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站起来

作者：摩罗
书籍简介：
本书反思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泛滥的文化软骨病，说破中国百年西化史的真相；揭露西方殖民史的真相，首次撕破西方人“自我美化”的画皮，打破国人“西方崇拜病”的迷信。
本书抨击“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精神，高举“拒绝西化、重返巅峰”旗帜，呐喊“中国人没有特殊的劣根性、不是劣等民族、更不是西方奴隶”；呼吁中国人重树民族自信，找回民族尊严，重塑大国豪情，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
章节介绍：
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时代何时终结？中国人怎样在精神上站起来，平视西方，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变成现实？
一百年来，中国人在精神上始终跪在西方人面前，虔诚地顶礼膜拜西方人，一味地崇洋媚外，虚心地接受被污蔑、被臭骂、被改造的可悲境遇，不自觉地戴上“唯我独劣、封闭愚昧、迷信落后”的精神枷锁，养成了“自轻、自贱、自虐”的洋奴精神。
就人性的基本特征来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没有两种人性。
有人认为西方人有一种高贵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东方人有一种卑贱低劣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这等于说地球上具有两种不同的人类。
作者简介：
摩罗，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20世纪末，陆续出版《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大地上的悲悯》等思想随笔集，将真切的个人体验融入灵动的理性哲思中，引发全国大学生的普遍共...
《（中国站起来)序>
序一 钱文忠：伟大史诗般的呐喊
吴洪森让我相信在这个时代的世界上还有挚友，而他的朋友魔罗则让我相信在这个时代的世界上还有神交。因为，我至今还只和摩罗见过一面。
最早听说摩罗的名字，以及阅读摩罗的作品，都是拜洪森兄所赐。摩罗对于我，意味着剧烈的冲击和绵延的记忆：摩罗的思想是喷涌的熔岩，摩罗的文字是犀利的斧钺。一切模糊和常识都被他的思想烧炼，一起虚伪和结论都被他的斧钺责问。每一次读完摩罗，我都必须俯首捡拾起自己的知识碎片，重新整理缀合。我相信，这就是摩罗的力量；而如此强大的力量，在今天是绝不多见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私言。请看：
摩罗的文章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 ——余杰
几年来，每逢读到摩罗的热血文字，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挚友感到光荣和骄傲，可是又担忧，担忧他因此蒙受更大磨难，担忧他老是面对这些令人义愤填膺、血脉贲张的问题，损害健康。 ——吴洪森
来自底层的摩罗，常识问题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平等、自由、正义、公正和良知，是他承诺的必须维护的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孟繁华
余杰、吴洪森、孟繁华都是我内心非常敬重的人，他们和摩罗的交往，以及对摩罗的理解，都是我无法比拟的。但是，我之所以相信和认同他们对摩罗的判断，绝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名字和品行，而是，他们说出的正是我心灵深处的感受。
摩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没有满足我们的期待，而是赏给我们更多的丑剧和闹剧；民族没有回答我们的呼唤，而是加给我们更多的奴役与凌辱。我们这些将醒未醒的奴隶，只有带着最大的哀痛，彳亍于时间的黄昏，无望地临风而歌。”这段话，至今还在我的读书笔记里，未敢或忘。
但是，摩罗终究是一个临风亢立的歌者，即便哀痛，甚或无望，他都只会笔直地站立着，直面所有的奴役与凌辱，直击所有的丑剧和闹剧，大声呼唤出他的期待和希望，穿透漫长的时间走廊。这是令人油然生出敬意的伟大史诗般的悲壮努力。
《中国站起来》正是努力的结果。摩罗是一位作家、诗人、学者，然而他更是一位知耻的勇者。摩罗的评论者注意到，在他的文字中，“耻辱”象茫茫夜空中的闪电一样，刺破浓浓的黑暗，挑开我们被遮蔽的良知。正如《中国站起来》的副标题所在昭示的那样，摩罗关注的是“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他的歌、他的哭，他的喜、他的哀，所关乎的都不仅是他个人。尽管我们知道，摩罗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摩罗年长我五岁，而我将他视作兄长，却绝不仅仅因为序齿的关系。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人生轨迹几乎全不相同。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自有契合。摩罗在“后记”里说：“我这本书本来就是写给70后、80后、90后一代人看的”。摩罗和我都是60后的一代，我们又凭着什么可以写给后来者看呢？《中国站起来》是摩罗的答案。我的答案是，或许我们还曾经在理想主义的岁月里浸润过，虽然在记忆中，理想难免堕入虚妄，但是，理想对于我们，依然是一个美丽而高尚的字眼。正因为此，我们除了微笑和冷漠之外，还会歌，也还会哭。
我之所以愿意、敢于给摩罗的《中国站起来》写序，并不是因为我赞成摩罗的所有主张。摩罗不需要世俗的客套和伪饰。对于摩罗新书里的不少见解，我都持有不一样，甚至很不同的看法。只不过，我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没有刺破迷雾、击透寂寥的歌哭者。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向摩罗这样的歌哭者致敬，是我无尚的荣光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站起来》呐喊（1）
《中国站起来》呐喊：拒绝西化  呼唤国胆  做大国民
——2010年最震撼中国人的精神福音书
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时代何时终结？中国人怎样在精神上站起来，平视西方，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变成现实？
日前，摩罗新书《中国站起来》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做出了响亮的回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为该书感动作序，钱理群、刘震云、梁文道、孔庆东、刘仰、时寒冰、向松祚、乔良、王湘穗、张忠智等两岸三地的名家联袂推荐，共同表达“中国站起来”的呼声。
摩罗反思中国百年西化史，发出新时代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要么崛起为世界的榜样，要么沦落为公共食堂”，呼吁中国人从西方崇拜的迷信中醒来，呼吁对中国洋奴精英进行一次新的思想启蒙，呼吁中国人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
该书甫一上市立即引起了轰动，其中“义和团拯救中国”、“天朝没有夜郎自大”、“乾隆会见英国使臣没有错”等独树一帜的观点，更是引发了学界的热议。作者开风气之先，第一次大胆重评中国近代史，挖掘积极向上的历史资源，加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助推中国崛起与民族精神。
“身在中国、心在西方”的中国洋奴
一百年来，某些中国精英将全盘西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疯狂地顶礼膜拜西方文化及其国家，在精神上沦落为“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摩罗斥责：“中国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中国的思想稍有一点为西方世界不喜欢的苗头，他们就立马端起了灭火器。”
现如今，我国的主流精英日益将八十年代乌托邦化、理想化，神州大地也日益泛滥起洋奴精神。“他们发现自己站立了几十年既没挣到钱，也没有理顺国内各个群体的利益关系，自卑之心油然而生，于是重新跪了下来，不但跪在西方文化的神龛底下，而且跪在西方国家的神龛底下。”
有鉴于当代中国人“全盘西化、崇洋媚外”的可悲现实，摩罗大声疾呼：西方人犯下的罪恶与错误，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种族；中国人再也不能跪在西方人面前甘做奴隶，必须砸碎一切精神枷锁，挣脱西方人的精神奴役，而要在精神上站起来，做高贵、自信、精神崛起的大国民。
摩罗呼吁：“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把颠倒的价值理顺过来。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纵使在经济上崛起，也不过是一堆立不起来的银子，这些银子跟国民的福祉很可能关联甚少，因为它们只是为国内和国外的既得利益集团预备的。”
《中国站起来》呐喊（2）中国人是低等民族、是西方奴隶吗？
鸦片战争摧毁了许多中国人的自信，他们开始承认并虔诚地认同西方殖民者给我们描述的一切病症。摩罗研究西方殖民史后，惊呼：西方人批评甚至污蔑中国人是蓄谋已久的，是潜藏着殖民中国的祸心。其实，中国人并没有特殊的国民劣根性，国民劣根性正是西方人亲手打造并戴在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
西方人批评天朝夜郎自大，中国某些精英随声附和并痛心疾首地忏悔，激烈地批判国人的自尊自大与排外，惟恐批判得不积极得不到洋人的赏识。摩罗认为，这实质上是亵渎自己民族的尊严，难逃“洋奴”之嫌。“如果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种族和文化没有自尊、自信、自大倾向，那才是不正常的。”实际上，西方人充满了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充满了凌驾于一切其他人种之上的傲慢与偏见。他们不断丑化中国人，将中国人视作畜生。
西方人批评中国人很奴性。“鲁迅一有机会就提醒国人，别忘了咱们是奴隶，一生气就诅咒国人甘做奴隶和奴才。”摩罗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史就是殖民史。西方人也曾被征服过，也很奴性。“如果我们曾经认真研究过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孙中山等等前贤的文字，我们不难从每一笔每一划中感受到一个奴隶灵魂的灼人伤痛。这种灼人的伤痛感，标识出我们民族与奴性之间的深刻界限。这种灼人的伤痛感有多深，我们与奴性之间的界限就有多深。”
美国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捏造数据，污蔑中国人的暴力倾向世界第一。摩罗指出，人类历史上唯一杀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群在欧洲，唯一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群在欧洲，唯一对一个散居的古老民族（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的人群也在欧洲。500年来，他们每天都在制造9·11事件。西方人的暴力倾向雄冠全球，亨廷顿没有资格批评中国人。
美国国父华盛顿是殖民头子吗？
孟德斯鸠、黑格尔、达尔文、华盛顿、史密斯、亨廷顿等都是不少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西方圣贤，但在摩罗眼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殖民者的帮凶。因为站在中国人立场上，他们为殖民掠夺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支撑，摇旗呐喊，杀人于无形。
摩罗以详尽的史实揭露西方殖民史的惨无人道：“美国总统华盛顿在指挥独立战争的同时，就曾经四处张贴布告，通缉他的逃亡白奴。他还写过文章，介绍给印第安人剥制头皮的方法和经验。美国政府曾经大张旗鼓地鼓励美国市场上的印第安人头皮交易，一遍鼓动全社会剥印第安人头皮的商业热情。”
尤其可怕的是，西方殖民史与种族大屠杀仍在当代延续。“西历1973年，就在当年大屠杀的现场（翁迪特尼），当年惨遭杀害的民族举行了一个纪念会。……会后，美国政府悄悄杀害了他们300名部落成员。……许多人为基督徒殖民者辩护，认为这些罪恶发生在殖民时代，好像那就应该是一个野蛮时代，所有的罪行都可以一笔抹杀。可是，他们制造第二次翁迪特尼大屠杀时，已经是1973年。如果我们说美国在1973年还处于野蛮状态，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文明起来呢？”
摩罗立足于中国立场，在书中表达了“批西方、批洋奴、批精英，改变全球化的国际惯例；爱中国、爱愤青、爱草根，树立大国民的民族信心”的赤子情怀。“历史的经验表明，那些‘文明’国家一爱上我们这些‘野蛮族群’，我们就连热爱自己的文化和生命的权利都没有了。无论是日寇铁蹄下的中国人，还是白人刀剑下的印第安人，都曾经用自己的家破人亡验证过这条简单的道理。”实际上，擅于自我美化的西方人从来都没有道德优势，没有蔑视中国人的资格；西方人吹嘘的民主与自由的天堂，里面包裹着血腥肮脏的殖民历史。
《中国站起来》呐喊（3）中国人怎样挺起脊梁、做大国民？
殖民时代，弱国被强国的枪杆子所统治。全球化时代，弱国被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即所谓国际惯例所统治。所谓的全球化是美国人精心设计的世纪大骗局，是充满了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血腥陷阱。全球化的格局只对富强国家有利，贫弱国家则极易遭受利益的损害。
摩罗认为，中国崛起，就应该勇敢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民福祉，勇敢挑战国际惯例。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扎根于民间，必须扎根于民族，必须扎根于中国，才能成为勇敢捍卫国家利益的国胆。
摩罗相信：“《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货币战争》、《中国怎么办》、《金融超限战》等书的作者群体是新一代启蒙思想家与国胆，将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崛起的中国需要文化自觉与自信。费孝通先生虽然是西方文化的嫡传弟子，但他始终扎根于中国大地，是中国文化自觉的先驱。他给人类留下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体现了中国文化博大、包容、和谐、共生的真髓，呼吁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文化力量。如此，中国人才能自信地站起来。
名人推荐  钱文忠、宋鸿兵感动作序
钱理群、刘震云、梁文道、孔庆东、刘仰、时寒冰、向松祚、乔良、王湘穗、张忠智等联袂推荐
摩罗的思想是喷涌的熔岩，摩罗的文字是犀利的斧钺。一切模糊和常识都被他的思想烧炼，一切虚伪和结论都被他的斧钺责问。每一次读完摩罗，我都必须俯首捡拾起自己的知识碎片，重新整理缀合。我相信，这就是摩罗的力量；而如此强大的力量，在今天是绝不多见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钱文忠
摩罗老师在《中国站起来》中，饱含深情地梳理了那几代人精神崩溃的过程，描述了至今依然残留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创伤，并告诉我们前人之所以对那些强悍而又唯我独尊的西方文化顶礼膜拜，是因为前人被枪炮打败之后，一直趴在地上仰视征服者的“伟岸”形象。
——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货币战争》作者  宋鸿兵
读了摩罗这本书，我十分震惊。本来他是肯定五四和鲁迅等人的，现在变成怀疑和批判。他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时，开始相信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力量，相信民间及其文化的力量，相信中国和中国人能够崛起。或者，像汤因比的书一样，这也是一本预言书。摩罗说这本书是写给七零后以后的人看的，我倒建议六零后五零后之前的人也看一看。
——当代著名作家  刘震云
刚刚展卷拜读摩罗先生大作《中国站起来》，真是文气浩瀚，佩服。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  梁文道
忧患意识最能促使一个民族在自省与反思中，踏过荆棘之路，勇敢前行。没有一个大国能在盲目的自我膨胀中实现崛起。因此，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少谈崛起，多谈危机的化解。这或许正是《中国站起来》的价值之所在吧。
——著名财经评论家、《中国怎么办》作者  时寒冰
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中华民族精神主体的宣言。我相信摩罗的论述，会感动那些曾经把中国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前辈，他们的在天之灵会说：“其实我们所切盼的，正是这个站起来啊！”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孔庆东
别人诋毁中国不可怕，中国人主动自我妖魔化才是真正的危险。丑化中国就是企图从精神上阉割中国。经历了五四之后的逆反，21世纪的中国需要再次逆反。中国5000年历史应该重新书写，摩罗先生的《中国站起来》走出了第一步。21世纪，我们要重新做一个高贵的中国人。
——《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作者  刘仰
只要读一读摩罗的《中国站起来》，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从小就一直接受许多似是而非的讯息。《中国站起来》破解了为什么五四以来中国一直站不起来的迷思，21世纪的中国盛世更需要海峡两岸共同去努力。
——台湾远东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张忠智
摩罗语录（1）（摘自摩罗著《中国站起来——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
中国要么崛起为世界的榜样，要么沦落为公共食堂。
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同胞不爱国，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值得每个国民为之自豪的共同体，而不要让它成为少数人的私货。
最无能的男人总是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最无知的精英总是抱怨大众过于愚昧听不懂他的伟大思想，最无耻的失败者总是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胡适博士三者兼备焉。
中国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中国的思想稍有一点为西方世界不喜欢的苗头，他们就立马端起了灭火器。
若是有谁对于西方国家的弱肉强食、穷兵黩武说了一句批评意见，必有一大批洋奴对他拍案而起。若是有人对于国际社会的不公平略有批判倾向，必有一大批洋奴斥之为爱国贼。
倘若我们的民主化进程能够让人每天看到希望，倘若我们的产业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倘若我们的外交总能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倘若我们的国民总能像这次派专机从甲型H1N1流感疫区墨西哥接回中国公民那样受到尊重，倘若我们的穷人能够享受到稍多一点的公平和帮助，那么，这种崇洋迷外的洋奴思想和逆向种族主义思想就不会具有如此大的市场。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把颠倒的价值理顺过来。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纵使在经济上崛起，也不过是一堆立不起来的银子，这些银子跟国民的福祉很可能关联甚少，因为它们只是为国内和国外的既得利益集团预备的。
GDP记在中国的统计表上，利润却流进外国人的金库。消耗的资源是中国人的，流出的血汗是中国人的，掏空腰包的也是中国人，只有利润不是中国人的。
在最近两年的金融危机中，一位中国官员壮着胆子说，西方人已经失去了道德优势。这简直是个大笑话，西方人从来就没有道德优势，何以直到今天才“失去”道德优势？可见我们中国人被他们“自由市场”等等道德面纱欺骗了多久，可见我们在这个以枪炮和军事基地统治世界、奴役万民的种族面前跪伏了多久！
摩罗语录（2）
金融危机本来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过度掠夺导致的。危机发生以后，全世界的经济体被迫为危机买单。美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为金融危机担当责任。中国本来是发展中国家，在跟美国等强国进行经济往来时，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都没有。可是美国忽然要求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做“负责任的大国”。“负责任的大国”是什么意思，就是买单能力很强而且买单态度积极的国家。
跨越五四，回归康梁，从康梁这里重新起步，以“飞龙在天”的雍容豪迈之气崛起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的康庄大道。
