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拷问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缺环【作者】张育仁

2008年12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 04:05
灵魂拷问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缺环
【作者】张育仁
一、余秋雨研究何以苍白和尴尬
90年代以来，余秋雨先生一直是备受学界内外广泛关注的“文化名人”。有趣的是，人们的这种“文化关注”几乎都是冲着他那些持续畅销的“文化散文”而来的。如果说，这种把玩或研究仅仅停留在散文艺术方面，即其思想蕴涵、审美趣味、文体风格等，似乎还说得过去。不幸的是，现在许多研究者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而试图通过这些“文化散文”，同时从深度和广度来审视和检讨中国文人的心路历程及其人格构成上的窘迫和缺憾，尤其是从余先生的“文化苦旅”中去发现和追索他本人作为一个“拷问者”的灵魂奥秘，恐怕就有点尴尬，甚至显得有点荒唐了。我的意思是说，当余秋雨作为我们今天需要着重研究的一个“学者型作家”，特别是作为一个试图重新找回知识分子的道德信念和人格力量的文化忧思者，我认为，仅着眼于对其“文化散文”的研究，而不对其从事学术和艺术写作的全部文字进行全面的探究，不仅显得浮浅，而且还显得苍白和盲目。
就现今的“研究”景观来看，不要说余秋雨撰述或主持编写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国艺术史》、《上海文明史》和《戏剧理论史稿》等，一点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即使是80年代曾风行一时，为余先生赢得最初名声的《戏剧心理学》和《艺术创造工程》等，同样被研究者们视而不见。就更不要说把研究的目光投注到余先生早年的一些重要文字中去了。
为什么要执意提到余先生早年的写作?这些文字对全面和历史地探究余先生作为一个名气很大的灵魂拷问者，到底有什么重要和特殊的意义?
不错，正如张伯存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1]；“惰性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僵化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残暴的封建专制制度及伦理道德是余氏拷问文人命运及文化人格的三个层面……”[2]但精彩的是，当“他更多地把笔指向对象世界”时，他确是“下笔力透纸背”；可是，他却很少把笔毫不犹豫地指向自己。张伯存先生说得太对了：“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他高贵的文化人心态不能不成为他传播文化时的一丝心理障碍，同时也疏远了他与读者之间的距离[3]”。”岂止这些，余秋雨身为“拷问者”的种种机巧而艺术的躲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我们对这个大名鼎鼎的“拷问者”的“资格”产生了怀疑。
的确，余秋雨是极擅于拷问历史和现实的，他不厌其烦地从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和悲剧人格中咀嚼出许许多多的苦涩，同时，也乐此不疲地从古旧的典章文物中窥视到“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在漫漫的“文化苦旅”中他一路挥洒着伤感的泪水和咏叹，从而使这种散文式的罗曼蒂克的文字，始终显示出一种独异的文化感染力和审美穿透力。王东成先生一针见血地说，他从秋雨散文中“能嗅到自称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气味来。[4]”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对严厉地拷问自己是不太感兴趣的。这种有意的躲闪不仅在余先生的“文化散文”中随处可见，而且还表现在他有意回避其早年写作的一段重要经历——我所说的灵魂拷问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缺环，就是“文革”时期他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的那些“重要文章”。无论对研究余秋雨的文化性格，还是他那些“文化散文”的形成之历史轨迹，我认为那些文章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否则，我们就不好解释在余先生身上发生的这种尴尬。因为一个真正的灵魂拷问者，总是通过严厉地拷问自己而净化灵魂和得到救赎的；他必须有足够的真诚和勇气把自己的灵魂曝晒在阳光下，最终在忏悔和鞭挞中远离假丑恶而拥抱真善美。对此，余秋雨确实是有些胆怯的。
二、余秋雨何以要躲闪“文革”的写作经历
余秋雨远没有到写自传或回忆录的年龄。否则，我们就可以非常便捷地从那种文字中去寻找可供研究和玩味的东西；余秋雨也还没有到编自己的全集的时候，我担心的是，倘若真到了那一天，他是否会非常坦诚和勇敢地将自己早年的文字统统编进去呢?近年来，我在阅读中发现，余先生对自己的早年，尤其是“文革”中的特殊经历，在叙述时是格外谨慎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我格外的注意。按照我们对余秋雨的了解，他是一个对自己写过的文字非常珍视的人。许多人都称赞他的《三十年的重量》，认为是一篇抒发中年情怀和人生经验哲学之诗意的厚重之作。而我却发现，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对自己中学时代的一篇得奖作文既然都非常在意，蹊跷的是，他怎么就会那么粗心地将自己在《学习与批判》以及其他报刊上写的那些大批判文章一古脑忘掉呢?是什么顾虑使他如此讳莫如深呢?
