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当下状况及重建必要

龚举善

20世纪末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心向神往的一个热门话题，并一度成为新世纪之初的前卫性思潮。回溯这一理念的生成路向，正视公共知识分子话题的中国语境及当下症候，进而思考重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当代形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样是一个具有现实和学术意义的重要课题。

一、知识分子及其公共职能

毫无疑问，公共知识分子（PublicIntellectual）仍然是知识分子，只不过较一般专业知识分子更多地显示出社会参与性和公共影响力罢了。所以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1]在为BBC电台所开设的讲座上他讲得更明白——纯属个人或纯属公众的知识分子都不存在，只要用文字表达，就意味着进入公众视野。“因而，学院和知识领域的藩篱将在商业社会受到更大的挑战，面向公众发言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在现今媒体发达的时代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2]布迪厄则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切入，认为知识分子其实就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文化人，他们由于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

从生成逻辑上看，知识分子必须首先是一个知识者，然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发言的行动者。换言之，只有那些具备了相应知识背景和社会良知的人士才有可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如此说来，公共知识分子并非近现代以来的特有现象，就其本质形态和社会功能而言，当是古已有之。但最早明确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应该是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其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他首倡公共知识分子理念。“其后，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布迪厄，美国学者萨义德等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理论思潮。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知识分子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在他们看来，大学教育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得到普及之后，社会进入了学院化、专业化时代，与此直接相关，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成了知识分子的主体，自由身份的作家、艺术家退居后台，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们仅为专业读者写作，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存在成了问题，随之，公共知识分子就消亡了。”[3]

“公共知识分子消亡论”显然是一种不满于当时知识分子总体状况的激进化表述。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雅各比的判断有失公允，毋宁说这种判断实际上是对日渐麻木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深度刺激。其实，如果将米歇尔·维诺克的界定稍加补正，我们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指那些已经并且正在思想界、科学界、社会学界和文艺学界取得一定声誉并利用这种声誉从某种世界观或某些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参与社会事务监管的公共性人士。

就国内的讨论而言，朱苏力和许纪霖的阐述较有代表性。在朱苏力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4]许纪霖则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5]也有人将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描述为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这些学者或文化人对社会公共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自身专业成就，而是对公众关心的社会公共领域问题提出‘惊人’的见解或采取超常的行动。二是标榜以中立态度或公正的立场出现，宣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出于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身具有的社会良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代表着社会共同理想、普遍价值和公众利益，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无关。三是有的‘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牛虻’自居，自认为掌握着理性批判的武器，具备‘为正义而献身’的勇气，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口号，宣告‘挑战一切传统和权威’。”[6] 这种认定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大体涵盖了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承担和社会功能。

事实上，无论是知识背景还是社会良知，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都必须具备最为起码的使命意识和“发言”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而是知识分子中一种相对突出的文化表征，即，在通常情况下，这类知识分子更加强调自身的公共化伦理使命，并以积极的姿态随时随地地将自己纳入公共化的现实领域，为建立一种自由公正、合理合法的现代文明秩序而努力。”[7]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表征、精神或力量仍然源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亦即你首先必须是一个有知识的知识分子，然后才能成为对社会有效发言的公共使者。因此，“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以自己的专业为理由而漠视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拒绝与公众进行交流和沟通；反之亦然。这决定了知识分子必须负载着双重使命：一是专业化的科学使命，一是公共化的伦理使命。”[8]回眸历史，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并不乏这种建立在安身立命、修德齐家基础之上的治国平天下的士人儒家精神。北宋的张载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来概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哲学的最高目标，“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气、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以及勇于承担振衰起弊的文化责任、向往乐观清正社会的美好情怀，这些正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自然流露和真切表达。”[9]