西方殖民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的批评，实际上是强盗对于劫掠对象的批评。一边劫掠一边对劫掠对象进行道德批评和心理摧毁，本是历史上一切强盗集团的惯用伎俩，并无新鲜可言。
中国长久的失败使得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被西方人洗脑了，我们许多人不自觉地成了洋奴，成了西方立场的坚守者、西方利益的维护者。这些人给中国造成的伤害，是西方殖民者给中国造成的伤害的延续。
中国那些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还不愿意接受佩雷菲特的结论。他们已经习惯于按照西方殖民时代的口型卷动自己的舌头，习惯于从中国历史的一切悲惨故事中寻找国民劣根性的证明材料，并用以证明西方种族的伟大和神圣。他们的这种恶习一时还难于更改。
你看那义和团，不但排外，还喜欢装神弄鬼，多么没有理性。你看那大跃进，就那傻冒水平，还想着赶英超美。一百年来，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类似指控无穷无尽，蔑视、鄙薄之情溢满胸间。
屈辱之中谁都容易狭隘，仇恨之中谁都容易凶残，困窘之中谁都容易荒谬。
一个人越是激烈地批评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就越是觉得自己光荣伟大，这是殖民地居民讨好殖民者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
既然谁都曾经被征服，谁都曾经在屈辱的境遇中卑屈地残喘，那么为什么人们偏偏强调中国的屈辱历史，偏偏突显中国人的奴性呢？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可是所有那些惨遭屠戮和殖民的民族都不得不从血泊中爬起来，在屈辱的殖民模式中继续繁衍生息。
我们像一个虔诚的孩子，循规蹈矩地期待着国际社会的一句认可与表扬，最好还能得到一块奶糖的奖赏。我们等了三十年也没等到一句表扬，那块奶糖更加缈不可及。相反，我们书包里原有的奶糖大多都给塞进了强国的口中。
那种花一百元把自己灌肥，再花一千元给自己减肥的生活方式，是比裹脚布和贞操带更为荒唐丑陋的文化。
有的极端分子甚至遗憾当初英国人和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殖民战略为什么没有获得全面成功，进而为中国没有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而痛苦得仰天长啸。他们向苍天祷告，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他们几乎坚定地相信中国人就是劣等民族，我们只有拜倒在西方国家的脚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序二 宋鸿兵：中国文化也要站起来
读完摩罗老师的《中国站起来》，我仿佛听到了远处地平线上沉沉的呐喊，这是新一代中国人在精神上拔地而起的呐喊！
中国崛起了吗？一个没有在精神上完全崛起的民族能够号称崛起了吗？
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伟大事业的，同样，一种缺乏自信的文化也不可能孕育出强大的国家。如果说打垮一个人首先就要摧毁他的意志，那么打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阉割其文化自信心。
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根治中国一些人身上存在的严重的文化软骨病。这一病根直接源于西方的侵略。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锋。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首次大规模碰撞之时，中华文明竟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如此之不堪，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惊奇到惊愕，由惊吓到惊骇，六神无主，方寸大乱，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惊呼。国人先是认为洋人船坚炮利，遂实行洋务运动，以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没想到还未与洋人交手，竟惨败于国力军力不相伯仲的后起西化的日本。
痛定思痛，中国的知识界认定甲午之战，败在政治制度腐朽，于是就有了康、梁变法，试图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延续两千年的沉重社会结构岂可一朝推翻，强大的保守势力从社会的各个角落涌出，汇集而成一股庞大的逆流，顷刻之间就剁下了戊戌六君子的头。辛亥革命固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北伐战争，军阀割据，列强染指，中国丧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中国的民族危机更甚于清末。政治改革的彻底失败，军事领域的全面崩溃，民族经济的破败凋敝，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空前混乱。
在有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深刻历史传承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第一次产生了对于中华文明深刻的怀疑和否定的思潮。从鸦片战争前后对西方文明全面的不屑，到洋务运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再到“五四”时期的“全面西化”，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的自信心全面地崩溃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无法以中庸平和的心态面对这场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集体陷入迷茫和偏执，歇斯底里地抨击一切传统文化。他们不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也咒骂与封建制度共生的儒家文化，甚至连承载中华文明的汉字也未能幸免。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枪炮不如人是工业不如人，工业不如人都因为科技不如人，科技不如人肯定是教育不如人，教育不如人全怪汉字不如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史的一系列惨败对中国知识界的心理冲击所造成的内伤，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平复。
摩罗老师在《中国站起来》中，饱含深情地梳理了那几代人精神崩溃的过程，描述了至今依然残留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创伤，并告诉我们，前人之所以对那些强悍而又唯我独尊的文化顶礼膜拜，是因为前人被枪炮打败之后，一直趴在地上仰视征服者的“伟岸”形象。《中国站起来》将那些不能容忍别人文化的霸道文化从道德神龛上拉下来，让我们能够充满自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资源，并且用自己的文化医治自己的内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国际上确立了大国地位，从而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这是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确保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再也不敢对中国轻启战端，中国在军事上站立起来了。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每天仍然在享受着那场战争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被压抑已久的经济爆发力得到了空前释放，经过30年的巨大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的分量已经接近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一集团。中国在经济上也完全站立起来。
2009年，当全世界都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下滑时，中国的经济仍然在发展，尽管中国难以在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但中国社会所内含的经济增长潜力并未受到实质性伤害。
英特尔CEO葛鲁夫在其名著《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首创“战略拐点”（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概念，即当环境逐渐变化到某一临界状态，公司将不可逆转地兴盛或衰败。公司如此，国家和文明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华文明在十七世纪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战略拐点”，此后三百年中，在与西方文明的竞争中不断衰弱下去，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文明的衰落终于触底。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中华文明处在艰难的复苏阶段，而现在正在逐渐靠近新的“战略拐点”，一个可能开创未来数百年全新发展阶段的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归根到底是中华文明被压抑了三百余年的心理能量释放的物质化过程！五千年艰难困苦所历练出的智慧，无数沧桑巨变所孕育的豁达，与贫瘠的土地和肆虐的自然无休止抗争所造就的坚韧，在和西方文明剧烈碰撞的巨大痛苦和强烈刺激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的文明因子被注入进来，一种从未泯灭的舍我其谁的豪情被激发起来。一种全新的中华文明正在蓄势待发，它应该有：在经济版图内开疆辟土的雄心，在科技殿堂里煮酒论英雄的冲动，在政治天平上平衡王道与霸道的自信，在文化与艺术的王国中追寻完美的执著。中华文明必然也必将在即将到来的“战略拐点”上勃然而兴！
从1949年开始，中国分别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完全站立起来，但在文化思想领域仍然只站起来一半。我们坚信，2009年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年份被载入史册，这就是随着中国模式的确立和中国模式学派的发展壮大，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从这一年开始，也将完全站立起来！
无论是60年的民族独立，还是30年的经济腾飞，都是以五千年民族文化为支撑的。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自己的发展模式屹立于世界，摩罗的《中国站起来》，就是汹涌澎湃的民族复兴浪潮中一朵闪亮的浪花，它映现着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上拔地而起的伟大前程和信心。
1949年，毛泽东挥笔写下“别了，司徒雷登”。2009年，我们振臂呐喊“别了，美国模式！”。
华尔街“彼岸”沉没了，中国模式确立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中国的“战略拐点”就因此而生成，中华民族的巍然屹立就以此为坚实的基础。
（本文作者系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货币战争》Ⅰ、Ⅱ作者）
前言 崛起思潮激荡着神州大地（1）
1909年，看不到中国的崩溃是有眼无珠。
2009年，看不到中国崛起的趋势也是有眼无珠。
如果说1949年以后三十年的主题词是独立创业，1979年以后三十年的主题词是改革开放，那么，2009年以后三十年的主题词更为简洁：崛起。
用不着三十年后再来总结出这个主题词，最近三两年的流行词语中，“崛起”已经脱颖而出，形成汹涌的潮流。
自从满清入关以来，中国进入了将近三百年的文化停滞期。这个时期跟西方殖民者屠戮全世界的时期基本相当。
当西方殖民者的魔爪伸向中国以后，中国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血腥、动荡、屈辱、抗争时代。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几代中华儿女为了摆脱殖民掠夺，实现国家富强，维护和振兴民族文化，进行了极为悲壮的奋战。
四百年的期待实在太长久，两百年的奋战实在太艰苦。此间我们甚至错过了一些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甚至因为内部的纷争白白耗费了太多的能量。
然而，我们毕竟有关键的几步走得十分坚实有力，在应该独立的时候我们终于独立了，在必需解决温饱的时候我们终于实现了温饱。这两步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为了实现民族独立，那么多英雄的中华儿女倒在枪林弹雨之中，为了在英语民族所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谋求经济的增长，据报道中国的工人阶级仅在珠三角地区流水线旁每年奉献出四万根手指。这是一条多么血腥的解放和发展之路。
今天，当我沐浴着北京的秋风，写下我们是“崛起的一代”，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壮和哀痛化作泪水滚落下来。四百年的期盼，两百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这次崛起的机遇。无数前辈的鲜血、汗水、智慧、祝愿，化作沙砾和碎石，铸就了我们今天崛起的基础。我们承续着前辈的血脉，我们牢记着前辈的祝愿和嘱托。我们必须为一部悲惨的近代史续写出壮丽辉煌的篇章。
然而，就像我在本书中所说，中国的崛起目前尚难说已经成为事实，而只是某种趋势。我们不但应该看到这个趋势，而且必须抓住这个机遇，用我们的战略智慧和辛勤劳动，将这种趋势化作现实。
对内而言，我们的崛起应该让每一个利益群体和所有国民都成为受益者，国内各阶层利益的分配必须达成某种均势，这种均势必须足以保证不引起剧烈的、广泛的社会动荡，必须足以保证经济发展中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因此，加大第一次分配的公平，也就是增加从业者的工薪待遇，是刻不容缓的第一个改良措施；加强公民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让所有遭遇困难的公民有所依赖，是刻不容缓的第二个改良措施。建立一个社会较为永久的内部和谐和良性循环，才能保证所有公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至为坚定的国家认同，才能保证一个强国永不衰竭的凝聚力，才能保证在国际社会拥有相应的号召力和感召力，才能保证中国的崛起不至于像当年的德国、日本、苏联那样半途而废、而成为改变人类社会政治格局和历史命运的伟大事件。
对外而言，我们的崛起，意味着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享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有可能让国际社会的强势国家感到不适应。举一个很小的例子，目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仅占3.42%股份，美国却占有17.4%。当我们的经济总量扩大，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的股份和发言权就将扩大，这就势必要压缩欧洲和美国人所占的空间。今年美国要求欧洲给发展中国家让出5%的股份，美国自己却独自占着17.4%的股份分毫不让。而且，这个17.4%的股权比例拥有独家否决权。明年，明年的明年，美国还能独自守住这个拥有独家否决权的股份吗？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大的股份，甚或提出干脆废除目前的游戏规则，另创一套自己的游戏规则，美国和欧洲又会作何反应？美国的反应将会激烈到什么程度呢？
任何国家的崛起过程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博弈过程。所有强国都不愿意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因为谁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已经拥有的权力和利益。
谁都知道，英语民族的霸权地位使得这个世界极不公平，他们控制世界的秘诀就是遏制所有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上好几个强势国家起而挑战他们的霸权，可是所有的挑战者都一败涂地。法国的拿破仑时期、德国的威廉二世时期和希特勒时期、俄国的社会主义时期、日本的二战时期和八十年代的产业扩张时期，都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英美霸权索要更大的话语权。可是他们全都遭到惨败。
前言 崛起思潮激荡着神州大地（2）
挑战的失败是血腥的，挑战的成功也同样是血腥的。四百年殖民史上，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霸主，霸主权杖的交接大都是以残酷的战争完成的。就此而言，反抗殖民注定是一条血腥之路，崛起未必就不是血腥之路。
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要和平崛起，这无疑是正确的崛起之路。但是，我们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幸运，并不是取决于我们单方面的愿望。我们在奉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方针的同时，还得具有应对一切恶劣时局和事件的预案。当然，这并不是本书所关注的重点。
本书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尽早摆脱殖民时代所加给我们的精神创伤，我们应该挺起精神脊梁，以饱满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伟大气魄，将今天崛起的趋势变为明天崛起的现实。
四百年的期盼，两百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今天这个崛起的机遇。如果错过这个机遇，我们不但愧对先辈的奋战，而且可能把我们的后代重新推到奴隶和难民的非人境遇之中。
今天的中国人，如果不适时地从“国民劣根性”的自卑体验中走出来，就无法建立民族自信，就无法完成底层与精英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就只能永远卑躬屈膝地拜倒在昔日歹徒面前。“国民劣根性”的自卑体验，其实就是被打败之后精神崩溃的体验。
今天的中国，真的到了砸碎昔日歹徒强加给我们的精神枷锁的时候。如果当初我们接受这些精神枷锁有其万不得已的合理性，那么今天，我们再戴着这样的精神枷锁在全球化的大会堂里依然跪伏在昔日歹徒的后代面前，实在没有一点合理性可言。
所以，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志在必得。
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
“血沃中华劲草肥”，我看见工人农民的血汗正在浇筑着中国崛起的基座；我看见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峰会、气候峰会等等国际舞台上，中国政治家和外交家捍卫国家利益的身姿越来越自信；我看见大量文化人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崛起的伟大意义，一股“崛起论”的思潮正在神州大地上汹涌而来。
中国具有最为丰厚的文化资源、政治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崛起的优势。中国有所不足因而尚需加强的，可能在于民族信心，以及与世界霸权博弈的战略意识。
我们是继续消费五四时代给我们建构的意识形态，继续沉溺于崩溃的痛苦和跪伏的习惯之中；还是挣脱枷锁，以天下平等意识和中华文化的自信崛起于东方、腾飞于世界。这是当代中国人需要作出的选择。
有一些人继续体验崩溃和跪伏，有一些人正在意识到崛起的趋势和力量。他们各有自己的理由，但是能够为中国的未来带来光明的、能够为克服世界性危机提供贡献的，显然是后一种人。
殖民时代，一些西方人喜欢将中国比喻为睡狮。今天的中国正在醒来，但是如果它的国民不能挺起脊梁，醒来的中国将只有一堆由GDP构成的肌肉，而无法站立起来。新一代国人在精神上的崛起，才是中国崛起的先声。
本书自觉地加入到蔚然成风的“崛起论思潮”之中，为振奋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激发国人挺起精神脊梁而尽绵薄之力。倘若能够以此跟“崛起的一代”实现沟通，笔者将会感到十分荣幸。
有人说，中国是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如果就唤起中国人的崛起意识、激发中国人的崛起思潮、促进中国人的崛起信心而言，我认为这话是有道理的。
二战时期，日军摧毁美国军港珍珠港的第二天，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建构一个二战结束以后由美国控制的世界秩序。美国竟然拥有如此深谋远虑的战略家，难怪他们能够如愿以偿地称霸世界。
这一次金融危机正向纵深处发展时，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在他所主编的《环球财经》杂志上提出，金融危机乃是中国的战略拐点。他的反应虽然不及当年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那么神速，但是，对于蛰伏四百年的中国人来说，已经堪称明敏了。在向松祚提出这一观点前后，关于“大国崛起”、“大国战略”的出版物和电视节目，潮水一样漫向市场。这说明，这个死里逃生的苦难民族已经朦朦胧胧意识到了这个战略拐点。
