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百灵社区]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版）是中国首个私人人物评选计划。在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一切都烂了，无法取得人心的敬意，只有在“私人”那里，尚存一点若即若离的公信力。所以，从它2005年出现始，我就一直是这个项目的鼓吹者。大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现象。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很热络的话题，然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现象以及如何评价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呢？对于这个问题，单靠援引几种国外的权威解释，介绍几种概念，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放到中国文化里面去看，尤其要放到近代以来的新文化传统里看，才能看出一点端倪。
专业化知识的一般情况与知识分子公共发言之间有联系，我就从新文化传统里的专业化知识的一般情况谈起。
前几天，我国的一位非常不错的文学理论教授——余虹——自杀了，他的死亡据我看来是对中国近现代以来专业化知识破产的宣告。每一种自杀都必定有某种意义，余虹教授的自杀的意义往远处说就在这里。在中国学术里，专业知识始终无法体现正确的现实关怀，甚至干脆游走于现实之外，这导致了现实生存的虚空，并可能最终归于无。
在新文化传统里发生的专业知识体系，起初就是先天不足的。这意思是说，它压根就不是现代化的知识系统，而是中国文化老旧的核心价值观的继续或者新体现，而同时在表层上体现为所谓“专业知识”的思想活动在本性上又必然向往现代性（文明的人性论属性），这个矛盾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贫瘠。
新文化专业知识体系的基底是民族主义价值观。这种民族主义价值观是独特的，它基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政治局面的粗浅又模糊的理解而取得形制，内里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理想。它的文化史使命是延续旧有的伦理世界从而抵御必然的现代化进程，并从它一开始出现，就全面规定着中国思想的所有方面。这我们从新文化传统中的如下一些观念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爱国”，“救亡图存”，“帝国主义侵略”，“（侵略性的）殖民主义”，“中国人”，等等。这些观念规定了中国思想的活动方向，使得后者总体上是背真理而行的。这种独特的民族主义价值观，直到今天也依然是中国思想的主体部分，这我们只要检查一下当前中国思想的一般情况就可以明了了。
在民族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中国思想按照如下三种主要方向活动，一是现代新儒学代表的思想形态，一是泛滥成灾的革命主义思潮，一是卑贱的实用主义行动方案。须注意的是，这三种方向在社会实践上往往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例如，“五四”时代以来流行不败的（中国式的）科学主义思想本质上属于我所谓“卑贱的实用主义”，但革命主义思想并不排斥它。这三种方向的思想活动分别结论成三类专业知识，即坚持“中国文化优秀”论的现代新儒学思想，骨髓里都藏着嗜血欲望的社会科学思想（主要在大陆中国），以及受了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引诱从而堕落了的自然科学思想。读者或有疑虑：清末以来，国人说了那么多话（文章），做了那么多事，就只区分出这三种？是的，主要的只有这三种。至于后革命时代（毛时代以来）中文学术的成绩那是连台面都上不了的。
就大陆的情况而言，如今这三方面的专业知识都走到了尽头，都破产了。这你得动点脑筋才会明白，我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
现代新儒学走进死胡同的情况说起来相对简单些。现代新儒学有一个听起来并不算坏的看法，它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优秀的文化。并且，同时它又认为，这种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将来的方向。上个世纪的20年代，张君励等人对欧洲进行了一次考察，考察结论是，西方的“物质主义”（他指的是欧洲的经验主义方法与技术主义欲望的融合）思想会把人类带向毁灭。张在北京向学界公布他的考察结论，引起了一场论争，论争深深影响了后来新儒学的思考。世界是真理的现实形象，不是可以任意进行操作的对象。这里新儒学有个并非根本但却不可以犯的错误：新儒学思想连民族主义思想方式都没有跨过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尚处在民族主义观念的樊篱之内，却对一个更加广大的范畴——世界的文化方向——指点江山，这其实是矛盾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中，一方面，思想是企图自由的，另一方面，它却受了某些功利观念的拖累。现代新儒学里也是有一种好文字的，那就是熊十力的《新唯实论》。这种文字既融合了中国古老的思想传统，又简捷地解决了思想与存在之间关系的问题，相当令人惊讶。虽然它只是一种感悟，既没有产生逻辑学原则，也没有推演出可以指导中国新生活的原理，但还是令人感到高兴，感到惊讶，因为，它展示了思想的自由本性在东方文化中可能的模样。不过非常遗憾，熊十力并没有把他的《新唯实论》的能量发挥出来。