同时，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应该拥有必要的独立精神、辨别能力和批判情怀。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的反叛，尽管人们曾经认为反抗是公共知识分子最舒服的姿势。之所以需要独立精神，这是因为，“理论上的自觉、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使知识分子彻底摆脱了传统的等级关系，形成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平等交往关系，这种独立、平等精神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不可或缺。”[10] 至于辨别能力和理性批判，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Benda）在其《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表述得很明白，因为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激情正是“知识分子的背叛行径”，所以主张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像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用抽象的真理和理性来批判现实。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既然应该是理性的，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批判必须同时是建设性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建设性的批判才能达致超越性的创造。换言之，公共知识分子“对那些普遍的、神圣性的问题永远感兴趣，对新观念抱有好奇心并乐于向大众表达。公众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中，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在用怎样的方法和角度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并为捍卫、维护这种价值而做着不懈的努力。公共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在于，他们不仅要向社会提供值得信赖的观念和思想，而且要唤醒那些在市民社会中被日益腐蚀麻痹的心灵，使它由异化变为正常”。[11]

务实地看，我们也不宜盲目夸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魅力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影响力，广大知识分子更不必在自己的误认或别人的吹捧中迷失航向，倒是应该多一些清醒的身份定位。简言之，“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过于理想化同样是个错误，一些中国学者顽固地将之塑造成类似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异议分子，他们只强调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却忽略了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当为了批判而批判时，批判本身就成了一种机械的重复，它失去了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思考与创造精神。”[12] 记住这一点，或许与强调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与建设职能同样重要。

二、当下知识分子的“逆介入性”或“去公共化”

如前所述，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应该是“公共”的知识分子，因此具有相对明显乃至突出的知识性、介入性、担当性、超越性和建设性。鲁迅曾如此推崇章太炎先生：“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13]钱穆也认为，“中国在晚清之末，民国之初，有康有为、章太炎。论其学问知识，决不能定其为一文学家，或史学家，或哲学家、政治学家等。然论其在社会上所具有之力量与影响，亦断非西方任何一大学教授所能比。故中国一知识分子，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责任，实远较一西方知识分子为重大。”[14]但是，毋庸讳言，搁置“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不说，仅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介入性、担当性似乎已经出现了整体性退化的趋势，亦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逆介入性”或“去公共性”的问题。

１、“逆介入性”的表现

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逆介入性”倾向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知识取向的学斋化倾向。受社会边缘化和个人学术趣味的双重制约，“当代知识分子……已逐渐转向以学术为重心。如果说知识分子的政治边缘化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那么其社会边缘化则带有浓厚的悲剧意味。作为知识的拥有者、阐释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在当代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连他们所秉承的人文精神这种情怀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为现代性的启蒙与救赎话语在现时代已经失效。尽管如此，当代知识分子仍然努力承担起了这种悲剧性的历史遭遇。他们自觉地对自身的边缘身份进行了确认，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思想活动也由‘公共领域’转入‘私人领域’。”[15]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面对日渐艰难的生活时世，众多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到公共关怀乏力之后，已经自愿或无奈地回到了书斋，以图以所谓学术兴趣来固守最后一片灵魂净土。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也许还有人秉持绝对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参与公共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的讨论的。这其实是对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误解，介入并不就是丧失自己的岗位意识，只要时刻不忘自己的学术操守，时刻不忘自己的学者身份。”[16]对于那些有意躲避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有人干脆称之为“知道分子”。萨义德批评说，“他们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而只能说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得严厉一点，是一种典型的犬儒主义。他们‘很可能成为关在小房间里的文学教授，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17]

