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难不辱真名士

向秀发表着《庄子注》，抚慰着天下人那已疮痕累累的心，阮籍开始向名教发起攻击，宣布要跟世道决裂，但是这些，跟司马家紧锣密鼓的改朝换代，实在没有多大的关系。虽然，文化和思想，它的影响要更深远，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就能决定后来的成百上千年，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定格在某个时刻，或者某一段时间标尺，孰强孰弱，孰为天下主宰，那大概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嘉平五年（公元253年），向秀开始发表《庄子注》，而当政的大将军司马师，也十分成功地镇压了又一场“篡国政变”。这才是天下的主旋律，才是决定着文人们人生命运的根本。司马师无疑是很成功的，曹家在朝廷中最后的余党，在这回镇压之后，基本一举消灭了。而正始名士，也因为最后一位重量级人物夏侯玄的被杀，从此消失在了历史中。
倘我们暂先搁置对司马家几位精英道义上的谴责，那再看他们所面临的局势，也当真是棘手得不知用什么办法才好。司马懿高平陵政变成功了，却弄来了一个口是心非的天下。朝廷里除了跟曹家、曹爽有前仇旧恨的，没有一个从心里支持他。
司马懿跟曹操，可有本质上的不同。当年曹操，整个天下几乎都是他打下来的，他也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甚至从某种角度说，若没有曹操，汉帝的命运还不知会怎么样。而司马懿，虽然擒孟达，跟诸葛亮相持，灭公孙渊，一直被人们称道，但是这些，跟曹操相比，还是差得太远。深思起来不免讽刺，要说司马懿对魏朝真正有决定意义的“贡献”，倒是有两件，一件，就是当年曹丕的篡位，司马懿可帮曹丕出了最有价值的主意。所以，曹丕也喜欢他得很，一登基，居然就把个并没有什么功德可言的司马懿，由性地弄成了朝廷重臣，和陈群一文一武，共掌国政。司马懿也从此发迹。另一件，就是这回的诛曹爽。在冠冕堂皇的说辞上，那是为大魏诛了十恶不赦的“叛逆”，而且诛的“叛逆”还这么多，真是有大功于天下呀。看司马懿这一生，就仿佛一直跟这个“篡”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出道时，靠的是“篡”；去世时，心里谋划的也还是“篡”。好像这个人，便是为“篡逆”而生。因为曹丕，他积累了丰富的“篡逆”经验，于是操作起来，也比旁人精熟得多。曹家天下，本就是他帮着“篡”来的，所以曹氏家族，在司马懿心里也全无天子尊严，指着他当忠臣来守节，那真真是没有可能。
当然，司马懿也十分明白，自己不是曹操，没有那般能号令天下的功业。要想成“非常之谋”，不但要有眼光看准时机，有决心能下狠手，还必须得动心忍性，从长计议。“篡位”可实实在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逆天，逆道，逆人心，一旦失手，便是死了，也要被后人唾骂万年。高平陵政变虽然貌似成功，但离真正的胜利还差得远。天下“貌恭而不心服”，到处都是隐藏的火种，随便掠过一阵什么风，便能顷刻之间燎原。果然，高平陵政变以后的十几年，从京都到地方，从朝廷大臣到方镇统领，“反司马”的行动是此起彼伏，按下这边浮起那边，司马家人的心智和谋略也一次次地经受着考验。高平陵政变的第二年，太尉王凌和兖州刺史令狐愚就秘密发动了推翻司马懿的政变。他们准备拥立楚王曹彪在许昌称帝，也像司马懿一样，来一个“挟天子”。司马懿得到密报，二话没说，以七十二岁高龄，亲自领兵，九天就赶到了肇事地点，一场还没来得及发动的政变，就被扑灭在未燃之中。司马懿当然不能手软，仍然像高平陵一样，立刻夷了这干“叛逆”的三族，楚王曹彪也没有放过。他还以此为由，把曹家所有的王公都迁到了邺城，派人严加看管，再不让他们和外人联络交通。这一回，朝廷和地方上的亲曹势力，又被剪除了一大批。但是，司马懿清楚，这不过是第一次，日后这样的事，恐怕是少不了的。临终跟司马师搞权力交接的时候，他也一定是叮嘱得非常清楚。成就“大业”，那是任重而道远，咱们司马家现在就是在钢丝上跳舞，已经没有退路，但是万万不能急切，一个闪失，必然是身死族灭，遗臭万年。一定要把权力牢牢抓住，该出手时决不能容情；在天下人心还不能收服时，也万不能行那非常之举。看司马师和司马昭，对司马懿这筹谋，也当真心领神会，而且还恭行得非常之好。父子三人如出一辄，该做得都做到了，处处算在人前，防在未发，没出一点疏漏。直到把天下亲曹家的势力一步步消灭干净，同时又培植起了自己的亲信，还通过灭蜀国建了功，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才终于走出来，让大魏皇帝摘下了王冠。