我个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崛起意识提前十年形成了思潮，而且激发中国读书人像康有为、梁启超那一代人一样，再一次将眼光扩展到了全世界。
新一代中国读书人，再也不是有眼无珠的书呆子，而是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崛起代。
在应该独立的时候我们终于独立了，在必须解决温饱的时候我们终于实现了温饱。今天，在应该崛起的时候，我们正在紧紧抓住崛起的机?。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部曲。
崛起的思潮激荡着神州大地，民族复兴迈上了最后的征程。
一、中国人为何自我精神阉割
一百年来，中国人在精神上始终跪在西方人面前，虔诚地顶礼膜拜西方人，一味地崇洋媚外，虚心地接受被污蔑、被臭骂、被改造的可悲境遇，不自觉地戴上“唯我独劣、封闭愚昧、迷信落后”的精神枷锁，养成了“自轻、自贱、自虐”的洋奴精神。
原来，这是五四启蒙运动种下的祸根，这是鲁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精神领袖们惹下的祸。原来，他们率先丧失了中国文化和民族信心，率先精神大崩溃，盛情礼赞西方人，无情妖魔化中国人，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开启了“全盘西化”的民族自强的发展战略，最终将中国人带上了崇洋媚外的疯狂列车。
中国国民劣根性这道精神枷锁，就是首先由西方殖民者精心锻造打制，然后由五四时期的中国精英学者给中华民族戴上的。
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诸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他们跟西方文化霸权保持着不失尊严的距离，基本上不认可殖民主义者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建构的妖魔化东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说：“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由这条描述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精英的确曾经将前来提出各种殖民要求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看作野蛮人。
跟英国人把未能满足他们全部愿望的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相比，中国人把他们看作野蛮人显然是更加具有理由的，因为踏上中国领土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所干的都是逼迫、侵害、掠夺、屠杀、割地、设租界、强行传教等等野蛮勾当。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节节败退，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他们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一个弱者在面临绝顶危机时难免随之出现精神崩溃。这样的全面崩溃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屠杀之后。
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壮大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从此以后，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完全绝望。
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正是这种被打败而又看不到反败为胜的希望，中国社会才出现了广泛的精神崩溃。
中国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
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许多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
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批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等，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连一直坚定维护中国文化价值的梁漱溟，也不得不顺应时俗，给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总结出十几条缺陷。在那个精神崩溃的时代，各路中国精英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来的历史奉为主流，“国民劣根性”学说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为热闹、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
我们这几代读书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资源中成长起来的。吃狼奶长大的幼崽，对于捕杀兔子只觉得理所当然；在非洲狮子群体中长大的幼狮，对于猎杀非洲水牛只觉得理所当然。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中国人，对于猛烈批判本民族、本人种、本社会的国民劣根性，也一直觉得理所当然。
而且，我们一直把西方社会和西方人作为我们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资源，看作我们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往往谁在批评国民性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谁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学者。当年陈独秀、鲁迅都是这样振聋发聩的，后来的柏杨、李敖也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二、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溃
近代以来中国的失败是西方殖民者反复侵略与掠夺的结果，中国的精神崩溃则是所有这些失败累积起来导致的心理效应。
所以，中国精神崩溃的原因，必须从中国与殖民者的关系中寻找，必须从中国精英群体对于殖民者的认识中寻找，还必须从西方殖民者的文化密码之中去寻找。
失败与崩溃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有的人虽然失败但并不崩溃，有的人事实上尚未失败得不可收拾却已经精神崩溃了。
在西方殖民者攻占与掠夺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中国一开始就一败涂地，但是并没有马上出现精神崩溃。从魏源到王韬到严复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几代学者，从林则徐到曾国藩郭嵩焘到陈宝箴李鸿章等等几代政治家，他们在殖民者面前一直失败，但是他们的内心一直坚忍不拔，至少没有出现一溃千里的崩溃现象。
尤其是由光绪帝、陈宝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共同发起的维新变法、改制图强的维新运动，是中国自遭遇殖民掠夺以来所出现的最伟大的自救自强运动，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意志、智慧面临困厄时闪烁的奇光异彩。这一抹奇光异彩不但照亮了苦难中国的天空，也照亮了几百年来一直惨遭殖民掠夺与屠杀的整个东方世界的浩瀚天空。
这场改良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间接结出了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果实。由制度变革的战略思想发展到政权更替的革命主张，颇为水到渠成。尤其是制度变革的失败，更是为政权更替的革命运动指明了唯一的出路。
孙中山、黄兴这一代革命家，与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政见不同，有时候甚至形同水火，但是他们在心理状态和精神力量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能够以如此坚韧、顽强、挺立的姿态反抗西方的殖民掠夺，应对世界历史的新格局。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这也是梁启超日后能够在民国政府中出任要职的共同基础。
可是，这种坚韧、挺立的姿态，止于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那两代。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代，拥有话语权的中国精英群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维新运动在慈禧的铁掌下灰飞烟灭，中华民国空有名号却无以自立，引来的只是无休止的混乱和混战。
前几代历史人物这些惨不忍睹的一连串失败，作为历史的尘埃集结在五四精英群体的神经上，终于将他们压垮，导致了他们神经断裂、精神崩溃。
五四以后的这几代人，全都是吃五四的奶长大的，五四时贤在我们心中享有不可怀疑的权威地位甚至神圣地位。今天的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鲁迅的信徒，另一类是胡适的信徒，总之，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信徒。所以，当有人说五四一代是精神崩溃的一代，无疑是一个触犯众怒的观点。
如果今天的读者像当年的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具有坚韧、挺立的精神状态，而不是像五四一代那样精神崩溃，也就不需过早发动自己的极端情绪。
三、梁启超和鲁迅，谁更伟大？（上）
清末时期，中国受尽了西方殖民者的凌辱和掠夺，可是那几代人一直没有低下头来。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还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以及或开明或保守的各路大臣，没有人被西方殖民者所编造的意识形态谎言所诓骗。他们对于殖民掠夺者的丑恶行径具有清醒的认识，一直不接受西方人所建构的意在为其殖民掠夺服务的世界图式，一直把西方意识形态当作一种地方性知识拒之门外，而没有主动地将自己安放在西方意识形态给我们设置的屈辱地位。
康有为梁启超维新一代，面对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并没有出现精神崩溃。相反，鲁迅胡适五四一代已经生活于中华民国时代，亡国之忧已经有所缓解，为什么他们倒出现了精神崩溃呢？
戊戌维新一代与五四一代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戊戌维新一代对于西方殖民势力有清醒的认识，对于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在感情上、精神力量上始终保持对峙。五四一代对于西方殖民者的罪恶行径常常关注不多，对于西方意识形态则几乎全面认同。五四一代精神崩溃的第一道裂缝，就是他们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
以梁启超为例。梁启超是五四一代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社会最激进地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可是梁启超始终坚韧地挺立在中国的大地上，他对中国的批评，对外国文化精华的礼赞，从来没有丧失过民族尊严；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及其主体地位，从来没有怀疑过。对于殖民者为了侵略他者所编造的说辞，常常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对于西方殖民者变换各种花样的殖民伎俩，他也从来不曾失去体察和洞见。
当西方强盗用枪炮征服全世界的时候，他知道这些强盗的目的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所谓传播文明，而是赤裸裸的抢劫。当他们在一国开矿、修铁路、置产业的时候，他知道这是殖民掠夺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当西方人诱使或者逼迫殖民地国家向西方借贷的时候，他知道这是西方强盗利用金融手段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
既然西方国家玩的是战争动员和劫掠动员，他们的所谓国民性批判，岂有奉为圭臬之理？少年梁启超的洞察力，竟然超过了五四时期整整一代精英人物。
在中西文化关系上，梁启超那一代人一直相信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可体现在洋务、变法、教育改造、废科举等等实务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按照殖民者建构的世界图式，将中国文化置于愚昧、野蛮、黑暗的洞窟里、而将西方文化置于道德的神龛里。
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有一些浅薄之士，抵挡不住西方世界图式的诱惑，常常企图钻进那个框架之中，可是，梁启超、康有为以及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等具有真知灼见的人，一直在告诫人们，那是一个文化的火坑，我们可不要自蹈火海。
对于殖民者意识形态的认同，绝不是简单的观念问题，而是关乎一国一族的命运。我们如果认可了殖民者为自己虚构的道德优势，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为奴隶的地位和受奴役的命运。这是一个种族的崩溃。
为了避免这种种族大崩溃，我们不仅需要以国家作为我们的保护伞，还需要以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做我们的保护伞。失去了这两重保护伞，我们的命运更加悲惨。
就此，康有为曾经这样以印度和香港人的命运警示国人：印度被英国所灭，国人只能做亡国奴，在国家的阶级构成中，所有的亡国奴都是第六等以下的政治等级。英国标榜自己的民主制度，可是在印度的政治史上，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绪二年，百余年间仅有两位印度人担任过议员。香港被英国人殖民，至今为止香港本土人不能担任政治职务，香港人最伟大的前途就是当洋人的买办，成为买办是他们的至高光荣。
而按照殖民者建构的世界图式，主动将殖民者及其国家、文化供奉在道德神龛里，将自己的种族打入道德地狱之中，这本身就是成为精神奴隶的开始。康有为担心的中国全体国民都沦为印度人和香港人那样的亡国奴，并不是杞人忧天。这样的危机曾经长期盘旋在中国命运的深处。而在精神上沦为西方世界的奴隶，在康梁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进程，其高潮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代巨人梁启超不但预言了中国人的这种悲惨命运，甚至连国人精神崩溃的第一道裂缝，也预先指认得清清楚楚。
那是远在1902年，梁启超还在积极提倡向西方学习、主张用西学进行思想启蒙和制度变革的时候，他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一种深远的忧虑，那就是照这种食洋不化的路数走下去，中国精英群体很可能只能沦为洋奴。那一年他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开篇语重心长地说：“且吾有一言，欲为我青年同胞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夫二十?间之不发明，于我学术思想必非有损也。虽然，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当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
从引进西学以促进中国变革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运动的继承和延伸，可是这种延伸所达到的尽头，几乎与康梁变法的初衷相对立。
从1902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不到梁启超所预料的二十年，“全盘西化”的思潮已经成为时尚，在中国传媒上占据主流地位的一部分知识精英的话语体系中，已经完成了从“崇拜古人”到“崇拜外人、蔑视本族”的过渡。
四、梁启超和鲁迅，谁更伟大？（下）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只是简单地以西方文化为新文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化给这个民族洗脑，最后终于引领这个民族意气风发地奔向西方文化之精神奴隶的牢笼。
五四精英群体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跟他们的精神崩溃密切相关。他们本不是以融会中西的从容心态发起这场运动的。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戊戌变法失败了，甲午海战失败了，君主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辛亥革命也没革出个好结果，还有袁世凯复辟，还有张勋复辟。
那个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代精英在精神崩溃之后，使出的一些溢出常轨、违背常情的险招和歪招。
他们的精神崩溃，跟他们心中中国文化的崩溃，是互为表里的。
最简明、最准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背景的，是鲁迅的一句话。1925年盛夏，鲁迅在《忽然想到》第十一节第八条写道：“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
鲁迅的意思是，五四之所以那么激烈地鄙弃传统文化，就因为我们被殖民者的枪炮打败了。这种文化无法组织我们进行自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古老文明尽是糟粕，唯应弃之如敝屣。
鲁迅的判断是否有依据，这种思路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判断？这就好比一个秀才被强盗打劫，秀才劫后余生，却将自己被打劫的原因描述为自己所学过的诗书文章。实际上，那帮强盗打劫过所有的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俗文化的雅文化的，甲文化的乙文化的，只要有人动手打劫，无论你持有什么文化都只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失败。犹太民族是创立基督教的民族，可是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围剿中，接近种族灭绝。德国跟英美联盟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可是德国在英美联盟的共同打劫中，一次又一次失败。
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跟那位秀才的看法一样，没有起码的依据。
在精神崩溃之中，那一代人就中西文化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就中国文化前途及民族前途所作出的设计，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
他们抛弃了维新一代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而将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极其极端地排斥一种、膜拜另一种。
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的想法，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他的真实意思，实际上并没有两种选择，而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对于“西洋”的选择。
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作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百事不如人”的判断昭示了自虐的程度有多深，当然，也昭示了屈辱的程度有多深。
此后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
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
华夏秀才就这样按照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进行了文化转型，至于按照西方人建构的“社会图式”进行转型，虽然一直在努力，却无明显效果。
一个孔孟之徒，就这样被一群留学生及其背后的殖民文化改造为洋奴。
我们都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因为我们认为洋种族比孔孟种族高贵。
五、五四精英是西方殖民者的帮凶吗？