不过，余秋雨再小心谨慎，偶尔也还是有所疏忽大意。因为，他不可能完全回避自己曾作为“红卫兵”的那段特殊经历，不可能在他的文化拷问或日“文化苦旅”中不涉及到 “文革”。我之所以对“余秋雨散文”中《千年庭院》这篇伤感文字抱有与众不同的极大兴趣，就是它在不经意中透露出了一些余秋雨太愿意透露的早年形迹。
…… 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 “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这是关于红卫兵中“造反派”一方的开脱性描述。当谈到自己时，就更是开脱加原谅了：
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 “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这段回忆文字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之所以觉得非常有研究价值，因为这是余秋雨先生在距“大串联”27年后，对“红卫兵”的“理性认识”!他无非硬要我们相信：第一，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的红卫兵，他们的种种反文明反人道行为，都不“具有政治含义”，更“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言下之意，有“主动性”的_只是林彪、陈伯达、康生和“四人帮”等少数政治野心家；第二，两派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只不过是为“冲破文明制约”所“快速培植、张扬”的 “顽童泼劲”。言下之意，即使造成灾难性后果，也是情有可原的；第三，关于他自己，他竟非常机巧地用了明贬暗褒的手法，称自己“忝列‘保守派’行列，一是不愿和不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二是对“造反派”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乃至“心灰意懒，逐渐游离于红卫兵运动之外……”。这种刻意的描述和阐释是否真实暂且不论——因为后面我还将着重谈到——这段文字的浮浅和平庸，甚至可以说是虚矫和荒谬，就在于作者是以一个灵魂拷问者，即那种努力而痛楚地寻求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者的身份出现的，他怎么能就这样轻描淡写、委咎于人和潇洒自如地将这段历史随意打发了呢?“说‘文革’这样的灾难只源于一人发动，或源于少量一伙或几伙人煽动的，再或是源于一种什么路线牵动的”，在今天连一般老百姓都不相信[5]；难道习惯于对各种历史和文化事件的细节进行文化和哲学分析与评价的余秋雨，其认识水平真的是如此之低吗?!他为什么要刻意将自己装扮成“保守派”和“逍遥派”，并用心极工地“设计”了一个逃离红卫兵串联大军，“一个人在岳麓山上闲逛”，终于在冥冥中“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住”，而开始最初的“文化苦旅”的传奇故事，我想是别有隐衷的。尽管余先生是想特别告诉我们，他以后的人生抉择以及文化性格的形成，都是与这个文化和道德人格含量极富的岳麓书院有极大关系的，但是，我们确实不敢相信，一个时隔27年后仍缺乏深刻的悔罪意识的文人，与27年前那个“保守派”红卫兵无意识闯入一座书院的猎奇之举，有多大的区别。
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潮流”中人呢?
“文革”中确实不乏由积极参加到消极观望，再到怀疑和反叛的“文化苦旅”者，如惊天地泣鬼神，为拥抱真理和执意呼喊一个个“文明的常识”而悲壮死去的遇罗克、李九莲，以及许许多多如朱学勤先生执意要寻找的那种黑暗年代的“民间思想者”。按照他们思考和行动的逻辑，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走到《学习与批判》之类的“主流报刊”上去大出风头；不客气地说，他们的思考和行动只能将他们带往牢狱和刑场，而绝不会带往余先生的这种写作生涯。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学习与批判》。这个杂志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一手操办的，在“文革”后期曾与“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威风八面，并且作为当时的“主流文化”的代表性刊物，在大批判中极具杀伤力。须知，在那个年代，能被“主流文化”所接纳，并授意在“主流报刊”上撰写文章，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我并不是想以研究早年余秋雨为名，硬要说他充当了那时的“帮凶”和“打手”。我认为，余先生确是有别于“梁效”、“罗思鼎”、“石一歌”和“丁学雷”这类御用班子的特殊撰稿人的。我反复研究后认为，余先生当时已经不再是“保守派”，而是有强烈的“革命斗争激情的革命派”，他很可能是作为“立场坚定”，“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被接纳到《学习与批判》中去的。当然他毕竟和少数老谋深算的御用文人有区别：同样是“奉命”，就个人而言，他恐怕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政治图谋，他很可能虔诚地以为自己是在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但这一次，他恐怕再也不敢说自己“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了。事实证明，他不仅主动，而且干得非常出色。
三、余秋雨与《学习与批判》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听到我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在读“秋雨散文”时记忆犹新地提到当年他的那篇影响曾一度很大的《走出“彼得堡”》。由此足见，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遗忘，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历史细节的遗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70年代初期，余秋雨到底在《学习与批判》及其他“主流报刊”上发表过多少“大批判”文章，我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估计至少有十多篇吧!事实上，这是他写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这期间，他有两篇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上的重要文章，堪称其早年的代表作；除了已提到的《走出“彼得堡”》外，另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该文后来与石一歌等人的文章一道结集出版，署名为“余秋雨等著”；可以说这是他的第一本书)。
