫生常识、实行全民保健、公费医疗与合作医疗，使亿万人民群众第一次走进现代文明。
总之，在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口号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全面更新民族生存状态和生活面貌的伟大历史活动。这些创新虽然没有使中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但毕竟向现代社会转型迈出了第一步，使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团结一致，共同演绎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这一道理。不过也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前30年的创新探索也经历了不少挫折，十年动乱使国家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
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实践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开始，推进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公社体制的变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则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政企分开起步，经过了指导思想从“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到确认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间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直至确定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创新。
经过一系列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前单纯强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制度，更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简单恢复。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全球经济接轨，有利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体制;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有利于吸收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充满创新活力的体制。
在学术领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就有学者感受到一个新的创新时代的到来。80年代初兴起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创新讨论，从理论界很快推及史学、哲学、经济学等领域，推动了学术研究方法和内容等方面的创新。近30年来，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先后经历了方法论、价值观、语言学的更新;恢复了一度取消的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建立了诸如管理、传媒、行政、民俗、市场经济、营销、广告、国际政治、金融、军事等多种新学术门类、学科或分支学科，完成了与国际学术规范和评估体系的接轨;通过大量翻译出版和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古典、近代和现代的重要学术著作以及国际学术对话交流，引进、借鉴和创新理论、方法、观念和话语形式，追踪当今世界学术的前沿话题，关注当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进程，不断开辟新的研究论域，在人学、价值学、现代化、全球化、阐释学及后现代主义等当代西方哲学、国学与传统文化、文化史、社会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文学评论、文论、教育法、教育技术、信息技术、环境资源、国际政治等诸多学科领域，在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运作等问题的研究中，取得前所未有的创新成果。创新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动追求和鲜明特征。
在科学技术领域，围绕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上持续发展的现代高科技成果逐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国家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做了大量工作。1978～1995年，主要致力于探索国家计划主导下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出台了诸如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高技术发展(863)、“火炬”、“星火”等一系列国家科技发展计划。1995-1998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日益突出了企业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1995年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启动重点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技术创新工程”。1997年12月，中国科学院提交《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提出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具体包括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1998年6月，国务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国家创新体系试点。“十五”计划首次正式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立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促进知识创新工程”的战略任务。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出台，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全面部署，提出要“有效整合全社会科技资源，推动经济与科技的紧密结合，形成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科技中介服务等相互促进、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实践中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伴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科技领域取得众多创新成果。1981年11月20日，继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后，我国学者成功实现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在生命科学领域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研究方面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83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电子学研究所开始共同研制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10月获得试验成功样品，次年找到了用国产廉价低纯度钕稀土铁合金取代高纯度钕生产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的新途径，并筹建了全国第一条钕铁硼生产线，90年代末三环公司成为我国最大的钕铁硼生产出口企业，年生产能力超过1000吨，在世界同类企业中名列第三。1984年吴自良等人协作攻关，发明了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的关键部件“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创造性地生产出高质量分离元件，为我国原子能工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85年2月15日，我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基地——长城站在南极洲乔治岛建成。1987年2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等独立发现了Y—Ba-Cu-O超导体的元素构成，推动了国内外的高温超导体研究，使人们梦寐以求的液氮温区超导体真正成为现实，树立了超导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1981年后，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王选主持研制成功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方正彩色出版系统相继推出并得到大规模应用，实现了中国出版印刷行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1998年，袁隆平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经过一年努力获得成功。2000年.中国科学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基因绘制图，两年后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承担10%的测序任务，使中国基因研究迈上新台阶。2003年，中国加入国际人类蛋白质组计划，并承担其中的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的领导工作，首次领衔国际重大科技协作计划。同期，我国研制出运算速度高达每秒四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深腾6800，实现通用处理器从无到有的飞跃，龙芯2号增强型处理器达到中档奔腾Ⅳ处理器的性能，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高性能通用处理器的核心技术，在国际信息技术前沿占有一席之地。2003-2005年，神州五号、六号载人飞船相继发射成功并顺利返回，表明我国继美、俄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2007年10月24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升空，实现在深空探测领域零的突破。
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重要主体并取得众多成果。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同步码分多址SCDNA无线接入系统是第一个中国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线通信技术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讯国际标准。吉利集团相继研发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五速、六速手动变速器，三档、四挡自动变速器，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等汽车核心部件，掌握了超大升功率发动机的设计制造技术，其自主研发并投人生产的4G18自然进气汽油发动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05年，海信集团成功研发了中国第一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清晰度图像处理芯片——“信芯”，结束了中国彩电没有核心芯片的历史。以ZPMC品牌闻名世界的上海振华港机集团公司成功将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应用到港口集装箱起重机中，解决了起重机的跑偏和堆场箱位管理问题，依靠这一技术成为世界集装箱起重机领域的领跑者，2005年该公司的产品占领了世界集装箱机械市场70%的份额，使我国从大型集装箱起重机进口国变为最大的出口国。
同样不能否认，尽管我国在高新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已有的创新传统和中央不断明确的进一步创新的思想将继续推进和指导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工作，新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步伐必将进一步加快。
三
回顾60年的创新历程，有几点经验值得记取：
第一，新中国创新的源泉来自民族的创新传统。一方面，人们在既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秩序下，为求得衣食丰足或满足情趣，不时要改进生产工具和生活观念，因而有技术层面的创造革新;另一方面，当自然和社会环境发生较大变动时，中国人较少受西方文化特别是宗教的束缚，倾向于根据变化的形势提出主张，推动思想观念、生产方式以至社会制度更新。尤其是近代以来，一代代有识之士为救国救民、推动社会进步、重振大国雄风，不断探索民族独立、富强和现代化的道路。新中国的创新正是发扬传统创新精神的结果。
第二，新中国创新的动力来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品格。马克思主义注重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综括历史、现实和未来，涵容政治、经济与文化，是理论、实际和行动的统一，这些内容特征无不与创新相关联。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新中国、推动现代化、为共产主义奋斗，亦须不断探索、不断开拓，这同样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的特性。历史表明，当代中国的创新进步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党不断根据国情和环境变化，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60年来，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关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以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了不断前进的创新实践，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三，新中国的创新还来自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这里的群众既包括普通工人、农民;也包括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各级干部、各行各业工作人员;同时还包括国有和非国有企事业的从业人员;包括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公民。要坚持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加强对人民群众政治思想和理性思维的引导;一方面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巨大的创新能量。
第四，新中国的创新还在于真正打开国门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全球化的进程提供了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平台和契机。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国外高新技术及在产业升级、市场管理、社会管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对于改变我国落后面貌产生了巨大推进作用，为我国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方向，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少的耗费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世界范围的合作与竞争、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揭示了创新的重要性。我们应当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和扩大开放，立足创新，在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同时，为世界进步提供有益的经验。
最后，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不能忘记60年来我们在创新探索过程中付出的沉重代价。创新需要科学的预见和论证，需要理性地计算成本，需要认真细致地检查评估。科学技术创新是这样，社会文化制度创新亦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