百年以来，也出现过几回精英群体言论空间权利比较发达的时候，他们利用这种言论空间讨论得最为热烈的话题，常常是“全盘西化”、“国民劣根性”、“世界主义”、“全球化”等等，这些话语往往占压倒性优势，至于“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爱国主义”等等话语，则几乎成为负面价值，受到精英群体的否定和批判。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错过了许多次国家发展的机会，这跟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文化战略上的失误是否有关？
五四前后他们不好好推进民族国家认同，却通过批判传统文化而主动解构我们的民族认同，通过国民性批判将中国国民从人种上予以小丑化、卑劣化、龌龊化甚至妖魔化。这场运动对于民族精神的摧毁，甚为严重，我们至今还在承受其恶果。
“国民性批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按照西方殖民者对我们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
当我们将自己小丑化、卑劣化之后，自然会在中西关系模式和国际社会格局中，为自己安排那种低下的、卑贱的、屈从性的角色，而这正是西方强者的意图所在。
无论是当年“停滞的帝国”叙事，还是后来的“世界主义”叙事，以及今天的“全球化”叙述，西方人建构这些意识形态，都是为了把自己推举到国际社会的金字塔塔尖上，而将其他国家都安置在金字塔的基座上。
中国人在这一百余年大多数时期，不但承认金字塔的合理性，而且自觉地趴下来献身于金字塔基座的事业。
五四运动是一场主动将自己的国家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它给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正在突显出来。
西方殖民者入侵以来对于中国人的所有批评，在五四前后都得到了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精英群体的认可和称道。
西方殖民者不承认自己的掠夺本质，自诩为前来传播文明的，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人本来就愚昧，正需要文明改造。
西方殖民者认为只有西方社会才是光明的文化，所有非西方世界应该打开国门接纳他们的光明文化，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如此黑暗，的确太需要西方的光明了。
西方殖民者说东方人种是劣等人种，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人的确具有民族劣根性。
西方殖民者最讨厌东方世界的暴力反抗，因为这得增加他们的殖民成本，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确残忍成性，必须赶快改正。
西方殖民者最憎恶中国人不愿意敞开胸怀任由他们随意攫取，诅咒中国人封闭保守，中国精英人物赶紧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确太闭关自守，必须立即铲除封闭心理。
西方殖民者希望通过普及西方文化，摧毁东方各国的文化保护和政治保护，逼迫殖民地人民直接认同殖民者作为全世界的统治者，中国精英人物赶紧对全中国人民发出了最紧急的号召：全盘西化。
五四那一代中国精英人物，虽然个个为寻找中国的前途殚精竭虑，可是他们那样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的民族文化，实际效果也许是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
特别是，在广大学生、市民、商人发起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运动之后，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依然没有审时度势，引导国人形成坚实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进一步寻求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他们在所有的文化问题上，不遗余力地为西方文化高唱赞歌，他们的思想和言论的客观效果，乃是与西方霸权和殖民势力相呼应。
其实，中国的精英人物就像是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中国的思想稍有一点为西方世界所不喜欢的苗头，中国的精英人物就立马端起了灭火器。
六、五四运动造就了中国洋奴吗？
五四运动以后，对于中国社会精神生活影响深远的，不是作为群众运动的五四运动，而是由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它以对于西方种族的极度赞扬、对于西方文化的极度崇拜为一面，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度鄙视、对于中国国民性格的极度批判为另一面。
它把一种深刻的自卑心理永远种植在民族的神经元上，让中华民族成了一个失去理性思考能力、永远自轻自贱的可怜名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此套上了牢固的枷锁，所有的创造力、所有的信心、所有的智慧和尊严，都被牢牢地锁在其中。
这套枷锁名叫“洋奴”，二十世纪之初的精英人物亲自锻造了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精英人物又郑重其事地将它套得更加坚固一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重新睁眼看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精英人物早就遗忘了被殖民的痛苦，却充分继承了五四时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尤其继承了胡适关于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的主张。
有的极端分子甚至遗憾当初英国人和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殖民战略为什么没有获得全面成功，进而为中国没有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而痛苦得仰天长啸。
他们向苍天祷告，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
他们几乎坚定地相信中国人就是劣等民族，我们只有拜倒在西方国家的脚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西方的种族主义是唯我独尊，中国部分精英人物的民族主义却是唯我独劣——他们代表这个种族承认了唯我独劣。
这种丧失基本理性和良知的自卑思潮和洋奴思潮，将近三十年来在神州大地绵延不绝，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几代中国人深受浸染和毒害。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民族的精英群体因为一种种族自卑心而无法抬起头来做人。
一代代国人就在这样的自卑心态中接受教育，精神难免受到严重的伤害和扭曲。王小东他们将此种心态及相关思想命名为逆向种族主义，真是非常准确。
平心而论，这种丧失基本理性和良知的自卑思潮和洋奴思潮，其出发点依然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如此强烈地批判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如此痴迷地崇拜西方殖民国家及其文化，就因为我们一百多年来在政治制度、社会模式、产业结构、文化目标的调整和改造上，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倘若我们的民主化进程能够让人每天看到希望，倘若我们的产业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倘若我们的外交总能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倘若我们的国民总能像这次派专机从甲型H1N1流感疫区墨西哥接回中国公民那样受到尊重，倘若我们的穷人能够享受到稍多一点的公平和帮助，那么，这种崇洋迷外的洋奴思想和逆向种族主义思想就不会具有如此大的市场。
我们只要相信每个生命个体的自私、自爱是永不更改的本能，我们也就能够相信，“爱氏族主义”、“爱酋邦主义”、“爱城邦主义”、“爱国主义”也是人类永不更改的本能。只要我们相信“爱国主义”是人类永不更改的本能，我们也就能够相信，不但五四时贤的全盘西化主张充满了爱国、救国热情，即使是最近几十年来日益发达的这种丧失基本理性和良知的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和洋奴思潮，也是爱国、救国热情的一种畸形表现。
但是，逆向种族主义思潮和洋奴思潮，以及作为这两种思潮之基础的国民性批判运动，对于我们的民族精神真的伤害太大了，这是不得不引起警惕的。
正如梁启超所言，大同时代尚未来临，为期尚远。至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第一分群界限依然是国家，那么，爱国主义就是人类一种依然有效的精神价值。
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同胞不爱国，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值得每个国民为之自豪的共同体，而不要让它成为少数人的私货。www.readist.cn读家TXT书籍下载
七、义和团拯救中国我们甚至经常用欣慰和庆幸的语气纪念罪恶的鸦片战争，把侵略者射向我们的隆隆炮声看作我们的福音。我们找出一百条理由为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辩护，却不愿意寻找一条理由对销毁鸦片、抵制侵略的民族运动之正当性予以认可。
我们每天都找出一百条理由为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辩护，却不愿意找出一条理由承认义和团反抗殖民、抵制奴役的正义性和神圣性。
事实上，殖民者在每一个地区（日本除外）都遭到了原住民的誓死抵抗，中国如果没有那场义和团运动，我们一部惨遭殖民的屈辱史将只需要“服从、送银子”两个词就写完了，这对于人类文明史和中国发展史是多么不负责任。
由于过于缺乏技术力量，由于对西方殖民者的社会文化缺乏了解，由于文化资源和社会政治资源极为有限，义和团的反抗行为及其效果确实令人心酸不已。可是，当时那些掌握着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权贵集团和精英群体，为什么不能像义和团那样燃烧起反抗激情，并帮助他们提高反抗的效果呢？
用今天流行的文化人类学眼光来审视之，义和团的一切缺陷都是非常自然的，非常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的。
连侵华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和代表殖民者把持中国税务司最高职务的赫德，都把义和团的抵抗，看作是一个独立、自由的民族对待入侵者的正常的感情反应和文化反应。他们因此意识到了中国的民间社会决不会像满清朝廷那样对他们言听计从。如果他们越过满清王朝来直接统治中国，中国社会的反抗将会像山呼海啸一样将他们颠覆和淹没。
西方列强正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降低征服的代价和殖民统治的成本，才决意放弃瓜分中国、建立殖民政府的罪恶打算，而是依然推行紧紧掐住满清政府的脖子勒索钱财的殖民策略。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义和团拯救了中国。
一百年来，我们民族精英学者中一少部分极端分子，却像最邪恶的殖民分子那样，将“义和团”当作妖魔鬼怪、洪水猛兽的代名词，当作表现和证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重要材料，极力蔑视之、诅咒之。“像义和团那样”成了中国语文中表示邪恶意象的固定词组，文人雅士每一次消费这个词组都能增长一份优越感。
这些土生土长的部分精英，已经习惯于跪在西方人面前，跟着那些屠夫的后代，歌颂他们的前辈前来美洲、中国以及世界各地进行烧杀抢掠的丰功伟绩。
一个族群的精神被打垮之后，它会生产出多么丑陋的洋奴心理和嘴脸！
八、中国崛起只是权贵的狂欢吗？
一些常识、一些基本的正义和价值，已经被我们颠倒了。我们一百年来的启蒙运动，就此角度而言，一定程度地是一场“新蒙昧运动”。
它祛除了一些蒙昧，却制造了一些新的蒙昧。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把颠倒的价值理顺来。
这场新的启蒙运动，应该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一部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它是一场关于中国立场、中国利益、中国战略的启蒙，一场关于社会组织模式和国际社会游戏规则变革的启蒙，也是一场关于脊梁骨和膝盖骨的生理常识的启蒙。
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永远只会跟着全球化金字塔塔尖上的既得利益集团鹦鹉学舌。
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纵使在经济上崛起，也不过是一堆立不起来的银子，这些银子跟国民的福祉很可能关联甚少，因为它们只是为国内和国外的既得利益集团预备的。
九、“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中国洋奴
我们有时不自觉地成了维护西方国家利益的忠实奴隶。
西方人说殖民史是一部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我们说他们就该战胜野蛮的中国，胡适甚至曾经愤世嫉俗地发挥道：中国不亡天理不容。
西方人说哥伦布占领加勒比诸岛和美洲大陆，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附和道：就是就是，世界从此就文明了，就光明了。
1992年，当西方世界隆重欢庆发现美洲新大陆五百周年的时候，那么多中国学者跟着歌颂那个给全世界带来屠杀、掠夺和史无前例之黑暗的殖民时代，好像这五百年、这殖民史给中国和全世界带来了什么光荣似的。
拉丁美洲的主流社会及其知识阶层，基本上都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或者是殖民者与原住民的混血后裔。可是他们普遍不认同他们的父系血缘祖先，而是认同自己所生活的这片苦难的土地。他们以美洲大陆的苦难之名义，对于西方的殖民者及其暴行控诉了几百年。
当西方世界无耻地歌颂发现新大陆的伟大意义时，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愤怒地说，什么发现，1936年，我发现了纽约，1974年，我发现了巴黎！
他们在情感上跟绵延至今的殖民势力及相关种族、相关国家势不两立。
印第安种族的学者，更是立场坚定地谴责殖民罪恶以及引发这些罪恶的那个所谓地理大发现。
一位来自墨西哥的拉丁美洲学者说：“对于我们这些亲身体验过历史上最大不公正的印第安人来说，庆祝发现美洲500周年有何意义？我们遭受过痛苦并继续成为最残忍地毁灭我们文化的牺牲品。这种庆祝多半是迎合某些人的政治利益的、厚颜无耻的又一表现。”
一位秘鲁学者说：“我们究竟庆祝什么呢？庆祝我们受奴役？庆祝我们在经济、意识形态和精神上受剥削和利用的漫长岁月？”
在500周年庆祝活动来临之前，1986年，《印第安民族》杂志九月号就此写道：“应当认识到，对我们美洲印第安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两种文化会合’的问题，而只存在入侵、割让我们的领土及殖民奴役我们的民族、人民和文化的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丧权辱国之痛，都是从欧洲侵略者的大炮、鸦片和传教士的十字架开始的，这些悲剧也是“发现美洲”和“全球化进程”的悲惨后果之一。
可是，中国学者却如此积极地跟着西方中心主义者隆重庆祝海盗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的伟大事件，生怕积极性不够得不到西方种族的认可和称赞。
我们不懂得、其实是不敢像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那样，拥有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全球化金字塔塔尖上既得利益集团的立场），言说自己的话语（而不是全球化金字塔塔尖上既得利益集团的话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全球化金字塔塔尖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在直接关系到当下之中国立场、中国利益和基本道义的问题上，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也是这副洋奴嘴脸。
美国军队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们说，那肯定是我们的大使馆干了错事。
美国军机在中国南海领空巡逻，并撞毁了中国的军机，我们说，中国的军机就不该离它那么近。
美国悍然发动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我们说，这是文明和民主的胜利——我们甚至这么快就忘记了，当年西方列强就是以文明的名义前来屠戮中国的。
我们之所以不懂得在国际秩序中必须强调中国立场和中国利益，还处处为西方国家及其政客着想，就因为我们一直以奴隶的身份跪在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面前，忘了抬头、直腰、伸腿，忘了挺起脊梁。
久而久之，我们竟然认为跪着才是庄严、美好的，如果谁敢于站起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表现出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大家只会觉得这个人不像个知识分子，倒像个地痞流氓，最多也只是一个“爱国贼”。
十、鲁迅果真没有奴颜和媚骨吗
毛泽东曾经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堪称一语中的。鲁迅博大的精神资源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对于奴隶地位的痛苦体验，和对于奴性的尖锐批评。这种品质当然是殖民地人民最为宝贵的品质，而且也是可以用来反抗包括国内强权在内的一切强权的宝贵品质。
但是，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成长经历，是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开始的。1898年，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天涯的那一年，鲁迅17岁，刚刚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进入到当时最为先进的教育体系之中，有条件全面了解天下大势和中国境遇。
我的判断是，中国读书人对于中国前途的绝望，是从变法失败开始的。鲁迅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求学生涯，也恰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中国文化界所有的绝望体验、沉沦气氛，都在鲁迅的内心沉积下来，成为他日后思考中国文化、寻找民族前途的基调。
大兵压境的时候，谁都会处于反抗侵略的亢奋之中，根本没有时间绝望与沉沦。殖民压迫和掠夺缓解之后，那一代精英人物发现中国依然自救无门，这才细细思量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的所有批评，觉得果然中肯而准确。
由此更加确信，那能够将我们打败的种族，的确具有物质的、军事的、种族的、心灵的、道德的、文化的种种优势。既然古老的文化不能帮我们收拾残局、重振国威，何不归依处处拥有优势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借助他们的立场来批判自己的不足，借助他们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发展。
于是，崇洋迷外的心理定势和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就顺势而成。
鲁迅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自然无法免俗。他的硬骨头精神表现在对于外国权势和一切其他权势的抵制上，至于文化选择上，他也是崇洋迷外、全盘西化派。他企图将抵制西方权力和崇拜西方文化区别开来，可是他忽略了一点，文化权力从来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屈从于一种文化就等于屈从于那种文化所强加给我们的权力关系。
当鲁迅按照一位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中国的时候，当鲁迅按照《中国人气质》的一个个观点来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时候，这个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这个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呼应西方殖民者对于我们的文化毁灭和精神奴役。
面对手抱《圣经》、胸挂十字架、口念自由、平等、博爱的对中国人的种种污蔑与批评，面对带着有色眼镜、趾高气扬地的西方传教士史密斯向中国人的心灵伤口撒盐的恶性，声称睚眦必报的五四精神领袖的鲁迅压根儿就不曾想过如何辩驳。我们痛苦地发现，无力寻找药方、只求引起疗救注意的鲁迅，竟然将这部充满傲慢、偏见与污蔑的《中国人气质》捧为至宝，按图索骥地“创造”独属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不自觉地给所有中国人戴上了“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可惜，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说破这个真相。
崇洋迷外、全盘西化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吗？
中国的崛起将是从反抗并改变这种宿命开始的。
GDP的增长只是中国崛起的铺垫，中国真正的崛起一定是从摆脱崇洋迷外宿命、挺起精神脊梁开始的。