于是，在司马师和后来司马昭的时代，天下的主题便依然是--屠杀和服从。已经站了队，肯定是属于曹家的，那就是死路一条；还没有站过队，不知是哪边的，至少你得出来表个态。不然的话……你今后的日子，可就难说会是怎样了。
司马师的心思，不知人们是不是都领会到了，至少，作为正始名士最后一位时望人物的夏侯玄，可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夏侯玄因为好几年都在凉州那边，所以高平陵政变的“篡逆阴谋”没有理由把他捎上，让他侥幸逃脱了大难。不过政变后没多久，他就被召回朝廷，夺去了兵权。司马懿一死，夏侯玄的朋友，同样是名士的李丰跑来替他庆幸：这回你可算大放宽心啦，再不用天天担心有性命之忧了！谁知夏侯玄却叹了口气，说：你不知道，这个人还能以长辈之礼对待我，暂能容下，但子元、子上吗，只怕是容不得我呀……子元、子上，是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字。夏侯玄很早就和他俩混得很熟，当初跟何晏他们一块儿清谈时，司马师还曾是一位主力。司马师后来娶了夏侯玄的妹妹为妻，只是不幸的是，夏侯玄的妹妹十分聪明，而且有见识，司马师要谋划什么事，她总能帮着想办法，而渐渐地，这位夫人就发现，丈夫竟对大魏存有异心！司马师眼看如此，怕阴谋泄露，竟狠下心把结发妻子毒死了。也不知夏侯玄是不是知道这些内幕，但是，以他对“子元”、“子上”的了解，那么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他也不再抱什么希望了。
大概这种心态，也正是夏侯玄加入“叛逆”行列的原因。早晚是死，不如干脆死节。《三国演义》里，关于嘉平五年这次未遂的政变，曾经有个颇生动的细节。这就是齐王曹芳的“龙凤衫”血诏。
《三国演义》说，齐王曹芳把太常夏侯玄、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召入密室，哭诉被司马师兄弟欺凌的惨状，哀叹大魏天下必然要落在他俩之手。这位张缉正是曹芳张皇后的父亲。三人一听，也个个垂泪，立即向曹芳表明忠心，愿托皇帝诏书，征招天下兵马，讨伐司马师。曹芳一边哭，一边脱下身上的龙凤衫，咬破手指写下血诏，交给了李丰。跟汉献帝那个“玉带诏”，颇有点异曲同工。不过，这回的“龙凤衫”可没有“玉带诏”那么幸运，至少“玉带诏”还传到了刘备的手里，而这个“龙凤衫”根本就没出宫门，便被司马师识破，当场拿下了三名“叛党”……
当然这段“龙凤衫”的故事，很可能是小说家为生动情节，特意而作的润色。不过，历史大框架的真实，大致也是不差的。实际上，这回的主谋是李丰，他联络了国丈张缉，还有另外的三四位亲曹家的官员，准备发动宫廷政变，擒获司马师和司马昭，然后以素有声望的夏侯玄，代替司马师做大将军。不成想，同样跟王凌那回一样，事还没有发，就被司马师暗中得知了消息。司马师马上派人把李丰接到府中，一见面，他也不再遮掩，直接就罗列起了李丰的罪状。李丰一看已经如此，他也不顾忌了，便破口大骂司马师的贼子异心。司马师大怒之下，当即命令府里的勇士，就在自己的堂前，拿刀上的铁环把李丰打死了。然后即刻下令，逮捕张缉、夏侯玄等等“逆贼”。
 