事实上，这本小书之后，他写作的基本上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思想在“新唯实之论”里只是张望了一下自己的自由本质，就转而又回到它所熟识的那些观念里面去了，什么仁义礼智之类。熊十力的学生牟宗三也相当有才华，他有很好的思想能力，这表现在他对康德方法的一定程度的理解当中，但他也没有成才；他的情况似乎是这样：他很会讲道理，但一旦涉及现实问题，他就把他所讲的道理忘得一干二净，照样耍无赖，照样耍流氓了。也许是他的心高气傲，也许是孔老二的阴魂，使得他对康德的哲学，尤其是对欧洲的思想传统只是浅尝辄止，展示了一下自己高超的思想技术之后，就又回到仁义礼智信里边去了。现代新儒学一路，除了这两个颇有思想能力的人而外，别的就没谁了（人们广为传颂的梁漱溟其实不过一个愣头青而已，唯有一点激情，思考问题的能力几乎等于零）。人才匮乏加之思想活动的沉重——深陷在流行观念之中——使得它既无法对清末民初的历史变局作出逻辑学把握，更无法为中国思想指引方向，做来做去，到后来就只能成了一家呓语了。总的说来，一直以来，中国思想对于现代儒家思想是缺乏敬意的，在大陆这里，它差不多只是一堆臭狗屎，只因为没有比狗屎更好的思想观念，所以人们也并不就此将它彻底忘掉。
为什么说自然科学类的专业知识也破产了呢？人们也许会反驳说，中国文化不行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事，不该怪到自然科学头上去；自然科学作为现代时期的新发明，本身是不错的。这种意见是很有迷惑性的，的确，中国科学事业不景气，只是中国科学家不争气，怪不到牛顿三大定律上去。但是，我必须指出，这种意见其实根源于一种十分有害的抽象的思想方式。这样一个论理前提是必须坚持的，就是，所谓科学，并不是单独成立的东西，它是跟总的文化环境融合在一起的。18世界的欧洲，虽然他没有那样做，但牛顿是完全可以拿着他的三个定律去到处炫耀的，他得到的只会是人们的羡慕与敬意，而在18世纪的中国，一个士大夫如果当着众人的面宣布说，他发现了一个重大原理：一个东西正在往前跑，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挡住它，绝对没有任何东西挡它，它就不会停下来，他这样宣布则会怎样？——会被唾沫星子淹死。所以说，自然科学知识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是意义综合运动的结果。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基础命题都是一些纯净的思想，是与生俱来的思想，它们进入日常视野有赖于流行观念的退出。自然科学思想是某种文化比如现代文化综合情况的一个专门表现，并不是某种可以从文化域总和里独立出去的真理体系；就现代历史的情况看，它只有在人道主义文化环境里对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提升才有卓越表现。从这一点看中国社会的自然科学知识对生活的参与，结论无疑是难以乐观的。在中国，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科学思想完全没有超越民族主义思想范畴，它依然还只是“民族”、“国家”等集体主义观念的社会生活体现，而非现代文化中的纯正的科学思想。这从当前中国的科学研究现状、院系体制的建构、教学学系的设置、研究与政治的关系（这方面大概情况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专制政治压迫、玩弄文艺，那以后，它玩弄、利用科学，稍有不同的是，文艺思维受到压迫时它会奋起反抗，因为它的本质是自由，而自然科学思想则是乐此不疲，因为它只是一种技艺思维，它总必须有所依傍而不能自立）、教学活动的理念和方法、科学成果社会价值的诠释方式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我们人类的科学思想起初导源于对欧洲中世纪目的论思维的背叛，而后于17、18世纪努力实践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基本精神，从而发展起来。它的机械主义思维作风及其天然的对于经验世界的投入对于帮助现代人类思想彻底瓦解原有的神道主义世界观起到了极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它由此发展成为人类现代生活的一种方法和技能，甚至时常作为现代生活总的伦理法则的一种有益补充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从它那里得到的多半都是美好的。然而，我们发现，中国的自然科学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科学活动从它开始出现的那一刻起，就肩负了一个“民族复兴”的重任。这个东西说起来挺光荣，挺伟大，但这“光荣”以及“伟大”其实都不仅是虚假的，而且也是蒙昧的。这种定位表明，中国文化里的科学活动没有跨出民族主义的樊篱，它深陷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泥沼里，它成了一种扭曲变形了的东西。准确描述这种情形是这样的：科学原本是一种极为纯净的思想，它从普遍有效的观念（比如凡物体必有质量）出发，严格按照形式逻辑开展活动（比如物体有质量则必可称量），而在中国文化里，科学思维没有办法纯净化，它无法摆脱近代以后结论而成的各种民族主义观念的束缚，它事实上只是总体中国思想的一个个别的兴趣，并且这个兴趣还被浸润血腥气的功利主义目的所包围，这样的话，思想的科学主义的活动就被“国家”、“民族”、“社会”等与人道主义价值观对立的民族主义观念绑架了；科学就其本性而言是与这些观念对立的，但在中国思想里它必须完全无条件地自行蛰伏于这些反对现代性的观念之下，它因而其实也就不是纯正的科学了，而堕落成了一种相貌庄严的功利主义了。