十一、鲁迅种下的中国特色洋奴相
无论是史密斯还是鲁迅，他们对于中国人性格中丑陋部分的批判都是对的。既然是对的，那不是批评得越多越好吗？
可是其中的猫腻在于，他们所批评的这些所谓“国民劣根性”，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特性。这些本来能用人性论解释清楚的普遍性问题，全都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偷换为中国“国民性”的特殊性问题。这一偷换就将人性中的罪恶因素全部转换成中国国民的罪恶表现，这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歧视中国、奴役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
鲁迅如此虔诚地服膺于史密斯的“中国论”，必定会为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留下后患。鲁迅身上，一直有一个悖论。他的目的是激励国人精神上挺立起来，尽早摆脱西方的奴役，他这方面的急切和炽热是举世罕见的。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他认为只有在文化上彻底放弃自己，完全归化西方，才能求得国人的精神独立。这是一代五四时贤的共同认识，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动机。
可是，文化本来就是精神的载体，当我们将西方文化供奉在神龛里，世世代代顶礼膜拜，我们在精神上还有可能挺立起来吗？
不但无法挺立起来，相反，我们只会按照西方种族对于我们的命名来体验我们的内在生活，甚至只会按照西方种族的意图来安排自己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角色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久而久之，我们只会成为真正的洋奴。
当代中国的读书人，要么是胡适的信徒，要么是鲁迅的信徒。
这两个群体在具体的文化观念上不无抵触和对峙，但是，在蔑视民族文化、崇拜西方文化方面，在批判中华民族性格、崇拜欧洲白人种族性格方面，他们却基本一致。
他们甚至将五四时贤对于西方文化的无条件崇拜，发展为对于西方国家实体的崇拜。这是五四留给我们的恶果之一。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作为五四意识形态的消费者，比他们更加缺乏文化创造力。
若是有谁对于西方国家的弱肉强食、穷兵黩武说了一句批评意见，必有一大批洋奴对他拍案而起。
若是有人对于国际社会的不公平略有批判倾向，必有一大批洋奴斥之为爱国贼。
这种洋奴相，在鲁迅的作品中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鲁迅的作品中，谁若是不接受史密斯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评，那受到的诅咒与今天的爱国贼颇为类似。
鲁迅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他一辈子的创作，竟然如此严重地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影响和支配，虽然我们相信他的主观意愿在于激励中国人摆脱外国人的奴役，可是它在效果上也许难免适得其反。
我们有意按照殖民主义者的命名来体验自己，只会越体验越觉得自己是劣等民族，这实际上就是或主动或无奈地将他们给我们锻造的精神枷锁戴在自己的脖子上。
鲁迅如此折服于一个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人的挑剔和批评，中国读者又如此折服于鲁迅的作品与思想，这条文化传播的纽带，染满了精神奴役的底色。
无论这里开出多么美丽的文学之花，花瓣里流淌的汁液永远无法摆脱精神奴役的养料。
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关于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是何其沉重，由鲁迅的创作可见一斑。
十二、爱国主义成为西方殖民的护身符
民族国家理论，本是西方建构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理论从建构到践履，到最后被他们自己否定，跟他们的殖民历史及殖民模式的转换基本同步发展。
在传统殖民时代，西方世界借助民族国家理论，一方面在欧洲内部为维护国家利益而相互混战，几百年的相互屠杀之后，终于逐渐划清了政治和利益的边界，从而形成了今天所谓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等民族国家单位。
另一方面，他们借助民族国家理论到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掠夺，以谋求他们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的最大化。经过五百年的殖民掠夺，他们终于实现了对于全世界财富和资源的长久控制。
欧洲人内部的相互掠夺和屠杀，给欧洲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面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恶果，他们认为这种悲惨局面跟他们提倡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知识界就开始了对于民族国家理论和民族主义的否定与清算。
对于广大的被殖民的东方地区而言，民族国家理论乃是一个尚未失去正面价值的有效学说。西方国家很可能正是发现了民族国家理论被东方社会所用，乃加速将此一学说妖魔化，以此消解东方主权国家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面，同时也有通过消解殖民地居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进而为新的殖民掠夺扫清障碍的用意。
二战结束以后，传统的殖民模式大致终结，为了巩固他们的殖民成果，保卫他们殖民掠夺的历史地位，西方世界设计并推行着新的殖民模式，不惜一切代价扑灭挑战他们统治地位的因素。
他们先是建构一个冷战格局，英美集团和苏俄集团各自抢占势力范围，跟以前英法之间抢占殖民地盘异曲同工。
苏联垮台之后，欧美体系迅速推进“全球化”运动，将原先英美集团建构的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覆盖全球。在这个体系之中，西方集团高居金字塔的塔尖，所有其他国家都只能屈居塔基地位，通过牺牲自己的资源、环境、公民权利和血汗，供养者那个养尊处优的塔尖集团。其实这就是一种新的殖民模式，实现此种殖民的主要手段就是金融体系和各种跨国公司构成的产业体系。
在新的殖民模式之中，世界被区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是那些发达国家进行殖民掠夺的对象。而不发达国家的国家主权再一次给西方掠夺者设置了障碍，主权国家总是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的保护伞，它还有能力跟急于进入境内的西方跨国公司讨价还价，总是让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诉求不得不打折扣。于是发达国家动用侵略战争、策动政变、金融操控、意识形态改造等等手段，对这些不利于他们进行掠夺的国家主权予以摧毁，帮助目标国建立符合他们意志和利益的、受他们控制的政府。
在新的殖民时代，他们选择和培植傀儡政权的手段更加突出。谁不做傀儡就灭掉谁。用战争的方式和颠覆政府的方式摧毁了他国的国家主权之后，他们的金融集团、跨国公司以及所谓国际组织才能一往无前地进行掠夺。一旦用金融方式和跨国公司模式对一个国家实行了控制之后，那种掠夺将是长久而又制度化的，此后在这个国家他就不再需要付出战争的代价。
对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妖魔化描述与解构，跟他们的侵略战争、政变颠覆、金融控制、跨国公司吸血，构成相互支持的关系。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他仅仅用这种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就获得了殖民吸血的成功。这些中魔中邪的国家，充分展开自己的身体，任由西方掠夺集团肆意妄为。他们甚至因为自己有资格跟西方高贵种族建立这种吸血和供血的关系而感到骄傲，认为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加入国际体系，这就是跟高贵种族达成平等。
这种方式其实在传统殖民时代就已经具有苗头。当年中国出现太平天国起义时，西方不少人士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权进行考察，企图在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之间做出权衡与选择。当他们发现太平天国政权不支持外国人在中国进行殖民掠夺，他们就决定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
在清政府内部，慈禧太后的权力集团与光绪皇帝的权力集团出现权力之争，光绪皇帝积极向西方学习，努力寻求变法改制的可能性，也就是愿意有条件地走上西方化的道路。可是光绪皇帝的变法战略背后是实现国家的独立，以便能够抵制殖民者的支配和掠夺，这就增加了殖民者的担忧。慈禧太后变法的积极性远逊于光绪集团，对于维护中国的固有体制和固有文化则更加坚定，对于西方的殖民掠夺他们只是采取消极应付的政策，甚至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姿态，做西方人的傀儡。于是，西方人不选择积极西化的光绪皇帝，而愿意支持慈禧太后的权力集团。
十三、五四精神领袖忘了爱国
康梁之后的大多数时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大多跟着西方国家鹦鹉学舌，习惯于照搬西方的命题和思想。
西方人吃饱了，中国精英就忙着打饱嗝；西方人感冒了，中国精英就忙着咳嗽；西方人在某个方面虚火过旺了，中国精英就马上跟着拉肚子。
西方人批评中国自尊自大，中国精英也跟着批评中国自尊自大，而不知道西方的自尊自大比中国严重一百倍。西方人批评中国缺乏诚和爱，中国精英也跟着批评中国缺乏诚和爱，而不知道西方的诚和爱都转化为子弹和刀枪的事实。西方人批评中国最富于暴力，中国精英也跟着批评中国最富于暴力，而不知道中国从没有人到西方世界施放过一枪一弹，西方却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方国家一次次尸横遍野。
中国精英中一部分呼风唤雨的人，基本丧失了思想能力，只能双目紧盯着西方人的口型，然后紧紧跟着他们鹦鹉学舌。
在五四运动前后，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掀起了一个摆脱殖民统治的高潮，这种社会运动不难从民族国家学说中找到理论支持。
世界上任何强势集团所创造的文化思想，都是用来维护他们作为强势集团的统治地位和相关利益的，这种思想必定包含着驾驭和奴役弱势集团的精神内核。所以，弱势集团接受并消费强势集团的文化思想的过程，就是接受奴役的过程。
在经受漫长的殖民掠夺和奴役之后，中东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弱势国家深知这个道理，他们看清了接受强势集团的思想文化就是接受了强者对于弱者的权力关系，于是，那些地区的精英人物坚决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扩张和覆盖。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备受欺凌的弱者，它的精英人物却没有这样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五四时贤在探索民族前途过程中，漫长的迷茫和疲惫最后导致了精神崩溃。崩溃之中他们把西方强者及其文化当作唯一的光明，刷一声跪将下去从此不想爬起来。
一个失败的民族面对那个强大的凶手，就这样长时期处于跪伏的崩溃状态。为了挽回屈从的面子，我们暂时不承认我们崇拜的是那些强盗国家，只承认我们崇拜的是那些强盗国家的美好文化。
他们毅然决然地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极尽诅咒之能事，不留一点余地。
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和追随被看作是中国唯一的福音和出路。
我们不是不理解，五四时贤的此等选择和作为，所表现的依然是他们对于民族国家的钟爱之情和责任感。他们用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疗法，企图用这种极不理性的、极为畸形的方式，引导苦难的中国起死回生。可是，实际效果未必如他们所愿，历史的客观影响尤其不会考虑你的主观意图何在。
当西方学者拿着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学说，来给那些要求民族自治、国家独立的亚非拉地区民众灭火的时候，中国的精英学者也跟着猛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肚子，实在难逃洋奴的嫌疑。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资源极为稀薄的国家，近代以来处于欧美和日本这些民族主义疯子的重重包围之中，长期面临着灭国的威胁。
中国的精英群体却不知道适时地利用西方社会出现民族主义疑虑的国际背景，好好鼓动国民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以便适时地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在虎狼环伺的险恶境遇中打开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与此相反，中国精英群体竟然跟着西方学者盲目嚷嚷着世界主义之类，同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发起猛烈的、毁灭性的攻击，还自以为这样就是站到了国际前沿，就跟那些伟大民族的伟大学者同样伟大了。
长久言之，也许这是断送中国前程的愚蠢行为。
十四、愤青爱国何错之有
氏族时代，人类社会分群的第一条界限是氏族，于是“爱氏族主义”成为主流。
酋邦时代，人类社会分群的第一条界限是酋邦，于是“爱酋邦主义”成为重要的人文价值。
国家时代，人类社会分群的第一条界限是国家，于是“爱国主义”成为重要的人文价值。
2009年5月北美洲爆发传染病甲型流感，中国政府派专机到墨西哥疫区将特定的几百人接回中国，中国政府和同胞之所以最关心这几百人的生命安全，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跟我们具有民族和国家认同。这一事件和行为将国家是人类分群的第一原则阐释得清清楚楚。
在这样的人类分群模式中，国民将国家看作与自己生命和利益相关的人文价值之一部分，乃是顺理成章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
爱国主义是人们自爱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从“爱氏族主义”和“爱酋邦主义”发展而来，非常自然，非常顺理成章。它既含有血缘的、种族的认同，也含有地域的、文化的认同，同时还含有法律的、利益的认同。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一个人的国籍往往是他的第一属性，而且国籍常常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爱国主义除了文化、利益认同之外，还充满了命运的纠缠。就像自爱是一种无可厚非的生命本能一样，爱国主义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本能的情感。
但是，爱国主义发展到极点，也就难免出现一些悖谬之处。各种集体（无论是氏族、酋邦、城邦还是国家）也像每个个人一样，对于利益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如果过分追求自身的利益，就难免对他者的利益构成伤害。
每种发展到极致的人类品质都是非理性的，爱国主义也是一个没有限度的价值观，它只能是一把双刃剑。
一个氏族成员从另一个氏族劫掠的财产越多，就越是被自己的氏族奉为大英雄。可是对于被劫掠的民族来说，他却是一个恶魔。
成吉思汗对于汉族人、斯拉夫族人来说无疑是杀人魔王，对于蒙古族来说却是空前的英雄。
伊藤博文、东条英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是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的奸雄，一个是罪恶的刽子手。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都是国家的圣人和功臣，因为他们能够从外族掠夺无穷的财富和光荣，奉送给他的同胞，所以日本人世世代代将他们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永远祭拜。
华盛顿、杰弗逊对于美国来说是立国圣人和英雄，可是对于英国来说他们是叛徒，对于印第安人来说他们则是施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刽子手。
哥伦布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为他们找到新的财富来源的大英雄，所以欧洲人歌颂他长达五百年；对于美洲原住民来说，他是五百年屠杀史的先驱和元凶。
五百年来无数欧洲人对全世界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展开殖民大屠杀、大掠夺，无数尸骨和财富养肥了欧洲国家和国民，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早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殖民地的居民都不爱国，或者无国可爱，好让他们各个击破，随意掠夺。
殖民者最珍惜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最恨其他国家的人怀有爱国主义精神，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就是假装没有参透。
对于被殖民、被屠杀、被掠夺的民族来说，那些以文明国家的名义烧杀抢掠的西方爱国主义者，个个都是魔鬼。
为什么我们认为殖民者是魔鬼？因为我们也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也爱我们的国家。一切损害我们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强盗，都是魔鬼——从鸦片贸易的商贩到八国联军的军人，到侵华日军的官兵。
而这些魔鬼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就因为他们是代表国家而行使职能的。哥伦布如果没有西班牙的支持，就没有能力航行到美洲。如果没有西班牙源源不断派来军队和殖民者，他在美洲也会十分孤立。
在国家成为人类社会分群界线的第一原则的时代，功臣与罪人、圣人与魔鬼的区分标准，与个人品德全无干系，仅看他谋求的是哪国的利益，损害的是哪国的生命。
这个标准简单地说其实就是所谓“爱国主义”。
在大家都讲爱国主义的时候，一个国家如果傻乎乎地专讲什么世界主义，那就只能等着那些骨子里爱国主义、口头上世界主义的掠夺者和屠杀者来收拾你。
爱国主义既是侵略者杀人的理由，也是弱势国家抵御屠杀的武器。
我们不但应该理解所有人的爱国之情，而且应该理解弱国国民的强国之志。
愤青爱国何错之有？
中国，就是应该强大起来。
十五、蔡元培造就了中国教育洋奴吗？
在激进派看来，中西并重、中西兼通的文化政策，只是一种消极的应变策略，“全盘西化”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振兴战略，才能给民族带来真正的振兴和新生。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之后，用法律的方式将激进派的这种主张变成了中国的国策。1912年（壬子年）至1913年（癸丑年），蔡元培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以及一系列补充文件，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在这个学制系统所划定的教育资源中，最让激进派得意的是废除了中国文化资源，除了安排一些古典文章实现汉语传承外，其他教育资源都是西方文化。
自此以后，中国学子在受教育过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当他们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满腹诗书所装全是达尔文、亚当·斯密、蒙田、歌德，以及耶稣和亚里士多德。
自此以后，中国文化人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了解越来越多，跟西方文化人的知识储备越来越接近，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人伦，则了解越来越少。
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想和立场，一个不知有中、只知有西的中国学子，为了维护他的知识的有效性，只会致力于维护西方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尊严与地位。何况，这种文化背后的国家力量是作为征服者和成功的掠夺者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这种知识结构的人最适合充当西方势力的买办和西崽，最适合充当西方文化的传销者、推广者、普及者。而且，他们把从事这种工作看作最大的光荣，如果一旦某个人沦落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那将会感到锥心的耻辱和痛苦。
一代士风已经沦落如此，蔡元培以割袍断义之勇，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切断民族文化传承之路，实属顺势应变。
由于蔡元培的作为具有法律效果，中华民国和五四运动一直被认作历史的正统，所以，蔡元培的文化选择，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并必将进而影响中华民族的千年命运。