二是公共利益的泛化倾向。逃避现实固然有悖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但大而无当的公共诉求未必见得就是圆满的社会介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以忧国忧民的姿态感时伤世，一度形成众声喧哗的嘈杂局面。譬如，“2000年前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主流意识形态两侧形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新的左右对垒。尽管中国普通百姓对‘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这场论战并不十分在意，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也不置可否，因此有人戏之为‘茶杯里的风暴’。但是，内外知识界对它十分关注，甚至誉之为‘跨世纪的争论’。这场争论并非所谓‘普世性’、‘超然性’的学理之争，而是中国知识界着眼于中国改革的实践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介入性’思考，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越了二十多年改革的时限和时下体制改革的视阈。……（他们中的一些人）以体制外甚至局外人的口吻就许多‘公共问题’纵论天下，不断扩展公共话语内容：一是对中国目前社会现状的看法；二是对‘两极分化’、社会公正、平等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等问题的看法；三是关于公民社会或曰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转型问题；四是对国际问题的争论；五是其他一些相关学理问题，诸如‘告别革命’与民粹主义问题、公共性的差异性与社会现代性认识问题、‘第三条道路’的存否问题等等。”[18]这类关怀并非不好，只是其中的不少话题已经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客观上已经陷入了另一条纸上谈兵的学术歧路。难怪有人质疑，“中国现今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最踊跃发言的是哪类话题呢？很明白，如‘9·11’，如伊拉克战争……对此，网上签名发表宣言，搞得不亦乐乎。确实，这也是巨大的公共利益话题。但是，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对比，我愈发怀疑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公共利益关怀的真正动机和信仰。”[19]

三是“极限介入”的错位倾向。虽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贯的价值目标，但“直接参政”式的“极限介入”无疑更容易蒙住知识分子本应明澈的双眼，进而使其丧失基本的现场甄别力和社会推进力。一般说来，官场知识化或许合理，而知识官僚化则很可能是一种错位。因此说，“中国知识分子在实践‘以天下为己任’抱负的路径选择上却长时期偏离了自身的资源定位，即没有立足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源，而是将文化资源变为文化资本进而转化为一种政治资源，进而直接投身政坛，参与实际政治活动，以政治活动实现人文关怀，在这里，知识与政治融为一体，政治被人文化，知识被政治化，即所谓‘学而优则仕’。虽然这是一种十分务实的选择，在这条路径上也曾经行走着中国历史上众多知识分子出身的杰出政治家，如王安石、苏东坡等，他们既是知识精英又是政治精英，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选择无疑也会消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使他们长期与当政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对权力和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20]于是有人感叹，伴随着萨义德、德里达和桑塔格的相继辞世，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仿佛约好了似地离我们而去——“其中隐含的文化意义，使得他们的辞世成为了某种意味深长和值得深入探究的公共事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界和媒体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热门的阶段，并且随着南方某家刊物发起评选的‘五十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公诸于世，成为了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正是在此背景下，萨义德、德里达和桑塔格身上所具有的批判知识分子特征，恰好暗合了当下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性描述。”[21] 而这种描述也正好隐含着当代中国对于真正公共知识分子的期待。

２、“去公共性”的原因

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的疲软状态固然有其自身的种种原因，但我们显然并不能就此否认大时代环境对于知识分子的人格挤压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发言兴趣的位移等最为基本的现实症状。

首先，并非完善的公共话语平台限定了知识分子的亚介入状态。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媒体的趋利性特征，使得未有充分准备的文化生态一时还难以完全调适过来，致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一时无所适从，只好暂且跟着时尚感觉走。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由于公共社会的畸形发育，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民主氛围的社会对话机制，再加上权力与资本对舆论的双重渗透，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要么附庸于那些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决策层的企业精英用利益打造的丰满羽翼之下，要么就是活跃于各种同样为企业集团收购或控制的强势媒体的所谓‘媒体知识分子’或媒体名人，借用许纪霖的话表述，这些媒体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作家、艺术家、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等等，虽然看起来与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似乎也是面对公众，除了大量令人厌烦的插科打诨之外，有时候谈论的似乎也是一些严肃的公众话题。但媒体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22]