当前的情况似乎已经是这样了：由于科学思想是嫁接到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上面去的东西，它受了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的污染，所以，它现在已经完成了它梦寐以求的与急功近利的中国权力的合谋，这种情况在现实上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副样子，今天造个假明天造个假什么的，造假的同时霸气十足。我们说这种知识破产了那意思是，中国文化里的科学活动，既不能够像西方文化环境中的科学活动那样，在总体思想活动中待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上，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得体的乃至谦卑的服务，它反倒展现为独霸全局的姿态，它总企图打倒别种思想形态，企图把自己作为唯一的信仰重重悬挂在中华民族的脖子上，同时，正由于它如此超越权限总揽思想活动的全局，它的服务生存的本职能力也受到了严重削弱，也不能够为中国文化里现代人生形态的营造提供有益的精神参考，相反，它将中国思想搞得相当混乱。由于它是这样一种不健全的知识，所以，人的生存活动在它那里也就不可能得到健全的体现。造假，搞不出来什么真正成绩，说起来就是这么个原因。
上面说了两种知识的破产，接下来说说社会科学知识的问题。
自然科学知识的最终合法性依赖人类存在的伦理学选择，但它有这样一个特殊之点：它的操作活动是远离伦理学的，它甚至给人一种印象——它与伦理学无关，是伦理学之外的“另外的”存在论系统。相比之下，社会科学（有的人也说“人文科学”，其实是无所谓的）却很不一样。社会科学不仅根源于最高的伦理学原理，而且繁忙不暇的思索活动始终都是伦理学的忠实信徒。在功用的意义上，社会科学总体必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一个是，在生存论层面上，它制定合用的规则，这些规则使得作为健全的社会性存在的个体能够取得生活的稳定感，另一个是，在存在论层面上，它完成了对真理的通俗说明，这使得世界生活过程总能够处在真理的观照之下，如此一来，则各个生活的细节在基础诠释学上就不会成为某些孤立无根的事件，而总体现为是合乎逻辑的，因而灵魂的本性（即无限性）也就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学对待；如果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则社会科学总体自行瓦解。清末以来，中国文化里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系统无法满足这两个条件，它正处在自行瓦解的过程中。
民族主义观念基底，以及疯狂舞蹈的西方理论符号，这两项，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构成。“五四”时代的批判是一个珍贵的历史姿态，“五四”以后，这个姿态为历史所坚持，但是抽象化了。这意思是，此后的历史坚持了对待传统的批判态度，然而这批判却是空洞的，并没有碰触到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实质。传统彻底不被信任，学术思想活动的光荣感便只好到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符号中取得。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学术的庄严感都是靠着这些西方理论符号获得的；这种情形也是与这段历史的一般逻辑相吻合的。但这里有个严重的问题是，这些理论符号是表面的，不是根本的；它们漂浮在中国思想的表层，被思想活动的核心观念所支配和使用，它们制造的理论景象都是虚幻的，中国生活的真实内涵不为把握。这就造成了一种极为重大的诠释学悲剧：当思想忙碌于摆弄大量的西方理论符号时，民族主义观念才是最后的主宰，当思想欢畅于虚假的现代新人生时，原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正在这欢畅里实实在在地延续着，旧时代在“新时代”的高歌中实存，非人的现实在现代化的向往中实存。反现代的东西获得了花言巧语的现代化诠释，这是一个广大无边的、持续了一百年的文化阴谋。
健全的民族主义直到今天都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观念构成，它不仅是日常思想活动中常见的观念，而且是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而有效的原则，在民族主义法则的规范之下，世界各个区域正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里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正如影响中国长达五六十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集体主义的变种一样，这种民族主义也是集体主义的一个变种。中国传统文化就其逻辑结构而言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的伦理学命意在于，它全面消灭个体存在的自身合理性。个体性的阙如，使得伦理个体的社会存在沦落为单纯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操作符号，管理功能的集大成便是中国古典时代的皇权。这样说更明了些：伦理个体社会存在的个体性的消失，正好等于管理权力的高度圆满，这个高度圆满的管理权力也就是皇权。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中国文化原有的权力形式，即皇权主义政治形式，被推倒了，但使得这种权力形式得以发生的基础，即个体存在的空洞化，并没有被消除。这种古典形态的人生模式（个体的存在论根据不在此地，而在外面）自然寻找新的政治表达，必求以一种新的社会政权结构替代原有的皇权化政治，这就是中国思想基础性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来由。