吕纬甫和魏连殳们，怀着如此强烈的逆向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和人群的强烈怨恨和蔑视，如此执拗地朝着西洋文化狂奔猛跑，他们将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几乎不用细想就能知道，必定是跑出一个十分简单的文化思想，必定是跑出一个不加甄别、不加辨析的历史选择。五四期间胡适他们“全盘西化”的主张，只是对于蔡元培《壬子癸丑学制》的阐释和论证而已，当然，也只是对于吕纬甫、魏连殳的意愿的口号化而已。
西方殖民者正在绷紧神经、铆足劲头给世界各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每个地方的进展都十分艰难。就中国而言，他们费了许多精力传教、办报纸杂志、办教会学校，所费人力财力不小，收效一直无法满意。突然之间，由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用法律、文学、论说等各种方式，用政府、民间、学校、传媒等各种渠道，全力配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渗透，实属喜出望外。
我想他们最为欢迎的肯定是蔡元培的作为，蔡元培的作为规定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古老的文化，要用国民教育的方式，举全国之力，将全民族都培养成西方文化的买办和西崽，这在西洋人自己，一定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西方资本家在中国所获得的产业成功，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宣传者所获得的成功相比。一百年来的某个阶段，中国所有的买办和西崽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中兴。但是，中国的文化买办，却一直没有遭遇过低谷。
当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成了某种异族意识形态的消费者，这个国家和社会要想谈论精神上的独立、文化上的创造，暂时还没有可能，因为它有一个门槛不容易越过，这个门槛就是文化信心。
十六、走投无路掉进市场经济的陷阱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精英群体对于民族文化的憎恶已经登峰造极，正处于饥不择食的窘境。此时他们对于自己所向往的文化资源，当然不会有鉴别力、辨析力，甚至不会觉得还需要有所取有所舍。这时候他见到西方文化只会照单全收，就好像脑子里被西方人植入了一个芯片，整个大脑，乃至于四肢百骸，吃喝拉撒，全都被这个芯片所控制。
本书对于中国人从西方学来的好东西，一概不表（何况咱们挨的枪子儿、被劫掠的银子，比那些所谓好东西多得多），单表咱们轻信那些谬说，是多么的脑残。
首先表一表西方人在进行殖民抢劫的过程中所建构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学说。这个后来被命名为“市场经济”的学说，征服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知识精英。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知识精英最为推崇的西方意识形态，就是这个市场经济。
西方强盗征服全世界之后，所有的被征服者都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多数失败者都决心学习他们的文化和制度。这时西方人开始主动传道了。他说，告诉你我是怎样强大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就是我们强大的奥秘，你们要想跟我们一样牛逼，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们学习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
全世界很多走投无路、救国无门的知识精英，诚惶诚恐地表示要学习他们的这个根本经验，西方人自己则躲在英吉利海峡的避风港里窃笑呢。
所谓自由贸易，就是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商品的流通，从中赚钱。所谓自由市场，就是既然市场具有此种需求，就应该允许商贾将相关商品流通到这个市场来，通过满足这种市场需求而得利，不可设置人为的阻碍。
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运作中，政府不应该干涉，应该放手让商贾经商牟利。
所以，当咱们西方人到中国来做生意的时候，你们政府不能干涉，如果干涉，就是破坏自由贸易原则，就是损害自由市场的利益。
西方殖民者用经济手段进行财富掠夺时，在掠夺地区所遭遇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以主权国家名义出现的政府的保护。自由贸易理论就是极力排斥国家因素和政府因素的学说，这实际上是排除各国主权或傀儡政权对西方殖民掠夺抵的制。
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理论虚构了商业中政府的缺席，我们看看在西方人自己的商业运作中，是不是排除了政府因素。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颁给东方贸易特许状，也就是赐予它们在东方世界的贸易独占权，其他英国公民若是敢在这个领域从事贸易，货物一律没收，没收所得一半归王室，一半归东印度公司。这种特权就决定了它的经营模式跟“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没有关系。女王还赋予东印度公司制定法律、受理行政和建立贸易据点及军事据点的特权。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据点发展为殖民地，它们以印度为基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南亚地区进行殖民，这个公司实际上成为一个殖民政府机构，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跟商业的关系，其实就是政府跟商业的关系，而不是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商业”。
颇为讽刺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所做的头两笔生意，都是抢劫。他们在接近好望角的时候，遇到一艘葡萄牙商船，于是将其洗劫一空。船队到达印度尼西亚之后，又有幸遇到一艘葡萄牙大型商船，船上载满了印花布和手工艺品，英国东印度公司果断地将所有货物填满了自己的船舱。
欧洲在发展资本主义贸易的过程中，前期的海盗抢劫和后期的殖民抢劫，是他们最主要的资本积累方式。单是西班牙从美洲劫掠的金银，就使得欧洲的金子增长了五倍，从50吨发展为300吨；银子增长了十四倍，从700万吨发展到1亿吨。
西班牙政府规定，只有西班牙船只才能承运美洲殖民地的货物，金银贵金属尤其如此。大量英国海盗专门劫掠西班牙船只，其中有的海盗跟英国女王合伙经营，女王参与分赃。英国海军就是在海盗船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跟英国女王合伙抢劫的海盗被女王任命为海军司令。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第一次出海远航的船队所选择的船长，就是一位名满全国的大海盗兰卡斯特。
在英国人控制印度洋航道之前，这里曾经是葡萄牙海盗的一统天下。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洋之后，发现印度和中国都如此富裕，他们自己则穷得叮当响。他们根本没有钱购买这里的商品。他们只好发展海盗抢劫的技能，向自己能够涉足的地区和航道收取保护费，也就是职业强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武装贸易”。武装贸易的含义就是抢劫。
英国能够从葡萄牙人手里拿下印度洋航道的控制权，非得抢劫能力胜出一筹不可。而在葡萄牙人、英国人控制印度洋航道进行武装贸易之前，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先后控制印度洋航道一千余年，此间这一带一直是和平经商、和平航行，完全不存在武装贸易问题，也不存在保护费问题。
由此不难推测，欧洲人为什么发展起资本主义——这跟赤裸裸的抢劫密切相关。
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其理论支撑是经济学上的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名称就是抢劫经济学。
十七、中国外汇储备成了美国人的取款机（1）
英国在其国土面积156倍的土地上尽情掠夺，用来养育那个小岛的岛民，他们的权贵当然可以穷奢极欲，他们的穷人也不难拥有足够可观的分赃。
顺便说一句，不要将英国人的民主、人权等等学说和社会状况道德化，在“羊吃人”时代，英国的权贵曾经用割鼻子、割耳朵的酷刑逼迫英国的穷人为他们服牛马之役，那种残忍世所罕见。是殖民地的掠夺所得无限丰富之后，那些穷人的境遇才有所变化，因为他们作为强盗国家的国民，有幸从权贵们的指缝里获得了可观的分赃。
西方国家穷人境遇之改善，制度之改善，都是用中国人、印度人等等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和尸骨堆砌起来的，简单说就是国家内部的分赃机制带来的。
就此而言，并不是西方人创造了民主制度，而是被压迫、被掠夺的东方殖民地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尸骨造就了西方的民主制度。
英国强盗用枪炮成功地维持了他们遥遥领先的“生活水平”，这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基于他们永不餍足的欲望精心策划、强力制造出来的结果，简单地说，就是赤裸裸的抢劫的结果。
美国人用什么维持他们财富的最大化呢？用他们所制定的全球经济秩序及其游戏规则来维持。其中一个重要的游戏规则就是由他们制定的金融体系。按照他们的金融体系，中国的产品不能不卖给他们，但是却拿不到货款，只能拿到以美元名义存在的“外汇”。这些外汇只要写在金融组织的账单上就可以了，美国连印制钞票的成本都可以省略。
目前的中美关系大致地体现了这种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关系模式：中国人负责生产产品，美国人负责享受这些产品，而且不用付款。他们的欠条被冠以外汇储备的美名，被发展中国家看作财富和身份的象征，看作融入高贵的西方人群体的希望。
美国人从中国“借”来的这些财富，不但用于自己的消费，还用来赏给达赖集团、热比亚集团，赏给中国大陆那些死心塌地的洋奴派文人和政客，让他们致力于分裂中国、颠覆中国的活动，让他们一代一代继续给中国的精英和大众洗脑。
中国人除了血汗之外，还必须牺牲自己的资源、环境，才能换得起码的生存；却让美国将我们的钱用于分裂中国、颠覆中国，用于给我们洗脑，好让我们永远跪伏在他们面前，永远崇拜他们。
美国如果不想兑现目前的欠款，他们只要开动印刷机哗哗的印钞票就可以，中国人民的血汗瞬间就化为一钱不值的绿色美元。
到时候中国的穷人将怪罪政府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政府将会责备穷人不能体谅自己的苦衷（因为有国际惯例制约呀）。双方的矛盾一旦激化，中国的动乱在所难免。
那时候，吃饱喝足的美国将带领全世界的强国声讨中国不民主、不人权，那些由中国财富养得白白胖胖的美国人还将天天诅咒中国是邪恶国家，还将像当年的传教士那样诅咒中国的国民劣根性。
与此同时，他们所豢养的分裂集团将会趁势而为。
与此同时，他们不会忘记制定更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计划、方法、实施途径。
我的确羡慕美国人，由于他们的国家长于抢劫，全国人民都能加入那个庞大的分赃体系，安享民主和福利。
开心的时候他们可以怜悯我们不懂市场经济，不开心的时候他们可以声讨我们抵制民主自由。
美国人为什么可以安坐财富的巅峰？他们的方法跟他们的祖宗英国有所不一样。
严格地说今天的美国没有一块殖民地，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他的殖民地比当年英国广阔得多。除了西欧之外，全世界都在他的控制之中，其实西欧何尝不在他的控制之中，北约国家不都是看美国脸色行事的吗？只是因为美国需要这样一群跟班时时起哄几声，对他们就格外客气一些而已。
美国不需要一块殖民地，可是全世界都沦为它的狩猎场。历史终结在这里，那是多么美好的“美国世纪”。
美国凭什么安坐于世界财富的峰巅呢？其实奥秘中的奥秘跟英国还是一样的，那就是靠军队，靠暴力。
十七、中国外汇储备成了美国人的取款机（2）
美国的军事投入占全世界的一半。也就是说，世界上美国之外两百多个国家，其军事投入的总和，相当于美国这一个国家的军事投入。
除了本国的强大军队之外，美国在外国曾经安置了接近3000个军事基地。如果全世界按200个国家计算，平均每个国家有15个。冷战结束以后，经过好几次调整，美国依然在海外拥有大型军事基地接近500个，小型军事基地接近1000个。每个国家依然平均有7个。
有这么强大的杀人机器，还怕抢不来金银财宝！
美国就是靠这样的方式维持他的财富之王地位的，不知那些信奉市场经济的中国经济学家是不是能从中看出一点市场经济的踪影。
饶有趣味的是，当美国对伊拉克人民发起狂轰滥炸时，中国的教授这样为美国兵赋诗：“时代在前进，伊拉克的民主，/只有靠破鞋巡航导弹呼啸携来。/你的笨重的军靴，跨涉在伊拉克沙漠的地平线，/那是人类文明的走，/如果你倒下了，人类将失去正义的脊梁。/如果你的国家跨掉了，人类将回到中世纪的蛮荒。/丑陋的嘴脸在电视屏幕里评点战争，/实乃一帮号称专家的巫婆神汉胡批乱侃。/彻底的陈词滥调，全心全意的愚民，/是我逃不脱的声音聒噪。/我的心遥向伊拉克战场千百呼喊：向我开炮！向我开炮！/美国兵，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如果招募志愿者，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破鞋下的亡灵。”
长期以来惨遭多重掠夺的中国，他的知识精英就是这样歌颂掠夺者的。他还嫌中国遭遇的掠夺不够严重，还呼唤美国军队向中国开炮。
一个人如果被一种邪恶的意识形态洗脑，他会做出怎样滑稽的表演！
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啊！
十八、美国用市场经济玩弄中国
西方人的所谓自由贸易，其实是他们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一直在国家和政府的控制之下。可以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贸易以及抢劫一直是西方最大的政治，所以一直是西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国际贸易流程中，西方国家的政府娴熟地控制着每一个环节，随时按照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战略需求予以干预、调整，或肯或否，从来不依据教科书上的任何教条，唯一的依据在于它的利益和战略需求。
教科书上那些教条是用来哄哄中国和俄国的经济学家的。
2007年美国爆发的房地产次贷危机，让全世界的投资者血本无归。中国的损失尤其巨大。这个生意的缘由是，美国资本家企图用精心策划的房地产贷款的衍生金融产品赚钱，于是将那些贷款打包销售给其他国家的投资商。
中国是他们所瞄准的大客户。2008年9月，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杰克逊亲自到中国访问，推销这个产品，他要求中国央行和其他银行大笔买进他们的房贷债券。
中国人能不给美国政府面子吗？于是，买！
最后呢，在次贷危机中，中国人的血汗大多化为泡影。
我只强调一句：这个金融产品是由美国政府出面推销的。
美国政府介入商业竞争的最著名的近期案例，是他们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金融危机本来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过度掠夺导致的。危机发生以后，全世界的经济体被迫为危机买单。美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为金融危机担当责任。中国本来是发展中国家，在跟美国等强国进行经济往来时，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都没有。可是美国忽然要求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做负责任的大国。负责任的大国是什么意思，就是买单能力很强而且买单态度积极的国家。
美国自己是不是负责任的大国？不能说他不负责任，但是从他大印钞票损害其他持有美元者的利益而言，从他规定用于救市的资金购买钢材时只能购买美国钢材的规定来看，它只对自己的国家利益负责。
全世界都对“购买美国钢材”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表示反对，美国却无动于衷。如果其他国家都按照美国的风格进行贸易保护，那对金融危机的缓解只会有害，美国对此也无动于衷。
2008年，在西方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澳大利亚经营铁矿石的力拓公司举步维艰，企图用出卖股份的方式向中国的中铝公司融资将近195亿美元。可是，美国方面向澳大利亚鼓吹“中国威胁论”，要澳大利亚积极扩张军事，应对中国的威胁。澳大利亚社会出现了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怀着强烈的抵制心理。这虽然可能不是力拓并购案流产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商品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在全球铁矿石市场，中国的铁矿石购买量占一半份额，在买方市场中应该最有发言权，对价格的影响力也应该最大。
可是，事实是中国对于铁矿石价格几乎完全没有发言权。过去五年，铁矿石涨价500%，中国为此损失高达7000亿美元。
在这两年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希望铁矿石在涨价500%的高台上下调40%，这么低的要求经过漫长的谈判，就是无法实现。
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因为这个价格根本不是由市场经济的原理决定的，而是由西方垄断资本和政府合谋决定的。套用郎咸平“中国最根本的不是缺乏金融人才，而是缺乏金融权力”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在铁矿石谈判中，中国所缺的不是谈判能力，而是定价权力。
而这种权力并不取决于市场本身，而是取决于市场背后的政治权力。
更有甚者，2009年9月11日，就在中国人大委员长刚刚送给美国一百多亿美元订单，尚未离美回国的那一天，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对中国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文件，这个明显违背WTO政策的错误规定，又一次嘲讽了自由贸易的原则。
像美国的资本家一样，美国政府从来不为自由市场的虚幻原则所拘束。
当然，西方政府也不是专门破坏东方买主对西方公司、股权等等的收购，他们实际上没有用法律规定什么可收购、不可收购的界限，而是根据每一单生意的具体情况，衡量利弊。
某一单生意如果在他看来对他们不利，他们就阻止它；某一单生意如果对他们有利，政府不但支持，而且充当操盘手或者说客。
西方人从来不被自己所制造的意识形态捆住手脚，他们任何时候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作出选择，对于教科书上的说教，他们收放自如、取舍随时。那些说教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姑且用之；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说到底，那些金科玉律都是用来规范别人的。
这就像法律一样，世界上的强权集团制定任何法律，自己都不曾打算过遵守，因为它本来就是用来制约被统治者的。西方强权集团给国际社会制定的游戏规则，也是如此。
我们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消费者，除了当奴隶、被掠夺，没有第二种可能。
中国人应该醒来。
为了促进中国的崛起，必须有一大批知识精英，创造出与此相适应的文化。
十九、中国人是西方奴隶吗？
就人性的基本特征来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没有两种人性。
有人认为西方人有一种高贵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东方人有一种卑贱低劣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这等于说地球上具有两种不同的人类。
实际上，上苍只创造了一种人类。上苍将人性所能秉持的一切特性，包括自私、残忍、贪婪、掠夺、屠杀等等丑恶的东西，和仁慈、悲悯、施予、互助、智慧等等美好的秉性，都很公平地赐予了人类的所有种族，甚至每个个人。
所以，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个人，都是天使与魔鬼的复合体。
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也有许多缺点甚至缺陷。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和民族的缺点与缺陷，进行了兴奋过度的描述与批评。这些描述和批评，一方面充满了偏见与臆测，另一方面当然也确有如实之处。
人性的缺陷浩如烟海，一个民族的缺陷也是一样，所以对于一个民族的任何负面描述和批评，都有至少一部分的如实之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对西方殖民者为我们总结的国民性（又称国民劣根性）提出质疑和否定，并且要费心费力来梳理之并反驳之？
那是因为，西方殖民者在描述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的国民劣根性时，他们暗中把自己作为正面的对应物摆在一个金碧辉煌的神殿里。
当他们说我们野蛮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文明的；
当他们说我们残暴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文雅仁慈的；