作为余秋雨早年的“力作”，《走出“彼得堡”》当时非常有名。我认为，该文不仅对研究余秋雨，甚至可以说对于研究“文革”后期的历史或“大批判文化”特征，无疑都是比较重要的。“走出彼得堡”典出列宁著述，原意是批评“十月革命”后，那些赖在旧俄都城彼得堡之类的“土围子”，不深入“工农兵生活”的作家和艺术家。可是列宁的这个意思到了中国的“批判者”那里，竟遭到了活剥与曲解，成了鞭笞和侮辱作家、艺术家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的咒语。这种用场当然不能完全怪罪余先生，是当时的 “风气”或“时尚”使然。但不可否认的是，该文一出，本来就被“文革”斗得七零八落、惶惶不可终日的作家、艺术家更是“夹紧了尾巴”。
1975年第8期的《学习与批判》发表的《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这篇文章无论对余秋雨还是对我们，无疑都是格外重要的，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考据文章。按“文革”盛行的庸俗政治学的观点，一切考据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特别是必须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本来，鲁迅的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被突然发现，确也值得好好考据和研究一番。然而，对当时的“大批判”高手来说，简直是“天作之美”。尽管当时就此发表的“研究”文章很多，但似乎都没有余秋雨先生的这篇有激情有力度和分析透彻。在这篇长文中，鲁迅的话几乎都成了“反复辟”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炮弹。特别是鲁迅关于要“永远进击”；对“敌人”不能讲“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话，更是成了“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依据。因此，该文被选人大批判文集作为首篇“压轴”，是很有一些道理的。
从我有限的翻检和研读的情况来看，余先生在这个写作的“第一高峰期”，始终充满“革命大批判”的激情和写作的亢奋。严格地讲，这也是一种严苛的“拷问”，只是这种怪异的拷问不会救赎任何一个灵魂，而只能将其推入灾难的渊薮中。那时，拷问者就是判官，就是行刑者；他们居高I临下，口含天宪，是毋需拷问自己的。我不知余先生当时是否有这样的优越感?因为，我至今未见过余先生对此有片言只语的痛省和悔恨。
通观余秋雨这一阶段的写作，我发现至少有如下特点：
其一，这些文章全是“奉命”之作，不仅缺乏“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而且在文体意义上也缺乏个性和自觉。学风上体现为惟我独革、惟我独左；人格上体现为奴性的自豪和偏执，一声号令，指东打东，指西打西；
其二，所有的文章写来写去，无一不是反复强调“文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不搞大批判就会亡党亡国，“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其三，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打击“复辟狂”：
其四，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让他们接受批判和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其五，文体上表现为“三段论”式八股；语言上无个性，但具有“文革”时风行的霸权话语特征，且运用娴熟。
在归纳这些可供余先生和我们共同反思和反省的“特点”之后，我突然想到了李辉先生在《关于姚文元的随感》中的一段话：
不能忽视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所具备的多层意义。仅从年轻的批判者一夜之间可以一鸣惊人这一现象来说，其产生的历史波动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 (指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个“小人物”)为他人树立了一鸣惊人的样板。批判可以显示革命，可以代表进步，同时，批判也带来了赢得名声的各种可能[6]。
李辉认为，起家于上海的“大批判”能手姚文元就是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范例，那么，他同样也可以启示其他的青年写作家，尤其是喜好搞“文艺评论”的那种青年批判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1976年的历史巨变，以及以后开始的改革和文化复兴，余秋雨是否会成为现在的余秋雨?如果《学习与批判》之类继续存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当然就绝不会产生了。我认为，我说的不是一句废话。
四、我们对余秋雨的期待
前两年，知识界热火朝天展开了“人类精神何以失落”的大讨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才有人发现，这种可耻的“失落”，除了外部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起码的忏悔意识。为此，朱学勤先生写道：
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的作家，也就是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从前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无从抵抗外在压力……现在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迷走于补偿性的外在控诉，却躲避内向忏悔，躲避严酷的灵魂拷问。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的巅峰，惟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7]。
尤其是在论及“文革”和红卫兵时，他指出，“使用过红卫兵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的不少知识分子，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8]。具体到余先生，我感到这些严厉的追问好像就是专门针对他来的。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在控诉别人(包括控诉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专制者)的时候，首先应 “控诉自己”，这是胡搅蛮缠、规则苛刻吗?我认为不是的。事实上，这是对他们的最起码的要求，倘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哪还叫知识分子和作家呢?!
