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和生活-------两种不同的人生和社会逻辑

一、生存和生活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生存和生活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和社会逻辑，生存的逻辑其起始点是个人，终点也同样是个人，生存的逻辑首先强调的是保护自我，使自我免受外界的损害;其次是强调自我的发展，从而保持自己的强大，可以说是种积极的自我保护，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具有排它性。生活的逻辑其起始点是个人，终点是社会，生活的逻辑首先强调的是自我奉献，使自己和社会保持和谐;其次是强调小我服从大我，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兼容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存的逻辑更多的是突出个人，生活的逻辑更多的是关注着社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和社会逻辑。
生存和生活的人生和社会逻辑，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文化的反映。我认为以此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可以比较科学的理解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和道德价值取向的不同。生存和生活是人生的两个不同侧面，二者不是绝对对立的，它统一在人生的过程之中。但个人在其人生中或群体在其不同的发展时期，对生存和生活的取向的重点有可能不同。而对生存和生活的取向的重点之所以不同，我们认为这主要不是由于人的遗传原因造成的，也不可能从所谓的民族性格中去寻找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由个人或群体所处的境遇所决定的。
二、西方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重心是生存。对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别，不同学者经常引经据典，各持已见，其中也不乏善言。我们认为东西方文化的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对生存和生活的取向的重点不同，由此出发，就可以更进一步深入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别点。现在我们从东西方传统的伦理道德入手，来分析东西方是否在生存和生活的价值取向的重心上存在着差别。在这里我们对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居支配地位的伦理道德进行比较，就能得出相应的结论。
支配西方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是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它不仅仅在西方传统社会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主流伦理道德规范，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准则，既使在现代西方，虽然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仍不失为西方社会所遵循的一种无形的伦理规范。基督教伦理道德最明显、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圣经》中的“摩西十诫”，这十诫是：1.崇拜唯一上帝那和华而不可祭拜别神;2.不可雕刻和敬拜偶像;3.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4.须守安息日为圣日;5.要孝敬父母;6.不可杀人;7.不可奸淫;8.不可偷盗;9.不可作假见证诬陷他人;10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及财物。现在我们从整体上来分析这些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其中第1、2、3和4条伦理道德规范明显的是以上帝为中心，其排它性已经不言自明;摩西是以色列的先贤和智者，当以色列先民出埃及后，作为一个民族，要凝聚人心，才能够克服其生存中所遇到的困难，但由于在此之前，当时的以色列人为埃及的奴隶主所奴役，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崇拜对像，因此只有反对和惩戒不同的偶像崇拜，以耶和华为唯一的上帝，才能重新团结以色列人。可以说耶和华就成为以色列人共同的崇拜对像，成为以色列人凝聚在以起的精神支柱。第5条主要讲的是人伦，强调长幼有序。第7、8、9、和10条主要是告诫人们不作为，从而达到既保护他人的生存安全，又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安全的目的。“摩西十诫”不仅作为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人们调节自己行为的规范，它同时对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法律制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重心是生活。我们国家传统的文化和伦理道德，居于支配地位的无疑是儒学伦理道德，其中的代表人物孔子被历代的统治者尊称为圣人。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他的思想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孔子的整个伦理道德思想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即“仁”字这个字。什么是“仁”呢?孔子认为“仁”的核心是“仁者爱人”，只有爱人才能谈得上“仁”。如何才能使自己成为“仁”者，走向“仁”者的道路有三条：一是爱人，“仁者爱人”，爱人是根本所在;二是克制自己，“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要克已就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第三是“忠恕”，“忠”主要表现在对人的诚上表，“主忠信，无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而“恕”主要表现在“已欲立则立人，已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伦理道德的主要价值取向，是调节人际关系，是为了使人与人之间能更好的相处，是为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他的伦理道德的起点是个人，终点是社会，是为了使人能在社会上更好的生活。儒学伦理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达二千多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既使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批判，既使在文革中被当作封建腐朽的文化而予以所谓的消灭，但不能不承认儒学伦理道德的根是不会那么就被拔掉，他在现在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造成两种传统文化价值取向重心不同的根源。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重心之所以不同，并不是由于其民族的好恶或者遗传决定的，也不是由于东西方先哲不同的智慧所决定的。而是由东西方传统文化发展所处的环境不同所造成的。西方文化缘起于地中海及其附近，自从原始社会解体后，各个部落和氏族就组成不同的城邦，他们之间就不断的发生冲突，征战不断，所以不同的部落和氏族都面临着同样的境遇---生存，要么成为征服者，要么成为被征服者，要么成为奴隶主，要么被沦为奴隶，以色列人就是依靠群体的力量摆脱被奴役的一个民族。这也是古罗马和古希腊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的根源之一，所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西方传统文化，其价值取向的重心自然而然就是生存。而中国的历史和西方就截然不同，自从原始社会解体后，各个部落和氏族也同样经历了战争冲突，其中有影响的当数炎帝、黄帝和蚩尤，三个大的部落在涿鹿之战，因为是炎帝连手黄帝对付蚩尤，因而取得了胜利，但蚩尤所部并非特别弱小，不可能奴役，所以就以其同族人少昊取而代之。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各氏族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民族的融合又为人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而自秦代以后的中国就是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是西方历史所不能企及的，欧洲要走向统一的欧洲，现在还刚刚起步。所以中国历史上人们看到最多的就不是生存危机，而是生活磨擦，这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重心是生活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