当他们说我们缺乏同情心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悲悯天下的；
当他们说我们缺乏诚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诚的最高代表；
当他们说我们缺乏爱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爱的最高体现；
当他们说我们自尊自大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谦卑而又平等的；
当他们说我们富于奴性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挺着脊梁过日子的；
当他们说我们“民族主义”时，同时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理所当然是代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世界主义者。
他们的直接结论非常简单明了：东方民族骨子里充满了劣根性，西方民族浑身充满了优根性。
这个直接结论背后还有一个最后结论，也同样简单明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方民族就应该接受西方种族的殖民和奴役，西方种族理所当然应该掌握全世界的权力和财富。
我不想枉费心力去批驳西方殖民者的“直接结论”和“最后结论”，也不想就“野蛮”、“残暴”、“缺乏同情心”、“缺乏诚”、“缺乏爱”、“自尊自大”、“奴性”等等负面描述为中国辩诬。相反，我认为他们对于中国国民和民族的这些描述和批评都含有正确的成分。
我想说的仅仅在于，这一切都不是中国独有的缺陷，甚至也无法证明中国在这些缺陷方面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比如西方民族更加严重一些。
人类是一种不完善的存在，具有无穷无尽的缺点甚至罪恶。中国跟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天然地秉持这一切缺点和罪恶，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所以，我决不会认为，中国国民是没有缺点、没有罪恶的。
那个天天标榜自己高人一等的种族，实际上跟中国以及整个东方世界一样秉持他们所批评的一切缺点和罪恶。由于他们在最近几百年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其犯罪能力和破坏性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种族。所以，如果一定要像西方人所力图实现的那样，把人类分作魔鬼与天使两个不同的等级，那么，正确的角色安排可能跟西方人所设定的方案相反。
当然，这种相反的安排，我也不想过于强调。
我只坚持一个观点，实际上只有一个人类，没有哪一个种族比其他种族更加高贵一些，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加卑贱一些。
西方殖民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的批评，实际上是强盗对于劫掠对象的批评。一边劫掠一边对劫掠对象进行道德批评和心理摧毁，本是历史上一切强盗集团的惯用伎俩，并无新鲜可言。
二十、西方人如此丑化中国人（1）
德国作家麦尔在《那不勒斯与那不勒斯人》中，描述了他在那不勒斯参观神父办的培养中国传教士的“中国学院”。他对所见的6位中国学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那心态、眼光和笔触，让人相信他所面对的乃是动物园中那些不熟悉的动物。
我们被领入另一个房间，那里出现几个中国人，穿着教士长袍……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为我们介绍他们的学习与生活，花了很长时间跟我们交谈。他们的脸是黄色的，但并不很黄，头发亮而黑，直直地盖住前额，额头很窄，奇怪的小眼睛，半睁半闭，但很灵活……他们的脸形椭圆扁平，鼻子扁而短，侧面看上去面孔没有任何棱角。他们总是像孩子那样不停地笑，笑时龇出满嘴的牙齿，他们的动作僵硬而沉重，正好与他们短小浑圆的身材相符……你甚至可以把这几个中国小人儿放在地上，卷成一个圆桶提走。他们拿出一张天朝的地图给我们看……还有一个有趣的小瓷塔，据说是南京的一个塔的模型。他们兴高采烈地给我们讲解……其中一个还给我们读了几段译成汉语的《旧约全书》，语音奇怪极了……另一个把嘴张到极大，用最野蛮的声调，给我们唱了一首中国歌。（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两广总督叶铭琛不幸被捕，被侵略者押解到印度，最后被英国侵略者折磨致死。英国人用这样的笔触描写一位中国官员，用以发泄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蔑视和仇恨。
叶体格非常健壮，个头很高，约五英尺十一英寸，长着稀疏的中国式胡须，醒目的扁脑门，一个满是愚忠思想的脑袋，圆滚粗胖的脖子，普普通通的后脑勺。头发几乎留到了头顶上，稀稀疏疏。我们这位大人真是头骨学研究的绝好标本。他的辫子灰白，又短又细。中国最小的猪的尾巴都比这位高官的辫子长。他脸庞厚重：下巴要比一般中国人粗壮得多，下颌和腮结实，是意志坚定顽固不化的标志。鼻子又长又扁，鼻孔呈钝角冲天。从侧面看，他的鼻子尤为醒目丑陋，从前面看，这个全身最困难的部位倒是有所缓和。那双蒙古细眯眼——是坐在我对面的最富表情的部位，像我现在描写的那样怀疑地盯着我。一般状态下，这双眼睛是他脸上唯一运动的部位，透出机敏与狡诈；但是我见过他在性命攸关时刻的表情：眼珠瞪得像铜铃，充满恐惧与愤怒。他的吻部外突，厚嘴唇，黑牙齿。因为他说，他家没有用牙刷的习惯。不过，这也是某些中国家庭的普遍习俗。（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事实证明，中国人并不天生地比其他民族具有更多的排外心理。几百年的中西交往中，西方人在中国人面前的自尊自大，远远超过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的自尊自大。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排斥和蔑视，远远超过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排斥和蔑视。西方人甚至缺乏基本的人文态度，常常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待。即使在惨遭殖民掠夺和屠杀的漫长岁月，中国人的全部反应也没有越出过反抗、妥协、理性地与之合作等等正常的反应模式。
二十、西方人如此丑化中国人（2）
如果说这些反应都很正常，我们为什么就这些正常的反应对中国人揪住不放？如果说这些反应是错误的，我们为什么对于错误更加严重的西方人不予以声讨，对于错误较小的中国人却要进行如此漫长的自虐式的所谓“国民性批判”？在中西交往的几百年历程中，究竟谁更居高临下自尊自大，谁从骨子里把对方看作畜生，谁更喜欢把对方列为掠夺和奴役对象，谁更喜欢把军队开到对方领土上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谁至今不懂得自我忏悔和自我调整，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精英群体更是以破釜沉舟的气魄，选择了全盘西化的文化发展战略。时至今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学科结构和文化制度已经基本上搬用了西方模式。在人类社会应对欧美强盗殖民掠夺和征服的整个历史时期，率先摆脱西方奴役并迅速强大起来的是日本，中国大致能算是第二个摆脱奴役的东方大国，经过一百年极其艰难的自救和奋斗，目前终于在经济上一定程度地有所崛起。日本和中国的成功，直接得力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制胜策略，由此证明这两个国家在文化适应能力上超群出众。
在我们的老大帝国选择全盘西化的文化发展战略百年之后，欧美主流社会却始终是一副傲视群小、睥睨天下的老大心态，挖空心思证明天底下只有他们的文化是正宗，只有他们的发展模式是正道。其他一切文化都被他们定性为邪教、邪灵，从来不曾投以正眼，而只施以蔑视、压制和毁灭。
不独中国为然，在惨遭西方殖民并被迫卷入所谓全球化运动之中的所有非西方民族，或多或少都跟中国和日本一样，表现出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适应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只有西方自身，基本上拒绝适应和调整，依然在一厢情愿把自己看作天下至尊的中心和老大。
西方殖民者批评中国和其他东方民族的自尊自大和自我中心意识时，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种自尊自大和自我中心的意识，也不是打算跟这些殖民地民族一起克服人人皆有的这种文化心理。他们的目的在于，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文化压力摧毁所有其他民族的自尊自大和自我中心的意识，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那个唯一保持着自尊自大和自我中心心理的种族——西方白人种族——的奴役。
史密斯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评，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意图。
玩了几百年的一个意识形态游戏，其谜底竟然如此简单。
二十一、在乾隆与殖民者之间，你支持谁？
至于英国人想在中国做生意，乾隆根本没有拒绝，而是让他们按照当时的惯例，以当时的中西贸易中心澳门为基地进行交易和其他活动。乾隆的处理不但符合当时的国际惯例，也符合今天的国际交往准则。
当时的英国人之所以不能容忍乾隆的意见，是因为这种法度不利于他们前来进行殖民掠夺。为了达到殖民掠夺的目的，他们才不愿意尊重中国人的选择，才对乾隆的态度进行政治上的批判和道德上的否定。
今天的中国人谈起这场礼仪之争，多半批评乾隆朝闭塞浅陋，不懂国际社会的习惯，要求英使下跪过于无理。尤其是那封乾隆爷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复信，遭到非议尤多。
难道一定要乾隆皇帝给英国强盗无条件奉送几个岛屿，供他们做殖民中国的基地，这才算不荒谬吗？
实际上，强烈的荒谬感是那段荒谬的殖民历史启示给我们的。而造出那段荒谬历史的责任者是谁？是乾隆这个人，还是乾隆的汉族臣子执笔的这封信，还是用枪炮逼着中国购买毒品（鸦片）的英国强盗？
这样明白的事情还用得着多问吗？
既然责任在于罪恶的英国强盗，我们为什么总是批评当时的中国朝廷怎样无知，怎样荒谬，而不是更多地谴责英国强盗多么贪婪、多么无耻？
对于这则公案，中国学者应该改变立场。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也不能理解乾隆思维的合理性？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按照英国等等西方国家的腔调来批评乾隆、批评清朝？
清王朝压迫汉族两百多年，我们对他们没有好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英国、俄国、日本等等殖民国家与清王朝之间，难道我们只有选择站在英国、俄国、日本一边才是正确的吗？
在鸦片战争中，难道我们应该帮英国人说话？在《瑷珲条约》中，难道我们还应该要求清王朝给俄国的割地更多一些？难道干脆把整个东北全部送给俄国我们才开心？
在甲午海战中，难道我们应该为清朝舰队的覆亡而欢呼？难道那殉国的不是我们汉族人？受辱的不是我们中国人？葬身海底的不是中国人的财富和尊严？
在八国联军屠杀中国时，难道我们还要要求那些外国屠夫将清王朝的子民屠杀得更多些才解恨？
在《辛丑条约》中，难道赔给外国强盗的四亿五千万白银不是中国国民的血汗而是大清的血汗？难道非得要大清赔上十个亿我们才能解恨？
在清朝和西方殖民者之间，跟我们的利益捆绑得更加紧密的肯定是清朝。就此而言，我们也应该站在清朝一边。
清朝每挽救一寸国土，每挽救一两白银，都是在维护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利益。而西方殖民者的任何掠夺，都是使我们受到绝对的伤害和损害。
连义和团都懂得的这个道理，今天很多国人竟然不懂。他们不但不能理解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就是当时境遇中爱国精神的具体表现，甚至连义和团本身也被这些人妖魔化了。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笔下，义和团跟魔鬼完全是对等的概念。
西方人对于义和团的妖魔化是他们对于中国妖魔化的一部分，当我们按照西方人的立场、眼光、利益来批评义和团、批评清朝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维护西方人的立场和利益。
中国长久的失败使得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被西方人洗脑了，我们许多人不自觉地成了洋奴，成了西方立场的坚守者、西方利益的维护者。这些人给中国造成的伤害，是西方殖民者给中国造成的伤害的延续。
五百年来，西方在殖民扩张的漫长历史中，已经了解了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文化，试问他们何曾有过一丝乾隆回信中所表达过的这种宽广、远大、雍容的文化胸怀？
不但以前忙于烧杀抢掠的时代他们不曾有过此等识见，即使是今天所谓全球化时代，他们也不可能有此觉悟。
因为他们只想着榨取他人的财富和血汗，根本没有心思正眼瞧一下别人的生活；因为他们为了保持掠夺者的心理优势必须无条件地否定所有其他人的文化和社会，而从来没有精力考虑其他人的文化和社会实际上是不是具有合理性。
西方民族要想达到乾隆回信中所体现的文化胸怀，必须在经历大约一百年的挫折和失败之后。这种不可避免的挫折和失败，将会伴随着西方世界的衰落接踵而至。这种衰落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所以他们的挫折和失败也为期不远了。
而乾隆帝表达这种文化胸怀的时候，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失败过的大清皇帝。
二十二、拿破仑为何支持中国人
即使是那场礼仪之争，恐怕也不能一味谴责中国王朝的傲慢。当时西方的大政治家拿破仑的看法就跟马戛尔尼不一样。1817年，被英国军队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会见了刚刚从中国归来的英国使臣阿美士德。阿美士德率领着英国第二个政府使团，再一次浩浩荡荡出使中国，却因为见面礼仪上出尔反尔，在约定觐见的日子声称所有正副使臣都身体欠佳，拒不入宫，结果给中国政府赶出国门。
拿破仑仔细研究了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文字材料，认真听取了阿美士德关于中国之行的介绍。他对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不给中国皇帝下跪提出了批评。
他说：“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
拿破仑坚定地认为，外国使臣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习俗给出使国行礼，而必须按照出使国的习俗给出使国君王行礼。为了加强表达效果，他甚至用了一个粗俗的说法来阐明这个道理：“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作为英国的俘虏，拿破仑的评价无疑包含着对于英国的不恭。但是拿破仑是当时国际舞台上无可匹敌的大政治家，他的看法肯定包含着当时欧洲世界所理解的常识性道理。
马戛尔尼使团出发时，内务部长敦达斯还特地谆谆告诫：“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您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仪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
敦达斯的嘱咐既包含了外交常识，又非常具有政治含义，其实就是要求使团不要因小失大。
可是马戛尔尼使团在礼仪上没有起码的协调能力，以至于完全没法就自己的使命展开任何外交努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想当年，战国时代的中国外交家张仪怀揣阴谋走天下，人人都知道他怀揣阴谋但是他依然处处得手。
马戛尔尼同样也是怀揣阴谋走天下，却被清王朝有理有据地拒绝得干干净净。他不思反省，却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了目标国的礼仪体系的一个下跪细节上。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如此僵化，作为一个外交家他如此迂腐。浩浩几百人，奔波近一年，不得不灰溜溜地空手而归，只给历史留下了偷偷摸摸和气急败坏两个特写镜头，以及将一切过错归咎于他人的思维模式。
如此恶劣的表现，为什么不是表现了英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呢？难道马戛尔尼及其使团的表现，还有什么优根性可言吗？
尤其荒谬的是，第一个使团因为礼仪之争无功而返，当他们派出第二个使团时，本应明察前车之鉴，出发之前应该就礼仪问题达成某个定见。可是他们竟然稀里糊涂就出发了，到了双方约定觐见的日子，竟然极其不严肃地声称使臣身体不适，中国朝廷网开一面，严肃地准允他们副使觐见，他们竟然声称两位副使也生病了。
似此等鄙陋、嬉皮士风格的外交行为，乃是世界外交史上极其少见的笑话。如果日后这个国家不是用枪炮和屠杀弥补了他们的这种鄙陋、狭窄、固执、少见多怪，那么天天坐在那里反思国民劣根性的也许就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
可是，这帮僵化、迂腐、鄙陋的外交使者，这帮想掠夺财富和土地而又一时无法得手的潜在强盗，在连连演出外交丑剧之后，却一口咬定是中华帝国的僵化和自大让他们丢丑了。之所以没有人嘲弄和批判他们的此等劣根性，仅仅因为他们凭着军事工业的技术优势，成为了征服一切的强者，而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什么种族优越性。
当时的满清朝廷没有给这样贼头贼脑、戏弄王朝的丑陋外交官治罪，而仅仅是勒令他们赶紧离境，这已经是非常宽厚的举措。
那些站在今天的立场谴责清王朝和乾隆爷，为英国政府和马戛尔尼使团辩护的人，显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先在的判断：清王朝和乾隆爷代表着落后的文化、僵化的制度，所以是错的；英国政府和马戛尔尼使团代表着先进的文化和制度，所以是对的。
事实上，两个平等的国家在外交上是没有先进落后之分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制度，必须相互尊重、彼此协调。乾隆皇帝给乔治三世的回信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典范，两百多年之后他们依然没有看懂。www.readist.cn读家TXT书籍下载
二十三、美国人亨廷顿为何污蔑中国人
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殖民时代早已结束，然而西方主流学者打量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眼光，基本没有什么改变。享誉当今世界的著名作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就体现了这样的眼光。
亨廷顿说，中东地区与“他文明的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曾发生暴力冲突，很多在90年代仍处于暴力冲突中。”总之，中东地区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进而做出结论说，中东地区的居民具有“偏好暴力冲突的倾向。”
亨廷顿用统计学方法为自己的判断提供了足够有力的证据，他说，中东地区的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还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在讨论完了中东地区之后，亨廷顿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他说在世界上的大国之中，只有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了中东地区的国家，因为中国在其76.9%的危机中使用了暴力。这个比例比中东地区的国家高得多。
亨廷顿在对中东地区的暴力倾向进行了极力渲染之后，就这样隆重推出“中国比中东地区更加具有暴力倾向”，也就是“中国最具有暴力倾向”的结论。由此，他们苦心建构的中东地区的暴力和邪恶形象，突然成了描述中国人更加暴力更加邪恶的形象之铺垫。
看来这些结论很有说服力，因为有统计数字作为依据。然而对这些统计数字我有两点质疑。第一，在没有介绍统计方法的情况下，这些统计数字其实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因为数字不是事实本身。第二，这些统计数字的时间段，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对一头狮子统计他捕猎时间的表现，它频频出击的行为当然暴力倾向很强。如果你对另一头狮子专门统计他两次捕猎之间的表现，则他一直在闭着眼睛打坐参禅呢。这样的统计对于比较两头狮子的行为模式和性格特征，究竟有多少意义？
亨廷顿对于中国的判断实在耸人听闻。他以为一个来历不明的统计数字就能把一个民族的人文形象定格。即使亨廷顿所引用的这个统计数字是公正的，他所作出的结论也是极其不公正的。
中国在清王朝建立以后的两百多年中，几乎从来不到境外用兵。
直到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以后，中国才被迫跟这些强盗一次次交火。所有这些交战都是在自己的家园进行的，纯粹是自卫性质。连日本人池田大作都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战争，都是为了抵抗外族侵略，都是正义的。
中国近代仅有两次在境外用兵，那是为了履行宗主国的义务，倾全国之力帮助藩属国抗击侵略者。一次是帮助朝鲜抗击日本的吞并，一次是帮助越南抗击法国的侵略。如果没有西方强盗的殖民侵略，就不会有中国的对外用兵。
对于作为绝对强者的西方国家，有能力用和平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却长期杀气腾腾、屠戮天下、践踏世界，倒是应该予以反省和批评，若是有一点他们自己所标榜的“忏悔精神”当然更好。