其次，全球化趋势中工具理性的大规模入侵造成人文精神的快速分裂。“与经济资本运作方式相关的是技术操作、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知识界。知识领域也出现了技术化和专业化的分工。人文学科同样如此。知识界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而是形成了各种知识的‘共同体’(Community)，这些共同体之间，主题、观点甚至立场都不一定相同，从而使得知识的‘公共性’也失去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再具有以往那种普泛化的眼光和视野，他们进入现代知识体系成为某一领域和某一研究对象的专家，对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生活的兴趣逐渐减弱。”[23]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视人文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多余，半推半就地重新埋头于学斋和实验室，并希望藉此获取心灵的安逸和历史的尊重。作家刘继明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和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在年轻一代人眼中，‘1960年代’像一幅陈旧的照片那样，业已蜕变为一道隔世的风景，包括其中的那些‘代表人物’，也渐渐退出文化中心，成了某种历史的遗存。这也是为什么萨义德、德里达和苏珊·桑塔格的辞世如此引人‘揪心’和怅然的原因。它实际上隐含着思想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在当代语境中的缺席或日益匮乏以及世界正在‘全球化’旗帜下，被高新技术和帝国资本所控制的焦虑和警惕。”[24]

再次，多元化的消费景观不同程度地遮蔽了知识分子的观察视线。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崇拜和消费快感一方面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麻痹了部分知识分子原本敏感的神经。于是，现有的技术进步和一时的经济增长成了让人快慰的事实，消费的至尊感受竟比创造性的社会引领更为轻松实惠。举目四望，“大众已经难以或者拒绝承受以往那种真理、神话、理想和主义之类的现代性信仰，连爱、友谊、信任这些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范畴也受到了怀疑。人性变得暧昧起来。对他们来说，那些虚幻的话语是一种现代性焦虑。倒是那些优雅的古典情韵以广告、传媒和商品的形式出现，成为现代人的生活调节剂，也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感情怀旧和价值怀念。”[25]由此可见，当“享受生活”成为一种客观情境时，个人化的消费需求必然上升为显要的社会伦理，它在取悦公众的同时势必剥蚀知识分子的锐气。

三、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重建

上述严峻情势，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重建问题。

１、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象重建的必要性

一是现代社会结构的需要。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结构性改变，而这种改变绝对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而不是退场。说到底，“现代社会是一种结构一体化与功能分殊性相结合的社会。在社会组织母结构中，各种社会功能高度专门化，各种子结构各具独特的社会功能，彼此功能形态上相对独立，功能原理上又耦合相依，从而形成一体化与多元化互动的有机整合体。这种社会结构势必要求知识分子一方面参与社会角色的分工而成为富于‘超然’精神的专家；另一方面又要求知识分子不乏严肃的社会使命感，必须‘介入’关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公共性问题’。”[26]就当前的中国而言，我们虽然不可避免地被笼罩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但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法律平等、教育公正、环境改善、分配透明、食品安全诸问题才更加需要有知识、有良心、有智慧的知识分子的科学引领与合理监管。

二是确立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需要。鉴于当前知识分子公共品位弱化和介入兴趣降低的尴尬事实，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问题。当然，独立不是独处，也不是独语，而是指不要盲目从众，简单追求时尚，或自说自话，得过且过。有人曾这样批评部分知识分子的明星化倾向：“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成熟，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与受各种利益集团牵制的媒体的关系过于亲密和暧昧，未能保持足够的距离，以至变得过分的明星化，从而使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身份变得可疑，影响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法性。”[27]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就本质而言，一味自闭或过分时尚都有悖公共知识分子的资质，自然也无益于健康公共趣味的形成与提升。

三是革除书斋积弊的需要。历史地看，中国知识分子大体经历了三重嬗变：一是知识化，二是城市化，三是体制化。所谓知识化，就是通过各种必要的学习成为特定时代特定认同的知识拥有者。关于城市化，主要指知识者在统治阶级的吸引或自身表达的需要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所实现的由乡村向城市的聚合。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侵蚀和近代工商城市的兴起，加之科举制度的废除断了进身之路，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价值，为了更新知识，寻找出路，谋求发展，他们纷纷走出闭塞的农村，来到城市，有的甚至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明和城市文化的熏陶，学习先进适用的知识和技术，而在完成学业以后，由于城市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生活大大优越于农村，他们大多不愿回去而留在了城市，逐步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城市化。”[28]同时，现代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和分工精细化几乎把一切知识分子都纳入到了特定的体制之内，否则，你很难获得发言的机会，自然也就难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是体制，作协、文联是体制，就连“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本身也是一种流动的体制。所以说，当今时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有机化、体制化和专业化了。既然知识分子话语的合法性是由知识体制提供的，就意味着只能在知识体制内部寻求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途径。”[29]上述三重嬗变，都隐含着如下逻辑，即知识分子的学者化和书斋化。学者化和书斋化或许是知识分子的必经过程乃至宿命，但严峻的自然和人文生态却异常迫切地要求知识分子走出书斋，面向公众，兴利除弊，开启未来。