这种观念除了以了然姿态，即爱国主义教条，展现于中国生活之际，还隐晦地存在于中国思想-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层面，并作为所有经验性存在的诠释学基础牢牢地规定了当下整个伦理世界。这当然也就是说，在所谓“中华世界”之内，所有事物，其存在意义一旦获得昭示，便必定是此一民族主义观念的外延，所有事物，都必定在民族主义思想法则那里获得最终的价值认定。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就是所谓“新时代”所有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第一原则，它是潜藏的、普遍有效的思想背景。它是所有社会科学知识的灵魂，而这个东西，在现代人道主义文化面前，完全是个臭名昭著的东西，它是现代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真正敌人。
中国的所有社会科学知识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它的所有的理论体系，所有的形式逻辑推断活动，任何概念的全部外延，一旦走到基础性的民族主义观念，就走到头了，就无论如何不能够再向前迈进了，而民族主义观念最多只不过是现代思想的一个有时不仅不可爱而且臭名昭著的驿站，它只是无限思想的一个只具有功利主义价值的环节，在它之外，有着思想的无限天地。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知识，又怎能完成为生存提供健康的诠释学服务的任务呢？它必然破产；它现在正开始破产。
专业知识逐渐破产的过程也就是历史的良心逐渐崛起的过程。中国现时不相信良心，它觉得良心既不能当饭吃，也换不来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形制，但这种情形并不能说明良心真的就不存在，而只表明，历史运动总体尚没有把各个必要环节走完，从而把良心展现出来并成为接来下向前进步的指引。腐败在暗地里进行，我们反对腐败，中国权力从来不说“我们就是要专制，不要民主”，它总是转弯抹角地小心把它内心的肮脏想法隐藏起来，这些流行现象都说明，我们的生活正被历史的良心看护着，由于这看护，中国思想在如何陈述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上总得小心翼翼，以便必然做到不违背自己的本性——良心。历史的实际运动表明了，历史的良心在中国的专业知识那里无法获得健全的实现，它由此便寻求别的实现路径，这就眼下而言，便是知识的公共发言。多年以前，新疆的克拉玛依发生了一场大火，有人高呼“大家都别动，让领导先走”，于是有一百多个小孩子以及他们的老师死于火海，高跟鞋还在小孩子的尸体上采出了不少窟窿，两年前，由于管理失误，黑龙江省沙栏镇有两百多个小学生在洪水中淹死，洪水退后人们发现，他们挣扎的痕迹都留在学校教室的墙壁上，这样一些事件正以相反的形式包含着历史发展的真谛。对此，专业化的思想不能够做出恰当的陈述，它被一些知识系统阻碍着，那么，它就只有自行瓦解，然后，良心再在泪水涟涟之中寻找别样的思想表白。
上世纪90年代，各种“主义”泛滥，——我们通常管那叫“后学时代”，短时间里，相当热闹，专业化的中国思想在这种活动中作了最后一次挣扎——并最后一次取得了某种虚假辉煌之后，于本世纪初终于转向了关于社会公共事务以及希图公共意义的发言。这些发言尽可能地关照中国社会的真问题，重申了人类生存的常识，广泛地反省了中国社会的不幸现实。这些发言是历史良知的体现，是中国历史进行下一步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它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指引中国思想，使它正确陈述已经发生的并且有效规划接下来的历史步骤。“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版）编辑的正是这样一些言论。
“政右经左”是北京的一个年轻人，他集中精力做这样一个项目，至少说明他很有眼光；他对时代作了一个正确的判断。王蒙等人前几年推展“中国文化宣言”，北京学者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老派人物鼓吹中西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济学家帮闲挣美元，这些意见都不能算对时代作了正确判断，因而，这个年轻人辑集良心言论并彰显为“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选评计划，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人们对他的计划不以为然甚或加以怀疑，那不过是因为在这淡漠以及怀疑中，思想被个别而抽象的意见左右着，被孤立的爱好以及不真实的标准左右着，被虚幻的庄严左右着，被晦暗不明的思想状态拖累着的缘故；淡漠以及怀疑将被崛起的良知作为一个必要的环节加以利用。从文化的角度看，把“个人”想象得过于抽象，这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存在于当前几乎所有论题之中。比如，人们通常认为，民主社会良好的公民形象属于它的健全法制的结果，这个判断就刚好把道理颠倒了；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人的充实而健全的个体主义存在导致了良好的法制秩序。摆脱对“个体”的抽象的处理方式，才可能把伦理个体建设成真正的“现代人”，而这所谓“建设”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需要我们“不去做什么”，只需要我们全面承认个体存在的自身合理性就行了。因为，现代哲学告诉我们：全部好的、现代文明所需要的东西都本来地就在个体存在里面的，当然也包括做这个年轻人所做项目所需要的健全的判断力和纯洁无瑕的公正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