在这里，我打算推荐几个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的知识分子给余先生作作“参考”。他们是巴金、冯友兰和周一良三位先生。先说巴金。萧乾先生曾题词赞美说： “巴金的伟大在于否定自己”，其实他赞美的正是巴老的“自我控诉”、“自我拷问”精神。照理说巴金是“文革”灾难的深重受害者，他完全有资格有理由只探诉别人，而没有反控自己的必要。可是，身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把良知和真诚视为生命的作家，他竟然在《随想录》这部“说真话的大书”中，对那些根本不该由他揽责的历史教训，反复拷问自己。因为“人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9]”。比如他说：“1958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也跟着别人吹牛说谎[10]”；“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时期中，我们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不讲真话’就是其中之一。”[11]巴老的《随想录》余先生想必是读过的，但他的示范居然在余先生身上没起到任何作用，这简直是个奇迹。
“文革”过去以后，“控诉、责难、嘲讽、诅咒铺天盖地，成为时代的主调。有罪的洗刷自己的无辜，被害的膨胀自己的有功，真正做到严肃忏悔、自省的有几人[12]？”毛志诚先生愤慨地说，“文革”最大的一个“谜”就是：“一切恶性表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纷纷卷入并投入巨大的主动性和虔诚性?”[13]有忏悔意识和反控精神的知识分子，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才会感到良心的不安。对照余秋雨的躲闪，冯友兰先生之所以备受知识界敬重，就在于他敢于在垂暮之年严酷地拷问自己。1984年，他在《三松堂自序》中痛楚而坦诚地说，“我在‘文革’中所走的弯路主要是违悖了‘修辞立其诚’的做人准则……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照上面所说的，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按说，冯先生不过是在“批林批孔”时被迫写了一些违心的文章，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将这笔账记到“四人帮”等人头上，至少他更有理由像余秋雨先生那样来个不开腔——他怎么就这么傻呢?怎么连做人的技巧都不懂得呢?因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良心的煎熬，他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已经达到了一种宗教的境地，不拷问自己则将寝食不安，不反控自己，就绝无浪漫“苦旅”的写作兴趣!
即使没有巴金和冯友兰先生那样的勇气和高度，余先生“退而求其次”学学周一良先生不也是很好的吗?周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叫《毕竟是书生》，不知余先生读过没有?如果一个以重新找回知识分子健康人格自命的“文化苦旅” 者，竟没有读过，或者读过之后并没有一点响动，那就太令人不可思议了。“文革”结束后，周先生也是踌躇了二十多年，才毅然决定写这本书，并且特别把他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张岱年等人当年在“梁效”写作班子“作恶”的情况和盘托出。尽管周先生只承认自己所做的仅是一桩“小恶”，并由此招来知识界一些议论，认为他距冯友兰有太大的距离。但比照余秋雨先生来说，他还是非常有勇气且值得称道的，这总比躲闪和藏匿要好得多，谢泳先生在仔细研读了《毕竟是书生》后深有感慨地写道：“我过去曾想做这样一个研究，就是将‘梁效’和‘石一歌’作为两个个案，详细分析卷入其中的学者的命运……但对和周先生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还是要先有同情和理解，再进行深入研究。”[14]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对余秋雨先生不仅有同情和理解，而且还有欣赏和期待，无奈，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写作经历横顺就是坚不吐一字，这又叫我们从何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呢?又从何去分析他作为“卷入者”的奇特命运呢?
余秋雨的这种被动和尴尬，其实已不断被一些严肃负责的知识分子看出。我同意余杰先生的一个观点，他在分析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狂热推举昆德拉而冷落哈维尔的秘密时，特别提到了余秋雨。他认为，哈维尔强调的“灵魂自足”，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特点，因为灵魂比智慧更重要；而余秋雨却“近似昆德拉而远离哈维尔，他们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5]为此，他甚至愤激地呼喊道：“在整体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16]我不知道，余秋雨面对这样凌厉的声音，灵魂是否会震颤?
萨特说过，身处黑暗的年代，你不说“不”，那就是同谋，何况余先生还说过“是”呢!即将到来的21世纪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是在灵魂拷问中站立起来的健康人格形象，我想这一切对余秋雨先生来说还来得及。如果能把“文化苦旅”的下一站选定在“文革”后期，并勇敢地将自己在《学习与批判》撰文的那一段历史作认真严肃的反省，我相信，余先生的声名不仅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而且定会赢得知识界的喝彩；更重要的是，余先生在灵魂得到救赎的同时，会更像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了。我们真诚地期待着。
[1、2、3]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见《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
[4]见王东成《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
[5、12、13]毛志成：《“文革”之谜》，见《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二期。
[6]李辉：《沧桑看云》第9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1月版。
[7、8]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第11页、第10页；三联书店1994年9月版。
[9、10、11]巴金：《十年一梦》第152页、第85页、第151页；三联书店1986年11月版。
[14]谢泳： 《逝去的年代》第8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5、16、17]余杰：《说还是不说》第132页、第2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2月版。
【原载】 《中国文学年鉴》1999-2000
【出版时间】 2002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