可是，西方殖民者在拥有绝对优势和绝对控制力的情况下，还从来不吝惜他们的枪炮和屠刀。仅仅一个西班牙，就在美洲屠杀了1900万印第安人，这难道还算少吗？
有一项研究指出，亨廷顿的所属国美国，是二战结束以后向国外派兵最多、挑起战争最多的国家，1945-2008年63年时间，美国共发起或参加了全球30场战争。就是这个不到一年半就要到境外发动一场战争的国家的一个学者，竟然敢于指责其他国家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这样的学术已经不愿意面对基本事实，完全是一种为霸权服务的意识形态建构。他们为了建构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意识形态，不惜虚构他者的邪恶供其所用。
几百年来，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建构极为成功。他们不但掠夺了全世界的金银财宝，也掠夺了一些文化群体的自信心和判断力，甚至掠夺了许多人的灵魂。
中国人不难想起，我们批评自己的“国民劣根性”已经批评了一百多年，目前还在狠批，暂时还没有休止或者放松的迹象。而这种自我批评，正是由欧美人对我们的妖魔化描述逐渐发展而来的。
孟德斯鸠、孔多塞、赫尔德、杜赫德、黑格尔、达尔文、明恩溥等等，这些伟大人物在描述东方民族的奴性、野蛮性和劣根性上都显示出了杰出的虚构能力。
欧美的普通人需要一群这样的魔鬼用来帮助他们体验文明与自由，欧美的政治家需要一群这样的魔鬼用来作为组织民众、动员民众的粘合剂。
二十四、西方殖民者是索马里海盗的老师吗？
索马里海盗在西方殖民者面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学生拜老师罢了。西方人的暴力倾向和掠夺本性还能从印度洋贸易航线的命运中略见一斑。
从公元650年到1500年，印度洋航线上所有的商船都不需要军舰保护。那时候从东非到阿拉伯，再到印度和西太平洋，都是伊斯兰世界，这些权倾一时的穆斯林国家，从来没有试图用劫掠的方式从这条世界财富的血脉通道上获得好处。所有的船队都是和平贸易，航线上所有的港口城市都是不封闭不设防的。
中国的唐王朝占有巨大的贸易份额，未曾在此觊觎过贸易之外的便宜。明代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七下西洋，没有给这条航线制造任何麻烦。
可是从1500年开始，欧洲人将“武装贸易”的模式引入了印度洋，先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法国人，他们的军舰和海盗船耀武扬威地驶进了印度洋，从此，所有的商船要么不得不自己武装起来（由此增加巨大的商业成本），要么被迫向欧洲武装船只缴纳保护费（由此付出巨大的牺牲）。到了十九世纪，欧洲人凭着蒸汽船，完全控制了这条航线，阿拉伯、印度、中国的贸易都不得不听任他们搜金掠银。
至少自十字军时代以来，欧洲本土的征战屠杀，也一直十分肆虐。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打了116年，这种吉尼斯纪录只有欧洲人才能创造得出来。三十年战争更是热闹非凡，欧洲所有重要力量都卷了进来，战争时间是后来两伊（伊拉克、伊朗）战争的四倍。七年战争，从欧洲打到北美又打到印度，差不多打成世界大战。早期殖民大国西班牙和荷兰的衰落，就是因为打不过英国，活活给治死了。为了遏制法国崛起，如日中天的英国曾经每隔十来年就找借口跟法国厮杀，以便消耗它的国力。欧洲的边界难道还不够“血腥”吗？
到了二十世纪，正是欧洲人一连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而这两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正是欧洲基督徒之间的相互屠杀。厮杀的起因是什么？就因为他们掠夺东方世界的金银财宝和鲜血时，利益分配不均衡，于是强盗与强盗之间大打出手，这还够不上“内部也是如此”吗？
在那个黑暗时代，七个西方强盗曾经勾结一个东方强盗（日本）一起来屠杀中国，这种暴力倾向难道还不够明显吗？在那个黑暗时代，欧洲之外的全世界所有地区，没有哪一寸土地不曾遭到欧洲人的抢劫和屠杀。从土耳其到中国，从巴西到北美，从摩洛哥到马达加斯加，从菲律宾到新西兰，每一棵花草都遍体鳞伤。是全世界的鲜血养肥了那个贪婪而又残暴的“现代化”巨人。
人类历史上唯一杀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群是欧洲人，唯一先后十多次以宗教名义冲到外族进行大抢劫大屠杀的是欧洲人（十字军），唯一宣布亿万美洲印第安人不是人而是动物进而大开杀戒的是欧洲人，唯一宣布所有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的是欧洲人，唯一对大规模平民百姓使用过原子弹的是欧洲人（即其后裔美国人），唯一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群是欧洲人，唯一对一个散居的古老民族（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的是欧洲人。
二十五、摩罗为“大跃进”正名（1）
困窘之中谁都容易荒谬.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最近几百年西方势力能够征服全世界，基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技术优势。他们的军队凭借这些技术优势，在全世界锐不可挡。中国在被西方军队击败之后，经济上一直惨遭掠夺和遏制，本来作为世界首富的中国日渐衰落。毛泽东建立政权以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在经济上十分虚弱。
这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僚属们企图用大跃进的方式，尽快“赶英超美”，实现国家的富足和强大。对于刚刚摆脱殖民者之控制与掠夺，而且依然处于殖民者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之下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愿望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但是，在试图加速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没有实际经济效率的盲动（比如每个单位都动用没有技术保障的土炉自炼钢铁，炼出一些废疙瘩），有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行为（比如为了得到用土炉大炼钢铁的能源，毁灭大量森林）。
这种瞎折腾给中国的环境和资源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也鼓励了不用科学技术的方法，而用牺牲环境、浪费资源的瞎指挥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的不良作风。
大跃进运动的非科学、非理性表现，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教训和伤痛。有的人禁不住用国民劣根性的理论予以批评，说咱们中国人就是缺乏理性。
我不敢说这种批评没有道理。我只想说，中国人处于技术上落后、经济上贫穷、政治上孤立的困窘之中，出现急躁和不得法的盲动是不难理解的。越是急躁，越是找不到好的方法来提升自己，越是想讨巧，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欲速则不达”、“弄巧成拙”的道理。
在这种困窘中做出荒谬的举动，乃是人类社会很常见的反应方式。不只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难免如此；不只东方人如此，西方人也难免如此；不只亚洲人如此，欧洲人也难免如此。
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处于困窘之中的，还有很多从殖民者的控制中独立不久的其他国家。其中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之中，也都各有自己的问题和错误。比如，跟中国一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罗马尼亚，他们的经济建设之中，也常常出现那种急躁的盲动。
在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处决、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以后，新华社驻罗马尼亚记者（佚名）写过一篇《齐奥塞斯库覆灭纪实》，介绍了齐奥塞斯库政治上专制、经济建设上瞎指挥的一些行为。文章说，齐奥塞斯库为了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化工、机器制造和钢铁工业。
在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党政机关自上至下浮夸、作假成风。1988年齐奥塞斯库70大寿时，罗马尼亚报刊大肆宣传齐奥塞斯库著作在国外出版的盛况，罗报刊报道说在维也纳、纽约，以及在加拿大、土耳其等国都出版发行了齐的著作。知情人说，这是罗马尼亚派人出了重金买下了出版权。
1989年10月8日，他在未通知手下人的情况下到布加勒斯特几个大的副食商场视察，看到那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他十分生气，批评了有关部门。两天后，他在打了招呼的情况下再到这几家商场视察，看到那里的鲜肉、熟肉、奶制品花样繁多，十分丰富。他认为是他的“视察”使市场供应发生了变化。但他走后，农副食品又从货架全部撤掉。www.readist.cn读家TXT书籍下载
二十五、摩罗为“大跃进”正名（2）
我们再看看齐奥塞斯库在全国建设小型轧材厂的故事。伟大领袖齐奥塞斯库决定，设法让全国40个县每个县工业年产值都达到100亿列伊。罗马尼亚西南部的梅赫丁茨县虽已建成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但工业产值还是达不到100亿的要求。县领导决定根据齐奥塞斯库的指示建设一座年生产25万吨轧材的轧材厂，1979年开建，1987年建成。1988年全年只轧了17630吨小型钢材。齐奥塞斯库得知后十分高兴，下令在这里再建一套轧制20万吨钢材的生产线。1989年新生产线投入使用，全年只生产了48626吨钢材，远远低于实际生产能力。
这个给每个县提出经济指标，随意决定重大项目的故事，跟中国大跃进的故事是多么相像，简直是中国大跃进的翻版。
在这个故事中，缺乏论证的拍脑袋的决策方式、瞎指挥、走形式、仪式的做作，处处都是“非理性”的。对于习惯于把自己的民族看作劣等民族的中国读者来说，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不是外国的故事，而是中国的故事。可是，中国的故事不只是出现在中国，外国也有如此“中国化”的故事，这对我们来说，除了开眼界，应该还有另一番思考和收获吧。
本文无意于对大跃进做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评价，我只是反对把大跃进中一些非理性行为，作为论证中国国民性具有“非理性”特征的材料。如果根据一个国家的非理性行为就判定这个国家是一个“非理性”国家、根据一个国家的暴力现象就判定这个国家是一个“暴力”国家，这样的研究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
中国的确有很多非理性的现象，但是非理性现象决不是中国所独有。人在困境之中都难免做出荒谬举措，人在绝望之中都难免做出非理性行为，这是人性的一般反应模式，中国人在这方面并没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www.readist.cn读家TXT书籍下载
二十六、美国国父华盛顿是殖民头子吗？
有谁敢于相信，在美国的同一个地方，先后出现了具有因果关系的两次大屠杀呢？美国人的爱一定是大大超越于其他种族，才会有如此伟大的创举。
还是在翁迪特尼这个地方，距离上一次大屠杀83年之后，也就是西历1973年，就在当年大屠杀的现场，当年惨遭杀害的民族举行了一个纪念会。他们借此机会宣传苏民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要求美国政府的代表同他们的领袖展开83年来的第一次谈判。苦难的印第安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纪念会之后，美国政府悄悄杀害了他们300名部落成员。这些绝对弱势的“野蛮人”一个个悄悄地倒在自己的家园里。
在西方延续500年的殖民罪恶期间，他们遭遇了殖民地居民一次被命名为911的反抗，可是，被殖民地的人民和社会，每天都在忍受911式的屠杀和恐怖。简单地说，五百年殖民史上，每天都是911。今天的伊拉克人民、阿富汗人民，依然深陷此种悲惨的命运之中。
其实，自从那些基督徒踏上美洲的土地之后，印第安人就被驱赶着走上了种族灭绝的悲惨旅程。他们的土地被一片一片地霸占，他们赖以生存的动物群落被这些白人基督徒灭绝性地屠杀。白人基督徒在美洲土地上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制。他们不但将印第安人作为他们的奴隶，而且大规模地捕猎非洲黑人，运到美洲作奴隶。
除此之外，他们还奴役着成千上万的白人奴隶。
美国总统华盛顿在指挥独立战争的同时，就曾经四处张贴布告，通缉他的逃亡白奴。他还写过文章，介绍给印第安人剥制头皮的方法和经验。美国政府曾经大张旗鼓地鼓励美国市场上的印第安人头皮交易，以便鼓动全社会剥印第安人头皮的商业热情。
这些充满爱心的基督徒奴隶主，为了不让奴隶的生育影响到劳动效率，甚至剥夺奴隶的性权利，禁止他们发生性关系。
独立战争之前，英国殖民者在跟印第安人首领谈判的时候，这些伟大的清教徒将天花病毒患者用过的毛毯，伴着充满爱心的天使的微笑，送给印第安人，让他们因此大片大片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生物武器消灭自己的敌人（实际上是恩人）。基督徒不但是第一个使用生物武器的人，而且是唯一一个使用过核武器的人。基督徒的爱心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其他人种所不敢想象的奇迹。
许多人为基督徒殖民者辩护，认为这些罪恶发生在殖民时代，好像那就应该是一个野蛮时代，所有的罪行都可以一笔抹杀。可是，他们在殖民过程中，恰好是把其他人种命名为野蛮人并肆意屠杀，他们自己则以最高文明自居。再说，他们制造第二次翁迪特尼大屠杀时，已经是1973年。如果我们说美国在1973年还处于野蛮状态，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文明起来呢？
还有，他们对于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措施，那种隐性的大屠杀，至今没有停止过，每时每刻都在进行，都在发生。在五花八门的屠杀方式中，其中有一种就是将他们的孩子集中在学校里，一边灌输上帝的福音，一边将他们虐待致死。在北美土地上，无论是美国境内还是加拿大境内，一直在上演着这种爱心故事。
2006年底，加拿大联合天主教会神父加文·安妮特制作的纪录片《史无前例：加拿大的种族清洗》，在纽约独立电影节中夺得最佳导演奖。通过这出影片，加文神父揭露了加拿大天主教会与联邦政府一起对北美原住民进行的“有组织的系统性灭绝”的历史事实。
加文作为卑诗省的联合教会神父，因为发现并公开了教会在印第安人寄宿学校里进行谋杀的证据而被解雇。他个人的经历，与幸存者的回忆相交错，向人们讲述了加拿大一段种族灭绝的历史。
为了帮助印第安人摆脱受凌辱的悲惨生活，由基督教机构跟政府一起，对印第安人进行“有组织的系统性灭绝”，这种爱心是多么周全和高贵！
一位作者结合这部纪录片介绍了这种“有组织的系统性灭绝”行为的若干具体细节。
自19世纪末起，加拿大政府通过了“在数代人之内，使印第安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的政策。约1929年，加拿大全国各地成立了为数众多的天主教会寄宿学校。所有印第安原住民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均被强行送入这些学校中。进入学校后，天主教会便对这些孩子拥有完全的监护权，直至中学毕业。其生父母，只能有每年一次的探望。如此，寄宿学校对这些孩子犯下的种种罪行，而不为人所知。
这些罪行包括：殴打，电击，强行绝育，医学试验，饥饿，强奸和其他行虐待，以及谋杀。影片中幸存者，面带痛苦的表情，诉说他们的恐怖经历，教会学校中发生的黑暗历史逐渐浮现。
少女被强奸而怀孕，修女们因性虐待少男而怀孕。孩子们被迫挖掘坟墓，埋葬那些刚出生就要被遗弃的婴儿。
根据估算，100，000读过寄宿学校的学生，最少50，000人悲惨地死去。他们的尸体就埋葬在学校附近的荒地里。对他们的家人来说，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二十七、中国人天生就是奴性十足吗？
国家是一种恒久的、制度化的暴力，所有那些弱势部落，除了按照强势部落以国家的名义勒索的数字上贡纳税以外，还能有多少其他的选择？
这种别无选择的屈从，被后人命名为奴性。天长日久，怯懦、恐惧、忍辱、顺从以及忠诚等等性格特征，就出现在那些弱小部落身上。还在掠夺文明刚刚诞生的时候，这些奴性特征就已经在酝酿之中。到了奴隶文明繁荣灿烂的时代，这些奴性特征迅速发展起来。
既然奴性是身处恶劣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可以肯定，世界上每一个人类群体，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同表现形式的奴性，因为每一个人类群体，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遭遇过绝对险恶的生存环境。
在有史可考的几千年文明史上，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几成常态，谁都曾经遭遇过他者的侵占，谁都曾经遭遇过屠刀的威逼和凌辱，谁都曾经遭遇过异族的统治。弱势族群不是没有反抗过，但是反抗失败以后还得在奴隶的境遇中继续生存下去。
既然谁都曾经被征服，谁都曾经在屈辱的境遇中卑屈地残喘，那么为什么人们偏偏强调中国的屈辱历史，偏偏突显中国人的奴性呢？
我们不加分析地接受这种错误判断，乃是因为我们在一百多年来的连续失败中，滋长起了一种失败主义的悲情，在这种悲情的包围中，我们暂时失去了自信心，因而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
就拿中西哲人都爱拿来说事的元清两代统治而言，在蒙古人和满族人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事实上中国人的反抗是极为英勇、极为惨烈的，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不计其数。在暴力面前的失败并不是一个民族的过错，就像雅典等等城邦国家向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投降不是过错一样。
在反抗失败以后，偌大的汉族及其命运相连的其他少数民族，能拒绝生存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的祖先只能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寻找生存空间，这是极为合理的选择。如果一定要将这种选择命名为苟延残喘，将这种顽强生存看作奴性，那未免过于苛责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先。须知人类历史上所有被征服的民族，都不得不这样勉力生存。如果说这就是奴性，那也绝不是中国所独有，而是全人类共有的命运和心理特征。
近代欧洲人一直把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认作他们的文化正统，灿烂的希腊罗马文化成为他们永恒的骄傲。可是古希腊古罗马就没有失败和屈从吗？肯定不是。雅典等等城邦共和国，天天都在研究如何保证贵族与公民的权利，以便更好地统治众多奴隶和众多殖民地。那些奴隶和那些殖民地居民，也是希腊文化圈中人，他们在“城邦国家”的强权之下，不是也不得不屈从吗？为什么不将他们的屈从看作希腊国民性的一部分？在马其顿王权强大起来之后，希腊所有城邦共和国都在强大的亚历山大的刀剑下兵败投降，从此屈从于刀剑的统治，为什么不将古希腊人的投降和屈从纳入到古希腊文化传统之中，并将这种传统文化命名为奴性文化？
这种政权走马灯，表明在人类历史上征服与被征服是历史的常态。所有这些被征服者都不得不从血泊中爬起来，继续种族的繁衍，并在繁衍中相互影响与融合。有一些民族日后终于东山再起，重振雄风，赶跑了征服者，并进而征服了其他种族。有一些民族就在被征服的过程中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作为一个种族也就永远消失了。
每一次所谓征服，都是某一个种族逼迫其他一些种族就范，其中包含着长期的制度化的掠夺、压制、凌辱、屠杀。我们今天所知近代以来的殖民统治是十分残酷、十分血腥的。我们其实可以用这种殖民模式解释整个人类的历史。历史上所有政权的建立、所有统治集团的更替，都可以用殖民模式予以解释。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可是所有那些惨遭屠戮和殖民的民族都不得不从血泊中爬起来，在屈辱的殖民模式中继续繁衍生息。如果我们将所有在征服者的统治下继续繁衍生息，都看作逆来顺受的奴性，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种族都是很奴性的，因为所有的种族都曾经遭遇过这种逆境。
至于罗马，最早建立罗马城的罗慕路斯部落，所拥有的不过是地中海北岸的一个小小的村庄，他们经过了无数次征战屠杀才建立了罗马城。罗马城建立以后，他们更是四面出击，攻城略地无数。在残酷的屠杀与征服中，意大利半岛终于融合为一体。日后的屠杀与掠夺更加规模宏大，终于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和西亚、北非。
大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只是那么一个小小的群体，所有其他组织到罗马帝国之中的人群，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非洲人，都是被征服者、被统治者，也就是屈从者。就人口比例来说，作为征服者的罗慕路斯部落的后代，在今天的欧洲寥寥无几，欧洲绝大多数人都是当初被罗慕路斯部落所征服的人群的后代。欧洲殖民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祖先曾经失?和屈从的历史及文化，纳入到古罗马文化传统之中，并据此好好诊断自己的奴性和国民劣根性？难道中国人失败之后的屈从就是奴隶的性格，欧洲人失败之后的屈从就是大丈夫性格吗？