也许这回被捕，对夏侯玄来说，是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的。便是夷三族吗，如果我连这个都不在乎了，你们还能怎样。夏侯玄坦然入狱而来，心里竟已如止水一般。奉司马师命令审这个案子的人，是钟会的哥哥钟毓。钟家这两兄弟，从前跟夏侯玄还有点过节。他们俩曾一心地想跟夏侯玄结交，但心高气傲的夏侯玄，却一直不乐意，从来也不搭理他们。这回一看夏侯玄身陷绝境，钟毓也来了精神，从倾国名士变成了阶下囚，倒看看他还有没有那般的矜傲。钟毓上前拉住夏侯玄的手，故作叹息地说：太初啊（夏侯玄，字太初），唉，你怎么落到今天这地步呢！不想对他这般的亲近，夏侯玄是厌恶依旧，一把甩开钟毓的手，正色回答：志趣不同，做不得朋友。就算今天我是受刑的人，也仍然不是你的朋友。钟毓一看讨了个没趣，立刻想起了司马师交待的正经差事来。他的任务也很简单，就是不论用什么手段，也要让这些人都写出“篡逆”和“服诛”的供词。于是，他就逼着夏侯玄动笔。夏侯玄凛凛瞧着他，呵吒说：我怎么能写这样的话！如果你要交差的话，自己写就是了！钟毓讪讪地不敢再说，知道无论用什么手段，估计让夏侯玄写也是没可能了，只好自己提笔，替夏侯玄写了一大通十恶不赦的罪状。这时，他那个得志的精英弟弟钟会，竟也兴致勃勃地跑了来。一见夏侯玄，钟会比他哥哥还要亲昵，仿佛夏侯玄肯亲近讨好他，他便能跑到主子那儿去替人家开脱一般。夏侯玄终于忍无可忍，愤然说：钟君你为什么要这样相逼呢！说完再不理会。而这时，钟毓也替夏侯玄写完了供词，看着那一条条足够千刀万剐的罪状，也不知是真是假，他竟哭起来了，然后痛心地呈给夏侯玄来看。夏侯玄略略扫了一眼，说了句“就这样吧！”然后抬起头来，仿佛眼里再也没有这两个人。
如果说，钟会或有可能去帮夏侯玄开脱的话，那么另一个人真的出来为夏侯玄讲情，就十分出人意料了。这个人竟是司马昭。夏侯玄还在狱中，司马昭就找到了司马师，流着泪劝哥哥，留下夏侯玄的性命。当然，司马师没有答应。他还进一步阐释了必杀夏侯玄的原因。其实，司马师这解释颇有些多余，夏侯玄是当年曹爽的余党，高平陵政变没有死，已经是漏网。即便这回不死，下次也逃不过去。连夏侯玄自己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难道这个，司马昭竟会看不明白？难道他还真的跟夏侯玄有情意？当然不是。在这里，倒正可以看到，司马昭的过人之处。
比起父亲和哥哥，司马昭料理文人的手段，可是更高一筹的。也可能，到了他那个时候，消灭异己平定天下的工作，父兄都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他也再用不着那般恐怖的手段，大可以摆出一副“惜才”姿态了。看他处置阮籍和嵇康，拉一个，杀一个，对阮籍万般庇护，对嵇康却毫不容情。但无论如何，在同文人的博奕中，他都是胜利者。这回为夏侯玄流泪，跟后来他杀了嵇康又反悔，其实异曲同工。对这等绝顶级别的大名士，他必要这么做。无论夏侯玄还是嵇康，他们都是必须要死的，不过，司马昭要通过这个告诉文人们，我是可以随时料理你们的，但是，我同样也十分爱惜你们，想被爱惜还是被料理，那就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所以，司马昭为夏侯玄流下的眼泪，可是颇有深意。
于是，嘉平五年，李丰、张缉、夏侯玄、苏铄、乐敦、刘贤，一并被司马师按照老规矩，夷灭了三族。跟夏侯玄关系不错的许允，也被调到外面去当官，还没到任，又被司马师找个罪名，改成了流放，最后死在了途中。看这回屠杀，实际上，它就是高平陵政变的一个“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一举收拾了上回的漏网之鱼。这样，整个朝廷里，就再没有能成气候的亲曹势力，剩下的不是早就站到了司马这边，就是司马家新培植起来的党羽。
三世显赫、曾振起正始玄风、写下了著名的《乐毅论》、用新理念帮曹爽治理过国家、跟阮籍针锋相对地辩论过音乐、风姿俊美被人称为“朗朗如明月入怀”的大名士夏侯玄，终于视死如归地走上了刑场，临死也没显出半分怯懦。而同时被杀的李丰，还有后来的许允，也都是才华出众的名士。“嘉平年间，天下名士减半”，此话真真不虚。正始名士走到这里，也终于寿终正寝。
那么，减去了这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又是什么呢？大约也只有两类，一类在司马家的身边，钟会便是典型；而另一类，就是竹林，以嵇康为代表。对竹林来说，无形的桎梏仿佛就在瞬间压上了头顶，阮籍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么，余下的人呢？他们又将何去何从，各自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那凶吉未卜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