四是防止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需要。有一类知识分子，借助体制分工和某种权力机制，走进了知识阶层的顶端或高位，并随之滋生出霸权欲望、官僚心态和奴性意识，有意无意地阻碍和妨害他者话语，或者以暧昧的目光鼓励低俗的趣味。面对如此反知识、非文明的“文霸”、“文奴”现象，重建公共知识分子新形象的课题自然被摆上了桌面。“尤其是随着大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专业领域中霸权地位的形成，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常常不是以批评者、建设者和引导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明星式的话语集权者的形象出现。他们打着所谓的‘知识分子’旗号，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大众传媒的力量，在公共领域中四处招摇。”[30]这就要求优化当下知识分子的品性，重塑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形象。

由此可见，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的新形象，是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构建和谐社会、增强综合实力、提升国际形象的现实必要。

２、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象重建的可能性

重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新形象，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首先，社会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形象重建的肥沃土壤。“大凡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都会面对这样两种基本问题。一是原先的社会价值系统（包括其中的核心信仰）瓦解了、崩溃了，但新的价值观又并未在全社会普遍而牢固地建立起来，故此，社会状态趋于因失范无序而导致的混乱。二是社会利益面临重新分配，竞争因此日趋激烈甚至残酷，特别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功利性的或不择手段的竞争，往往置社会整体利益于不顾，演化成对社会利益的疯狂掠夺，这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危机化。此时此刻，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正义为使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中流砥柱。”[31]一般而言，我们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新时期统称为转型期，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此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亦即通常所说的经济快速发展、政治日渐文明、文化相对繁荣。转型期的丰富实践表明，我们正以较高的效率追赶发达国家的脚步，中国的综合国力正越来越受到世界的注目。但是，正因为转型期的超常性与跨越性，使得许多问题突显出来，我们几乎是在匆忙的状态下促成了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不少问题需要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前来梳理和打点，公共知识分子正可谓大有用武之地。

其次，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决定了形象重建的内在契机。尽管转型时期的外在吁求成为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融入社会的客观因素，但知识分子的启蒙性文化身份显然是其实现形象重建的关键性内因所在。正是知识分子相当程度上的先知性、预见性以及由知识结构所规定的公平眼光和正义要求，使得不少知识分子获得了“良知”（而非“劣知”），进而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勇士和真理的捍卫者。就此而言，“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的并非能力问题，亦非专业问题，他们行动的动力更多的是基于一个普通人的良知和勇气，他们所要努力维护的仅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识而已。从伏尔泰之于卡拉斯事件，到左拉之于德雷福斯事件，再到萨特之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这时知识分子的专业局限与他所捍卫的真理和正义来说已无所联系。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光是在专业领域从事知识研究的一分子，而且是生活在公共生活中的一分子，更是因为他承担着人类的良知和道义。‘捍卫真理和坚守正义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正是真理和正义的守护神，任何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有义务去维护这一法器免受亵渎。”[32]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划定真正的公共利益范围。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尤根·哈贝马斯在《公众领域的结构转换》一书中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概念。“公共领域”中的公共利益既是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合体，也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为基本的价值目标。而要“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的伦理体系，彰显公共知识分子的伦理价值，我们不仅要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力量，还要强调他们思想行为的实践价值，使其在公共领域的‘现场’意义上凸现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是非判断”。[33]正是这种思想与能力、外驱与内动、理论与实践的和谐统一，才使得公共知识分子从一般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并保证其内在特质和社会职能达成一致。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重建公共知识分子新形象的系统工程中，有些观点显然值得商榷。如“多余的公共知识分子”观。该观点认为，“既然‘超然’和‘介入’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缺一不可的两个侧面，并体现了公共性的两方面内涵，那么兼顾‘超然’和‘介入’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区分‘公共知识分子’与‘非公共知识分子’就没有实质意义。从这一学理看来，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没有多大必要倡导‘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34]再如“媒体学者”观。这种观点将某些媒体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必备阵地，并以此作为衡量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颇具代表性的主张是，“一是看一些主要网站是否设置有他或她的个人网页；二是过去二十年里是否经常在《读书》、《东方》、《天涯》、《南方周末》等报纸杂志经常发表学术随笔或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短文；三是他或她的文章引发的社会的‘学术’关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来社会是否认同他或她是学者。”[35]公共知识分子当然是学者，当然要借助必要的媒体向公众发表意见，但未必一定要通过学术随笔的方式发言，更不一定非《读书》、《东方》、《天涯》或《南方周末》上的文章不可。

总之，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中国语境下的形象重建虽然多少带有苦涩的意味，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现代蕴涵的现实课题。笔者坚信，只要我们的社会还会持续前行，只要我们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公共知识分子话题就不会没有意义，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重建也不会没有希望。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16.

[2] 温新红.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N].科学时报,2003-01-30.

[3] 梅荣政,周志平.“公共知识分子”论是怎样一种思潮？[J].高校理论战线,2005,(2).

[4] 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J].天涯,2004,(5).

[5] 许纪霖.另一种启蒙[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3.

[6] 广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N].光明日报,2004-12-14.

[7] 洪治纲.公共知识分子：审视与追问[N].羊城晚报,2004-08-14.

[8] 洪治纲.公共知识分子：审视与追问[N].羊城晚报,2004-08-14.

[9] 杨海平.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J].新闻界,2006,(5).

[10] 杨海平.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J].新闻界,2006,(5).

[11] 刘晓林.公共知识分子多了还是少了[J].观察与思考,2004,(11).

[12] 许知远.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N].经济观察报,2003-01-20.

[13]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66.

[14] 钱穆.晚学盲言（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512.

[15] 李庄.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公共性的丧失[J].重庆师院学报,2002,(2).

[16] 燕舞.多一些“公共知识分子”[N].中国经济时报,2003-03-19.

[17] 洪治纲.公共知识分子：审视与追问[N].羊城晚报,2004-08-14.

[18] 陈冬生.“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及其公共性辨析[J].理论视野,2005,(6).

[19] 吴俊.“公共知识分子”质疑与思考[N].文艺报,2004-10-26.

[20] 杨海平.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J].新闻界,2006,(5).

[21] 刘继明.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J].天涯,2005,(2).

[22] 刘继明.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J].天涯,2005,(2).

[23] 李庄.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公共性的丧失[J].重庆师院学报,2002,(2).

[24] 刘继明.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J].天涯,2005,(2).

[25] 李庄.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公共性的丧失[J].重庆师院学报,2002,(2).

[26] 陈冬生.“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及其公共性辨析[J].理论视野,2005,(6).

[27] 刘继明.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J].天涯,2005,(2).

[28] 杨海平.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J].新闻界,2006,(5).

[29] 许纪霖.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A].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43.

[30] 洪治纲.公共知识分子：审视与追问[N].羊城晚报,2004-08-14.

[31] 吴俊.“公共知识分子”质疑与思考[N].文艺报,2004-10-26.

[32] 陈占彪.论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与公共性[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33] 洪治纲.公共知识分子：审视与追问[N].羊城晚报,2004-08-14.

[34] 陈冬生.“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及其公共性辨析[J].理论视野,2005,(6).

[35] 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J].天涯,2004,(5).

转载自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